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知名社會學家趙鼎新的一封辭職信引發了中國學術界的廣泛討論。他表示，要辭去在浙江大學社會學係的所有職務，原因指向3月19日該係內部召開的一場會議。這次會議在其不知情的背景下召開，會上宣布成立“社會學係學科建設工作小組”，進行“站位更高”的改革。
會議召開一周前，70歲的趙鼎新於3月11日卸任浙大社會學係係主任。此時，距離他全麵推進浙大社會學係改革剛過去五年。66歲決定全職回國前，他已是芝加哥大學終身教授，是有國際影響力的社會學家。
知名社會學家趙鼎新。圖/視覺中國
邀請趙鼎新回國的時任浙大副校長羅衛東2018年表示，浙大文科整體實力不算弱，主要問題在於缺乏赫赫有名的領軍人物。這種學者到處都在請，浙大給出的條件並非最好。學者們更看重的，往往是加入一所高校能否實現學術理想、能否有用武之地。
打造一個能與西方主流社會科學話語體係對話的社會學係，是趙鼎新來浙大時的理想，也是中國高校文科改革的一次實驗。從國際排名看，實驗比較成功：在QS世界大學學科排名中，浙大社會學從五年前位列150名開外挺進到前100名。今年3月發布的202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榜單中，浙大社會學被列為A+，位居中國大陸前三，與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並列。但另一邊，浙大社會學係在國內第五輪學科評估中的結果並不理想。
辭職風波後，仍擔任浙大社會學係學術委員會委員和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長的趙鼎新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采訪。他坦言，短期內同時提升國內、國際排名並不現實。多位受訪學者表示，浙大社會學係改革的得失，也反映出中國社會科學發展麵臨的挑戰。
“牆外開花”與“牆內香”
2012年，趙鼎新以訪問教授形式開始在浙江大學短期工作。同時期，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係聯合主辦中國政治社會學講習班，趙鼎新是籌辦人之一。尋找報告人時他發現，國內社會學研究的議題很窄。“講習班主要聚焦於民族主義、國家、全球化等大問題。找對口的研究者上課時，任何議題外國學者很好找，國內學者相對稀缺，這是我沒想到的。”趙鼎新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他產生了一個想法：在國內搭建團隊，將研究視野拓展，“做大國的學問”。當年，主管文科的時任浙大副校長羅衛東邀請趙鼎新來浙大創建人文高等研究院。於是，趙鼎新主動提出要在浙大社會學係進行改革。
浙大的社科類院係中，社會學係根基不算深，1999年由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係合並而來，2009年劃入公共管理學院。趙鼎新到來前，全係正副教授、講師加起來隻有十幾人。對趙鼎新來說，這恰恰為改革提供了空間。2019年，他全職加入浙大社會學係，任學科建設首席專家，2021年11月起任係主任。
他首先做了兩件事，一是大力引進在海外頂尖學校畢業、經受過良好學術訓練的青年學者。校方為此也投入了真金白銀，“在每個人才上都投資了一千多萬，還提供了住房優惠條件”。短短五年，社會學係新引進30多名青年人才。二是改革評審考核機製，對新引進海歸青年學者，長聘評審考核要求是85％的學術成果為國際發表，15％為國內發表或課題。
具體而言，考核優先級中，社會學金字塔尖上的是兩個國際社會學頂刊《美國社會學評論》和《美國社會學雜誌》，發表一篇獨作論文算5分，其他六個學術影響力也很強的國際期刊，發表一篇獨作計2分。此外，在人文社會科學類期刊（SSCI期刊）上發表一篇普通一區的英文論文算1分。SSCI期刊通常被分為一到四區，一區分值最高。在另一所國內雙一流高校社會學係任副教授的張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套標準“在國內可以說是最嚴苛的之一，老師的壓力會相當大”。
能拿到更多分數的是專著。“如果能由西方頂級的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本質量很高的英文專著，就計10分，基本長聘就能過了。”趙鼎新解釋，這套標準是為了“鼓勵青年學者把一些最為關鍵的學術成果推向海外頂尖學術雜誌和頂尖大學出版社”。據他介紹，浙大社會學係近幾年的發表情況“已經比當初設想的好”。目前，係裏老師在國外知名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兩部著作，有6部著作已簽訂發表合同。
從一開始，浙大社會學係改革采取的就是“牆外開花牆內香”的策略。另一方麵，據趙鼎新稱，校方對社會學係引進國內頂尖人才的力度不太滿意。趙鼎新反複嚐試從國內高校引進具有“長江學者”等頭銜的資深教授，至今沒有成功。
一位熟悉浙大社會學係的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中國社會學的學科規模不大，一共隻有幾十位頂尖學者，一般其所在學校都不會放人。對尚在創業期的浙大社會學係來說，這帶來了一個後果：較難申請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
浙大社會學係官網顯示，該係現有全職教師45人，2018年前入職的教師有十幾人，部分手裏有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或省級課題。2021年9月，該係首次獲得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2項，分別來自趙鼎新和社會學係教授菅誌翔。新引進的青年學者，主要學術成果以海外期刊論文和英文出版物為主。“從某種程度上說，趙鼎新在浙大的改革隻能選擇‘牆外先開花’這條路。”前述學者說。
不過，張瀟認為，如果浙大社會學係采取一種相對更均衡的策略，強調國際化的同時，也讓部分學者將重點放在本土，可能對學科的長遠建設更有益處。清華大學社會學係在2000年複建之初就是“兩手抓”，采取多元化人才布局，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係原主任李強的帶領下，短短幾年內，就聚集了沈原、郭於華、景軍、王天夫等多位出身於國內，或在海外有求學或任教經曆的學者。“學科建設要兼容並包。”
趙鼎新沒有放棄“牆內香”的努力。依照社會學係改革的考核要求，在國內頂刊上發表一篇論文，分數也等同於在少數國際一流期刊上發文。他原本的計劃，是讓年輕學者在預聘期六年內逐漸適應國內環境。目前，全麵改革進行了五年。
3月11日， 浙江大學社會學係召開幹部宣傳會，宣布由周江洪兼任社會學係係主任，免去趙鼎新的社會學係係主任職務。圖/浙江大學社會學係微信公號
六年後，他們能適應嗎？在社會學學科，國內最有分量的兩個刊物是《中國社會科學》和《社會學研究》。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社會學係禮任教授劉思達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過兩篇論文。第一次是2007年，他27歲。第二次是2023年，他仔細閱讀了當期及之後的連續幾期，發現幾乎所有論文的作者都是正教授。
他表示，當下中國社會學發展的根本問題，是現有學術發表和評價體係過於論資排輩，浙大社會學係在體係裏還沒有一席之地。“這幾年常聽後輩們談起在國內發表之難，實際上，國內的文科都麵臨同樣的挑戰。”劉思達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21年，清華大學社會學係複係20周年之際，趙鼎新寫了一篇文章。他指出，中國學界不僅是個學術共同體，還是一個與各種人脈和資源密切相關的關係網絡共同體。
三年後，趙鼎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他改革的真正目標，是建立一個“以學術為中心”的生態。長聘考核的終極指標隻有一個：學術質量和品位。2019年，浙大社會學係成立學術委員會，委員以北大、清華、人大、中科院、斯坦福大學等學府的社會學係教授為主。“在係這一層級，是否過長聘，最終由學術委員會來判斷。如果你文章質量高，差一點分數也沒關係。我們2019年引進了一位非常優秀的外籍青年學者，去年轉為長聘副教授，他在浙大期間隻發了數篇文章，考核分數並沒有達到，但學術委員會所有人都說他的研究意義重大，難度也很高。”
趙鼎新坦言，發展好一個學科，需要長周期、連續性的支持，但在這方麵，改革麵臨了一些阻力。“比如雖然校方對人才經費投入很大，但社會學係日常運營經費嚴重不足，使我不得不花大量的時間在外麵募捐。”
目前，在浙江大學社會學係的官網上，趙鼎新已被移入“榮休教師”欄。而在社會學係的青年學者中，對未來的疑慮、擔憂仍沒有散去。“現在競爭太激烈，全國範圍內隻有極少數人能發國內頂刊。我們很清楚自己將來要在國內的學術體係裏活下去，不可能和國內完全脫節。” 一位不願具名的浙大社會學係青年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未來，浙大社會學係將何去何從？趙鼎新說，目前，他與浙大校方仍有如下共識：浙大社會學係的建設目標按照國際一流標準不變。“我更關心的是係裏的學術氛圍和文化，這是看不見的東西，也是建設一流社會學係的關鍵所在。”對於浙大社會學係下一步的改革方向，社會學係一位負責宣傳工作的老師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目前還沒有更新的規劃或政策發布，“各方麵沒有變化”。
“社會學係還可以這樣搞”
將趙鼎新到浙大改革的時間點，放到中國社會學整體的發展脈絡中考察，可以看到更深遠的變化。自1979年重建以來，中國社會學內部的學術評價體係大體經曆了兩次轉向。
南京大學社會學係講師陸遠長期關注學科發展史，他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第一次轉向發生在2005~2010年間，有海外求學背景的青年學者開始大量回國任教，在海外有影響力的華人學者也逐漸加深與國內學界的交往，各高校社會學係在考核時逐漸增加了對國際期刊發表的重視。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努力和國際接軌的轉型期，努力融入國際主流學術體係，成為中國學術界的迫切願望。社會學隻是大潮中的一分子。
2017~2018年前後，這種情況達到頂峰。“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六七年前，一個老師的研究水平很高，但他在評正教授時需要向評委會解釋：為什麽一篇國際論文都沒有。”陸遠說。反之，在部分高校，如果一個學者在職稱評審時拿出二三十篇英文文章，評委會可能連看都不看，“數數”就給過。但不可否認，對英文論文學術價值的判斷，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第二次轉向在2018、2019年前後開始，中文期刊發表逐漸得到強調。這也是趙鼎新開始浙大社會學係改革的時期。近兩年，這一趨勢愈發明顯。陸遠所在的南京大學社會學係，國際化程度在國內相關院係中位居前列，近一半老師有海外求學背景。但目前想要晉升，最硬的三個指標是論文數量、國內一流期刊論文和國家級課題。
2002年，教育部開啟學科評估，由各高校自願參加。2016年 “雙一流”建設開始後，學科評估結果和“一流學科”的評定有著密切的捆綁關係，因此，成為多數高校學科發展最重要的“指揮棒”。
張瀟參與了其所在社會學係的第五輪學科評估申報工作。他透露，院係在上報學科建設成果時需要填表，表格主要包含論文、課題或項目、專著、教學、獲獎等。論文最多上報40篇，且中國期刊論文不少於二分之一。包括國家社科基金等在內的國家級科研項目課題是必選項，“有多少填多少”，著作最多報10項。
多位專家指出，這種現實還導致中國社會學過度重視定量研究。前述青年社會學者說，定量研究效率高，“出成果”快，在學科內部有更高的“話語地位”，但如果量化分析流於程式和表麵，就會變成“定量八股”：先有幾個假設或模型，然後放一段數據，最後推翻或論證假設或模型，隻是把一個常識性的現象用一種看似“專業”或者“科學”的方式表達出來，而需要花費大量工夫去調研的定性研究則比較邊緣。
在浙大社會學係，趙鼎新鼓勵青年學者多開展定性研究，在人才引進上，圍繞曆史社會學、知識社會學、宗教族群社會學等國內相對薄弱的領域布局，對中國當前重大社會問題以及一些前瞻性問題展開係統研究。“我鼓勵年輕人去做‘十年磨一劍’的學問，尤其是一些非常重要但目前國內學術體係下較少資助的工作。”趙鼎新說。
陸遠說，中國社會正經曆巨大的變遷，每天有大量鮮活的事件發生，社會學家“應該到現實的田野裏去”，為這樣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社會及其變遷背後的動力提供深刻的解釋和洞見。但研究“大問題”意味著更長的研究周期，這與現有評價體係有相悖之處，而這是所有人文社科學科麵臨的共同困境。數量和指標化管理，是用理工科思維來管理文科，適合文科發展的評價體係應更具靈活性。
38歲時，趙鼎新從昆蟲生態學轉向社會學研究，學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一樣，既沒有像牛頓定理一樣的共同法則，也沒有像進化論一樣的覆蓋性法則。社會科學中，不同的人可以去研究差不多的事情，但卻因為對人類生存方式的理解不同，而采取多樣的視角、分析手法和敘事方式。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公共管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薛瀾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學術發展的模式不能千篇一律。教育部學科評估的初衷是在一定標準下，讓多數學校推動其學科建設盡快趕上來，在一定的曆史階段是有必要的，但到今天，很多學校已經發展到一個很好的階段，下一步需要在共性發展的基礎上去強化個性。他建議，可以考慮先在少數幾所學校進行試點，在不顛覆現有學術體係大框架的前提下，獲得更多個性化的探索空間。
趙鼎新說，他在浙大社會學係的改革，就是為了在國內現有學術體係內提供另一種可能性，讓人們意識到“在中國，社會學還可以這樣搞”。“多樣性最重要，就像集郵一樣，我希望再多集幾種類型的郵票。”
“社會學中國化”2.0版
在學科建設之外，趙鼎新選擇加入浙大社會學係，還出於一種學術野心：他希望培養一批年輕人，既帶著中國視角和中國問題意識研究，又能和西方主流的社會科學話語體係形成對話。“不是特意去強調一些西方世界‘沒有’而中國特殊的東西，而是在本體論、認識論層麵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話語體係，這是一個非常高難度的目標。”趙鼎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社會學是研究具體情境下社會過程和現象的一門學科。以中年之齡的“局外人”身份突然闖入美國社會學界的趙鼎新發現，無論是中國留學生還是華人社會學者，隻要在美國做社會學研究，即使是研究中國，都會有意或無意地把“美國的時空框架”作為前提，而不是想辦法突破它。“這是我最不滿意的。”趙鼎新說。
何謂“美國框架”？多位在美任教的社會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如果研究中國問題，美國社會學一流刊物所“期待”的文章“套路”是，研究現象背後有一個因果機製，該機製不僅能用於中國，也能用於美國。
趙鼎新認為，“套路”背後潛藏著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本體論底色。但一個社會現象可能有多個解釋機製，有一定邏輯能力的學者都能找到“有利證據”來構建自洽的論證，研究者的價值觀、功利、狹隘就會凸顯出來。趙鼎新稱，這些機製背後深層的宏觀社會結構不能忽視。他想做的是“大結構背景下的機製分析”，也即在方法論層麵將中微觀和宏觀分析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他認為，這是一個認識論層麵的創新。
“我為什麽讓浙大社會學係老師一開始就瞄準了西方頂尖的刊物和出版社，因為我們學者的創新隻有讓西方人在一定程度上能理解，形成對話，才能真正把中國特色的社會科學話語體係傳出去。” 他強調。
社會學對自主知識體係的追尋,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已開始，老一代學者吳文藻、費孝通等人提出“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與其學科特性有關。陸遠分析，相比其他聚焦特定社會領域的社科學科，國內社會學研究對象是作為整體的中國社會，“本土化就始終是中國社會學的追求”。
在浙大社會學係這個陣地，趙鼎新實踐的是本體論和認識論基礎上的本土化。他舉例說，西方對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問題的研究，往往落點於發展中國家法治文化落後等原因。浙大社會學係的一位年輕研究員，經過訓練和指導後，初步發現，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執行難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不同知識產權條款的“霸王條款”程度。“這就從對國家文化語境的關注，轉入知識產權文本本身的性質，堅持了發展中國家的立場，也更接近事實。”
在陸遠看來，中國社會學當下麵臨的問題，是都知道要“講好中國故事”，但缺乏發現故事、同時把它講出去的能力。
陸遠指出，一些本土化研究探討的並非真問題，這種趨勢過度發展下去，可能造成社會學降格為一門以具體應用為主的學科或自我工具化，而社會學應該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有一個總體性觀照或反思。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係教授王寧在2022年發表的《邁向社會學中國化2.0版：挑戰與路徑》一文中提出，社會學中國化2.0版的追求，是形成在國際範圍內被普遍承認的中國範式、中國學派或中國話語體係。中國學者應積極參與國際學術交流，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並讓國際同行聽得見、聽得懂、聽得進，而不是關起門來自說自話。
“我知道西方學術框架很難突破，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在整個西方的學術‘大廈’裏東敲碎一塊玻璃、西敲碎一塊磚，目的是讓西方人意識到，他們提出的東西並不是看問題的唯一方式。”趙鼎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