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赦國際發表最新報告《在我的校園裏，我感到害怕》，敘述中國及香港當局如何在歐美國家“跨境鎮壓”參加公民運動的中國留學生，並騷擾其在中國的家人，令他們心生恐懼。
在歐洲或北美大學就讀的中國大陸和香港留學生，與中國的土地相隔數千公裏。即使遠在天邊，威脅卻近在眼前。羅文（化名）對人權組織大赦國際表示，他收到了這樣的消息：“你正被監視。雖然我們在地球的另一端，我們也能找到你們。”
大赦國際為最新報告《在我的校園裏，我感到害怕》采訪了32人，其中包括12名香港人。羅文是其中一名受訪對象。為記錄中國在外國大學的跨國鎮壓行為，大赦國際采訪了在八個不同國家的中國留學生，他們分布在比利時、德國、法國、英國、荷蘭、瑞士、加拿大和美國。出於對受訪者的保護，報告隱去受訪者姓名及大學名稱。
在中國的家人受到威脅
羅文告訴大赦國際，她參加了留學所在地舉行的天安門大屠殺紀念活動。在中國和香港，紀念六四的活動都被禁止。在她參加活動的數小時後，羅文的父親從中國聯係她說，安全官員要求他阻止女兒參加可能損害中國國際聲譽的國外活動。羅文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自己的真名，也沒有在任何地方報告過自己參與紀念活動的情況。
德國之聲也采訪了在歐洲的留學生。中國留學生永哲（化名）對德國之聲表示，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訪問巴黎前，中國當局曾威脅那些要組織示威遊行的人，並且造訪了他們在中國的家人；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
“你在國外行使言論自由是不可以接受的，”他們被傳達了這樣的信息，“無論你在哪裏，德國、法國或是其他地方，都無法逃脫中國的監控係統。”
大赦國際德國分部的亞洲事務專家貝爾格曼（Theresa Bergmann）對德國之聲表示，受到威脅的還有這些留學生在中國的家人。“例如，他們被威脅，如果留學生繼續在海外活動，他們會沒收護照、取消工作、削減養老金或限製教育機會。”
大同小異的手法
這是否是個案？國際特赦組織通報，許多來自中國和香港的留學生生活在恐嚇和監視之下。中國和香港當局試圖阻止他們討論敏感議題。
除了天安門紀念活動外，還有2022年在中國嚴格的新冠防疫限製以及言論自由受限下爆發的“白紙運動”。大赦國際已就這些指控詢問中國和香港當局。貝爾格曼表示，目前還未收到中國的任何回應，香港則予以否認。
貝爾格曼強調，留學生的居住和經濟狀況使他們成為特別脆弱的一個群體。她表示，大赦國際無法代表約90萬中國留學生，但令人吃驚的是，有關中國跨境鎮壓的說法，與迄今已知的案例相似。
2021年，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記錄了在澳大利亞的中國留學生如何受到監控和威脅。2022年，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報道了中國在海外的秘密警察局監控反對者。
2023年，德國之聲和調查報道平台Correctiv聯合報道了中國如何嚴密監控中國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CSC）在德國的獎學金獲得者，並阻止他們發表任何批評性言論。
微信：對海外學子的在線監控
貝爾格曼描述了一名受訪對象在德國的經曆：“一名參加抗議活動並在大使館前自拍的學生說，她在從大使館走向地鐵途中被跟蹤。”她表示，跟蹤或是拍攝抗議活動照片的行為，無法證明此人是否代表中國政府行事。
網絡監控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國普遍使用的通訊軟件微信被認為會向政府傳遞數據。“有案例是有人因為公開發表抗議言論，導致微信賬號被關閉或內容被屏蔽。”大赦國際提到“防火長城”時表示，留學生們會通過微信等國家批準的應用程序與在中國的親友交流，而這些應用程序很容易受到監控。
恐懼、壓力、孤立
大赦國際的報告指出，監視和恐嚇令海外的中國和香港留學生感到恐懼，造成心理壓力甚至抑鬱。化名“行動者”的留學生對德國之聲表示：“在遇到心理問題後，我曾向學校的心理谘詢單位尋求幫助，但他們對中國的國情了解甚少，無法提供有效的支持。”
貝爾格曼說，一些學生為了保護家人，中斷了與家裏的聯係。近半數的受訪者懼怕返回中國，其中六名學生希望在留學國家申請避難。
貝爾格曼分析稱，學生們正在進行自我審查和自我隔離。他們不確定是否可以信任其他中國留學生，也不確定是否會被舉報。“例如，可以根據香港《國安法》舉報。現在有一條熱線，可以直接舉報涉嫌違反《國安法》的人。”
大赦國際的訴求
大赦國際呼籲中國和香港停止一切形式的跨國鎮壓，而且必須修改限製海外學生人權的法律。
該組織表示，大學和東道國政府的措施也很重要。大赦國際詢問了55所大學並取得24份答複。貝爾格曼表示，初步顯示，一些大學正意識到相關問題，但總體而言還有許多需要改進之處。
大赦國際呼籲在大學和州層麵設立創傷通報中心。大學應為受影響者提供心理支持、谘詢和經濟援助。大赦國際德國總幹事杜赫羅夫(Julia Duchrow)對德國政府喊話：“德國有責任保護留學生”，德國政府應采取具體措施，消除中國留學生的恐懼心理。
希望使中國更加民主
盡管麵臨風險，像永哲這樣的中國留學生仍懷抱著讓中國變得更民主的希望。“我們都在國外嚐試享受得來不易的自由。”
他對德國之聲表示：“我會關注人權議題，希望我的國家能變得更好。很多人都有類似的想法。這給了我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