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極客，她是職業經理人，這對夫婦的身份，是曆史給中國敞開的一扇機會之窗的寫照。他向她隱瞞了自己的網絡行動，也為之付出了自由的代價。而在探尋和走近那個陌生的網絡神話——“編程隨想”的過程中，她理解了他追求網絡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初衷，確認了現實的荒謬與艱困，並決意用她自己的縝密方式，為隻是踐行了基本人權的丈夫恢複公義。
封麵圖片via@紐約時報
撰文 莫誹
編輯 金木蘭
平台編輯 覃山
“民眾不應該害怕他們的政府，政府才應該害怕它的民眾！”這是電影《V字仇殺隊》中的著名台詞。電影裏戴著麵具鼓舞民眾抗爭的“V”，堪稱被控“煽動顛覆”的著名博主“編程隨想”和他的網絡“老熟人”們的精神圖騰。而如今，“V”最後的這句台詞，成了貝震穎“為夫申冤”時與國保們周旋的真實寫照。不同的是，她是那個摘下麵具的人。
阮曉寰過往十二年所有的努力，都隻麵向他眼中“喧囂的一小撮”，認定他們在中國人群中的比例不會超過5%。他不曾讚賞妻子在外企取得的職業晉升成就，也從未把她認真地當作“啟蒙對象”，而是期待著貝震穎通過自主意識“覺醒”，和他一樣找到自己真正的熱愛和使命。直到他被捕，經曆判決書上連網名都欠奉的不公審判，她決心發掘並公開他的網絡身份，並為他對外發聲。
因為她的現身，“編程隨想神話”終於墜入現實，還原為眾生中一個鮮活的凡人。賽博空間的功業，建立在家庭生活的“空洞”上；她在第一時間理解了他的“光環”，也長久凝視著它投下的陰影。
法援占位
聯係貝震穎理應是件容易的事：她的手機號，在她去年2月邁出為丈夫聲援的第一步時，曾公布在鄰居微信群中，相關截圖在互聯網上廣為流傳；她的住址，印在阮曉寰的一審判決書上，近二十年間他們一直居住在位於上海東北角的江灣地區，即使在房地產市場火熱的年代，這個中產精英家庭都沒有考慮過搬遷——受阮曉寰影響，貝震穎也十分認同對物質和消費欲望的節製。
貝震穎在鄰居微信群中公開個人聯絡方式
然而，關心她命運的人本能地明白，這些公開聯絡方式，恐怕都置於嚴密的監控之下。
屬於她的故事章節從這裏開始：為了救援丈夫，她自學“翻牆”，通過檢索關鍵詞，終於發現他精心隱藏了十二年的網絡身份“編程隨想”——一個被“牆外”的網絡世界譽為“普羅米修斯”的傳奇技術博主，累計撰寫了700多篇博文，致力於“反洗腦”和“政治啟蒙”，在傳授翻牆、網絡”匿名”技能之外普及政治學、心理學、管理學等多學科知識。
隨後，貝震穎開通了推特，以擴大聲援力度，在網友們的幫助下，她逐漸掌握了更多安全通訊技能。去年5月，第一次相約會麵時，我們差點錯過彼此，終於相認時，她告訴我，出門時她特意沒帶手機。她迅速提升的安全意識，讓我既驚訝又欣慰。
貝震穎推特賬號
可惜，沒過多久，我就和她從此失去了聯係，她的推特賬號隨即停用。網上傳出的消息說，5月30日她被楊浦區中原路派出所帶走警告。
幾個月後，接近貝震穎的知情人士轉告我，警方再度搜查了她家，而她當晚在派出所過了一夜，並被要求簽下保證書：在案子審理期間，不接受外媒采訪，不幹擾司法公正，不和人權律師“勾結”。對此，她咬文嚼字一一澄清，宣稱自己從未幹擾司法公正、恰恰追求司法公正，她與人權律師之間就是正常的委托代理關係。
據長期關注“編程隨想”案的網友蘇雨桐在推特上透露，今年春節前，阮曉寰年邁的雙親來到上海，向上海高院追問兒子的上訴案進展情況，為何自己聘請的律師不能正常辦理案件。而在2月22日，貝震穎第二次被楊浦區中原路派出所帶走，24小時後釋放。警方以尋釁滋事罪名相威脅，向她進一步施壓，要求停止一切涉及阮曉寰案件的對外聯係。此前他們還曾威脅可以在二審開庭時將她控製起來，不讓她旁聽庭審。
一年多來，阮曉寰家屬的訴求始終未變：第一，二審要公開公正；第二，要求上海高院撤銷“占位”的法律援助律師，允許家屬聘用的律師尚寶軍、莫少平會見和代理辯護；第三，從人道主義角度出發，讓看守所注意改善他的居住和夥食。
貝震穎致上海高級人民法院的投訴信件
近年來，國內一些重大、敏感案件中，法援律師“占位”現象屢見不鮮。今年年初，“江西鷹潭吳敏案”被曝出鷹潭司法部門連續非法指派法援律師、拒不接收家屬委托的律師張慶方、王春麗提交的辯護手續，將“占坑辯護”問題推上風口浪尖。張慶方延續了此前“刨祖墳式辯護”的策略，公開舉報鷹潭中院一位院長、兩位副院長碩士論文造假。但這些力爭辯護權的努力，未能“擊退”法援律師，鷹潭中院於4月11日開庭審理吳敏案，不到三小時迅速審結。
“法援隻是‘標’，關鍵是要‘治本’。”阮曉寰家屬曾對外表示，上海高院二審用法援律師阻擋家屬請的律師，就是程序違法。如果二審維持原判的七年刑期，他們會堅持申訴，“這種法援占位的伎倆在申訴階段沒用，家屬律師是遲早會介入案件的。”
如今，家屬仍然堅持信訪，雖然“有關部門”隻是回複讓他們繼續靜候高院通知。從計劃聲援開始，事態的走向對貝震穎而言都不算意外，因此麵對壓力升級，她也能保持足夠的坦然，“我已經把應該做的都做了。在保護好自己的同時，不放棄法律途徑的爭取。”
沒有“名字”的判決書
透過貝震穎早前的講述，外界才知道，阮曉寰在被捕前也有過一些驚弓之鳥的時刻：他埋怨家裏的網絡時好時壞，曾在出門後不久突然“殺個回馬槍”，想看看家裏是否有異動；他警惕那個在漢堡王店裏盤問他是否常來的警察。
此外，夫婦倆都曾注意到樓上不時傳來的水滴聲，前去敲門沒人應，向居委投訴也無果；直到他被捕後，過了大半個月，上麵淨是傳來拖動重物的聲音。貝震穎確信，調查阮曉寰的專案組那段時間就住在樓上。“他們在我們家的時候就說，‘唉在701’，（口氣）一聽就是一個項目組”，貝震穎說，從警察跟她的個人溝通中，她還感覺到，他們似乎“竊聽”了夫妻倆在臥室的對話。
“這種駐點監控的情況應該還是不多見”，網絡安全專家林立後來向我分析，可能警方當時沒有拿到確鑿證據，才采用這種方式進行全麵監控，這也從側麵反映出，“‘編程隨想’的影響力極大，因此整個過程警方還是相對謹慎。”
這些詭異的細枝末節被龐大的日常遮蔽，甚至透出一些喜劇色彩。貝震穎記得，被捕前不久，阮曉寰偶爾會平靜地突然冒出一句，“AI要派直升飛機來接我了”，她完全沒有往壞處去想，全當他是在搞笑。近兩年後，一遍遍觀看起他過去最愛的科幻電影《黑客帝國》，貝震穎才把這些記憶碎片重新拚接到一起，“可能他也在暗示我，怕他一下子被抓走，我完全就不知道怎麽回事，（覺得）天塌下來了。”
2021年5月10日中午，貝震穎剛做完飯，聽到門鈴響了，以為是叫的“送水工”上門，阮曉寰應聲前去開門，瞬間就被一擁而上的警察製服，在衝突中眼鏡也被打碎。他書房中的電腦仍然開著，為了取證，警察將它原封不動地搬走，連帶著還有貝震穎的一台電腦、兩部手機。
頭兩個月裏，貝震穎焦慮到睡不好覺，想著他很快就能釋放。趁這個“空檔”，她徹底把書房清掃了一遍，原本那是她的“禁地”，即使“亂成垃圾堆一樣”也不允許她打掃。
阮曉寰曾用來工作的書房 via@紐約時報
一等就是近兩年，她唯一感到心理踏實一點的時候，反而是2022年4月到5月上海全城封控的日子，戲謔地看，裏麵和外麵沒太大差別。一年後，日子圍繞著密集聲援而轉，她就在這間書房上網看書，常常過了零點才休息，有時也會在書房的備用床上就寢，一如他不分晝夜編程、寫博客時那樣。
她新買的微型電腦，就架在他用過的床上便攜桌上。2017年，他急性哮喘發作需要臥床修養時，仍然堅持用它來工作。最初，為了確認“編程隨想”就是阮曉寰，貝震穎特意翻看了那段時間的博客內容，看到他開頭寫“最近太忙發文慢了”時，她不禁失聲痛哭。某種程度上，她嫉妒“編程隨想”的網友們占據了他更多生命。
謎題一個個被揭開，最後還是回到他身上：以安全為由向她從頭至尾隱瞞“編程隨想”的身份明智嗎？還是他真得那麽自信可以將真身與“編程隨想”切割幹淨？他既然已經意識到危險的臨近，難道就沒有為被捕設計過任何預案？
這些問題被“牆外”的“編程隨想”粉絲們反複思量。“（人權衛士）自己所做的事對親人保密是通常的做法。”林立告訴我，如果一開始親屬就能進行有效呼籲的話，雖然不能改變案件判決，至少能夠通過國際呼籲等手段讓當事人在獄中得到較為人道的待遇。對於已經注意到自身危險的行動者，他建議立即按最壞情況規劃，例如：通過安全郵箱，設置定時郵件，如“警報”未能解除，係統可以自動將相關信息發送給親屬或信任者；同時確保本地不會留有任何重要數據。
唯一確定的是，阮曉寰應該及時銷毀了keyfile（一種加密手段），沒有任何人能破解登陸他的博客，使之消失在互聯網上。貝震穎對此看得很清楚，“他們強製衝進我家，唯一的目的就是攻破他的博客，沒有做成，（編者注：“編程隨想”博客曾記錄過，2011年和2017年他的Google賬號兩次檢測到“由政府支持的攻擊者”入侵並發出警告）這是第一大失誤；第二大失誤是，之後他們想嚴格封鎖消息，不惜出具一份違法的判決書，隱瞞他的身份，結果家屬自己發現了。”
阮曉寰一審判決全文
從偵查期到一審宣判，沒有任何人能回答她，他究竟寫了什麽“海外博客”，以至於觸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紅線。2023年2月，拿到一審判決書的時候，這一點徹底激怒了她，“上麵沒有任何違法的言論證據啊。”
更讓她疑惑的是，一審審理拖延了一年多，家屬需要求著律師去會見當事人，換了三批律師，最後的庭審辯護仍然如同“走過場”，律師甚至承認阮曉寰有罪、僅請求輕判，這和律師最初與家屬的溝通截然不同。所有這些“不正常”的細節疊加在一起，讓她原本“歲月靜好”的世界出現裂變。
“他代表IT群體，我代表外企群體”
現年46歲的貝震穎出身於上海工薪家庭，是家中的次女。她自認從小樂觀，獨立而堅韌，“不是外界塑造的，就是自己長出來的。”90年代中旬，她在上海市重點高中就讀，老師看好她拿下區級物理競賽第一名，但她偏偏實驗考試交了白卷，因為認準有幹擾因素，無法通過設計實驗來精確還原理論。
那時，身邊人都認定金融係是最有“錢途”的專業，她也不例外，隻是高考沒發揮好，進入華東理工大學化工係，從此認識了同班同學阮曉寰。貝震穎說，阮曉寰也像是從原生家庭中“突變”出來的，父親是大學中文係教授，他卻曾在作文考試中交白卷，家庭對他的影響主要是培養了廣博的閱讀愛好。
童年阮曉寰與父母合照 via@紐約時報
原本阮曉寰考學的目標是物理係，兩人欣賞物理，都是覺得它涉及更本質的思考。日後，阮曉寰告訴貝震穎，沒有走這條路是對的，因為物理再要突破非常難，而從計算機跨到軟件卻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從小愛好計算機的他，在大學裏繼續翹課自學，同時也熱衷於幫助同學答疑解惑。
阮曉寰的特立獨行，自那時便顯現出來。因為專注於參與軟件研發項目，專業課掛科、沒通過四級英語考試，他無法拿到畢業證書，有教授提出讓他轉專業至計算機係，隻需再讀一年就可以拿到文憑，但他為了早日投身軟件開發事業，寧願肆業。
按照當時的人才流向，“世界500強”外資化工企業是求職首選。貝震穎順利躋身其中，十七年間，從銷售到市場，穩步晉升至中層管理崗位，最多時帶領過十來人的團隊。這樣的履曆鑄就了她國際化的開放思維，“外企對經濟、財務的基本假設是永續原則，社會穩定是前提條件，而法治是最基本的保障。”
“他有兩麵性，有一麵你是不知道的。”偵查人員曾這樣回絕她對博客名的探問。但閱讀“編程隨想”博客的第一時間，貝震穎便確認，這就是她從大學時代起認識的那個阮曉寰，一個崇尚自由和開源精神的極客。
阮曉寰也是職業發展中的佼佼者。他先後在啟明星辰、國都興業等知名信息安全企業工作，從程序員、研發總監升至CTO（首席技術官）。擔任2008年北京奧運會信息安全係統總工程師，是他職業生涯的高光時刻，也被家人視作他“ 愛國”的表現。
阮曉寰的個人訪談及公司表彰
不過貝震穎強調，他從未真正進入“ 體製內”，沒有社保五險一金。普通人趨之若鶩的上海戶口，他也毫不在乎，來自丈人丈母娘的催促，都被他擋了回去，一如他支持她與有些“重男輕女”傳統觀念的福建家人保持距離。2012年後，為了更自由地鑽研前沿技術，阮曉寰辭職在家，致力於開發開源軟件，更加隨心所欲地看書和寫博客。貝震穎充分信任他的專業能力，不必為家庭經濟問題操心。
她明確指出，他代表IT群體，自己則代表外企員工群體，“這兩個群體的數量，遠比此前抓的律師、記者多，寒蟬效應是很大的。本來企業、IT行業就是需要有創造性思維、批判性思考能力，把這個壓製掉，生產力從哪裏來，怎麽跟國際競爭？”反過來，她也主張不做無謂的犧牲，“ 如果有自由思維的全都被抓進去了，這是對社會的損失。”
不過，貝震穎還是會怪阮曉寰把她“陷入這樣的境地”，瞞著自己做有政治風險的事情，對她“不公平”，其中隱約也能看出他父母家庭模式的縮影，“好像男性絕對投入做的事，女性不要管”。但以此為契機，她也反思起兩人在關係和溝通中存在的問題，看清楚他身上真正的“兩麵性”，一方麵是對他真正的追求多了理解，另一方麵則是正視他多年來在“家庭生活方麵的缺失”。
過去，他常說她追求的是愛因斯坦所謂的“豬欄理想”（即把安逸和享樂作為唯一目標），覺得她的聰明才智被大大浪費了，“他說我比較有個性，等於是說我還‘有救’，沒這麽直白，但我覺得就是這個意思吧”。貝震穎認為，阮曉寰的思想受到尼采影響（“當然他自己肯定不承認的”），就像查拉圖斯特拉要求門徒否棄他從而獨自尋找自己，他總是催促她找到真正的興趣、人生意義和價值，開拓精神世界，從而跟他有更多共同話題。
疫情初期，貝震穎就曾要他教自己“翻牆”，他推脫說“現在管得很嚴”，轉而讓她去學編程或看書，“可能他覺得對我來說，看這些（‘牆外’資訊）也沒什麽意義，有意義的是提高自己的知識。”
“他有的時候對我的要求很冷酷的。”貝震穎回憶，每當看到她刷手機視頻時，他常常說她浪費時間，不看書，腦子會變傻，即使是她下班很累回到家時也不例外。他的主張是，刷手機視頻接收信息慢，屬於被動思考，隻是休息，隻有看書才是主動思考。“我說你跟我說的時候，注意一下溝通方式，這樣我更加能接受嘛。他不管的，你自己去悟吧，如果沒有強大到能聽得進去話，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了。”
原本貝震穎喜歡孩子，但阮曉寰出於對中國社會民生問題的悲觀看法，不願要孩子，她一開始不太接受，後來發現自己確實也“動力不足”，“如果是別的婚姻，整天忙家裏的瑣事，上班又帶孩子，那個生活是我要的嗎？起碼和他在一起我沒什麽壓力，要說唯一的壓力就是叫我成長。”
在這方麵，貝震穎不願和他爭論，但也沒有選擇讓步，依舊“做自己想做的”。直到2020年，因為公司業務調整，她開始認真反思工作的意義，決定辭職在家休整。她逐漸自發地認同起阮曉寰過去的那些“說教”。她並不認為，阮曉寰是在“pua”自己，因為他的目的不是操縱她、反而是促使她發展自我，笑稱“如果我讀了很多書，一有機會，我肯定也要‘pua’他，關鍵是他還覺得很高興。”
救援的“項目管理”
貝震穎強調，自己為丈夫聲援，首先是出於道義，認同“說話和思考是最基本的人權”，而親情隻是為道德行動提供了強大動力。“他要追求網絡自由和自我實現的價值，無可厚非。”
原本她有著作為上海人的驕傲感，覺得這座城市代表著中國最現代和發達的一麵，理應擁有與經濟水平相配的法治環境，“沒想到，拋開這些繁華，其實都是一樣的，就像一個橘子發黴，黴點是由裏而外散發開來的，隻是一個地方多一點，一個地方少一點。”貝震穎去年時對我說，“牽涉進案子裏之後，不得不去看真實的東西到底是什麽，沒法再閉住眼睛。”
這是屬於她的吞下“紅藥丸”的時刻。在接受“不明白播客”采訪時，貝震穎曾將丈夫比作《黑客帝國》中的男主角，“自己選擇了吞下紅色的藥丸，去麵對這個真實殘酷的世界，去做持續的但是其實希望渺茫的奮鬥。”
貝震穎接受“不明白博客”采訪
對自己行動的性質和後果，阮曉寰應該很清楚。他曾整理發布過建國後所有被判“煽顛”罪的犯人名錄和事由。他也曾明目張膽地在博客中列出他所寫的自認夠得上“煽顛”的篇目，嘲笑“朝廷”還沒有抓住他。與此同時，他比誰都更清楚，一個“無名”的“人權鬥士”入獄的最壞結果。
2019年，在《開博十周年大事記》中，阮曉寰詳細分析了“匿名策略”的風險：一旦因為一時疏忽暴露身份而被捕，不會有人來聲援，甚至可能會被“直接整死在牢裏”。
“本人知名度越高，對其保護作用越大”，他強調這是因為當局會顧忌輿論影響，是權衡利弊的結果，而知名度較低的六四民運勞工維權人士李旺陽疑似“被自殺”、藏族政治犯丹增曲紮在獄中受虐致死就是反例。
留在博客裏的這條“草蛇灰線”，令貝震穎的心高高懸起。想起開庭時闊別近兩年的他，身體消瘦了一大圈，昔日烏黑濃密的頭發已是斑白，她每每忍不住掉淚，“可想而知他受到的壓力有多大”。貝震穎說，那一刻，自己心中的委屈瞬間瓦解，腦海裏隻剩兩個字：救他。
而她采取的關鍵策略，正是他提及的“知名度”。“我去推特有最低目標設定，就是要保住他的命，就這麽簡單。因為你對現實不能抱有太大的幻想，要做好最壞的打算……更多人關注他，至少他們不敢亂動。”貝震穎說。
她也很清楚，在這場家屬和公權力的較量中，“賭”的成分有多大，“你去看以前被抓的人，他們所采取的方法，成功的紀錄很少很少”。但她仍然堅持，“呼籲二審公開公正，呼籲輿論監督，做肯定比不做的利益大，保證自己安全的前提下，我們沒有任何損失。更何況如果對方明智，懂得權衡利弊，二審應改判。”
貝震穎拿出了職業經理人的勁頭，全力以赴推進“阮曉寰救援”項目，目標、預期結果、風險都考慮得清晰分明。她深知官僚係統的效率，從一開始就想好了要抓住有限的“窗口期”，盡可能擴大“編程隨想”案的傳播度。
聲援期間，貝震穎也說服公公婆婆，堅決製止情緒化的批評言論，基於事實和法律程序做爭取。她歸納出了“法律為準繩，輿論是力量”的策略，在推特介紹中鄭重為自己畫下邊界：“正向聲援，避談政治”。“我說話是很嚴密的，他們就找不到任何把我抓進去的理由。”貝震穎曾說。
高音喇叭、律師、《憲法》
貝震穎距離紅線最近的時刻，是她拿著高音喇叭，到阮曉寰關押的楊浦區看守所周圍一帶，播放提前錄製好的音頻。由於法援律師占位，家屬通過辯護律師和看守所的阮曉寰溝通被截斷。這是唯一可行的途徑。她特意請他父母錄了閩南話，對外界“加密”，少給官方留下口實。音頻大意是，家屬已經知道他的身份，並且聘請了尚寶軍、莫少平兩位律師，國際媒體和輿論都在關注，希望他堅強，可以爭取盡快釋放。
貝震穎說，去年5月初開始，就有加油站工作人員跑出來幹預，號稱妨礙他們營業。她知道這是官方授意的。她又跑到高架上和靠近居民樓的路上放過幾次，專門避開了午休時間。有人從樓上潑水，也有人騎車衝出來製止，令她安慰的是，旁邊的老人勸對方不要管，說“她沒有妨礙我們”。不過，她借此判斷，“他們可能快要來抓我了”，便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講出了這件事，“不能全部讓他們去說，暗箱操作，我做這些事都是大家知道的，合情合理合法，就這麽簡單。”
回顧到處奔走聲援的日子，令她感念的是，人權律師尚寶軍與莫少平還願意站出來為阮曉寰辯護。在越發“孤立無援”的局麵下，貝震穎沒有其它指望，“有時候律師能在精神上稍微有一些支持，就已經很好了。”兩位律師曾在政府高壓下，接力擔任劉曉波的辯護律師，她尤其看重這一身份，因為阮曉寰肯定知道兩位律師。
人權律師尚寶軍與莫少平
阮曉寰曾經在閑聊中對她提過劉曉波的案子，開玩笑地問過她，萬一哪天他被國安抓走，她會不會像劉曉波的妻子劉霞一樣為他到處找律師。當時，她眼中的丈夫還隻是一個“道德水準很高的宅男”，她絕不相信他會利用手中的技術犯法，以為他“網絡安全做久了，哪根筋不對了”，沒有把他的話當真。
紅色封皮的薄薄一冊《憲法》仍擺在書桌上，是阮曉寰買的。在研究法條時，貝震穎也拿來翻過。“也沒用啊，劉少奇拿著《憲法》也被打倒了。”貝震穎自嘲。去年三月份去北京見律師前，她被北京國保攔截，麵對他們，她還曾反複用《憲法》中的“言論自由”來為丈夫辯護，“國家憲法保障言論自由，如果你說他不在言論自由範圍內，誰主張誰舉證。就算是‘煽顛’法條裏的‘造謠、誹謗等其他形式’，‘其他形式’也要明確說明，不在言論自由範圍內。”
仍然擺在阮曉寰家中的《憲法》（網絡圖片）
過去的一年裏，貝震穎利用空閑時間，讀了不少中國曆史和政治著作，其中也包括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她從中感受到的恐懼感遠勝過自己親曆的。她不願相信“文革從未離開”這樣的說法，堅持認為像她這代“70後”的成長環境，網絡信息渠道爆炸，科學人文思維和普世價值觀弘揚，都不可能再倒退到文革時期。
不過貝震穎無法確定，公開聲援是否符合阮曉寰的願望，或許出獄後還會就此跟她吵架。“他把絕對自由看得很重，不喜歡拋頭露麵，不喜歡被人觀察和議論，可能會覺得沒有隱私了就不自由了。但我沒有辦法，我必須權衡。”
早在2021年底，貝震穎就買了一包他喜歡吃的加應子——一種從他老家福建泉州一帶起源的閩式蜜餞，盼著他很快就能宣判並釋放。這包零食一直放在書房桌上，她不擔心會不會過期，留著等他出來給他看也好。“大學裏我送他的糖，他也還留著呢。”她笑說。
以前每年生日，貝震穎都會拉上阮曉寰，一起出去下館子。自從他被捕後，她覺得已經沒有“過生日”的必要，倒是父母會在家裏給她做上一頓好吃的。更多時候，她一個人在家，偶爾也感到心慌，仿佛一場噩夢還沒有醒來。不過，她不願意“鑽牛角尖”，“也要調整一下，活出自己的生命價值，否則就不是他一個人坐牢，變成所有人都在為他坐牢了。”
她一度有了重回職場的打算。有些獵頭找到她，但在後疫情的經濟形勢下，她想要的外企管理崗位幾乎沒有，好在她的心態很放鬆，“有機會就再出去工作，找不到也無所謂，隻是作為和社會接觸的窗口。我肯定會有新的成長規劃，不會再像以前工作時那樣。”她批判當下中國許多公司設下嚴苛的招聘“年齡門檻”，但還是感慨自己的這次“新生”，“四十幾歲，再重新活過，還好也不晚嘛。”
這個世界變好了嗎？
因為十二年的持續耕耘，“編程隨想”堪稱中國互聯網的一塊活化石。用貝震穎的話說，阮曉寰剛開始寫博客的時候，“防火牆都還沒有築好”。他的blogspot被封，令他開始傳授翻牆技能；當局接著封殺twitter、facebook等熱門平台，甚至推動在電腦上預裝監控和上網過濾軟件，他才決定開始寫政治博客。此後，幾乎每一個重要的社會事件和運動，他都沒有缺席記錄，最為人稱道的“遺產”莫過於托管在Github上的“太子黨關係網絡”開源項目——整理自揭露中共高官權貴財富的大量公開報道。
阮曉寰於Github整理的《太子黨關係網絡》
林立便是由此關注“編程隨想”的，他也曾在博客評論區留過言。在他看來，阮曉寰係統整合和廣泛傳播網絡信息安全工具，在國內是“絕對的先行者”，他的博客也成為“異議者的技術大本營”。直到2017年左右，中國政府加強對微信、QQ等聊天工具的嚴密控製，不斷禁言、封號，許多普通人才越來越多地關注到信息安全問題，自學起相關知識。
然而，更多人學會翻牆，並不必然帶來思想解放，小粉紅“出征”是另一種潮流。國內針對翻牆“違法違紀”的宣傳和處罰日益增多，近年還發生了不少與信息自由相關的人權案件，比如以備份國內“404”文章出名的“端點星”案。
“端點星”誌願者陳玫（左）與蔡偉，因“尋釁滋事罪”被判囚一年三個月
貝震穎特別同情李翹楚。她因為幫忙管理戀人許誌永的博客、上傳文章，近期同樣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一審被判刑三年八個月。“真得想不通，為什麽這樣的弱女子也讓他們如臨大敵，要這樣去對待她。”
女權人士李翹楚因聲援“新公民運動”發起人許誌永，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三年八個月
她想起，偵查人員也曾問過她有沒有幫阮曉寰買過計算機相關的東西，好在婚後他們始終保持財務獨立。她因公出國的情況也被仔細盤問。最好笑的是，在搜查家裏時，一位肖姓警察隨手拿起她的一本講企業組織變革的書《變革之心》，竟以為是什麽宣揚革命的反動著作，拿到她麵前質問。
這是當年她參加所在外企組織變革管理培訓的獎品，令她記憶猶新：“85%的人都不願意變革，聽到‘變’就害怕，所以重視組織裏的人心是最重要的，爭取那些願意變的人，慢慢鞏固變化和改善。一定要讓大家發言，才能聽到人心。”
阮曉寰在“編程隨想”博客上留下的最後文字，是附議一位網友的提議，總結一些文章作為“建黨百年獻禮”。貝震穎深信，是有關部門把阮曉寰當作對上“獻禮”的祭品，但因為未能攻破和關閉他的博客，他的遭遇也已被外界知曉，這一行動事實上已經破產，隻有糾正不公正的裁決，才能挽回上海的司法形象。
阮曉寰在被捕前日發表的最後一篇博客
“即使你覺得他這樣做不對，當初你請他喝茶告訴他對嗎？而不是像現在想安一個罪名就安上去。”貝震穎憤憤不平。
我想起一位朋友告訴過我，負責盯她的國安曾給她這樣“洗腦”：你應該感到慶幸，我們來找到你，對你發出提醒，如果什麽時候我們不找你了，事情的性質就變了。這句話的潛台詞是，究竟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由他們說了算。
關於信息安全，她的經驗是，你永遠無法確定是不是因為你做對了什麽，才逃開可能的關注。有時你感到一絲僥幸，覺得自己大概率已經脫離了某份“名單”。然後你就會感到厭倦，質疑自己是否有必要為了想象中的“安全”花費時間“隱姓埋名”地做自己心目中“正確的事”。甚至在感到危險臨近時，閃過“破罐破摔”的心理，巴不得被抓後認命，結束提心吊膽的生活。
對於沒有網絡安全專業背景的行動者，通常會把“老大哥”想象得無所不能，無孔不入，而自己所謂的安全措施，總是像篩子一樣布滿漏洞。反觀阮曉寰，他的安全意識領先於同時代人，這讓他一度享有並非“虛幻”的安全保障，可以比普通人擁有更多的無需在意審查的言論自由。
反過來說，他為了獲得這種自由做了最長期的規劃和演練，同時他沒有浪費和濫用這種自由，而是努力將這個火種播撒給更多的人。這種十年如一日的“長期主義”，已經足夠鼓舞像我這一代迷茫的年輕行動者。
“如果‘白紙革命’發生的時候，阮曉寰還沒有被抓……”我忍不住問。
“以他的個性，他肯定不會上街”，貝震穎斷然否認，“他覺得有獨立思考能力才是最關鍵的，他做的是類似魯迅之前想做的事。”在她看來，後期的阮曉寰已經不再像早年那般“激進”。
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時，阮曉寰在博客中張貼了各地群眾“散步”的照片，他自稱為了不留下自己的蛛絲馬跡，“自個兒拍的照片還是不放上來比較保險”。在那個社交媒體剛剛崛起的年代，群體性事件此起彼伏，“圍觀改變中國”是廣為流傳的宣言。
“他的性格是囂張了一點，主要體現在技術方麵。他在網上無非是說了實話，這樣說的人在‘牆外’不是太多了嗎？他又沒有拉著人做廣告說‘你們來看’，是別人覺得他寫得有道理才去看的，你覺得不舒服可以不看和忽視。”對於阮曉寰在“茉莉花革命”期間的言行，貝震穎曾不乏擔憂，現在看得更為透徹：“合法的行動怎麽就能定性為‘顛覆’，根本也是口袋罪亂扣。”
“沒有任何人有義務為別人去犧牲。”她不喜歡網友們把阮曉寰“架在一個很高的地方”，“卻不想想自己有沒有為之做了什麽，有沒有想過社會的出路，或是提供任何建設性的意見。”
她還無法去想象，最多四年後，他出獄時會是怎樣的情境，也許在敏感時點“被旅遊”是免不了的，也許和其它人權衛士一樣，沉默一陣子後終被允許出國“流亡”……許多良心犯的故事，讓她看到了一個被動塑造的“命運共同體”，從社會賦予的“不正常”的孤獨感中解脫，深信自己才是極少數“正常人”，“再怎麽樣一遍一遍被清洗，人群中總有一定比例的少數人，在推動著曆史，還是會有一點希望。”
現在她的力量都源自她自身，從曆史中尋找人生智慧。“其實每個人都有很大的潛力，很多人可能一輩子直到死都沒有發芽，有些人發芽了，隻不過我們這裏的土壤太貧瘠了，就被扼殺了。”貝震穎相信，中國外儒內法的皇權統治，也隻是成了曆史的一個階段，終將過去。“反抗不反抗還不是最重要的。貧瘠的土壤上，長出來的就是這樣的政治現狀。你得先種草，把土壤養肥，接著才能種莊稼，一步步土壤肥力上去了，才能種出更好的東西。阮曉寰做的就是這個事情。”
“現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停滯了，可能也會有一些新的思想湧現出來，雖然‘牆內’基本上被壓抑著，但就像蘑菇一樣，地下還是會有根係在生長。”貝震穎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