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生日前夕，博士二年級的蔣欣猛然意識到，自己“失去了95%的機會”。
她開始近乎瘋狂地查找各個高校的招聘信息，現實比她想象的嚴峻得多：即使在地方普通院校，博士招聘也限製在年齡一般不超過35周歲，隻有格外優秀者才能放寬到40周歲。
陣陣寒意之下，她想到了抱團取暖。她在社交網站發帖尋找35+讀博群體，記錄下大齡博士麵對的困境：發文、畢業、求職、貧病、另尋出路、城市選擇、父母養老、婚育、來自同輩的壓力、來自年輕同學的壓力，還有他們一碰就碎的疲憊心靈……
蔣欣創建了名為“35+事情開始變得有趣”的群聊。她說，這句話是動漫中反派角色的口頭禪，通常事情開始變得糟糕，反派角色總是邪魅一笑，說出那句“事情開始變得有趣了”。她發現，反派角色總是比正派角色更努力、更樂觀。
群裏的備注格式是“姓名+高校專業+年齡”，如今已有成員40多個，其中不少成員處於35歲的尾巴，年齡最大的幾位讀博前輩則已經40歲出頭，他們在群裏會聊到伴侶和兒女。
35歲以上的在讀博士生，頭上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的他們負重前行，沒有人能預見到故事的結局。
共同的執念：不安於此
20多歲時，群主蔣欣和大部分抱有期待的年輕人一樣，以為自己能奔跑於曠野中，生存於世俗的評價體係之外。錢、穩定工作、戶口、房子、車子，都像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命題。
蔣欣碩士畢業進入家鄉的一家體製內單位，工作穩定多年以後，她開始渴望“遠方”以及“另外的知識領域”，於是萌生了跨專業讀博的想法。蔣欣回憶起本科時期，曾在交換期間結識了一位老教授。老教授沒有循著本科、碩士、博士的規矩“升級”，相反，他在27歲前專攻美術學，後重讀文學本科，至今仍筆耕不輟。任何時候開始都不晚，老教授的經曆讓蔣欣有了重新開始的勇氣。
20多歲時，方力坤愛好跳舞、打羽毛球、打籃球，與妻子也通過跳舞結識。他在不同城市、不同領域間穿梭，對穩定的生活從不抱期待。
那時，方力坤輾轉在校園和職場間，本科畢業後工作了3年，然後辭去工作考研，碩士畢業後再度工作。工作期間也不安穩，他幾乎每年換一份工作，最短的一份工作3個月，最長的1年多，換工作的同時也換了幾個不同的城市。
對於換工作的頻率，方力坤的簡曆上標注了某次離職是因為公司解散了整個部門，更多時候，他歸因於沒有找到真正感興趣的方向，隻能如陀螺般被抽著旋轉。於是他決定通過讀博給人生重新定向。
20多歲時，於曉紅是西部高校的一名行政教師。她的丈夫，博士畢業於一所知名985高校，到博後階段積攢了十餘篇高水平論文，贏得這所西部高校當年解決配偶工作的3個名額之一。可以說，彼時的於曉紅很幸運。
於是，於曉紅朝八晚六坐在辦公室，每天接觸的隻有五六位同事，工作內容簡單而重複，連聊天話題也被框定在養育孩子的一畝三分地。下班後，她全力做一個母親：接送孩子、做飯、陪孩子讀繪本、哄睡……這個婚前的“文藝青年”，甚至很難有時間讀一本小說。
考博的幾年時間裏，於曉紅收到許多來自身邊的人的支持。父母的觀念是，有錢沒錢，人就睡一張床，但博士學位所帶來的價值，遠不能用金錢來衡量。善良的同事大姐們，也像關注八卦一樣關注著於曉紅考博的分數，總用詼諧的方式給他許多心理安慰，“考吧，考不上還做行政唄，一輩子也挺好”。
有幾次，於曉紅一度想著，幹脆不考了，一輩子就這麽呆著吧。但這種想法最多持續幾個月，博士學位及其象征的另一種人生狀態，又牢牢地占據著於曉紅的整個身心——再試一次，再試最後一次。
這些選擇大齡讀博的人有一個共同的執念：不安於此。
就像王小波所說，生活就是個緩慢受錘的過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逝，最後變得像挨了錘的牛一樣。但他們不安於瑣碎的日常、複雜的人際關係、連軸轉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不安於平穩運行30年的生活。
隻是他們沒料到，不安的心注定要麵對現實的狠狠鞭打，課題、生活、就業的高壓紛至遝來。
課題：落後在起跑線
作為一名大齡博士生，群主蔣欣的博士課題幾乎是“零基礎”。
蔣欣在自學跨考成功後，又遭遇了研究方向的轉變。她不得不從零開始，自學本科、碩士階段的課程。
蔣欣就讀的人文學科領域專業博士點正常學製為3年，然而超過半數博士生處於延期狀態。
讀博第一年是高壓訓練，蔣欣在全新的領域耕耘，本就要比別人付出更多。她每天工作學習超過10小時，全年無休。她基本沒有換過衣服，白天穿什麽，晚上回宿舍洗了，第二天繼續穿。
這一年，她提交了多篇課程論文，參加了4個學術會議，發表了2篇學術論文，參與了導師的3個項目。翻看與導師的聊天記錄，其中充斥著讓她加快速度趕進度的語句。
博士第二年，蔣欣沒了剛開始的衝勁兒，工作時常停滯，處於持續“躺平”狀態，這導致博士論文的選題一直沒有確定下來。她曾將幾項感興趣的議題匯報給導師，但得到的反饋是，要麽沒有學術價值，要麽導師指導不了，隻得作罷。蔣欣想過將這些煩惱跟同屆博士生同學傾訴，但同學大多是應屆畢業生，本碩博也沒有跨專業。這些差異意味著，周圍沒有人能理解自己的憂心，沒有人能對自己的經曆產生共鳴。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蔣欣在社交網站發帖，想要尋找與自己有共鳴的大齡博士群體。
隨著博士生們陸續入群，“35+事情開始變得有趣”群裏熱鬧起來，不過活躍的總是少數幾位博士生，大部分人很少發言，隻是在默默“水群”中找到一些認同。蔣欣觀察過他們的社交網站主頁，他們更多把網絡當成內心的出口，偶爾冒兩句對人生、社會的哲思。如果這個群體有什麽共同點，可能就隻有孤獨。
有位37歲的工科男生，像是“憋著一口氣等著畢業”。他的朋友圈停留在4年前，也很少和現實生活中的親戚朋友交流讀博，隻有在群聊中，他能對相同處境的陌生人敞開心扉。這是他唯一的“樹洞”。
於曉紅在去年12月加入群聊。她今年40歲，在上海一所名校讀博。
於曉紅記得入學第一天，自己掃了一輛共享單車，飛馳在寬闊的校園大道上。南方的校園水係密布，道路兩側是闊葉林木織就的濃蔭，名校博士生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從校門到宿舍樓的路上，於曉紅拍了各個角度的沿途風景照，發到家族群和博士新生群。
新生群的一位誌願者在群裏回複：你現在覺得這條河漂亮，五六年後就會有往裏麵跳的衝動。群裏一眾新生對此並不理解，也未放在心上。
就在讀博第二年，於曉紅對新生群那句玩笑之語有了切身體會。她所在高校的要求是，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SSCI/A&HCI/CSSCI期刊發表學術論文不少於2篇，其中一篇C刊須為專業類期刊。同屆的博士生大多是進修學曆的高校教師，有過發表CSSCI期刊的經驗，在完成博士開題的同時，早已開始小論文的投稿，而於曉紅連論文和投稿的基本流程都不了解。她意識到，自己的學術進度已經落後，而且差距正在拉大。
那段為論文和發表而煎熬的日子裏，於曉紅發現自己的脾氣和身體肉眼可見地變差了。對待家人和孩子，於曉紅失去了往日的耐心，一點瑣事足以引起一場爭吵。讀博前，於曉紅連感冒都很少；但年近40歲，她已經熟悉了體檢報告上的各種腺體結節的術語。在與記者對話的前幾天，於曉紅剛剛染了頭發——畢業前的這一年裏，她三分之一的頭發已經花白。
就業：“失去了95%的機會”
在一環嵌一環的發論文、畢業、找工作流程中，他們陷入了怪圈，無力自拔。對蔣欣來說，35歲才開始為就業焦慮，為時已晚。
如果按照本科、碩博研究生的求學軌道，一位中國學子拿到博士學位大約30歲上下，緊接著，就要卡著35歲的尾巴申請各種基金項目，後者仍是大部分高校考核“青椒”的重要標準之一。
在項目申請之餘，蔣欣在網文中讀過許多講師、副教授“非升即走”的遭遇，但對35歲+的大齡博士來說，能否摸到“非升即走”的門檻都未知。
這幾年，蔣欣看到過太多論斷：35歲是職場分水嶺，這個年齡還在讀博，大概率沒有希望了，讀出博士人也廢了，為什麽不早點積累經驗……原來一旦到了某個年齡，人會突然受到世俗評價標準的衝擊。她開始抑鬱，開始焦慮，開始懷疑畢業後是否會有地方“收留”自己。
通過搜索各個高校的招聘信息，她驚覺現實比想象更嚴峻：即使在地方普通院校，博士招聘也限製在年齡一般不超過35周歲，隻有學術能力突出，專業方向為學校緊缺的海內外優秀博士（後），才能放寬到40周歲。
考博前，蔣欣曾對“35歲門檻”有所預期，她相信，即使就業空間在收縮，博士畢業後也有30%～40%的機會找到教職成為學者。讀博2年後，蔣欣的觀念變了，她認為像自己這樣沒有突出成果的大齡博士，似乎連5%的機會都沒有了。
35歲的蔣欣意識到，已經到了依靠人脈找工作的年紀。在此前的工作中，蔣欣積累了不少所謂的“人脈”，但即使在電梯偶遇半熟不熟的人，她也會經過反複猶豫才能下定決心上前打招呼；在申請博士請老師寫推薦信時，總要經過上百次心理鬥爭才敢開口。這並不是一條適合每個人的路。
蔣欣的博士生導師告訴她，“你這個年齡出去找工作，怎麽跟別人競爭？如果人家有1篇C刊，你至少要有3篇。”
她想象過如願入職高校後的場景，經曆過讀博的幾年，她發現光是學術圈評職稱的環節就“比任何戲劇都drama（有戲劇性）”。如今，她的那些學術夢想早就“解構了、不算數了”。
與大多數尋找高校教職的博士生不同，於曉紅給自己的定位是：隻想寫文章，不想教學。入學後於曉紅才發現，身邊90%的大齡博士生都是為了評職稱，為數不多的是自己這類對當下不滿意、想借讀博的機會改變現狀的。
於曉紅認識的幾位博士生都是通過人脈豐富的導師推薦，最終找到了理想的工作。剛入學時，校方給於曉紅分配了一名國外導師，在學界享有很好的聲譽。但另一位相熟的老師說出了於曉紅的擔憂：分了個外導，畢業之後找工作咋弄？入學一年後，國外導師離開中國，學院為於曉紅分配了另一位中國導師。
今年6月畢業的於曉紅，真正感到了博士就業的“寒氣”。一位“雙一流”高校人事秘書曾委婉地表示，文科類招聘的最低要求是發表3篇C刊，手裏有項目，年齡則放寬至不超過38歲。後來她才了解到，今年該校預聘副教授年薪高達40萬，吸引了周圍許多大學的副教授前來競爭。
從那些高校的招聘信息來看，大齡博士們似乎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
票子和孩子
讀博後，蔣欣幾乎“放棄了所有的物質欲望”。
她的年度獎學金和學費相差無幾，此外學校每月會發放1500元博士生補助，延期的在讀博士生沒有任何補助。她從不化妝，不做頭發，也很少買衣服。每月在北京租房要花4000元，在消耗早年積蓄的同時，她不得不依靠父母接濟。
隨著父母的身體出現一些問題，蔣欣突然意識到父母的衰老幾乎是一瞬間的。從未發愁生計的她，也從此刻開始感到危機。
於曉紅的代價更大。她的獎學金、補助加起來每月有3000元，對於在讀博士生來說，解決溫飽沒有問題，但很難追求額外的物質享受。
於曉紅發現，身邊三分之二以上的同學家境殷實，學費、生活費並不構成困擾，因此也沒有同學做兼職。博士延期畢業後，學校不再提供補助，於曉紅的經濟來源隻有早年工作積蓄和家庭的支持。按照她讀博前的工資標準，這幾年的工作收入至少有50萬~60萬元，這是她讀博不得不付出的隱形成本。
對於方力坤來說，讀博的隱形成本更大。
辭職前，方力坤是一名上海的算法工程師，年薪能達到30萬元。他現在武漢一所理工科強校讀博，國家規定的博士生獎學金、助學金加上課題組的補貼，平均每月能有約3400元進賬。但已經組建家庭的他，僅在房租一項就要花費2000元。
在最初工作的幾年中，方力坤沒攢下多少錢，也沒有買房，加之妻子工作不穩定，夫婦倆在方力坤讀博一年後，便花光了工作時的積蓄。於是方力坤每周花3天時間在兼職上，才能補貼家用。
父母“催生”也是方力坤的壓力之一，他明白父母的焦慮，但他更了解“吞金獸”的威力。在沒有房子、沒有車子，以後工作也沒有定下來的情況下，迎接一個小生命的變數太大。他麵臨的第一個的問題是，兼職是否要繼續。如果不做兼職，意味著兩人的收入將大打折扣。
蔣欣還沒考慮過生育問題。她在社交網站上看到過一句話，如果要生育，必須先證明這個世界是美好的。她認為，婚育更需要穩定的工作、穩定的居所，目前的自己還“沒有資格”考慮這些問題。
作為已婚已育的“過來人”，40歲的於曉紅深知，帶娃讀博太難了。
因疫情在家讀博那兩年，於曉紅時常麵對身份的衝突。她是一名在讀博士，但在其他家庭成員看來，讀博是一種自由職業，不用坐班，默認沒有工作，許多瑣事自然而然落在“在家的人”身上。早上七八點坐在圖書館，晚上10點多回到宿舍，對一位母親來說是一種奢望。
現實中的於曉紅，每天早上8點前伺候孩子吃早飯，把孩子送到學校，回來後洗衣服、晾衣服、打掃衛生。在沒有課後托管的日子裏，於曉紅下午三四點就要放下書本，去學校接孩子回家，給孩子做飯、輔導功課。每天有效工作時間隻有三四個小時。
這些無休無止的瑣事，將讀博大塊的時間切成小小的碎片，於曉紅隻能在做母親的間隙做學生。
今年年初，於曉紅在上海的學校待了不滿四個月後回到家裏，久違地、熱烈地擁抱孩子。但回家的次日，孩子就因肺炎發燒住院，陪床十幾天後，於曉紅自己也被傳染，因為小麵積白肺住了十幾天院。二十多天的寒假裏，於曉紅像在醫院值班，而這段時間本來計劃寫完畢業論文中的重要章節。
於曉紅的丈夫並非“隱身”，他了解讀博的艱辛，主動把家長微信群的工作攬下來。在學校活動接龍中，清一色是“××媽媽”的回複，他那為數不多的“××爸爸”頭銜格外顯眼。但在學校時，於曉紅常常遠程視頻遙控，孩子明天要穿的黑色運動鞋在哪個櫃子，因為許多瑣事隻有她一清二楚。
於曉紅發現，母親總更願意把屬於自己的時間、精力讓渡給孩子，這一點與工作狀態似乎並無聯係。
孩子四年級時，於曉紅的丈夫曾試探地問她，有沒有二胎計劃。於曉紅知道，這種心態來自朋友圈的比較：高校家屬院大多兩個孩子，也有響應國家三孩政策的，而身邊的親人也不約而同地生了二胎。但於曉紅難以想象自己再度成為母親，再度把一個嬰兒養大。
在這些故事的尾聲，我們獲悉，方力坤已辭去兼職，專心博士學業，他和妻子正計劃迎接新生命的到來。
在去年完成了學校的小論文發表要求後，於曉紅本計劃在今年6月畢業，但因為連續生了幾場病，她選擇延期畢業。如果沒有其它變動，她希望在年底答辯畢業。截至目前，她的工作還未定下來。
而“35+事情開始變得有趣”的群主蔣欣，幾經周折後終於選定了論文選題，開啟了博士論文撰寫的另一個難關。
今年6月，蔣欣建立的群聊人數仍在增加，35+博士生的故事仍在繼續。在這條“少有人走的路”上，沒有人能預見故事的結局，故事的結局隻能由自己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