北大教授：工作肯定會消失，但原因不在於技術

上月圍繞“蘿卜快跑”引發的熱議，折射了AI技術進步導致的社會矛盾，特別是催生了新一輪的對技術取代人的恐懼。

害怕被新技術取代並不是最近才出現的現象。

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引入了製陶輪，這讓工匠們感到擔憂。

大約1455年，穀登堡印刷機問世後，抄寫員的技能變得無關緊要。

工業革命結束了數百萬人的農業生活方式，一個名為“盧德派”（Luddites）的秘密誓言組織試圖摧毀紡織機，這樣織工的技能就不會白白浪費。

如今，“盧德分子”這個詞被用來侮辱任何抵製技術創新的人；它意味著墨守成規者、無知的人、進步的障礙。但記者兼作家布賴恩·莫森特（Brian Merchant）的新書《機器中的鮮血》（Blood in the Machine，2023）認為，盧德主義並不反對技術本身，而是要在自動化麵前維護工人的權利。

《機器中的鮮血》的出版正值我們麵臨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一輪技術自動化浪潮——一些人將其稱為“工業4.0”。當今的“省力技術”威脅著新的工作類別：

客戶服務由聊天機器人完成；

亞馬遜正在銷售由ChatGPT撰寫的電子書；

設計師和插圖畫家的工作正被圖像生成器搶走；

翻譯人員被要求“整理”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稿。

莫森特使用了“初創企業”和“科技巨頭”等不合時宜的術語來描述早期的工廠和企業家，試圖與現在的情況相提並論。當然這種類比並不完全成立。

比如，盧德分子眼睜睜地看著一幢幢廠房在他們的鄉村小鎮上拔地而起，將傳統上由家庭或小作坊獨立完成的勞動集中起來。這些工廠的工人通常是兒童，其工作條件令人發指；肢體殘缺不全的恐怖故事最終推動了工廠的改革。

而今天，自動化的受害者並不那麽顯而易見。ChatGPT用戶看不到肯尼亞等國的低薪內容審核員，他們支撐著程序的輸出，執行著繁重的心理任務，而研究表明，這種任務會誘發P.T.S.D.。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基礎是人類辛辛苦苦生產出來的原材料：成堆的文本和圖像，程序將其處理成模式，然後重新混合成新鮮的“內容”。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器不同，人工智能並不一定需要更多的投入，它可以自我維持。

OpenAI的首席執行官山姆·阿爾特曼（Sam Altman）對《大西洋月刊》說：“工作肯定會消失，就是這樣。”

01

警惕技術沙文主義

阿爾特曼的態度典型地反映了一種可以被稱為“技術沙文主義”的現象，它圍繞著這樣一種信念而發生：技術始終是任何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並且本質上優於傳統或非技術方法。然而，這種觀點可能會導致人們忽視非技術替代方案，或用以蔑視對技術進步的合理批評。

技術導致社會不平等的最重要方式之一是技術本身的不均衡獲取。即使技術是可以獲得的，缺乏有效利用技術基本技能和培訓的個人也可能會處於不利地位。這可能導致數字鴻溝的出現，技術獲取方麵的不平等進一步擴大了現有的社會不平等。

此外，技術可以延續社會普遍存在的偏見和歧視，也可能對個人隱私和公民自由構成威脅，尤其是對可能受到更多審查和監視的邊緣群體。這些問題有可能加強和鞏固現有的社會不平等。

因此，深入研究技術進步的意外後果（通常稱為外部性）如何影響社會福祉至關重要。必須確定這些變化在社會和政治層麵上的影響，並思考當代社會製度如何適應和發展以應對這樣的挑戰。科技解決方案可能會引起不同社會利益和目標之間的衝突，所有這一切都在塑造創新的發展和實施方麵發揮著作用。這些衝突可能表現為社會爭端，源於對所感知的社會威脅的不同解釋。從政治哲學和社會學領域角度進行的分析可以在這方麵做出寶貴的貢獻。

一些理論家認為，這類發展體現了一種技術決定論，強調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主性。然而，更樂觀的觀點認為，負責任的技術使用、倫理考量和教育可以使個人能夠有效地駕馭這種複雜的技術格局。

02

反對技術中立論

技術被理解為社會關係的反映，因此不能以中立的眼光看待它。從這個角度來看，技術不能在社會背景之外進行設計。權力關係的不對稱被納入技術的實際設計中。

因此，選擇一個介於技術與社會之間的技術批判理論框架至關重要。

技術批判理論將注意力引向技術的社會條件建構和技術對社會的影響。批判理論探索物質和現象的辯證法，並關注體現人類特定曆史活動的社會現實，尋求解釋個人在技術背景下的地位、技術的權力關係、人與技術之間的中介，乃至技術的意識形態。

技術批判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指出：

技術的一個問題是，不斷擴大的工業基礎和技術主義社會秩序所強加的條件正在壓製人類的個性，而有利於標準化的效率。

人們對新的現代理性的出現也采取了同樣的批評態度，這種理性伴隨著工業化時代技術的發展，代表著大規模生產的基礎，並影響著其他社會關係。

技術批判方法基於這樣一種假設，即經濟和社會增長是由科技進步決定的，而科技進步歸根結底是一個政治問題，不能把政治問題簡化為技術問題，將其解決交給專家而非政治家。

雖然批判理論本質上是有價值重負的，但在我看來，它應該以中立的方式進行分析：技術既不應被崇拜，也不應被妖魔化；我們需要能夠識別技術的好壞兩方麵。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擁有改造技術的工具，令其潛在功能民主化。

這些問題很複雜，需要科技公司、政府、學術機構和整個社會的合作。我們很可能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努力解決這些問題，並有必要尋求永久的解決方案。

03

計算主導世界之弊

最近兩年裏，關於技術進步與社會發展之間關係的討論多了起來，一些人不無悲觀地認為，未來社會可能會朝著“高技術，低生活”的賽博朋克方向發展。現實中，以外賣平台為例，平台、騎手和顧客三方對於最佳效率的追求，確實導致了“算法決定一切”的霸權問題。

要認清背後原因，需要理解當今社會的本質。現代技術已經擴展到研究、開發和製造之外，滲透到公共和私人生活中，以至於它似乎正在創造一個以技術、人和大數據互聯為中心的社會。

技術、人工智能、人和數據的這種融合在實施過程中帶來了新的倫理和政治挑戰和困境。

一方麵，技術和人工智能正在徹底改變我們的環境，另一方麵，在我們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它們也在重塑我們；它們決定了我們的生活。這種“數字化轉型”目前正在挑戰現代社會中既定的二分法，例如主體/客體、公共/私人、消費/生產、思想/身體、工作/休閑、文化/自然等等。現在，我們可以談論一個需要新的闡釋和反思的數字公民社會。

在數字資本主義背景下，晚期資本主義的傳統物質生產和服務將重點轉向數據生產。經濟格局的這種變化非常重視用戶生成的數據，將經濟從物理領域轉移到虛擬領域，影響了個人在技術中的定位。

虛擬世界已成為宇宙“數據化”過程的舞台。首先我們看到的是一般的信息、知識與經驗的數據化，其次出現了將數據進行商品化的平台，數據經過分析，利用算法、人工智能、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來引入新的服務和商業模式。

從政治經濟學和批判理論的角度來看，這代表了一種新現象。在這種新的數字經濟格局中，中心焦點是數據及其生成，這標誌著一種通過公開共享數據進行資本積累的獨特策略。當下炙手可熱的人工智能其實也不過是這個進程的一部分。

在此背景下，認識到算法和新技術在塑造我們日常現實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我們經常使用這些技術，卻不了解它們的工作原理或背後的算法。結果，我們的社會現實變得簡單，導致計算主導世界。這種主導關係可能引發政治和社會衝突。衝突發生在市場經濟與數據共享之間，收集信息可能導致歧視、道德困境和認知偏見。個人權利與公共福祉之間也存在衝突，因為監控和影響個人行為可能會破壞他們的自由。

04

工作變遷是社會選擇

除了技術與權利的關係，在“蘿卜快跑”相關新聞爆發後，大眾對人工智能最為關心的，還是集中在職業替代上。一直以來，外賣、快遞和出租車司機這三項工作，都被戲稱為中年失業者的最佳去處，有所謂的“鐵人三項”的說法。AI無人駕駛不是完全的增量市場，而是對現有模式的迭代，對勞動力市場可能形成的衝擊很大。

然而實際上，擾亂我們工作的不是技術，工作不安全的本質是企業和政策製定者決策的結果。

當我們學習工業革命時，我們聽到了很多關於工廠、蒸汽機乃至動力織機的知識。我們被教導說，技術創新推動了社會變革，徹底改變了工作世界。

同樣，當我們談論當今的經濟時，我們關注的是智能手機、人工智能和應用程序。在這裏，人們也認為，技術的不可阻擋的進步顛覆了傳統的工作方式，逐步淘汰了有固定工資或薪水的員工，引入了獨立承包商、顧問、臨時工和自由職業者——即所謂的零工經濟。

其實這類說法都是錯誤的。勞動的曆史表明，技術通常不會推動社會變革。相反，社會變革通常是由我們如何組織世界的決定所驅動。隻是後來技術才突飛猛進，加速和鞏固這些變化。

對於任何擔心零工經濟的不安全性和其他缺陷的人來說，這一見解至關重要。因為它提醒我們，工作的性質遠非技術進步不可避免的結果，而始終是一個社會選擇的問題。它不是算法的結果；它是企業和政策製定者決策的集合。

以工業革命為例。早在19 世紀工業革命發生之前，18 世紀就發生了另一場勞動革命，曆史學家稱之為“勤勞革命”。在這場革命之前，人們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工作。例如，紡織品的生產依賴於獨立農民網絡，他們紡紗織布，獨立工作，並非工廠雇員。

然而，在工業革命中，製造商將工人聚集在一個屋簷下，在那裏可以分工和監督勞動。這是第一次大規模地將家庭生活和工作生活分開。人們不再控製自己的工作方式，他們獲得工資，而不是直接分享他們勞動的利潤。

這是工業革命的必要前提。雖然工廠技術會鞏固這一發展，但工廠技術的創造之所以可能，隻是因為人們與工作的關係已經發生了變化。動力織布機對在家織布的農民網絡毫無用處。

今天的數字革命也是如此。雖然它經常被描述為“第二機器時代”，但當前的曆史時刻最好被理解為“第二次工業革命”。這場革命已經進行了40餘年，包括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戰後時代相對穩定的雇傭勞動經濟的崩潰，以及後工業主義和服務經濟的興起。

在過去數十年中，我們看到零工的數量不斷增加。他們的工作涵蓋了各個收入階層，但都具有20世紀70年代後經濟中所有工作的共同點：臨時性和不穩定性。來自美國的數據顯示，在過去10年中，94%的新增淨就業崗位出現在傳統就業之外。目前已有約三分之一的工人和一半的年輕工人參與到替代性工作中，將其作為主要或補充收入來源。

互聯網技術無疑加劇了這一發展。但Uber等服務和TaskRabbit等在線自由職業市場是為了利用已經獨立的勞動力而創建的；他們並沒有創造這種勞動力。他們的技術正在解決本已不安全的工作環境中的商業和消費者問題。簡而言之，Uber是一種症狀，而不是原因。

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對零工（或自由職業）。這種新興的靈活經濟不可能全然是好或全然是壞。對一些人來說，零工經濟的興起代表著從企業壓抑的世界中解放出來。但對於絕大多數工人來說，零工經濟的“自由”隻是恐懼的自由。這是企業和雇員之間義務的割裂。這是現代社會曾經在我們的法律和習俗中努力爭取的保護的崩潰。

我們不能讓時光倒流，但工作不安全感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戰後時期成功讓工業化造福產業工人一樣，我們需要製定新的規範、製度和政策，讓數字化造福當今的工人。專家們提出了許多前進的道路——“可攜帶”福利、全民基本收入、工人重新分類——但無論選擇哪種方式，重要的是要記住我們確實有選擇權。

不安全感並不是技術進步不可避免的代價。隻有理解了這一事實，我們才能采取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