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幾年內，美國在移民領域發生了不少標誌性事件，如特朗普時期因美國與中國角力所引發的一係列移民政策收緊、南部邊境不斷增加的非法移民壓力、以及2024年初以得克薩斯州為首的邊境對峙等，而非法移民也作為一係列政治事件的“副產品”受到關注。
隨著2022年俄烏衝突的開始，烏克蘭難民成為了各路移民中最政治正確的群體，其中不少湧入了美國。此外近幾年來，來自美墨邊境的非法移民也開始引起外界注意——他們像一種荒誕的草根運動，時常能俘獲媒體的視線。
麵對這種混亂式增長的移民現象，美國也湧現出千奇百怪的問題和討論。對此，筆者大致分為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層麵。
首先是經濟層麵，主流的觀點是：非法移民填補了大部分美國的低收入勞動力缺口，甚至為其GDP增長做出了貢獻；與之對立的觀點則是他們分享了美國的各種公共福利，導致了更高的犯罪率，成為了發達社會的累贅。
其次，非法移民人數快速上升也引發了政治圈人士的關注。雖然絕大部分的非法移民和相當數量的新進移民並不能直接參與選舉，他們潛在的政治影響力不容小覷。今年是美國大選年，不少民主黨官員為了拉攏少數族裔的支持，正在推動給予非法移民投票權的法案。
最後，在文化層麵上，以泛左為代表的思想一貫主張“文化多元主義”，認為美國社會應該接納移民所帶來的不同習俗。這種敘事已經成為了一種“政治正確”，甚至要求公眾不能將這些移民稱作“非法”（illegal）而隻能說為未登記（undocumented）。而反對這種寬容政策的右翼群體，則以各種方式表達自己的不滿，並演化出文化歧視。比如杜克大學就曾曝出有一位教授反感華人學生說中文，並警告中國學生改換英文交流。
從這三個層麵來看，非法移民問題已經對美國的社會共識帶來了不小的衝突。
創造異鄉人——美國的共識敘事
在《創造異鄉人》這本書中，作者庫納爾·帕克（Kunal
M.Parker）縱觀美國的移民及公民身份史，得到了一個十分有趣的結論——美國的身份共識存在一個根本矛盾：它既需要特定的“異鄉人”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卻又不得不接受各種各樣的“異鄉人”成為自身公民。
作為移民國家，美國需要接收不同種族、膚色、文化、宗教的群體構建自身社會，卻又必須找到共同的敵人來確認自身的價值。帕克認為這種價值需求源自於殖民地時期美國絕對主導地位的白人群體，在尋求與歐洲獨立時，不得不給公民提供一個不同於其歐洲故鄉的獨立價值觀，以俘獲民心。
我們經常聽到的“五月花號”故事、清教徒精神、應許之地、以及後來的“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都是這一認知建構的結果。通過強調與他人的不同，美國建立了屬於自己的主權觀和權利意誌。當美國《獨立宣言》說到“不可剝奪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時，它的言下之意是：我們與你們不同，所以需要獨立，而這不是你們賦予的權利。隻有在民眾的認知中創造一個“異鄉人”的歐洲，殖民地才得以獲得人民的支持而獨立。這種創造異鄉人的敘事邏輯，也成為了美國文化發展中的習慣。
在18世紀時，還有很多“主體”參與美國的敘事：歐洲的貴族、天主教徒、美洲原住民、黑人等。而美國通過排異的敘事，建立起了以白人為主導的美國社會，然後一隻手將土地、金錢和權力從這些“主體”的手中抽出，改造成可以被私有化的“公共資源”，另一隻手則通過鞏固自身的一係列價值——所謂神授天命、公平競爭、私有製等等這些18-19世紀白人社會的特有習慣，慢慢演化成了資本主義、自然人權、分權政府等等西方國家的主流敘事。
然而，在現代化浪潮中，美國社會不得不賦予這些被迫“移民”（實則被販賣）到美國的黑人、土生土長的原住民、以及新興移民一個“公民”身份。同時由於越來越多的來自這些“主體”的社群或主動或被動地被收納進美國社會，美國也在不斷地稀釋著所有這些社群中“異鄉者”的概念。而當這些“異鄉人”不斷被美國名義上完全接納時，美國又該如何維護自身的價值共識？
Parker給出的答案是：渲染（rendering）。一方麵，美國建立起內部邊境（inner
boarders），將一部分公民變成隱性的“異鄉人”。而另一方麵，它則利用一些普世價值來渲染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等共同價值觀。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19世紀內戰結束後美國執行的種族隔離政策。
當《解放奴隸宣言》不得不打破圍繞黑人所建立的邊境時，重新統一的國家在它的內部建立起了“新邊境”——將黑人文化圈束縛起來，以維護美國固有的、以白人為主導的形象。在黑人成為公民之前，公民身份一直是美國白人的特權。
當“公民”喪失這種特權之後，它不得不轉移到住房、通行、服務等其它方麵上。帕克在書中也分享了華人移民在美國無法獲得公民身份、強迫繳納特稅等一係列不公正待遇，以及華人商會與之鬥爭的曆史。在這種視角下，標誌著華人自強獨立的唐人街，又何嚐不是美國內在邊境的產物？
此外，通常被視作對外擴張為藍本的“普世價值體係”，其首要目的亦是對社會內部的渲染。書中觀察到：自上世紀起美國參與和製造的對外戰爭，在文化上正是創造異鄉人的過程。從法西斯軸心、第二世界到恐怖主義中東，美國將戰場上的敵人化作文化上的反派，來樹立起本國社會的排外厭惡。
更進一步的是，這些戰爭逼迫美國內部那些來自“敵國”的移民與自己同宗同族、具有血脈和文化聯係的母國切割，加入一個“普世價值”的美國認同。但這手牌與前一手又自相矛盾，因為當這些外部邊境的異鄉人遷移到內部時，卻重新撞上了內部的邊境牆。
就像9·11之後的美國阿拉伯裔——無論聲稱自己多麽支持“自由民主人權”，等來的也隻是加強監聽的《愛國者法案》。在這本寫於2015年的書最後，作者不禁提問——已經適應了“創造異鄉人”的美國認知，如何在21世紀繼續維護這個已經千瘡百孔的共識？
非法移民——新時代的異鄉人
處於2024年非法移民浪潮下的美國，就如國際上的經驗一樣，“小院高牆”的政策非但沒能維持自身共識，反倒被自己所劃的內在邊境不斷侵蝕。大量的非法移民充斥著低端服務業、基礎或非法農業以及一些製造業。將這些行業和工作為紐帶，他們建立了以自身為中心的文化圈子。
在這張關係網內，有組織的非法移民可以獲得各種社會服務，而不需要直接接觸他們所踏入的美國社會。有些情況下，他們甚至可以不用學習英語，因為其所處的工作環境並不需要英文作為公共語言溝通。而維係這個圈子的，正是獨立於美國文化的、被“新邊境”所圈起的“異鄉文化”。
有一些觀點將這種現象稱為“奴工經濟”。通俗來說，他們認為美國依靠這些非法移民獲取低成本的勞動力，並不斷填補低端工作崗位的空白。誠然，大量的非法移民收入低於官方的最低收入標準，但他們也大多可以免去作為美國稅收大項的收入稅和財產稅。
相比之下，民主黨所構建起的“非法移民有利於美國社會”的敘事也無法令人信服。實際上，除去相對少量的服務業，更多的非法移民被投入到與社會隔絕的製造業與農業之中，在相關工業中形成了大量的非法勞動力聚集，甚至在這基礎上形成了人口走私。
美國對非法移民的接納，也不源於刻意的政策調整，而是源於兩黨因為自身利益互相推諉的副產品。同時，非法移民也無法完全填補低端產業的勞動力空白，因為有更多的較低端製造業需要一定的教育水平和法律身份，但它們扣除稅項後的收入反而沒有非法工作多，所以壓根招不到人。也就是說，所謂非法移民滿足勞動力短缺，解決美國經濟問題的敘事，無論是將其當作經濟神話還是人權噩夢，都是不恰當的。
美國的非法移民現象其實是一種“路徑依賴”的結果。在移民政策上，美國政府按照兩百年的“老傳統”——建立了一係列政策工具，將非法移民隱性地隔絕起來，成為一種低端的“異鄉人”。美國從稅單的要求、對公司勞動力選擇性的檢查及各州政府不同的政策待遇上，巧妙地將非法移民的活動範圍畫出界限，讓他們待在特定的社會角落，成為被敘事渲染下模糊的背景。
例如，加州各個地區生活物價的差別，就可以讓非法移民從特定的區域離開，形成不同的聚集區。不同地區的不同政策又可以不斷壓榨非法移民的剩餘價值，一些“天高皇帝遠”的非邊境州（特別是一些民主黨州），亦可以利用地理優勢吃移民政策的紅利，鼓勵非法移民正當化。這樣政客們既可以在博取少數族裔青睞的同時，又不用受到移民壓力的困擾。
而飽受移民壓力的德州，為了回應這種政策，在2023年累計向這些非邊境州運送了8萬移民。於是，由於種種繁雜的原因，非法移民被不斷地插入美國社會的縫隙，成為一種被忽視的文化背景。除了以黨爭為目的政治運動外，他們的社會聲音甚至不如那些有公民身份的無家可歸者。
正是由於非法移民正當社會地位的喪失，逼迫美國的（官方估計）1100萬非法移民形成了自身的文化圈，大多數以族裔為核心組成的社會團體成為了非法移民真正的生活範圍。由於社會信息的不對等，他們便通過人脈創造更有效的溝通方式，美國社會則成為了其賺錢的對象，而不是融入的對象。
長期以來，這些文化圈成為了美國國內的異鄉者，一種打工的代名詞，甚至是一個階級的刻板印象。這種排斥感最明顯的體現之一是語言的隔閡，以筆者曾在星巴克的工作經曆為例，就時常遭遇這類“我們vs.他們”的時刻。
當店裏缺乏會說西班牙語的員工時，隻會說西語的顧客就隻能在眾目睽睽之下與店員們互相比比劃劃，耗費不少溝通時間。這時，文化的隔閡感便充斥著店內：認為自己被耽誤的排隊顧客雖然因政治正確而極盡掩飾，卻仍情不自禁地向這些拉丁裔顧客投向鄙夷的目光。
筆者在此倒不是說隻會說西語就等於非法移民，而是在美國這個“種族大熔爐”中，確實存在著一種“非美國”的集體意識——它在文化多元主義的政治正確之下，隻有在這些“尷尬”的瞬間才會展現出來。而正如帕克所指出的，美國社會需要這種差異性來彰顯一種精英感；人們所認知的、亦是排除了非法移民的“精英美國”。
與美國曆史上的移民潮有所不同的是，本輪進入美國的非法移民由於與美國社會的接觸方式發生了變化，也逐漸走向了傳統非法移民敘事的對立麵。
曆史上，美國非法移民的故事有一個
“勵誌向上”的主旋律。他們被刻畫成向往美國價值的窮苦者，通過付出勞動和努力學習而逐漸融入美國社會，成為“真正的”美國人。在這種敘事下，融入美國社會是成功的代名詞和理想的目標。
然而，在近些年，特別是疫情之後，非法移民對“融入美國社會”的需求開始降低。大量缺失的低端勞動力讓他們失去了融入美國社會的強烈動機，轉而變成賺取美國市場價值的投機者。在他們看來，與其花費大量精力和風險追求一個身份，不如賺取比家鄉高出不少的勞動收入。雖然公民身份仍舊能夠提供不少福利，但是相對回報已遠不及從前。
與此同時，民主黨不斷放開的非法移民政策也讓他們在不獲取身份的前提下得到了教育、醫療等方麵有限的服務。在這種大背景下，美國的移民態度開始發生分化。需要永居或公民身份的人可以通過投資移民或其他方式“買入”身份，而非法移民則成為了心甘情願的異鄉人——美國對於他們來說，僅僅是提供工作機會和客戶的市場，而不是需要融入的社會。不斷累積的族群文化圈，以及美國政府有意無意的隔離政策，使不少非法移民已經可以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社會中。
圖為美國預估的非法移民分布。可以看出，在不少州中已有相當的聚集效應作者供圖
而維持這一切的前提是：美國對非法移民的待遇高於他們本國的生活水平。
對於非法移民最大來源的拉丁美洲移民來說，這個條件在美國各種所謂權利運動，特別是民主黨的一係列運作下已經成為現實。通過抬高各種福利標準，非法移民的實質指生活標準和安全指數已經比他們的出生國家高出不少，加州甚至還準備繼續通過法案，允許非法移民子女在學校中尋找工作。
除此之外，一些媒體也在試圖渲染非法移民與美國公民等同的敘事。例如美聯社，就引用多方消息試圖證明“非法移民與美國公民一樣納稅，並且給社保做出了相比其支出更高的貢獻。”
這種敘事背後暴露了“平等主義”下泛左的政治考量——借由經濟上的實質平等來暗示應該給予非法移民平等的政治身份。在他們看來，這些少數族裔都是“選票潛力股”。在不斷放寬的移民政策背後，民主黨的如意算盤是：通過這種福利政策，吸引非法移民走上融入美國社會的道路，這樣既能討好國內的少數族裔群體，又能最終成為自己的新興選票勢力。
然而，在美國經濟條件遠高於出生國的情況下，新一代的非法移民已經不再青睞所謂的融入路線，而成為了美國經濟的“搭便車者”（free-rider）。媒體強調“非法移民也納稅”的話術則忽視了納稅比例的不平衡，根據美國各州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納稅比例排名前三的分別是聯邦、州收入稅，以及財產稅，而它們在非法移民納稅中的占比卻遠遠小於商品稅。
也就是說，原本應該是非法移民繳納的稅收，恰恰轉移到了收入和財產稅占比最高的大量藍領及低收入中產階級上，而這一類人群中有相當一部分便是共和黨的基本盤。在非法移民壓力最高的南部邊境州，亦擁有較高的商品稅比例。這使得當地中低收入階層受到了更高的稅收壓力。這種視角下，兩黨不同的移民政策就更容易理解了。
左圖紅框內為美國家庭中位數收入中的各項稅務及經費開支，右圖為非法移民的稅務比例。可以看出，兩者的稅務分布完全不同。作者供圖
活在夢裏的“異鄉人”
除了上述經濟因素外，在湧向美國的非法移民浪潮裏，還有這樣一群人：他們仍舊存活在美國的“融入敘事”中，成為美國移民浪潮中的過時者，自稱要到美國追尋自由，但往往成了還沒上岸就已經被撲倒在沙灘上的“前浪”。
與其他族裔的非法移民不同，他們具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卻又達不到投資、技術等正規移民渠道的標準。然而，他們甘願放棄原來的生活，傾家蕩產，甚至妻離子散，也要宣稱帶著“對自由民主的向往”，參與到非法移民浪潮中，不失為一種經濟奇觀。
這些人甚至已經養活了圍繞著非法移民“吃住行一條龍”的整個產業鏈。分布在中南美洲各個國家的向導、住宿、和邊境走私機構，為這些非法移民們建立了昂貴的專項服務。
這群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非法移民投奔美國的目的，也與絕大多數的非法移民完全不同。他們追求的並不是在發達國家的社會底層“苟活”，而是要從一個非法移民攀爬到自我認知的“人上人”。這個目的從移民黑中介的宣傳話術便可見一斑。
這些中介通過所謂的頂級教育、頂級醫療、各種高福利、甚至是秀“大house”等一係列操作，向潛在顧客不斷灌輸“融入社會、勵誌向上”的美國夢。在他們的筆下，隻要進入美國，便能打破種族、文化、階級的壁壘，通過交換勞動力來最終得到平等的公民身份。
而迷信這一敘事的任，便理所當然地將美國當作了理想鄉。他們以為自己與成功之間的唯一障礙便是地理與移民成本的限製——換句話說，隻要登陸美國，便可以享受公平競爭的賽道，成就自己的發達夢。
於是他們變賣資產、拋家舍業，嘴上說著“自由民主”，心裏真正追求的其實是資本主義話術下渲染的成功哲學。
可惜的是，這些非法移民既不了解美國的曆史與現狀，更看不清世界經濟和政治發展的趨勢。帕克在《創造異鄉人》中尖銳地指出：在美國的曆史上，公民並不是平權，而是特權的代名詞。特權隻有保持自身的特殊性才有價值，所以美國需要普遍的“異鄉人”來反襯一個隱性的特權階級。
即使在公民身份已經相當普遍的21世紀，美國也需要不斷地創造內在邊境以控製自身特權的泛濫和貶值。而與之相對的，所謂公平競爭、融入進取的美國夢僅僅是對這種階級分化的渲染，遠遠無法代表社會的普遍現象，而這對於非法移民來說更是天方夜譚。將這種幻象當做真相的非法移民們，也將不斷增長的非法移民大潮看作實現美國夢的積極信號，卻不曾了解美國的移民版本早已更新。
活在上一個版本的這群人，終於在現實的美國社會撞上了比外部邊境更難翻越的“內部邊境”，身心遭受了的極大不平衡。並不滿足於底層生活的他們，不得不麵對更高的生活成本，已經趨於飽和的勞動力市場，以及混亂不堪的移民轉正服務。曾經夢想成為“真正的發達國家中產者”的他們生活水平不升反降，從一個社會的中層跌入另一個社會的底層，卻怎麽也盼不到上升的階梯。
這些人當中，有的隻能自我安慰，堅稱自己是為了“追求自由民主”；有的自甘墮落，接受底層社會的“勞動改造”；有的遷怒於自己的祖國和人民，對國家和政府惡語相加，甚至與親人反目成仇；而更多的則是生活在失落與懊悔之中。
諷刺的是，這些人原本是非法移民中最信仰“美國夢”的群體，卻遭受到了最嚴重的鄙視和排斥。不僅在社會上，他們成為生活水平最低的團體，在官方層麵亦麵臨著被遣返的命運。
可以說，這是一種錯誤認知和投機主義下的悲劇；如果他們英文夠好的話，應該去仔細地讀一讀帕克的這本書。
美國新一輪的非法移民大潮，既不是促進增長的勞動力改革，也不是什麽解決經濟問題的靈丹妙藥，更非其社會富裕、福利發達的指示器。它隻是美國國情和經濟情況的特殊產物，能夠反映的隻有美國畸形的勞動力分配以及被不斷分化的社會共識。這些被囚禁在底層的社會群體，由於差別化的待遇和文化上的隔閡，始終無法真正融入美國社會，成為美國國境線內的“異鄉人”。
在未來，隨著這種不可持續的經濟模式繼續深化，美國將不得不麵對那個千瘡百孔的社會，和一係列的經濟和文化後果——到時候，它又能在何處建立起阻擋非法移民的高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