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總統在上周的辯論中表現之糟令人震驚，他麵臨越來越大的壓力，要求他退出2024年大選。黨內有影響力的聲音要求他讓位。民意調查顯示，許多選民也希望他會這樣做。然而到目前為止，他仍在堅持。
這樣的陷阱有一個正式的名字：對正在失敗的行為做出承諾升級。大量的證據表明，麵對即將到來的失敗，我們往往不是重新考慮計劃，而是為這個計劃加倍努力。做鬥士比做放棄者感覺更好。
人類的悲劇之一在於，我們的大腦不是用來做出理性的決定，而是用來把已經做出的決定合理化。我們在沒有前途的職位上苦苦堅持。即使朋友勸告，我們也會維持不幸福的婚姻。即使候選人違反了我們的原則，我們也會支持他們。
我們這個時代一些最糟糕的領導決策都可以追溯到承諾升級。美國總統在越南發動徒勞的戰爭，在伊拉克尋找根本不存在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許多人因此喪生。正如喬治·鮑爾在1965年致林登·約翰遜總統的一封信中所警告的那樣：“一旦我們遭受重大傷亡，我們將開始一個幾乎不可逆轉的過程。我們的卷入程度將如此之深，以至於無法在沒有達成全部目標的情況下就停下來，否則令國家蒙受恥辱。在這兩種可能性中，我認為國家蒙恥的可能性更大。”
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商業領域：百視達之所以破產，是因為公司領導人沒有購買Netflix，而是將租用實體視頻的承諾升級。柯達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它沒有轉向數碼相機，而是加倍努力銷售膠片。
承諾升級有助於解釋為什麽領導人往往不願放鬆對權力的控製。失去高位會讓他們覺得自己正在失去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這讓他們的自我受到打擊，自尊心受到傷害。
當然，我們無法確定哪些決定最終會被證明是正確的。但是，由組織心理學家巴裏·斯托領導的數十年研究發現，在一些條件下，人們特別容易在命運多舛的道路上堅持下去。當人們對某項決策負有直接責任並公開支持這個決定時；當這個決定經曆了一個漫長的過程，結果已經近在眼前時；當他們有理由相信自己能成功時，承諾升級就有可能發生。
令人驚訝的是，拜登目前的處境符合所有這些條件。他於2023年4月向全世界宣布競選連任。他為競選投入了14個月的精力，現在隻剩四個月了。他以前也曾逆轉過不利局麵：許多選民在2020年大選前告訴民調機構，他太老了，事後看來，其他任何民主黨候選人都不太可能獲勝。
那麽，總統在做出這個重大的決定後該怎麽做呢？到目前為止，我們知道他召集了他的家人和高級助手。（據報道，他們都鼓勵他繼續競選。）這是一種很自然的衝動，但它不一定有幫助，因為最接近領導者的人恰恰是最容易受到認知偏見影響的人。他們對他的成功投入了太多的個人感情，也太容易忽視一些警示信號。
拜登需要的不是一個支持網絡，而是一個挑戰他的網絡——那些有意願把國家利益置於他的利益之上，並有能力冷靜評估他獲勝機會的人。這項任務需要這樣的人：他們與競選活動沒有任何關聯；他們的判斷力無可挑剔，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們不偏不倚；他們不擔心自己的職業生涯可能因此付出代價。（這個位置的理想人選可能是專業的預測員，因為預測員和民意調查員不同，民調人員告訴我們選民今天的想法，而預測人員擅長預測選民的觀點可能會如何變化。）
據新聞報道，內部人士擔心，迫使拜登退出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這是個擔憂不無道理。壓力會使人產生戒心。更有希望的方法可能是先讚揚他的變通能力，研究表明，這種變通能力可以讓人更願意重新考慮自己錯誤的決定。其次，詢問他認為繼續競選有何利弊。打破頑固思想的最好方法不是爭論，而是傾聽。當人們感到自己被傾聽時，他們會變得不那麽戒備，會更多地去進行反思。第三，問他什麽能讓他改變自己的想法。
“拜登總統，我欽佩你在兩黨之間架起橋梁的能力。這表明你願意進行艱難的對話，而擺在你麵前的無疑是一個艱難的選擇。如果是其他人麵臨這種困境，你會給出什麽樣的建議？很明顯，你有很多繼續競選的理由。你能不能列出你退出的三大理由？哪些信息會讓你相信最好不要繼續參選？”
當我與政府和商界領袖進行類似討論時，最大的困難是讓他們承認失敗的可能性是真實存在的。他們總是問我：如果我放棄了，然後又希望自己當初沒有放棄呢？然而，除了退出的遺憾，我們還需要權衡留下的遺憾。
對拜登來說，這可能意味著讓他想象一下，現在是2025年1月，他以壓倒性的結果輸掉了選舉：特朗普總統宣布大規模驅逐移民，擴大行政權力，並致力於廢除第22修正案，這樣他就可以獲得第三個任期。
這種做法可以幫助拜登看到，失敗會如何改寫他的政治遺產。曆史將把他記載為一個太晚才看到自己衰落的人。
我希望一些值得拜登信任的忠誠人士——但不是他的團隊成員或家人——能夠幫助他思考這些問題。我希望他能謙虛、正直地認真對待這些問題，不管這會讓人多麽不舒服。在上周的一次集會上，他告訴人群，“我知道該怎麽說真話！”更重要的問題是，他是否知道該怎麽聽到真話。
拒絕放棄並不總是一種勇敢的行為。它往往是頑固的僵化。拜登總統，為國家服務不僅僅是要站出來領導。它還意味著要有讓位的勇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