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前半生生活在人口爆炸的恐嚇中，後半生生活在人口下降的現實裏。
小時候，村裏大喇叭每天都在播報計劃生育相關事項，結紮、罰款，軟硬兼施。牆上刷滿計劃生育標語，少生優生幸福一生，隻生一個好，計劃生育是大事，我最早認識的就是這些字。
畢業後剛進媒體那幾年，一胎政策已經明顯不符合時代，但大家也隻敢小心翼翼說一說，不小心就會犯錯誤。不過還是做了一些文章，談老齡化、低生育陷阱，談生育權利，談文明，談法治。那時候的媒體還是媒體。
後來，計劃生育終於結束了，和我們的青少年時代一起封進了記憶。出生人口有過幾年反彈，接著義無反顧地掉頭直下。現在打開近幾十年來的出生人口趨勢圖，仿佛看到一幅詭異而慘烈的情景，曆史正在殺死它自己。
想起一句西方諺語，不要輕易許願，萬一實現了呢。
我們的餘生，或許都將伴隨新生兒越來越少，老年人越來越多的社會圖景。其實沒必要太悲觀。往好處想，這是我們有史以來第一次非經戰亂、自然災害實現的人口下降。我們不是很喜歡“有史以來第一次”嗎？
不過困惑還是應該困惑一下的。從前不是說，我們骨子裏就愛生孩子，攔也攔不住嗎，怎麽突然不生了？與此同時，性別戰爭愈演愈烈，離婚率越來越高，農村“剩男”城市“剩女”越來越多（說明一下，這兩個詞我很不喜歡）……
關於東亞社會引人注目的這些現象，目前看到的最有解釋力的說法，來自韓國學者張慶燮。他提出了一個叫“壓縮現代性”的概念。他分析的是韓國，但他的理論對整個東亞社會都很有啟發。關鍵的一點是，他把東亞社會現在的困境，跟當初的成功結合在了一起，這就好比一枚硬幣找全了兩個麵。
張慶燮發現，在韓國現代化的過程中，家庭的角色和作用跟西方社會很不一樣。
西方古典社會學認為，家庭對現代化進程的貢獻主要是降低其社會功能和淡化其社會角色。也就是說，在西方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家庭逐漸解體，原本由家庭承擔的許多功能，逐漸轉移到社會。
但是韓國很不一樣。在短短幾十年裏，韓國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現代化，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家庭沒有被邊緣化，而是扮演了很中心性的角色。
韓國的現代化戰略是“先增長，後分配”，通過“最大限度地縮減社會福利和公共支出”來打造經濟競爭力，與此同時，社會再生產的責任幾乎全部交給家庭。
簡單來說，一個個韓國家庭，才是韓國實現跨越式發展的發動機。家庭為經濟增長貢獻人力物力財力，但是養老、育兒、教育這些責任全都不用社會操心，出了問題家庭自己來扛。
這一切當然離不開韓國家庭的配合。韓國家庭有一個很強烈的欲望，就是“代際向上社會流動”，所以不計成本地培養下一代，培養出來無償交給社會。韓國家庭教育熱情之高，甚至超過了政府的發展需要，這使得政府企業在公共教育支出極少的情況下，意外地獲得了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勞動力群體，從而發展出世界上最先進的產業結構之一。
故事講到這裏，隻是一半。假如韓國故事可以一直這麽演下去，地球上其他國家都會被卷死。韓國人民可以永遠驕傲，直到星辰大海。
故事的前半場有多麽轟轟烈烈，故事的後半場就有多麽黯然銷魂，而它們是同一個故事，有因必有果。
韓國這種以家庭為中心的現代化，在各種統計數字實現完美趕超之後，家庭本身撐不住了，出現了“去家庭化”的各種征兆——如最低的生育率、無子化、家庭遺棄、離婚、推遲或厭惡結婚。
承擔了太多責任的家庭，變得過度勞累，家庭卻沒有辦法給自己減負，因為人們想象不出新的家庭形態，社會也不支持。這其實也是東亞性別議題與西方性別議題在本質上的不同。東亞社會的男男女女，對於另一種性別抱有異常強烈的憤恨，因為他們無形中都背負著必須組建完美家庭為社會培育新生力量的精神負擔，在現實中卻無法實現這樣的願望，所以把仇恨都投射到了彼此身上。
東亞社會的內卷難題也在於此。張慶燮把韓國家庭稱為“戰略性的企業單位”，家庭與家庭之間一直在進行著激烈的教育、創業、甚至投機競爭。但是這種惡性競爭，卻隻能把整個社會變成一片焦土，每個人都沒辦法從容呼吸。“個人教育課程和城市住房的費用過高，威脅著大多數城市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們的鄰居和同胞造成的。”
我的理解是，東亞社會之所以能夠在工業上實現跨越式發展，是因為東亞家庭願意自我犧牲、自我壓榨，享受吃苦，延遲滿足，換取下一代“逆天改命”的機會。但是這樣卷了兩三代人之後，工業化成功了，統計數字十分耀眼，但是家庭本身自我延續的土壤被卷光光了，東亞家庭在自己的功勞簿上消失了。環顧四周，這確實就是我們正在經曆的。
眾所周知，韓國的出生率越來越低，但高科技產業卻很發達，後者看起來是一個安慰。所以這裏要補充的知識點的是，這兩者其實有關係的。“矛盾的是，韓國重工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在世界範圍內是非常具有競爭力的，其吸收勞動力的能力卻呈下降趨勢，這反而成為促進其競爭力的主要原因。”
東亞人太能卷了。好消息是，連高科技都能卷出來。壞消息是，卷出來的高科技跟大多數東亞人沒有關係。當然，如果你隻是想跟著驕傲一下，管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