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偉的新書《Other Rivers》這個月初已經在海外上市，相信很多人應該也知道了。新書內容看目錄能知道個大概，副標題——A Chinese Education——也很明了，有關於兩代中國年輕人的教學經驗，有前後20年的時間對比，有農村和城市的地域覆蓋，何偉應該有足夠的積累完成他關於中國的第五次著書。
在最近一次接受網媒《Keen On》采訪時，主持人問他“通過教育的棱鏡來思考中國是不是隻是偶然或者巧合”，他回答“肯定是有意為之（definitely deliberate）”。從和平隊項目結束之後轉型外媒駐華記者，後來完成埃及項目重新回到中國任教，20多年時間何偉一直跟學生保持長信聯係，維持對中國的觀察和寫作。重返後他接觸到新一代學生，他的女兒入學本地公辦學校，也回訪同樣做老師的涪陵學生，他跟同為作家的妻子一直有討論，並決定這樣的寫作計劃。
其實今天的推送並不是要講這本新書，畢竟我也沒看，主要還是想分享一下何偉宣傳新書期間在播客節目中提到的一些細節。這些細節跟他在川大兩年教學中發生的一些事情有關（當時都有過小範圍的熱議），可以看作是何偉比較深入的一次公開回應；而且跟需要隱藏自己情緒的嚴肅報道不同，播客節目中可以談到更多自己的感受。
到目前為止，我已經聽了四檔何偉的播客節目，內容總體來說都差不多，圍繞新書展開，不會離題太遠。何偉對比了兩代學生的身體素質、思想眼界、生活環境、教育政策、政治氛圍等方麵的不同，他每次談到涪陵學生的變化都難掩興奮，他也同樣很喜歡川大這批學生，肯定TA們的學習能力，欣賞TA們的問題意識，也很能共情學生們當下麵對的各種困境與壓力。
當然，還有很多內容在牆內“查無此事”。比如在專注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播客《Sinica》上，何偉就談論了好幾個異常敏感的話題，以至於有心人翻譯的這期節目的“簡中版”幾經“潔化”依然被消失。這再一次說明有些心思不是“想猜就能猜”的，正正呼應了何偉在評論“舉報”事件中某份“聲明”時所說的“by not being specific, authority remained broader and more flexible”。
關於那次“舉報”事件，何偉在2022年5月份《紐約客》上的文章《Expression Free of Limits the Learns China in Teacher A》（標題倒轉）已經寫得很清楚了。學生們的反應，管理層的處理，同樣遭遇的老師的分析，還有涉事學生（非舉報者）兩年後的道歉解釋，都有很細致的講述。而何偉在《Sinica》節目上還談到了當時的困擾。因為第一個學期就出現了這種狀況，肇事者在暗處，教學還必須繼續，學院不願做深入調查反而做淡化處理，他說：“It was weird how it was handled, like everybody was afraid…it weighed on me the whole time.”最後沒有別的選項，何偉隻好同意對外發布聲明，表示並沒有發生網上所流傳的事。因為這也確實並非一個正式的舉報，而何偉也希望避免再多生枝節，他在節目裏感慨：“I think that atmosphere is something that the Chinese teachers deal with a lot.”
另一個重點是何偉回應了關於中國防疫文章的批評。2020年8月，何偉在《紐約客》發表了關於中國疫情防控的第二篇文章，隨後漢學家白傑明（Geremie Barmé）公開致信《紐約客》編輯（通篇都是敏感瓷），大意就是指責其報道嚴重偏頗，有意忽略中國的社情大背景，為政府說話，幫官方宣傳。最後還以誅心比喻作結，將何偉與沃爾特·杜蘭蒂相提並論，後者被稱為《紐約時報》創刊史上報道最失實的記者之一，當年掩蓋了很多關於蘇聯的真實情況。我大概理解寫信人的憤怒根源，連我也覺得那種類似於“以結果論成敗”的說法過於簡單粗暴，但回到2020年8月的時間點，對比美國早期階段的糟糕應對，何偉認為中國的經驗教訓可以對美國有所啟示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四年後，何偉在播客中解釋，報道疫情是一件複雜的事情，它會經過不同階段。2020年3月，何偉批評過中國GOV在早期階段的各種混亂，2020年8月，何偉又看到了中國GOV在中期階段取得的部分效果，他強調這是一個疾病管控的故事，是關於公共衛生的報道（這裏明顯是針對白氏的政治化訴求）。來自美國的攻擊就是“cherry picking”，跟來自中國的“斷章取義”地利用他的文章一樣。
最後說說川大匹茲堡學院沒有跟何偉續約的事情。在先前那篇文章《A Teacher》裏何偉有簡單寫過，不續約的消息是因疫情滯留美國的院長通過電郵告訴他的，原因含糊其辭，前後不一，即便何偉提出可以簽長期合約或者調整課程，也遭到拒絕，直到他離開中國時也沒有一個合理的說法。在寫《A Teacher》時何偉還嚐試再次聯係院長，得到的回複是由於太忙無法接受采訪。事後何偉有跟其他教授討論過，綜合下來他覺得這可能是院長自己的決定，可能是基於某些不可明說的原因，比如疫情期間有人在網上不斷舉報他，又或者是白傑明事件（信中有質疑過何偉在中國的記者資格）。在《Sinica》裏麵何偉說：“He misread the politics, and he was not in China at the time, and he should have done his due diligence. He should have talked to people above him…The dean may have been reacting to that or other things, and decided this is a risk, which is true, it was a risk to have me there.”最後何偉無奈表示：“This is how the system works, like you create an atmosphere that makes people nervous, they make preemptive decisions to be politically safe.”
這件事還有一個小後續。在節目裏何偉說兩年之後院長又給出了新的解釋，說當年學校有很多人對他的教學表示不滿，認為他 unqualified，所以院方不得不尋找更符合資格的老師。之所以有這些內容是因為院長寫了長信給何偉新書的出版商，希望他們不要把續約事件寫進書裏，後來出版商隻好讓律師對接。
《Sinica》是英文播客，用母語表達，何偉會講得更流暢些，用詞會更精準些。不過幸好也有中文平替，就是得科學上網才能get到的BMB播客（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我不能明明白白地講出該播客的名字，希望大家自主明白）。節目最新一期袁主持采訪了何偉，全程中文對話，內容沒有《Sinica》多，但也有專為中國讀者量身定製的問題，比如《Other Rivers》會不會有中文版？何偉排除了“簡中”的可能，甚至補刀說，自己以前的書放到現在估計在大陸也很難出版。
作為一個老師，何偉體貼學生又富有責任心，作為一個記者，他又有觀察記錄者的細致與敏感。無論是“舉報”風波還是續約事件，他都首先照顧學生的情緒，學生Serena就續約事件想采訪院長而後被約談，何偉後悔自己沒有提供到正確的意見；而在白傑明事件後，他繼續低調處理，停止了跟美國一些機構的交流，也不做公開回應。他並不認為自己本身很重要，隻是當時他那個角色或者說位置很關鍵，因為已經有很多國外記者沒有拿到資格續簽，他感覺向外報道中國越發重要。他用vulnerable（脆弱）來形容自己的處境，教學中某種語焉不詳的氛圍，網絡民族主義的泛濫，疫情報道引起的爭議，中美關係的危機，每一項都暗示著壓力。
最後，兩個節目都問到了何偉未來的打算，他說接下來的寫作項目跟中國無關，但還是會希望能再次回來，不過他也深知，現在已經輪不到自己決定了:“We originally thought we might try to go back within that five year window, but it became clear that for all kinds of reasons, it’s not pos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