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一個夜市。
十多年前，孫軍利在家鄉陝西創辦了自己的連鎖品牌曼尼咖啡，生意好的時候，在中國大陸的店鋪有二十間，一年的營收有五、六千萬人民幣（約七、八百萬美元）。三年新冠疫情中，經營每況愈下，到了2020年年末，平均每間店一個月最少虧蝕2至3萬，不得已她要將剩下的生意全盤出讓。
差不多疫情尾聲，她以受薪的形式，回到曼尼咖啡幫忙做管理營運的工作。跟身邊做生意的朋友一樣，她本來以為之後的經濟環境會好起來，卻發現來店消費的客戶習慣改變了。
“同樣一波人，以前是一周來兩次，變成了一個月來兩次，或是兩個月才來一次，”孫軍利說，即使進行過推廣、促銷，營業額還是沒有起色。她將這些變化歸因於人們“沒錢了”。她自己每月則隻有幾千元的收入，但生意差、賺不到錢的時候，她也不好意思拿取工資，變相沒有收入。
2023年1月8日，中國全麵解除防疫封控，結束了三年多的“清零”政策。當時，外界都在預期疫情過後將會迎來強勁的經濟複蘇。解封至今，“消費降級”、“中產返貧”、“青年失業率”、“通縮”、“35歲危機”、“斷崖式降薪”等話題都在不同時間點上了占據中國互聯網的熱搜榜。中國財政部數據顯示， 今年1至4月的個人所得稅為5,007億元，同比下降7％；首兩個月全國個人所得稅收為3,262億元人民幣，按年下跌15.9%，三月份數據發布時，引起了廣泛討論。
中國經濟2018年增長6.6%, 而2023年降至5.2%。中國政府預計今年經濟隻有5%左右的增長。
孫軍利
“消費降級”
對於70後的孫軍利來說，疫情三年，把她曾經一手打造的餐飲事業幾乎摧毀。
2020年，疫情到來，原本以為很快就會過去，“我也曾經經曆過SARS，當時沒有意識到後果。”疫情剛開始的頭幾個月，店鋪需要關門，但一些如房租、工資、材料等基本開支無法免去，到了同年五月，她開始嚐試營業，“但一直沒有好轉，我幾乎就交不起房租了。”
接下來幾個月，為了支撐店鋪營運，孫軍利先是變賣了自己的資產包括房子和車子套取現金，之後也向周邊的人借錢，直到無法再這麽做。 租金繳交不上，不得不關掉三間咖啡店。“後來我就把所有店分解出去，”孫軍利說， 她把一部分的店鋪股份給予了合夥人，獨資的店鋪則找人承接。
到了2021年，她因為拖欠30多名員工薪金而被檢舉到勞動部門，後來公安部門傳喚她，她被拘留了16天。“那時真是萬念俱灰，本身資金鏈斷了，事業全盤崩了，本身已經受到打擊，而且也沒有思想準備麵對因付不起員工工資被拘留。”另一方麵，她也因為欠債而被列入失信黑名單至今，被禁止乘搭飛機、高鐵等交通工具到至今。
因為破產的緣故，孫軍利自己的消費模式也大大改變。之前，她跟家人基本上每周都會外出聚餐，每餐大約1,500元（約207美金）以內，也不會覺得很貴。
現在隻有節慶、生日等日子才會到外麵吃飯，每頓花費壓縮到大約300至500元左右，“超過500會覺得貴。”
在其他項目上麵的開支，她也縮減了很多，房子賣了以後，她和家人一直租住朋友的物業裏。
對於生活在杭州、從事教培行業的何先生來說，三年疫情同樣讓他在消費方麵變得愈加謹慎。以咖啡的消費為例，他說，疫情之前自己主要是光顧星巴克等連鎖咖啡店，每一款單品都在三十到四十元人民幣之間。
然而疫情至今，他改為消費本土連鎖品牌瑞幸咖啡，因為有非常多促銷，很多時候一杯咖啡隻需十幾塊錢。
何先生說他記得十多年前入行的時候，最初幾年每年都有接近三成的加薪幅度，2017年是薪水最高的時候，稅前一年可達約27萬人民幣（約37,800美元），疫情至今工資不長反降。
2021年中國教育局推出“雙減”政策，嚴厲打擊課外輔導行業，大量校外教培企業虧損或倒閉。何先生說，由於他所工作的企業以留學服務為主，故“雙減”政策帶來的影響不大，但國際間的地緣政治則會有所影響，例如中美關係的轉差會讓到美國留學的需要減少。目前他的年薪是稅前約25萬（約35,000美元）。
除了餐飲之外，旅遊是另一項何先生實行消費降級的項目。疫情之前，每年都會有二、三次的出境旅遊，目的地通常是日本；但解封之後一年，他隻在國內旅遊。2019年的時候，他曾經規劃於2020年到歐洲旅遊，但解封之後，計算過旅費後，歐遊的計劃被擱置。“如果收入沒有上升的話，其實也還是沒有安全感。”
Orientis首席經濟師徐家健接受BBC中文訪問時表示，相較於疫情期間經濟活動的停滯，解封後經濟的反彈是有的，“但那個反彈不是回到之前的位置。”他分析說，過去由於中國大陸的投資工具相對較少、資產亦不能夠自由進出，很多時候隻會選擇儲蓄或買房，故總資產中房地產占的比例較高，惟近年因恒大、碧桂園事件等導致房價普遍下跌，由於資產總值的下降，“財富效應（消費情緒會隨著資產價格升跌而有改變）下自然會讓人少點花錢。”
徐家健指，疫情過後生活習慣的改變也是消費模式轉型的原因之一，例如很多人會擇選在家煮食取代外出餐廳消費，“可能在餐廳吃飯要1,000元，但買一塊200元的牛扒回來煮的質素也是不差的，在市場的交易就從1000元變成200元，而質素未必下跌太多。”
至於網上熱烈討論的“中產返貧”情況，徐家健認為大部分並非真的回到貧窮的狀況，更多是以消費降級的方式麵對的經濟壓力。
“中年返貧”後能否再出發？
自從曼尼咖啡的生意大不如前之後，孫軍利就在思考轉型的事情，“要選賽道，最後選了冒菜這項單品。”然而，至今仍負債2000萬人民幣（約280萬美元）的她，在國內隻能夠尋找不同的投資者去開始這個新的餐飲生意，現在她在陝西管理兩間冒菜店，其中一間本身開在商場裏麵。但今年新年之後，商場的人流減少了很多，有種蕭條的氣氛，她後來把店搬到居民小區裏麵，“生意很好”。
孫軍利還把把目標放了在中餐出海的路上。去年年中，有不少在歐、美的華人找上了她打算合作，資金由海外的合夥人負責，而她則遠距離負責規劃餐廳布局、供應鏈、谘詢方麵上的工作，最近她在英國伯明翰開了一家冒菜店，目前正在倫敦籌備第二家店。
有感中國國內的餐飲市場競爭愈來越激烈，她覺得更多的商機還是在海外。近年來，海外市場成為了中國餐飲的重要市場之一，除了當地的華人之外，外國顧客亦是目標客群。英國伯明翰的店剛開業不久，營業額亦一直有所增長，對於孫軍利來說，海外市場是她未來的重心所在，即使仍然身負債務，但她對於這個未來有所期許。“先把歐美做起來吧。”
Laurence在十多年前進入了互聯網行業，工作幾年之後開始創業，他所身處的產業也跟隨著整個經濟大環境，複蘇與增長的步伐緩慢，融資的環境變差，也難以再重新啟動項目。
疫情期間，他因為一個項目，前前後後虧損有一百萬元左右（約14萬美元）。
沒有房貸壓力的他，目前經濟上的壓力主要是償還負債的部分。疫情結束之後，他沒有打算重啟項目，除了過往投入的資金已經虧損，也沒有足夠的資源重新回到市場裏麵，“每年的融資資金環境都在變差，對於外界的融資我們也沒有期望了。”
有一段時間，Laurence甚至沒有多少收入，但他自言不算太擔心目前的情況，“可以到同學或朋友的公司去做一個正職。”對於個人的經濟狀況，他坦言還是比較樂觀，但對於整體大環境的經濟狀況，他則沒有那麽樂觀，“聊起來像日本90年代的時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