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約翰就在貢山、麗江、昆明三地的監獄中度過了31年。據約翰說，當時貢山監獄關押的人員有六七百人之多，後來人太多關不下，把他們轉到麗江，10個人的手臂捆著排成一排，經維西到達麗江。
我生在雲南，二十多年來從沒離開過這裏。印象中也沒有覺得這個地方很大，隻是用自己常住的地方來衡量，感覺就是群山之間的若幹個小地方組成了雲南。
中學地理課本上介紹我們，山地約占 84% ，高原、丘陵約占 10%，由此便可以想象，超過 4800 萬的雲南人就生活在僅占 6% 的河穀與盆地之間。
這裏的大部分城市散落分布著，也許飛機是最佳的出行方式。但因為經濟跟不上，機場大都設在旅遊城市。像我的父母，就至今沒有坐過飛機。上大學之前，我還沒有坐過火車，也分不清動車和火車的區別，但是也記得礦泉水瓶身上印的“雲南十八怪”之“火車沒有汽車快”。我們的主要出行工具就是汽車。
來到騰衝以前，我腦子裏自動形成的那張雲南地圖是完全模糊的，隻有從家到昆明的兩個點，最多記得經過玉溪。即便是旅行，也隻知道是從一個點降落到另一個點，然後就到了大理、麗江、香格裏拉，並不知道它們在地圖上如何相連。
騰衝之行讓我知道了早已如雷貫耳的“滇西環線”，有一部分是經楚雄、大理、保山，最終抵達騰衝。如果不是因為疫情，也許就可以連接芒市，還有瑞麗。
一路上看著碧綠狹長的怒江之水，於是忍不住想象，順著這條路往前開，或者順江而下，又會到哪裏。同行的朋友告訴我，順著怒江水流淌的方向就能到他家，貢山，最終這條河再流入緬甸。
到這裏，滇西環線中我最陌生的幾環出現了——但由於高黎貢山阻隔，便不能再繼續往前，隻能從騰衝原路折返，回到作為交界點的大理，再經由麗江、香格裏拉前往剩下的幾個城市：德欽、貢山、福貢、瀘水。這就是完整的滇西環線。
我並不熟悉的原因，可能是我至今從未到過怒江——這裏的怒江就不再指那條碧綠的流淌在峽穀之間的江河了，而是指怒江州，全稱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國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州。它在地圖上和我的家鄉所在地，正好處在一條對角線的兩端，應該算是離我較遠的地方了。
上學時的好友，是住在怒江的白族，她告訴我，在怒江，每一戶傈僳族人家的門口都種著一棵野櫻花，等到櫻花開的時候，班上的同學就開始輪番請假回家，因為當地的風俗是，櫻花開到誰家，誰家就過年。而新認識的一位朋友，則是住在藏區的傈僳族，平時會說藏語和傈僳語。他告訴我，怒江的藏族會取聖經裏的名字，瑪麗、瑪利亞，他們平時就用藏語喊出這些名字。
但是等到了騰衝以後，又有人向我提起對一山之隔的怒江的印象，就說是城市狹長分布，到處是高山峽穀，非常逼仄、險峻，又時常陰雨連綿，如果不是有很好的朋友在，感覺生活在那裏很壓抑。
這是我所聽到的關於怒江唯一不那麽浪漫的印象和回憶，但即便是這樣正反兩麵都有了，我也還是不認識這個地方，常常獨自想象它。有時候感情發生一些錯亂，甚至到了懷念的地步，懷念一個我從未到過的地方。
百科詞條裏介紹，它位於怒江中遊，因怒江由北向南縱貫全境而得名，包含瀘水市、福貢縣、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蘭坪白族普米族自治縣兩個縣和兩個少數民族自治縣 。這裏是中國民族族別成分最多、中國人口較少民族最多的自治州，還生活著人口數量較少的獨龍族和怒族。
我對獨龍族的印象就是一些照片中文麵的老人，她們從少女時代就有文麵的習慣，然後戴著那張“麵具”，再出現在世人驚歎的目光之前，就已經變成了白發蒼蒼的老人，好像她們生來如此。震驚過後也無法探究，那雙神秘的眼睛到底在看向哪裏。
在怒江州的詞條下麵，我讀到了相關的介紹，最後一行是：“獨龍族人相信萬物有靈，崇拜自然物，相信有鬼。”這最後一句，重重地打在我心上，心髒開始咚咚咚地跳個不停，一晚上都讓我心神不寧。好像是一個很短的咒語，讓我在一瞬間就連通了這個民族的信仰，不斷回想起小時候父母用來警示我們的各種鬼神，以及它們的名字。
雲南一共有 25 個邊境縣，其中怒江州就有三個，包含滇西環線中的三個城市，貢山、福貢、瀘水。福貢第一次出現在公眾麵前，是豐縣“鐵鏈女”的調查結果顯示，該女子名為小花梅，就是怒江福貢人，但始終真假難辨，有調查記者到了福貢當地，也無法確認“鐵鏈女”即官方通報中的小花梅。而瀘水則以另一種方式登上熱搜榜，傈僳族小夥的一段說唱迅速引起整個互聯網的效仿。貢山，就是我朋友的家鄉，他寫過一句讓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話：從怒江，看世界。
寫“邊疆、民族與宗教”係列第一篇的時候，我正在看一本講述獨龍江一個村子六十年變遷的書，後來我發現，那個村子就位於貢山獨龍江鄉。和“怒江”一樣，“獨龍江”既作為一條江的名字，也作為一個行政區劃名稱，二者皆可。
在當地，這種情況非常普遍，人們甚至還會按居住地來為自己的家族命名。村子裏的一座教堂被命名為“斯日佐”，也是因為教堂所在地名叫斯日佐，和教堂附近的家族名也一致。
這本書的目錄裏有一個信息，基督教於 1999 年傳入這個獨龍族居住的村子，和我的認知有一定偏差。因為基督徒將整個怒江稱為“福音穀”，在傳教士傅能仁的時代，基督教就已經在那裏開花結果。但我還沒讀到這部分，就先在一起“邊民外逃”的事件中找到了基督教的蹤影。
這次“外逃”的主要人群是當地的宗教信徒。作者於 2002 年 1 月 9 日對獨龍江的第一代基督教徒約翰進行訪問時，約翰講述了一件關於他自己的、也影響了他一生的事件。這個事件的影響還不僅僅隻是約翰本人，也涉及了很多和他一樣有著相同宗教信仰的人。約翰是這樣講述自己的故事的：
1957 年，他被當地基督教會交換到今天位於緬甸境內的木克木岡、庫屑一帶“教書”半年。回來後還是住在他原來居住的麻必利（現巴坡村麻必利村民小組），每天打柴五六背。回來後的第三天，他打柴回來，工作隊的人來到他家，用槍逼著他，把他押到巴坡關了一夜，第二天被帶到貢山縣城。
此後，約翰就在貢山、麗江、昆明三地的監獄中度過了 31 年（其中貢山 6 年，麗江 9 年，昆明 16 年）。據約翰說，1958 年 8 月，貢山監獄關押的人員有六七百人之多。後來貢山監獄人太多關不下，把他們轉到麗江，10 個人的手臂捆著排成一排，經維西達到麗江。
1957 年的“約翰被捕”事件，直接導致了 1958 年獨龍江巴坡、馬庫一帶的基督教信徒大量逃往緬甸。據當地基督徒迪新生估計，1958 年獨龍江逃到緬甸的人大約有兩三百人。這對於當時人口隻有 2000 多人的獨龍江來說，絕不是一個小數字。
當時中國對包括獨龍族生活的地區在內推行“直接過渡”政策，據有關資料：“直接過渡”這一政策，是在 1952 年（雲南）省民族工作隊到德宏景頗族居住區深入開展工作的基礎上，由省邊委秘書長馬曜到潞西西山進行專題調查後於 1953 年 8 月提出來的。經省委上報中央批準後於1954 年最先在德宏地區試行，之後逐步在全省情況相同的少數民族地區推廣。除了雲南的八個少數民族（景頗、傈僳、獨龍、 怒、德昂、佤、布朗、基諾）之外，還涉及海南的黎族和黑龍江、內蒙等省（區）的鄂倫春和鄂溫克族。
據怒江州地方史料記載：1954 年 5 月（雲南）省委提出，在階級分化不明顯的景頗、傈僳、獨龍、怒、德昂、佤、布朗、基諾族聚居區和部分拉祜、哈尼、瑤族居住的 66 萬人口地區，基本不進行內部的土地改革，而是應該以“團結、生產、進步”作為長期的工作方針，在黨的領導下，通過人民政府和先進民族長期有效的幫助，創造條件，逐步消除民族的落後因素，通過農業、手工業合作化道路，保證直接地但卻是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
在《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大辭典》中仍能找到這項政策的詳細說明，百度百科相關詞條恐怕也是從這裏摘抄的，介紹了“直接過渡”的具體做法，第一條是“宣傳黨的民族平等團結政策，進行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其他也大都是從中國人民政府工作政績的角度進行講述，挑不出什麽過錯，但始終讓人看得雲裏霧裏。
不過結合先前基督徒約翰所遭遇的事，正體現了這一時期居住在此地的民族與當時的新興國家之間的一種緊張關係，人們對於這樣一種社會製度的突變以及聲勢浩大的社會主義改造，感到無所適從，甚至滋生出了一種恐懼感，以至於這樣一種複雜的社會心態最終會化為具體的行動。
在雲南的其他邊境地區，類似事件也並非罕見。從這些事件中，可以直接感知到當時的政治氛圍，以及對於與主流意識形態不相符合的民間信仰的一種徹底的清洗。
注釋裏還有一份令我感到觸目驚心的統計，我也一並放在這裏。
據有關資料1958 年，位於雲南南部的滄源佤族自治縣外遷人數 14639 人，占全縣人口的 21.4%；1954 年 4月 14 日《思茅地委、思茅軍分區對今春以來外逃外遷問題的指示》中說，“自年初以來，邊疆外逃外遷事件不斷繼續發生。與往年比，其主要特點是，麵更廣，規模更大。截至 3 月底，共外逃 644 戶，2433 人。4 月以來，不但沒有停止，並有新的發展”；1958 年 4月 16 日，思茅邊防司令部給軍區的電報有如下敘述：1958 年以來，我區外逃嚴重，已達 3000 多人。其中瀾滄 1600 人，孟連 998 人，猛混 70 人，猛臘 166 人，江城 10 人。形勢仍在發展。外逃的特點是：1.普遍性。但瀾滄、孟連兩區最為嚴重；2.由二線以內繼續向縱深發展。開始是孟連、糯福區，現在深入到瀾滄、孟連內地；3.外逃人員 65% 是我基本群眾，並有骨幹積極分子、黨團員和政府幹部帶領，逃跑的地主富農隻占少數；4.整戶、整寨攜槍結隊，公開對抗，不聽勸阻；“大躍進開始以後，外逃人員大量增加。僅西雙版納自治州所屬景洪縣， 1958 年 9 月到 1959 年初，全縣山壩區外流外遷就有 7000 多人，其中，猛龍區就有 6900 多人。1959 年春，貫徹中央的一些鬆動政策以後，外逃人員大部分回來了。1959 年秋天反右傾，重新實行左的政策以後，邊民又大量外逃。扣除回流人員不計，從 1958 年 9 月到 1960 年 11 月，全縣 8 個壩區總計外逃人員 3411 人。麗江地委和軍分區 1958 年 4 月 16 日 22 時《對碧江武裝部電話請示要派部隊幫助勸阻邊民外逃的批示》中透露了以下情況：1958 年 4 月 15 日晚，碧江縣一區聯合鄉發現外逃 35 人。該縣得悉後，於 16 日晨組織 工作隊前往該村勸阻，但因路途太遠沒有追上。在返回中，又遇外逃者 18 人。工作組當即喊話勸阻。對方不聽，一直朝工作隊方向走來。民兵當即朝天打了兩槍。外逃者向民兵射毒箭，傷民兵 1 人。上午9時發生衝突，至下午4時衝突結束。我消耗子彈 200 多發， 打傷對方 7 人，我犧牲 1 人，傷 1 人。1958 年 12 月 6 日，中共德宏地委《關於少數民族外逃情況的檢查報告》中說：從今年 1 月到11 月 20 日止，已外逃 56267 人，占邊沿縣總人口的 14%。其中傣族和平土改區 27626 人，景頗族直接過渡區 24886 人。外逃者中，有國家供給幹部 189 人，工作幹部 62 人，小學教員 46 人，鄉幹部 75 人，州直機幹部 3 人，中央民族語言調查組 3 人。農村黨員外逃 181 人，占黨員總數的 16.1%。
從逃亡總人數和其中複雜的人員結構來看，也許“約翰被捕”事件隻是發生在獨龍江“直接過渡”時期的冰山一角。
僅僅是這些數據中不小心露出的一點破綻，就足以讓人聯想到那個悲痛的紀錄片《雪山上的謀殺》，歐洲登山隊的攝影師意外錄下了中國軍隊在西藏與尼泊爾邊境射殺試圖逃離中國的藏民的畫麵，如影片中的登山客所言，“人們竟因為尋求更好的生活而死”。但即便有了這段影像，中國政府仍宣稱這隻是“正常的邊境管理”。
而最近 BBC 關於新疆的報道中，黑客披露的文件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大辭典》中關於“直接過渡”政策的記載何其相似。或許也因為有了獨龍江在內的幾個少數族群聚居地作為曆史經驗，它已經進化出了一套更完備的應對方案。在一次關於香港危機的記者會上，BBC《廣角鏡》記者理查德·比爾頓問了中國駐英大使關於新疆營地的問題：“……據我所知這是拘留營，為什麽你不告訴我們這些營地的真相？”這位中國駐英大使的回答是：“首先，我要說沒有你描述的所謂勞工營，我們叫它職業培訓中心，它們的目的是預防恐怖主義。”
就像它習慣以工作政績來掩蓋“直過區”發生的殘酷往事，當無法否認“信徒外逃”、“邊民外逃”的事實時，於是就編造有“境外勢力”進來（獨龍江）“傳謠”，“說什麽過去在貢山傳教的外國人從飛機上運到境外許多物資，吃穿不完，叫怒江的教徒趕快搬到境外去享受。”這樣的話聽起來匪夷所思，那些外逃的信徒為什麽會輕信這樣的“謠言”而不顧艱難險阻長途跋涉要到緬甸去，講述者卻並不細說。
但我們從第一代基督徒約翰講述自己被捕的親身經曆，就已經可以窺見真相了。約翰被捕後，分別在貢山、麗江、昆明三地的監獄中度過了漫長的 31 年，他所見生靈塗炭，被關押人數竟多到貢山監獄都“關不下”。他們又做錯了什麽呢？恐怕這才是直接導致獨龍江的基督教徒大量逃往緬甸的真實原因。
當“直過區”成為曆史，2001 年再到獨龍江去，會在學校裏見到當地的老師在第一堂課上教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作為中國人，就要會唱國歌，其他歌不會唱可以，國歌一定要會唱。“國歌不會唱，就不是中國人了！”老師雖口口聲聲說著，卻總是把“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歌詞唱到《國際歌》的調上去。
（朋友跟我說，從前到怒江去采訪的老記者告訴他，高黎貢山上有很多民族今天還會唱國際歌，每個村唱一個聲部，問他們，就說是從老一輩傳下來的。也許那位當地的老師掌握的國際歌也是自己的祖輩教唱的）
早在 2019 年，新疆集中營的親曆者就描述過一個細節，關押人員每隔一小時就要站起來唱三遍國歌——“國歌不會唱，就不是中國人了！”與這個同樣是一竿子插到底，必須要見血的直線思維，毫無意外的吻合。
但隻能寫到這裏了，腦子嗡嗡地想起費子智的那段話，雲南是個奇特的案例，它是檢證中國文化及政治擴張的整體發展的試金石。它可以被視為某種模式，如果該模式在政治上是可行的，更進一步的擴張便會隨之而來；或者，它可以視為中國兼並原本非漢地區的可能極限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