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中葉，美國和俄羅斯迅速積累了數千枚核武器，而中國卻置身於軍備競賽之外，將精力集中在發展經濟和擴大地區影響力上。
在那些年裏，北京確實製造了數百枚核武器，但中國領導人堅稱，他們的武器庫規模不大，隻是為了自衛。自1964年中國首次進行核武器試驗以來，中國一直高聲承諾，無論發生什麽情況，永遠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這種立場，再加上“最低限度”威懾的既定戰略，並沒有像俄羅斯的威脅那樣引起美國人的恐懼、厭惡和關注。
如今，華盛頓對中國的核野心越來越感到不安。五角大樓稱，北京將在本十年末把核彈頭數量增加一倍，從500枚增加到1000枚。美國高級官員公開稱，這一發展是“前所未有”和“驚人的”。中國大幅擴建了核試驗設施，並繼續在該國北部建造三個新的導彈場，最近在那裏建造了300多個洲際彈道導彈發射井。
中國從一個小型持核國轉變為一個核大國是曆史性的轉變，它顛覆了整個原子時代世界微妙的核武器兩強平衡。俄羅斯和美國的核武庫——它們的增長、削減和遏製——定義了這個時代；維持兩國之間不穩定的和平取決於開放的溝通渠道、核規範的協議和外交。
中國幾乎不存在這種核框架。在華盛頓，如何準確解讀北京急劇的核建設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美國官員說，在最好的情況下，這說明中國官員正在努力趕上美國和俄羅斯——美俄兩國的核儲備對中國保持著大約10比1的優勢；在最壞的情況下，他們認為，這是北京在大張旗鼓地試圖阻止美國保護台灣不受中國入侵，而台灣最有可能成為美中兩個相互競爭的超級大國之間發生武裝衝突的導火索。
事實上，沒有人知道中國在計劃什麽。與對待國內政策的方式一樣，習近平主席的政府很少公布有關其核意圖、戰略或目標的信息，同樣也不願意參與軍備控製。
直到現在才開始改變。
今年2月，中國罕見地提出開展核外交，公開邀請美國和其他核大國就一項條約進行談判，在該條約中，各方承諾永遠不會首先對彼此使用核武器。2月26日，中國外交部軍控司司長孫曉波在日內瓦表示：“這一政策保持高度的穩定性、連續性和透明性，其本身就是對國際核裁軍進程的重要貢獻。”
這個邀請來得很意外。雖然北京長期以來一直聲稱在這個問題上比其他核大國更有道德優勢——中國和印度是僅有的兩個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核國家——但以這種公開方式開啟談判是中國多年來從未做過的事情。
接受中國的提議似乎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每個國家都同意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不是更好嗎——但華盛頓在公開層麵上卻對此保持沉默。對於美國決策者來說，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會引發嚴重分歧。美國是唯一在衝突中使用過核武器的國家，1945年曾在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它從未排除再次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也沒有詳細說明在何種情況下會考慮這樣做。這種經過深思熟慮的模棱兩可是為了令對手擔心美國可能采取的反應，從而不會對美國——以及它受條約約束要保護的30多個盟國——采取軍事行動。
這也是拜登總統本人的問題。在擔任副總統的時候，他在奧巴馬政府內部的討論中支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在競選總統的時候，他表示美國核武庫的“唯一目的”應該是威懾或者報複對手的核攻擊。但當輪到他自己的政府拿出一項宣言式的核政策時，他決定不打破美國長期以來的核原則，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選擇。
拜登的轉變是時代的標誌，是內部討論以及與歐洲、亞洲盟友磋商的結果。據現任和前任政府官員稱，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擔心政策逆轉會動搖人們對美國防衛承諾的信心，並有可能讓中國、俄羅斯和朝鮮更加膽大妄為。
圍繞美國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可能生變的不安，幾乎可以肯定是中國異常公開地發出談判邀請背後的原因之一。中國在私下外交渠道之外公開提議，可能隻是想煽起美國的盟友和夥伴的焦慮情緒，尤其是台灣、韓國和日本。
這不是它第一次這麽做。冷戰期間，中國分別於1971年和1982年在聯合國提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共同承諾，並於1994年向其他核武器國家提交了條約草案。四年後，中國在克林頓總統訪問北京時試圖說服他改變美國的核政策，但克林頓決定不這樣做，而是選擇共同承諾停止用核武器瞄準對方。
習近平上台後，此類提議幾乎完全停止了，他奉行的外交政策要激進得多。他主導了中國軍隊的全麵現代化，包括研發和部署新型核導彈、潛艇和轟炸機。與此同時，中國核彈頭的擁有量穩步增加。
白宮認為，中國最近的提議是為了轉移對其在核議程，包括在其咄咄逼人的核武庫增長問題上普遍無意進行外交接觸的關注。拜登政府正在考慮要如何遏製中國和俄羅斯，同時又不至於引發破壞穩定的三方軍備競賽。去年夏天的時候，拜登的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曾公開邀請這兩個國家舉行不設先決條件的核軍備控製磋商。俄羅斯直接拒絕了這一提議，而中國同意進行初步會談。在去年11月的一次後續會議上，美國提出了管理核風險的可行措施，比如同意在試射彈道導彈時相互通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尚未做出回應，也未表現出對這些提議進行實質性探討的興趣，”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言人在書麵答複有關北京最近提議的問題時說。“中國的這一行為，讓人對其呼籲討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條約背後的目的產生懷疑。”
也有人認為，拜登政府應該接受北京的提議。“中國真心認為，任何嚴肅的核軍備控製討論都需要從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開始，”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中國核問題的專家趙通表示。“在北京看來，這是減少核武器作用的最有效方式。”
即使這是一種戰略策略，與中國和其他核國家就首次使用核武器的談判進行接觸也可能是為新核時代建立關鍵護欄的關鍵一步。對華盛頓來說，讓中國坐到軍控談判桌前將是一個重大突破。它還有助於重振美俄之間停滯不前的關係，兩國控製著全球近90%的核彈頭。
“對於中國在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問題上的主動提議，美國曆屆政府並沒有做出非常積極或感興趣的回應，”曾在克林頓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國防政策和軍備控製主任的史蒂夫·安德烈亞森說道。“但當我們看到以後……在所有核問題上與中國進行接觸越來越符合美國的利益，我們將不得不在這個問題上有所行動。”
誠然，眼下並非建立信任的好時機；目前中美在軍事意圖上的不信任很深。今年3月，美國核武部隊指揮官安東尼·科頓將軍在國會發表講話時表示，中國的快速核擴張表明，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不再可信。五角大樓在去年10月份的一份報告中寫道，盡管中國嘴上這樣說，但如果事關習近平政權的生死存亡，比如在與台灣的戰爭中戰敗，北京方麵可能會考慮在危機期間首先使用核武器。目前也不清楚，如果中國的核力量在衝突中遭到打擊，中國將如何應對。這會引發北京動用核武器嗎？“未知，”五角大樓在報告中寫道。
通過討論這些存在爭議的地方，或許有助於北京和華盛頓理解在製定彼此核政策細節時需要考慮的因素。對話和外交的過程可以幫助中國聽到美國的關切，反之亦然。鑒於兩國在台灣問題上日益擴大的恐懼和懷疑鴻溝，對雙方來說，現在是坐下來討論什麽是可信的不首先使用承諾的最佳時機。
或許，最終並不能達成明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談判可能不會達成所有人都同意的協議，而且即使達成了協議，也可能無法查證核實，這意味著它的象征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但這並不意味著華盛頓不應接受北京的邀請。在日益岌岌可危的核外交世界裏，對一項條約的討論仍能為另一項條約的達成鋪平道路。《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是美俄之間目前僅存的主要軍控協議，它建立在20年前簽署的最初的《削減和限製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基礎之上。
習近平上台後，中國似乎已經放棄了保持最低核威懾的政策。如果拜登政府對軍備控製是認真的，那麽現在是時候與北京尋求共同點，為一個更安全的未來達成新的協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