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利茨卡婭：流亡，禁書，權力的手

這是最倉促的一次午夜飛行。前一分鍾，柳德米拉·烏利茨卡婭還舒舒服服地坐在莫斯科的公寓裏，後一分鍾，她的長子就叫她收拾行李離開俄羅斯。

“我們在45分鍾內離開了家。我帶了一個隻有7.5公斤的行李箱。可以說我一無所有地抵達了。”作家如是說。

那是2022年2月俄羅斯全麵入侵烏克蘭後的幾天。從那時起，一切都變了：無論對於4400萬烏克蘭人，還是對於幾十萬因反對那個人的戰爭而逃離家園的俄羅斯人而言都是如此。

近兩年來，俄羅斯最叫好、叫座的作家之一烏利茨卡婭一直在柏林過著自我流放的生活。她是幸運的：她在這裏有一套公寓，還有穩定的版稅收入。其他無家可歸、勉強糊口的俄羅斯難民就沒有這麽幸運了。

但這仍然是一次痛苦的分離。烏利茨卡婭是一位80歲小個子老人，一頭灰色短發，一雙活潑而富有穿透力的眼睛，她最著名的作品描繪的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環境——莫斯科的中產階級。這是一個貧困的波希米亞世界，有人可笑，有人高尚，有人卑鄙，有人寬容，她用溫暖和幽默刻畫了它。現在，她與這個世界——她創作的原材料——永遠隔絕了。

“我的主題留在了那裏。”她邊說邊指了指遠處某個地方，表示它已遙不可及。

烏利茨卡婭過去是一名遺傳學家，50多歲時才在文學界成名，如今已成為俄羅斯文壇“貴婦”（grande dame），她是同代人中少數幾位同時獲評論界認可和商業成功的作家之一。《庫科茨基醫生的病案》、《歡樂的葬禮》、《綠色帳篷》和《翻譯丹尼爾·施坦因》等小說被翻譯成47種語言，並為她贏得了一係列俄羅斯最負盛名的文學獎項。

但這一切都沒能使她免遭那個人的戰爭所引發的動蕩波及。一大批俄羅斯作家移居德國——弗拉基米爾·索羅金、維克托·葉羅費耶夫、瑪麗亞·斯捷潘諾娃和謝爾蓋·列別傑夫，她也是其中一員。因為在自己的祖國，批評當局，甚至把戰爭稱為戰爭，都會讓你鋃鐺入獄。也許還會更糟——反對派領袖阿列克謝·納瓦利內在北極勞改營的死就證明了這一點。

烏利茨卡婭在納瓦利內去世前接受了《金融時報》的采訪，但在隨後通過電子郵件發表的一份聲明中，她表達了納瓦利內的命運給她帶來的震驚。這是一個“分水嶺時刻”，如今“俄羅斯的全部生活——它的當局、它的人民——都必須改變”。

她寫道：“50年後，沒有一座俄羅斯城市會沒有納瓦利內廣場。”

烏利茨卡婭為客人倒茶，她的祖先在看著她。她家牆上掛滿了從她的莫斯科公寓裏找來的黑白照片，裏麵的男男女女穿著19世紀晚期的優雅服飾——而這正是她2015年根據祖父書信改編的家族傳奇小說《雅科夫的梯子》的主人公。

雖然移居國外很難——她承認自己是個“相當遲鈍的人”——但看起來別無選擇。對她來說，俄羅斯的入侵是一次“可怕而痛苦的打擊”。她的許多朋友——維權活動者、批評家和記者——都已經離開了。（“現在已別無選擇，”納瓦利內去世後，她在日記中寫道，“要麽離開，要麽自殺。”）

與此同時，寄希望於情況好轉似乎毫無意義。她說，那個人“百分之一百一十掌控著一切——對他唯一的威脅就是海牙[國際刑事法院]。在當前狀況下，我永遠不會回去”。

其他人也處於類似境地，他們在國內麵臨越來越多的羞辱。格裏戈裏·奇哈爾季什維利有一個更為人知的筆名——鮑裏斯·阿庫寧。上個月他被宣布為“外國代理人”。現居英國的奇哈爾季什維利正因“為極端主義正名”罪麵臨刑事起訴，他的小說被書店下架。和他一樣，烏利茨卡婭也發表了反戰言論，用她的話說，她因此“在政治上不受歡迎”。她的書被從商店櫥窗中撤下，她預計它們會被完全禁售。

多數作家都會認為這是場災難。烏利茨卡婭表示自己並不在意。她說：“這對我來說是很好的廣告。我們七八十年代的蘇聯人習慣讀禁書了。”

我說，確實如此，但在蘇聯解體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並不真正了解這意味著什麽。她回答說：“嗬嗬，他們很快就會明白了。”

禁書是烏利茨卡婭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她年輕時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試圖獲取被蘇聯禁止的西方作家或俄羅斯僑民作家（如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或伊萬·布寧）的作品。她回憶說，1969年，她在大學宿舍看到一位老太太在賣舊衣服，並注意到她椅子上放著納博科夫的經典小說《天賦》。她想買下來，但老太太說這是非賣品。

“於是我從手指上取下祖母的鑽戒，放下來，然後把書拿走，”她回憶道，“我想從沒有人為納博科夫的一本書付過這麽多錢。但這是值得的。”

20多歲時，她從事遺傳學工作，經常會和同事們交換一些地下自出版（samizdat）的西方書籍。但當她讓單位的一位秘書把利昂·烏裏斯的《出埃及記》打出來時，這位秘書向克格勃舉報了她，她也因此丟掉了工作。

後來，烏利茨卡婭在莫斯科國立猶太劇院擔任文學顧問，並為木偶劇和卡通片寫劇本。但直到1990年代初，她才找到一家出版社發表自己的作品。她很快就找到了讀者。1993年，她的中篇小說《索尼奇卡》入圍俄羅斯布克獎，她成了文學明星。

她的書描寫乏味的生活被荒誕、歡愉或不幸打破。在剛出版的由理查德·佩瓦爾和拉麗莎·沃洛洪斯卡婭翻譯成英語的短篇小說集《靈魂的肉身》中，她描繪了阿麗薩向醫生要自殺藥丸，最後卻嫁給了他的故事（醫生後來將藥丸作為結婚禮物送給了她）。

書中既有一位女性生物學家從豬腦中取出鬆果體和驗屍官解剖屍體以揭示隱藏的腫瘤的恐怖描寫，也有關於人死後靈魂遊蕩的抒情感性段落。

雖然她的許多書都以蘇聯垂死掙紮的那段日子為背景，但政治很少闖入。然而，對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政治是無處不在的背景噪音，近年來已變得愈發難以忽視。

我問她，她曾經曆的蘇聯專製和那個人所建立的複仇主義鎮壓政權哪個更糟糕？她回避了這個問題，而是選擇引用俄羅斯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話：“權力惡心，如理發師的雙手。”

她說，這行詩喚起了俄羅斯人“對當局的恐懼，他們就像是拿著刀片要刮你的臉頰”。“這是所有蘇聯人的恐懼。在俄羅斯，人人都怕當局。”

烏利茨卡婭一直努力避免與當局有任何往來，仿佛是為了防止被玷汙。她說：“我不想和國家分享我的盤子。”

但在俄羅斯，隔絕自己與當局的接觸已變得愈發困難。“無論你對政治的看法如何，它都會進入你的生活，爬進你的房子，而你不得不去考慮它。”

不然你就徹底轉過身去，然後離開——現在已有數十萬人選擇了這種方式。對烏利茨卡婭來說，當前時代讓她想起了1922年的一件聲名狼藉的往事：列寧將81名俄羅斯最著名的反對派政治家和知識分子裝上一艘輪船然後流放出國，這艘船後來得名“哲學船”。

她正在寫一本關於這艘船的短篇小說集，暫定名為《往返》，其中描述了一些流亡者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返回俄羅斯——以及他們的一些子女如何再次盡可能快地逃離。

在烏利茨卡婭看來，過去一個世紀裏，這種來來往往的浪潮是一種常態，有人為躲避戰爭、革命和政治迫害而離開俄羅斯，也偶爾有人無法克服思鄉情緒選擇回來。

她說，這些浪潮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我們曆史的一部分，我生命的一部分”。她認為，自1847年俄羅斯激進思想家亞曆山大·赫爾岑流亡國外以來，俄羅斯僑民文學一直是俄羅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俄羅斯的各種政權都曾試圖禁止僑民作家的作品，並將他們排除在俄羅斯的文化對話之外，但通常都無濟於事。納博科夫和布寧的作品“最終被俄羅斯讀者讀到，並在圖書館和人們的家裏占有一席之地”。

“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永遠會勝利。現在當局贏了。但從長遠來看，勝利的永遠是文化。” 烏利茨卡婭笑了笑說道。

按：FT的這篇報道發布後，克裏姆林宮對烏利茨卡婭實施了一次陰險的釣魚執法。由特務機構操控的電話惡作劇網紅Vovan & Lexus將自己偽裝成烏克蘭高官並致電烏利茨卡婭和阿庫寧套話，隨後將他們剪輯後的回答包裝成“烏利茨卡婭承認其稿費流向烏克蘭”並在網上發布。隨後俄羅斯的出版商宣布將不再支付烏利茨卡婭版稅。3月1日，烏利茨卡婭被宣布為“外國代理人”。

湖南文藝出版社近期出版了一套五卷本烏利茨卡婭文集，包括此前出版過的三部長篇小說《美狄亞和她的孩子們》、《庫科茨基醫生的病案》與《雅科夫的梯子》再版，和新譯的兩本短篇小說集《女人們的謊言》和《次要人物》。雖然前麵文中介紹的一些她的經典作品因題材原因無法被引進，但這套文集仍多少能讓人一窺烏利茨卡婭創作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