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快速推進的人口老齡化背景下，中國將迎來前所未有的人口死亡高峰。複旦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張震與老齡研究院教授李強通過數理人口分析，詳盡闡述了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征、演化機製以及對個人、家庭乃至整個社會的深遠影響。
這篇題為《中國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征與演化機製》的論文發表在最新一期《人口研究》上。《人口研究》是中國人口學會會刊，是中國最早創辦的綜合性人口學專業雜誌，國家一級人口學核心期刊。
這項研究指出，人口死亡高峰的形成受三個核心因素驅動：曆史出生數的波動、存活率的提升以及死亡率的下降。曆史上的出生高峰期，如上世紀60年代的嬰兒潮，如今轉化為老年階段的死亡人數激增。同時，隨著醫療條件改善和健康水平提升，更多人得以長壽，進一步推高了老年人口基數，增加了老年死亡數。
“雖然老年人口死亡數的增加是人口轉型的自然結果，但中國死亡高峰的來臨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對社會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兩位作者寫道。
長久以來，死亡人口並非人口研究的中心議題。盡管關於人口轉變、其機製及其對經濟與社會影響的研究汗牛充棟，但絕大多數研究關注的焦點在於生者，例如出生高峰、“人口紅利”、人口老齡化等伴隨人口轉變出現的現象。作者認為，有必要開發新的方法和模型，以滿足對人口死亡高峰深入研究的需求。基於此，本研究在梳理中國人口死亡高峰的發展趨勢與基本特征的基礎上，采用數理人口學的方法，對死亡人口的變化進行嚴謹分析，揭示其背後的演化機製，並結合分析結果探討人口死亡高峰的社會意義和應對策略。
從理論上講，死亡人口的規模受到出生數、死亡率和遷移率的影響。曆史上出生數的波動會在不同時間尺度上影響未來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死亡數變化。同時，考察出生數與死亡數的變化趨勢，有助於我們形成對人口動態的全麵理解。由於中國的國際人口遷移率極低，本文在分析中忽略了遷移率的影響。
中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生數經曆了先升後降的過程，伴隨著多次波動幅度逐漸減小的趨勢。建國初期，由於戰亂結束、社會安定以及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出生數迅速攀升，並在1949至1958年期間出現了第一次出生高峰。這一趨勢在三年饑荒時期受到衝擊，隨後，在災後補償性生育的推動下，出生數在1963年達到了2954萬的高位，此後保持在2500萬以上直至1972年，形成了1963至1972年的第二次出生高峰。
隨著生育率的下降，出生數快速減少。進入20世紀80年代，盡管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2-3之間，但前期的出生高峰人群進入育齡階段後，又帶來了一輪出生小高峰。此後，出生數繼續下滑至每年2000萬以下，直到近年一係列生育政策調整，尤其是2016年全麵二孩政策的出台，出生數曾短暫回升，但政策效應釋放後，出生數再度回歸下降趨勢。盡管政府和社會各界都在持續加大對生育的支持力度，但由於育齡人群減少和生育觀念的變化，預計中國未來的出生數大概率將在波動中維持在較低水平。
同樣，死亡數也經曆了顯著變化。1949年，中國死亡率達到20.0‰，死亡數為1083.3萬。隨著社會秩序的恢複，特別是醫療衛生條件的逐步改善，到1957年，中國的死亡率和死亡數分別降至10.8‰和698萬。在三年饑荒時期，死亡數一度反彈，之後再度下降。
進入20世紀80年代，死亡率保持在較低水平，從1980年的6.34‰緩慢上升至2023年的7.87‰，43年間僅上升了1.53個千分點。與此同時，平均預期壽命從1980年的67.77歲提升至2023年的78.20歲。然而，隨著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從1982年的4.9%提高至2023年的15.4%，死亡數開始持續上升，在2023年達到了1110萬。
盡管中國的年齡別死亡率仍在持續下降，平均預期壽命也在穩步提升，但隨著20世紀中葉後幾波出生高峰人群逐漸步入老年，中國人口開始加速老齡化，死亡數呈現快速增長趨勢，預計將在2061年達到峰值1900萬（95%預測區間為1557萬至2242萬），之後將逐漸下降。從2024年到21世紀末，中國將經曆總計12.3億死亡人口（95%預測區間為10.0億至15.0億），年均死亡數將達到1600萬（95%預測區間為1304萬至1944萬）。
與出生數的劇烈波動相比，死亡數的變化顯得更加平緩。盡管存在1963至1972年的出生高峰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出生小高峰，但死亡數並未像出生數那樣出現千萬級別的大幅波動，因此，單憑出生數不足以完全解釋死亡數的變化趨勢。實際上，盡管整體上平均預期壽命在持續提升，但不同出生隊列的人口規模、不同年齡和時期的死亡率及其下降速度存在差異，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才構成了人口死亡高峰的完整演化機製。
從2000年至2100年中國死亡人口在年齡-時期維度的變化趨勢（如上圖）看，中國人口死亡高峰演化態勢最顯著的特征是，隨著時間推移，中國人口將在老年階段形成一座死亡高峰。
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嬰幼兒階段和60至90歲年齡段，其他年齡段的死亡數相對較少，呈現出典型的雙眾數模式。在21世紀初的十餘年裏，嬰幼兒死亡數迅速下降，更多的嬰幼兒能夠活到成年；同時，成年人死亡數也在持續下降，更多的成年人能夠活到老年。由於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活到老年，而死亡終將不可避免，因此越來越多的死亡被推遲到更高的年齡，並在老年階段集中，從而形成死亡高峰。在這個過程中，死亡數出現了兩次明顯的躍升，首先是在2040年邁上一個台階，繼而在2061年達到峰值，之後逐漸下降。
基於年齡-時期維度的圖表，也揭示了死亡人口的隊列特征。中國曆史上出生數的波動塑造了不同出生隊列人口基數的差異，因此，即使在相同時期內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大致相同，不同出生隊列的死亡數也會存在差異。2040年死亡數邁上的一個台階對應的是1963年的出生高峰人群，這一出生隊列在2000年時為37歲，雖然這個年齡段的死亡率不高，但由於該出生隊列的人口基數較大，這一年年齡段的死亡數要大於前後年齡段（分別對應於出生高峰前後年份人口規模較小的出生隊列）的死亡數。同理，2000年38歲人口的死亡低穀對應的是1962年的出生低穀，這一死亡低穀在隊列方向上貫穿整個生命周期。
事實上，上述圖表中展現的人口死亡高峰的多次峰巒起伏基本對應著曆史上出生數的波動。盡管不同出生隊列人群的死亡曆程、從出生到老年的存活率以及進入老年階段的人口比例各有不同，但在將所有隊列的死亡數匯總後，很大程度上掩蓋了這些差異，從而使總體死亡數的變化趨勢顯得較為平滑。
2061年後，人口死亡高峰的峰值人數開始下降，這主要是因為進入21世紀後出生數不斷減少。由於嬰幼兒、青少年以及成年人的死亡率持續下降，越來越多的出生人口能夠存活到老年，因此，2010至2020年間生育政策調整帶來的出生數回升和之後的回落，都將清晰地反映在相應出生隊列死亡數的起伏變化中。
本文估算，2000至2035年出生的女性和男性能夠存活到65歲的比例分別為90%至97%和88%至93%，而這批女性和男性能夠進一步存活到80歲的比例分別為87%至96%和81%至89%（由於死亡率持續下降，越晚出生的隊列存活率越高）。由於絕大部分出生人口能夠存活到老年，因此，出生隊列人口規模的縮小能夠清晰地反映為老年階段死亡數的下降。可以預見，隨著出生數的持續走低，中國人口老年階段死亡數的下降趨勢將延續至22世紀，但即便如此，到21世紀末，中國人口死亡高峰仍將巍然聳立。
麵對這一挑戰，兩位學者呼籲政府和社會各界需提前布局，采取一係列積極應對策略。首先，普及生命與死亡教育，引導公眾建立正確的生死觀，營造尊重生命的社會氛圍。其次，加快安寧療護體係建設，提升老年人臨終生命質量，確保他們能在舒適與尊嚴中度過生命最後階段。再者，加強殯葬服務的中長期規劃，確保供需平衡，避免“死不起”“天價墓穴”等問題激化社會矛盾。最後，提供老年人權益保護與遺產糾紛法律服務，以應對未來數十年內可能爆發的法律案件。
這篇題為《中國人口死亡高峰的特征與演化機製》的論文發表在最新一期《人口研究》上。《人口研究》是中國人口學會會刊，是中國最早創辦的綜合性人口學專業雜誌，國家一級人口學核心期刊。
這項研究指出，人口死亡高峰的形成受三個核心因素驅動：曆史出生數的波動、存活率的提升以及死亡率的下降。曆史上的出生高峰期，如上世紀60年代的嬰兒潮，如今轉化為老年階段的死亡人數激增。同時，隨著醫療條件改善和健康水平提升，更多人得以長壽，進一步推高了老年人口基數，增加了老年死亡數。
“雖然老年人口死亡數的增加是人口轉型的自然結果，但中國死亡高峰的來臨速度之快、規模之大，對社會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兩位作者寫道。
長久以來，死亡人口並非人口研究的中心議題。盡管關於人口轉變、其機製及其對經濟與社會影響的研究汗牛充棟，但絕大多數研究關注的焦點在於生者，例如出生高峰、“人口紅利”、人口老齡化等伴隨人口轉變出現的現象。作者認為，有必要開發新的方法和模型，以滿足對人口死亡高峰深入研究的需求。基於此，本研究在梳理中國人口死亡高峰的發展趨勢與基本特征的基礎上，采用數理人口學的方法，對死亡人口的變化進行嚴謹分析，揭示其背後的演化機製，並結合分析結果探討人口死亡高峰的社會意義和應對策略。
從理論上講，死亡人口的規模受到出生數、死亡率和遷移率的影響。曆史上出生數的波動會在不同時間尺度上影響未來數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死亡數變化。同時，考察出生數與死亡數的變化趨勢，有助於我們形成對人口動態的全麵理解。由於中國的國際人口遷移率極低，本文在分析中忽略了遷移率的影響。
中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出生數經曆了先升後降的過程，伴隨著多次波動幅度逐漸減小的趨勢。建國初期，由於戰亂結束、社會安定以及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出生數迅速攀升，並在1949至1958年期間出現了第一次出生高峰。這一趨勢在三年饑荒時期受到衝擊，隨後，在災後補償性生育的推動下，出生數在1963年達到了2954萬的高位，此後保持在2500萬以上直至1972年，形成了1963至1972年的第二次出生高峰。
隨著生育率的下降，出生數快速減少。進入20世紀80年代，盡管總和生育率已經降至2-3之間，但前期的出生高峰人群進入育齡階段後，又帶來了一輪出生小高峰。此後，出生數繼續下滑至每年2000萬以下，直到近年一係列生育政策調整，尤其是2016年全麵二孩政策的出台，出生數曾短暫回升，但政策效應釋放後，出生數再度回歸下降趨勢。盡管政府和社會各界都在持續加大對生育的支持力度，但由於育齡人群減少和生育觀念的變化，預計中國未來的出生數大概率將在波動中維持在較低水平。
同樣，死亡數也經曆了顯著變化。1949年，中國死亡率達到20.0‰，死亡數為1083.3萬。隨著社會秩序的恢複，特別是醫療衛生條件的逐步改善，到1957年，中國的死亡率和死亡數分別降至10.8‰和698萬。在三年饑荒時期，死亡數一度反彈，之後再度下降。
進入20世紀80年代，死亡率保持在較低水平，從1980年的6.34‰緩慢上升至2023年的7.87‰，43年間僅上升了1.53個千分點。與此同時，平均預期壽命從1980年的67.77歲提升至2023年的78.20歲。然而，隨著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從1982年的4.9%提高至2023年的15.4%，死亡數開始持續上升，在2023年達到了1110萬。
盡管中國的年齡別死亡率仍在持續下降，平均預期壽命也在穩步提升，但隨著20世紀中葉後幾波出生高峰人群逐漸步入老年，中國人口開始加速老齡化，死亡數呈現快速增長趨勢，預計將在2061年達到峰值1900萬（95%預測區間為1557萬至2242萬），之後將逐漸下降。從2024年到21世紀末，中國將經曆總計12.3億死亡人口（95%預測區間為10.0億至15.0億），年均死亡數將達到1600萬（95%預測區間為1304萬至1944萬）。
與出生數的劇烈波動相比，死亡數的變化顯得更加平緩。盡管存在1963至1972年的出生高峰以及20世紀80年代的出生小高峰，但死亡數並未像出生數那樣出現千萬級別的大幅波動，因此，單憑出生數不足以完全解釋死亡數的變化趨勢。實際上，盡管整體上平均預期壽命在持續提升，但不同出生隊列的人口規模、不同年齡和時期的死亡率及其下降速度存在差異，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才構成了人口死亡高峰的完整演化機製。
從2000年至2100年中國死亡人口在年齡-時期維度的變化趨勢（如上圖）看，中國人口死亡高峰演化態勢最顯著的特征是，隨著時間推移，中國人口將在老年階段形成一座死亡高峰。
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嬰幼兒階段和60至90歲年齡段，其他年齡段的死亡數相對較少，呈現出典型的雙眾數模式。在21世紀初的十餘年裏，嬰幼兒死亡數迅速下降，更多的嬰幼兒能夠活到成年；同時，成年人死亡數也在持續下降，更多的成年人能夠活到老年。由於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活到老年，而死亡終將不可避免，因此越來越多的死亡被推遲到更高的年齡，並在老年階段集中，從而形成死亡高峰。在這個過程中，死亡數出現了兩次明顯的躍升，首先是在2040年邁上一個台階，繼而在2061年達到峰值，之後逐漸下降。
基於年齡-時期維度的圖表，也揭示了死亡人口的隊列特征。中國曆史上出生數的波動塑造了不同出生隊列人口基數的差異，因此，即使在相同時期內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大致相同，不同出生隊列的死亡數也會存在差異。2040年死亡數邁上的一個台階對應的是1963年的出生高峰人群，這一出生隊列在2000年時為37歲，雖然這個年齡段的死亡率不高，但由於該出生隊列的人口基數較大，這一年年齡段的死亡數要大於前後年齡段（分別對應於出生高峰前後年份人口規模較小的出生隊列）的死亡數。同理，2000年38歲人口的死亡低穀對應的是1962年的出生低穀，這一死亡低穀在隊列方向上貫穿整個生命周期。
事實上，上述圖表中展現的人口死亡高峰的多次峰巒起伏基本對應著曆史上出生數的波動。盡管不同出生隊列人群的死亡曆程、從出生到老年的存活率以及進入老年階段的人口比例各有不同，但在將所有隊列的死亡數匯總後，很大程度上掩蓋了這些差異，從而使總體死亡數的變化趨勢顯得較為平滑。
2061年後，人口死亡高峰的峰值人數開始下降，這主要是因為進入21世紀後出生數不斷減少。由於嬰幼兒、青少年以及成年人的死亡率持續下降，越來越多的出生人口能夠存活到老年，因此，2010至2020年間生育政策調整帶來的出生數回升和之後的回落，都將清晰地反映在相應出生隊列死亡數的起伏變化中。
本文估算，2000至2035年出生的女性和男性能夠存活到65歲的比例分別為90%至97%和88%至93%，而這批女性和男性能夠進一步存活到80歲的比例分別為87%至96%和81%至89%（由於死亡率持續下降，越晚出生的隊列存活率越高）。由於絕大部分出生人口能夠存活到老年，因此，出生隊列人口規模的縮小能夠清晰地反映為老年階段死亡數的下降。可以預見，隨著出生數的持續走低，中國人口老年階段死亡數的下降趨勢將延續至22世紀，但即便如此，到21世紀末，中國人口死亡高峰仍將巍然聳立。
麵對這一挑戰，兩位學者呼籲政府和社會各界需提前布局，采取一係列積極應對策略。首先，普及生命與死亡教育，引導公眾建立正確的生死觀，營造尊重生命的社會氛圍。其次，加快安寧療護體係建設，提升老年人臨終生命質量，確保他們能在舒適與尊嚴中度過生命最後階段。再者，加強殯葬服務的中長期規劃，確保供需平衡，避免“死不起”“天價墓穴”等問題激化社會矛盾。最後，提供老年人權益保護與遺產糾紛法律服務，以應對未來數十年內可能爆發的法律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