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萬斯在白宮舉行會談。對話過程中，三人發生激烈爭吵，澤連斯基提前離開白宮，原計劃在會晤後召開的聯合記者會被取消，美烏礦產協議也未能簽署。
WSJ News
這場對話，再次將俄烏戰爭帶到眾人的視線中心。從2014年的克裏米亞危機和烏東衝突開始，俄羅斯軍隊開始部分進入烏克蘭領土，到2022年2月，俄羅斯全麵轟炸烏克蘭的多個城市，標誌著全麵戰爭的爆發，時間已經過去多年。
目前看來，俄烏戰爭的局勢不容樂觀，和談似乎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今天的文章，我們將從戰爭倫理的角度來進行討論，誰應該來為一場戰爭負責？關於戰爭，國際法能夠起到怎樣的作用？
現實中，要評判戰爭中的正義性是一件不那麽容易的事情。關於戰爭倫理的討論很重要，對於普通人而言，它具有廣泛的意義。
*本期對談內容錄製於2024年
對談人：
袁源，政治學學者
王磬，旅歐記者
01.
怎樣判斷一場戰爭是否正義？
王磬：關於俄烏戰爭的正義性有很多討論。在西方，大多數人會認為，這場戰爭的性質是一場侵略戰爭。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交火都發生在烏克蘭的領土上，死傷的民眾也主要是烏克蘭平民百姓，被炸毀的主要都是烏克蘭城市。從這個角度上來講，這是一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
但也有另一些人會認為，這場戰爭的性質並沒有那麽簡單。比如，2022年2月普京曾發表了多場演講論證出兵烏克蘭的正義性。他提出，在烏克蘭東部的頓巴斯地區，存在對於烏克蘭境內俄語人群的壓迫、甚至是種族清洗，出兵是為了保護居住在烏克蘭的俄族人的基本權利。
再比如，有人會認為，俄羅斯之所以出兵也是被迫無奈，因為近年來隨著北約的東擴，逐步逼近俄羅斯的邊境，這讓ta們感受到了不安，認為安全受到威脅，決定先發製人。
兩年過去，各方的論據正在被揭示，有些觀點已經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這正說明在定義戰爭正義性的時候，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
從你的研究來看，我們應該怎樣判斷一場戰爭是否正義？法律層麵的正義和道德層麵的正義，具體來說有什麽樣的不同？
袁源：就我而言，討論戰爭問題最重要的著眼點就是戰爭的正義性。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道德信條，比如認為自己應該做一個善良的人。但是，移動到國家層麵，尤其是涉及到戰爭的問題，信息的有限和道德原則的複雜、含糊，導致人們容易陷入相對主義、懷疑主義，或者是虛無主義當中，不少人認為在戰爭裏談正義、談道德，是幼稚的想法。
但是，日常生活中，對ta人造成傷害，個體很有可能承擔良心負擔。而戰爭往往造成的是成千上萬的傷害，持續的生活上的嚴峻挑戰，以及長久的曆史傷痕，不可能是沒有道德性的。
《西線無戰事》
目前有兩套我們可以用來理解戰爭正義性的框架：一套是《國際戰爭法》，另一套是超越戰爭法的道德原則。
我們希望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契合的。最好的法律是能夠禁止不正義的行為，鼓勵、保護正義的行為。出於現實考慮，法律不一定能夠完全接近這個理想，但是它應該是我們用來衡量法律道德性的標杆。
先從國際法講起，國際法現在衡量戰爭性的標準比較簡單。二戰以後的國際法，尤其是在以《聯合國憲章》為根基的國際法下，侵略戰爭是被明確禁止的。被允許的戰爭隻有兩種。
首先是自衛戰。侵略戰爭被禁止，自衛戰是反對侵略的戰爭，作為侵略戰爭的相應麵，它就是正義。
但是國際法還開了另外一個口子，由聯合國允許的第三方幹涉可能是允許的。
比方說，一個局部地方的衝突爆發，不論是手無寸鐵的普通公民，還是被侵略的一方，不一定能夠僅靠自己的力量戰勝侵略，在這種情況下，有聯合國授權的第三方幹涉。它幫助避免類似種族滅絕這樣的人道主義災難的發生，也支持被侵略的一方重新恢複比較正義的、和平的格局。
在國際法上，隻有這兩種戰爭是正義的。但是現在國際法的這些基本原則，不能夠完全地適用我們關於戰爭正義性的道德判斷。比如，第三方加入的人道主義幹涉，聯合國的要求是非常有限製性的。
聯合國由世界上多個國家組成，不同國家的意識形態差距和政治目標差距非常大，即便一個衝突需要聯合國采取行動、需要有第三方幹涉去維係和平，但因不能夠達成一致，尤其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每一個國家都有一票否決的權利，很多時候，聯合國很難加以幹涉。
至於為什麽要有聯合國多邊的授權（authorization），而不是單邊的幹預，在俄烏這個問題上，可以看出背後的製度考量。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的主要依據是，在烏東的衝突當中，烏克蘭對說俄語的群體、少數族裔有嚴重的壓迫，甚至將之稱為“種族清洗”，俄羅斯當時用的術語是“單邊人道主義援助”。
如果我們沒有多邊的授權的話，單邊就可以進行第三方人道主義幹涉，這帶來的結果是，一個單獨的國家會為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以人道主義幹涉為名，進行實質上的侵略。
某種意義上，國際法有很多的限製，使得它不能在每一場戰爭上都給出一個最恰當的道德判斷。但是它的製度設計方案，有背後的原因和考慮。
02.
在這場戰爭中，
烏克蘭麵臨著怎樣的倫理問題？
王磬：俄羅斯作為戰爭的發起方具有很大的責任。戰爭打到現在已經兩年了，也對烏克蘭提出了一些道德責任。
比如，戰場現在處於僵持狀態。過去一年中，前線的形狀基本沒有變過。僵持狀態意味著，戰爭會越來越激烈，因為誰都沒有辦法打贏誰；意味著會有越來越多的人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死去。現在國際上也出現了呼聲，希望雙方擱置爭議，進行和談。
當時我在烏克蘭采訪的感覺是，全社會對和談並沒有形成共識。有的人希望恢複到2022年之前的俄烏邊界就可以，但有的人希望恢複到2014年之前的俄烏邊界，也就是克裏米亞也要收回來。
停火確實可以在短時間內停止更大規模的傷亡，但是什麽樣的條件之下，烏克蘭才可以接受停火？如果不妥協，很有可能談不成，但如果妥協太多，對那些已經犧牲的軍人和死於戰火的烏克蘭百姓來說，又是否公平呢？
在你看來，對烏克蘭的政府、烏克蘭的社會來說，這場戰爭中ta們可能會麵臨的倫理考量大概會是什麽？
袁源：你剛才介紹的背景，讓我們能夠非常直觀地理解到，僅僅說“自衛戰是可以的”是不夠的，因為即便是看似清晰的所謂的正義戰爭，背後依然很複雜。
我們現在拋開國際法，直接思考戰爭本身的正義性，在正義戰爭理論裏，有理論家們比較公認的基本原則。
第一，戰爭要有正義的原因，為了正義的目的，你能夠付出多少？第二，要考慮到相稱性（proportionality），放在道德的天平上，正義的目標應該比犧牲更重要，才能夠使用戰爭的方式承擔起這些犧牲，去追求正義的目的。
第三是必要性，戰爭會造成傷亡、難民問題，以及對整個社會經濟建設的阻礙，戰爭應該是萬不得已的最後選擇，是盡全力用和平的方式都無法實現的情況下，才考慮使用的方式。
《攔截》
我們可以先從這三方麵開始思考烏克蘭的困境。
首先，烏克蘭有沒有正義的目標？烏克蘭的目標不是單一的，首先我們要看到，它想要捍衛自己的領土完整、主權的獨立。如果說俄羅斯真正控製了烏克蘭，烏克蘭人民基本上沒有可能實現這個目標了。這是主權的問題。
另一個是領土完整的問題。如果烏克蘭不僅是俄羅斯的衛星國，而是直接成為俄羅斯的一個省，對它未來發展的路徑的限製有多大？
即便我們現在隻考慮它的東部領土，烏克蘭約20%的領土已被占領，這裏有烏克蘭非常重要的農業、工業，最大的核電站，還有海岸線。這對烏克蘭的國家命運，以及日後經濟發展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和談這隻是這整個棋局非常小的一步，更重要的是接下來會怎麽走。烏克蘭現在在捍衛的不僅僅是自己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它捍衛的是二戰之後，或者說是從1928年《巴黎反戰公約》以來，以和平為根本目標的國際秩序。
1928年以前，國際秩序是弱肉強食的叢林秩序，這在當時的法律上是有效的。簽訂《反戰公約》後，這不再是合法的。但是，因為某種意義上國際法是一種習慣法，要所有的人都相信，它才真的存在，所以《反戰公約》並沒有馬上變成國家的一種實踐。
1928年前的秩序，是“落後就要挨打”，但是1945年之後的秩序，是“即便落後也不會挨打”，國際社會需要尊重國家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
為什麽西方的很多國家會說“我們會捍衛烏克蘭”？因為俄羅斯試圖吞並烏克蘭，是新的國際秩序迄今為止遭到的最大挑戰。
如果烏克蘭現在確認割地，這是對目前國際秩序的回撤。現在的國際秩序不承認割地的合法性，一旦承認，就回到了1928年之前的秩序當中，但不承認它，又意味著什麽？現在是沒有退路的。
當然，回到把戰爭打下去是否值得的議題，這需要考慮到相稱性的問題，這些判斷都是非常難的。但是，當我們知道了烏克蘭打贏這場戰爭的重要性在哪裏，在現在的局麵下，我個人的判斷是，是值得的，並且國際社會應當進一步地支持。
剛才在講判斷自衛戰正義性的時候，提到了三點：有正義的目標、有必要性、有相稱性。還有一點是正義戰爭理論裏麵經常會講到的，叫做有合理的成功的可能性（reasonable chance of success）。
但是這一點非常微妙，因為戰爭能否成功不是一個孤立變量，它取決於整個世界在多大程度上相信這場戰爭的重要性並且願意給予軍事援助。如果相信烏克蘭堅決不割地的要求是合理的、正義的，你對它的資源就會越多，它勝利的可能性就會越大，這場戰爭就越值得打下去。
這本身是一個動態過程，這也是為什麽說戰爭不僅僅發生在戰場上，它也發生在媒體上，發生在人心裏。
03.
在這場戰爭中，
西方社會麵臨著怎樣的倫理問題？
王磬：這場戰爭其實也給國際社會拋出了倫理問題。烏克蘭與俄羅斯的軍事實力對比懸殊。烏克蘭前線的軍火基本依賴北約的援助，特別是美國的援助。
在最初的幾個月，西方社會處於同仇敵愾的狀態，它們相信烏克蘭正在打的這場戰爭，不光是捍衛烏克蘭領土的戰爭，也是捍衛當今自由民主秩序的一種戰爭。所以剛開始援助力度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們也會看到，隨著戰爭的拉鋸，短期內還沒有結束的跡象。與此同時，由於烏克蘭這場戰爭的持續，對西方社會，特別是對歐洲社會，造成了挺多民生問題，包括難民的湧入，包括在經濟上因為切斷了俄羅斯能源引發的全球供應鏈的一些動蕩。
《攔截》
在歐洲的社會，普通民眾開始有所感覺，生活好像沒有以前舒服了，物價飛漲，能源價格飛漲。對很多西方民眾而言，支持烏克蘭是ta們在道義上做的事。但如果道義的價格需要自己的生活來承擔，又會進入另一種考量。
以至於在過去的一兩年中，在一些歐洲國家的大選，號召反對移民、停止支援烏克蘭的民粹政客也獲得了很多選票。
剛才你提到，俄烏戰爭對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都提出了挑戰。在西方，很多人也提出，烏克蘭這場戰爭不光是自己的一場自衛戰，還是一場烏克蘭為自由世界打的戰爭。
如果西方社會從道義上，從客觀的利益層麵，都有意願維持二戰以來建立的國際秩序，在這個過程中，它可能麵臨的倫理選擇是什麽？如果西方社會給烏克蘭的軍援有如此高的條件性，這裏麵臨的倫理選擇可能會是什麽？
袁源：我想稍微補充一點。不是說烏克蘭的戰爭是捍衛自由世界的戰爭，因為烏克蘭的戰爭或者聯合國的秩序，其中包含的意識形態的光譜遠遠大於自由民主。
聯合國的成員國有190多個，很多國家是非民主國家。聯合國想尋求的是一種最低的國際底線。最低的國際底線其實不是自由民主，而是和平。
聯合國秩序其實是戰爭理論裏經常爭論的一個問題。聯合國在承認國家主權的時候，它的標準是比較低的。朝鮮也是聯合國的主權國家之一，因此朝鮮的主權也是在反侵略的範圍之內。
烏克蘭捍衛的東西是，我們不能再支持侵略，不能再以侵略的方式去獲得領土。這一點的公認程度遠遠大於自由世界所公認的東西。
我們要以反侵略為基本目標，這一點不僅僅是自由民主國家所需要的，它是所有想建立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的民族、人民、國家都需要的。
回到剛才的問題，對西方國家，ta們的道德判斷應該是怎樣的？尤其是ta們可能麵臨為了支持烏克蘭而付出一些犧牲，不管是生活的舒適度，還是難民的湧入，ta們會有一些成本，這個算計應該是怎樣的？
在倫理領域，“客觀上、道德上應該做”是一個問題，“你有什麽動機去做、有沒有充足的動機去做”是另外一個問題。
最好的世界是這樣的，你去做道德的事情恰好也符合自己的利益，不需要麵臨很大的犧牲。
不是每個人都要成為聖人，真正正義的、良善的製度，是讓人在做道德的事情時，同時也符合ta的長期利益。
但是在一些比較惡劣的社會環境下，有時候這兩者不一定能兩全——在你做正確的事情的時候，就一定能獲得個人利益。
《攔截》
在俄烏問題上，我現在覺得，它不是一個道德選擇和個人利益、利他或利己的問題，它是一個短期利己和長期利己的問題。
歐洲國家經常反對威權主義和侵略性狀態。對較有進攻性，會破壞和擾亂國際秩序的國家，它經常搖擺於“我們應該采取綏靖政策以換取一時安穩”，還是“采取更加強硬的政策”。
我當然不主張任何時候都激烈對抗。不跟這些國家合作，可以是不試圖把它們進一步並入國際秩序當中，不讓ta們從不管是經濟貿易，還是其他社會文化活動中獲益。
在很多情況下，那是整個國際社會應該去做的。但是在某些關鍵的節點上，對歐美社會的長期利益而言，進一步加強對烏克蘭的支持是有道理的，而不是因為短期的難民危機或者生活上的不便而停止支持。就像之前講到的，以和平為根據的秩序，長遠而言對整個人類社會非常重要。
另一方麵，俄羅斯會不會止步於烏克蘭，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不是道德和自利之間的抉擇，而是能不能看到長遠利益和短期犧牲之間的恰當平衡。
我們也可以再考慮，烏克蘭人受到的挑戰，跟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差距是非常大的。我們還能不能為ta們做更多，也為了這個世界做更多？其實還是有很多空間的。
當然那些蠱惑民心的政客，肯定會利用現在人們的這種不適和不滿，進一步煽動負麵情緒。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討論的是道德，如果我們現在討論的是，你作為一個理性的人去做判斷，到現在為止，不管是對歐洲還是對美國，對很多其他國家的人民來說，現在既符合自己長遠利益，又符合道德的方式是繼續支持烏克蘭。
王磬：明白，這兩者之間有一個連續性，甚至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04.
在中文世界，
俄烏戰爭的正義性為何如此模糊？
王磬：在過去兩年，中文網絡上關於俄烏戰爭的討論展現了另一個麵向。
中文網絡上對俄烏戰爭的正義性的判斷，並不像國際社會那麽一目了然。國際上對這場戰爭的一個基本認定是，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了入侵，這是一場烏克蘭的自衛戰。但中文網絡上對這場戰爭的定義是模糊的。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判斷差異？
袁源：這個問題可以從幾個不同的層麵講，因為有的問題不局限在中文討論中。
比如，關於預防戰可能是道德上站得住腳的，烏東究竟存在怎樣的民族關係，還有北約東擴究竟該負多大的責任。美國左派也經常講，但是美國左派會說俄羅斯有錯，北約也有錯，北約的錯說不定還大一點。
先談談預防戰。這個問題在俄烏戰爭中，是一個不斷被提到的正當理由，一種合法性的辯護。
北約的東擴使俄羅斯自覺生存空間越來越狹窄，被敵國包圍，所以它要提前采取先發製人的措施。一些人以這點作為戰爭合理性的辯護，就如之前提到的，有人認為國際戰爭隻有利益，沒有正義。因此受到威脅，就要發起預防戰。
但這種“一旦受到威脅，就可以提前防禦”的思考方式，可以正當化任何的戰爭，不管是屠殺、資源或領土的爭奪，因為都是利益。
所以我想先討論，有沒有一種更細致的方法去提出預防戰的正義性問題，它並非想論證所有戰爭都是正義的，它想討論：在敵國的現實威脅已經非常明顯的情況下，我是否真的有正義的根據發動預防戰？
《1917》
這個問題其實是正義戰爭理論會討論的問題，我們要先承認這個問題的合法性。但是正義戰爭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會做一些區分，比如預防戰的底層邏輯。
剛才說的這種邏輯，最根本的依據還是自衛戰本身是合法的、正義的，然後預防戰是對自衛戰的一種拓展。
在國際法中，即便是現行國際法，也允許自衛戰一定程度上的拓展。當一個國家馬上就要麵臨外敵入侵，比如說對方已經逼到邊境，隻是還沒有發出第一槍，但情報人員已經有詳盡的證據，這時我能否先發製人？這叫“preemptive war”，有時中文會翻譯成“先發製人之戰”。
“先發製人之戰”現在是國際上承認的，像以色列跟中東幾個國家在一九六幾年的一場戰爭，就是“先發製人之戰”。當時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對以色列造成的危機，減少了不戰鬥人員和平民的傷害。
那麽俄羅斯麵臨的情況和以色列是否一樣？“先發製人之戰”有一些關鍵定義，就是敵方已經有動機，且在準備行動了。這和“敵人強大了，盡管對方沒有動機打我，我就要開始發動預防戰”有區別。
我們可以以日常生活為例。如果某個對你抱有敵意的人向你發出死亡威脅，但ta還沒采取行動，這時你可以報警，警察也可以對ta采取一定的限製措施，因為ta具有犯罪動機。
預防戰動機不一樣的是，別人強大了，ta跟我的想法不一樣，有可能對我造成威脅。如果別人沒有攻打動機，其實ta是無辜的。這是預防戰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從世界秩序的角度來考慮，預防戰也是不可取的。
因為當你覺得預防戰是正義的，那就意味著對方也能發動預防戰。從俄羅斯和北約的角度來講，如果俄羅斯覺得北約威脅了自己，就發動預防戰，北約也可以秉持著同樣的原則，認為俄羅斯意識形態c不一樣，威脅了自己，所以發動戰爭。
這樣的世界秩序下，意味著沒有任何國家是安全的，因為任何國家都無法保證別的國家跟自己的意識形態、利益訴求一模一樣。我們不可能想象一種世界秩序是和平的秩序，同時認可預防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