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才能把新聞寫在祖國大地上。
自2016年起，澎湃新聞就與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合作開展調查研究實踐活動，創立了“記錄中國”這一品牌。今年是“記錄中國”出發的第8年，聚焦“中國式現代化的城市圖景”。
近日，澎湃新聞與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共同組成的“記錄中國”團隊，就高質量發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文旅產業壯大、城市IP打造、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等諸多議題分赴多個城市深入調研，形成了一係列調研成果，真正做到了“把新聞寫在祖國大地上”。今天的這篇調研報道來自廣州，關注的是廣州城中村裏的“異鄉人”。
距離廣州城市新中軸線不到2公裏的石牌村，是廣州最大的城中村，也是很多“廣漂”到這座城市落腳的第一站。
大學畢業後，周忠能和吳海搬入了石牌村居住。白天，他們穿著淺藍襯衫和西裝褲，梳著精致的背頭，在廣州市中心天河區一家貸款中介公司上班。到了傍晚時分，他們穿過擁擠的人流，回到城中村的小巷裏，擦得發亮的皮鞋躲過小水坑，小心翼翼地踩在坑窪不平的路麵上，頭頂的空間被過於親密的“握手樓”“親吻樓”擠壓著，僅留一線天光。城中村的夜晚要來得更早一些，落日的餘暉在這裏會被提前吞沒。
石牌村的“握手樓”與“一線天”。 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學生 左聿瑤 圖
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審議通過《關於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的指導意見》。《經濟參考報》報道指出，從中央到地方，政策持續加碼，城中村改造重要性再度提升。
石牌村是廣州天河區中心的著名城中村，也是天河區首批改造試點的城中村。0.73平方公裏的土地上，近200條街巷穿插交錯，如同一座迷宮，3200多棟低矮且密集的樓梯房將每一寸空間最大化利用，建造起一座龐大的生活圍城。暨南大學學者劉慧在與石牌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的訪談中了解到，截至2020年，石牌村現有居民約10萬人，其中95%以上為農村戶籍的外來務工人員。
城中村的建設遊離於城鄉規劃之外，居住於此的外來務工者也遊離在這座城市的身份認同之外。廣東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李宇嘉認為，城中村是城鎮化不徹底或二元分割的產物。大量年輕人、新市民、外來人口居住生活於此，卻無法融入城市。
在石牌村這片魔幻又現實的土地上，住著大學畢業生、開店的個體戶、“走鬼（擺地攤）”的小販、打零工的農民工、自由創作者……這裏流傳著網易公司創始人丁磊的創業和造富故事，也講述著“五條人”樂隊成名前的蝸居生活和音樂創作靈感。
城中村是城市開放與包容的注腳，也是城市建設的“疑難雜症”。有人想要奮發上進走出城中村，在城市立足紮根；有人可能隨時做好離開的準備，回鄉安家。人群來來往往，城中村安頓了無數“異鄉人”。
圍城裏討生活的人
石牌西路與海欣街路口，柏油鋪平的雙車道在此交匯。向西走大約兩個街區，56萬平方米的花城廣場在城市腹地緩緩鋪開，再向南望，遠處是廣州地標“小蠻腰”，近處點綴以圖書館、少年宮和大劇院。每年春天，大片玫瑰在廣場兩側盛開，這裏是廣州城市新中軸線的核心節點。
向東擠進標有“石牌”的簡易入口，人們則會進入一條僅供兩人勉強並行的狹管。滿眼都是花花綠綠的燈牌、熒光色的麵盆、紅黃搭配的菜單，過於飽和的色彩讓本就狹小的通道更顯擁擠。日出日落之間，工人、騎手和上班族穿梭於此，這裏是石牌村，藏於廣州CBD中的另一個世界。
相對低廉的房租，便宜的飯菜，讓石牌村成了很多“廣漂”的落腳點。阿衝在石牌村裏經營一間餐飲店。傍晚時分，他開始忙碌，把菜板架在水池上，麻利地切好辣椒、蒜等配菜，放下油鍋爆香。
阿衝的妻子也從不遠處的家中出發，到店裏來幫忙招呼客人。辣子雞、農家小炒肉、蒜薹炒肉，與廣州格格不入的辛辣氣味在飯館裏彌漫開來。煤氣罐打開又關上，斷斷續續發出巨大的“轟隆”聲。
飯桌上有時會出現蟑螂，阿衝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他一手抓起蟑螂，捏死，扔進下水道，“你看這個門口下水道還沒有打藥水，打藥水的話，滿大街都沒地方下腳”。
石牌村並不宜居，這是顯見的事實，居住在這裏的人們或多或少有些抱怨。
陽光是最顯性的稀缺品，房子跟房子之間的間隙窄到伸手可以摸到對窗，光線無從進入，有時從一樓到頂樓全是暗的，全要開電燈。有人提到隔音，“差到極點了，不是樓下吵就是隔壁吵。”空氣潮濕、窒悶，桌子上的綠葉菜一下午就會爛掉。
麗姐來這裏開理發店五年了，仍然不喜歡石牌村的環境，“老待在這裏，心情會不好”。她想念家鄉新鮮的蔬果和燦爛的陽光。
吳海和周忠能從學校畢業後，來到石牌村居住，他們周一到周四不談休息、隻談工作，周五在高樓環繞的綠茵地踢球。城中村的環境髒亂差，與他們在CBD上班的白領生活格格不入。談及是否有出去租房的打算，周忠能笑了：“都有這個想法，隻是被周邊的限製打敗了。”
周忠能在公司樓上拍下的廣州天河區，左側是石牌村低矮的樓房。受訪者供圖
在當下的現實中，城中村像是一座與繁華和物欲隔絕的圍城，大部分住戶恪守“非必要不出村”的原則，廣州CBD的物價高昂，於是城中村內形成了自成一體的配套服務。除了理發，還有超市、餐館、菜鳥驛站、美甲美睫、各類維修，一來二去，住戶們和超市老板都熟悉，微信私聊下單，有空了去店裏拿就行。
在《十三邀》的采訪中，許知遠問“五條人”樂隊，“這個地方（石牌村）最可愛的部分是什麽？”仁科說，“對我來說的話，以前我們沒什麽錢，這裏提供了一個世界，什麽都有。”
阿衝想不出到城中村外麵去的理由，“其實也沒什麽好玩的，來久了覺得廣州也就那樣”，更何況還有柴米油鹽要操持。
除了常駐村內的店老板，大批的外賣騎手也租住在這裏——在集中了整個珠江新城大部分外賣店家的石牌村，走路時要很小心才能不被焦急的騎手撞到。彎繞曲折的小巷裏藏著數不清的外賣店，住著數不清的外賣騎手，石牌村也因此被稱為“外賣村”。
和吳海、周忠能一樣，騎手離村頻繁，但生活並沒有因此產生本質不同。二月中旬，小張離開廣西老家，加入石牌的送餐隊伍。第一次跑外賣，比起每天可以送百餘單的“單王”，他一天隻能做五六十單。小張很少休息，沒怎麽出過石牌村，每天除了送餐還是送餐。他抱怨這裏“房租貴到離譜”，居住麵積小，衛生一般，隔音差到極點，但是“對於出來討生活的人，沒有說住得習慣不習慣的”。
七月初，龐錦東來到石牌村“投奔”梁誌超，2015年他們在冼村認識，不久又各奔前程。龐錦東走過很多地方，一開始是天河區的體育東，後來到深圳、佛山幹工地，如今又回到廣州，在梁誌超的生鮮超市送貨。他早已適應了簡陋的居住環境，“反正我住哪裏都能習慣”。
石牌村的生鮮超市，門口停著龐錦東送貨的小車。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學生 左聿瑤 圖
“每天兩點一線”，用理發店葛老板的話來說，“老百姓的生活就是這樣子的”。每個早晨，大家在固定時間起床，走過同一條晦暗的窄道，用一天的汗水換一份微薄的薪水，然後在電器、機器的嗡鳴聲中入睡。
這些外來務工者是石牌村的主要人口，而石牌村是一個“討生活”的地方。
隻有在忙碌了一整年後，人流會散去，三味店、生鮮超市和理發店的卷簾門挨個拉下來，年關將至，為這場生活的奔襲按下暫停。
“心在這裏安定下來”
在城中村生活的“習慣”會隨著時間推移嵌入到人的血肉，成為另一種令人依賴的安穩。
對於陳誌勇而言，一年有365天，回到家鄉的日子卻隻有短暫的半個月，這樣漂泊在外的生活已經持續了十幾年。如今他訝異地發現，每到過年，在江西家中他五六點鍾就醒過來，“就是住不習慣了”。
平日在石牌村，陳誌勇隻需要在早上11點前起床，因為再早也不會有人來店裏吃飯。正午的陽光沿著縫隙照進樓宇之間，他走進店裏，煲上一鍋飯，湘味小廚免費提供米飯，這一點他堅持了十幾年。大約35分鍾後，米飯開鍋，小店開始一天的營業。
陳誌勇在湘味小廚忙碌。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學生 左聿瑤 圖
不到十平米的空間，四張簡單的木板桌，擦得鋥亮。走近了能看到斑駁的牆麵、落灰的窗台、冰箱後纏繞的電線——因為靠近廚房而浸染著黑色的油汙。廚房裏更簡陋些，漆黑的排風扇嵌在瓷磚牆裏，牆邊藍色的水管裸露著，陳誌勇在水龍頭下衝洗菜刀，細細的水流打在地麵上，肆意流淌。
在逢源大街34號，陳誌勇已經做了四五年，加上之前兩個檔口，總共十幾個年頭。200多種菜，密密麻麻寫在牆上的菜單裏，每個菜多少錢他都一清二楚，食材在冰箱的哪個角落，閉著眼都能拿到。還有很多菜索性不寫在菜單裏，是他和老顧客之間心知肚明的默契。買菜、切菜、下單、起鍋、收銀，他都一個人做，不請人，因為請不起，“其他人也不知道怎麽下手”。
以前店裏生意好，中午吃飯都要排隊，現在冷清了，陳誌勇也得了閑。約莫下午三點，食客都陸陸續續離開了，他支起手機，邊剝毛豆邊看會短視頻。到晚上五六點的樣子，沉寂了一整日的石牌村重新熱鬧起來，晚間檔會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淩晨。
時間久了，湘味小廚積累了一批熟客，靠著他們，陳誌勇在石牌村紮下根。他對自己的烹飪水平很有信心：“都在這裏那麽久了，不好吃就沒有回頭客，一兩個月就做不了，虧本。”老梁是其中之一，他覺得這家店用料新鮮，“老板人也好，我們是老朋友了”。
十年來，老梁一直到石牌村送貨，給各家餐館送洗潔精，梁誌超是他家“老三”，他開的生鮮超市就在湘味小廚對門。平日裏的下午，老梁習慣手指夾著煙坐在店門口，老板忙著做事，他自顧自望著門外的路，有時也加入隔壁門店的對話。
“湘味小廚”的餐桌。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學生 左聿瑤 圖
生活如此日複一日。“心在這裏安定下來了，因為時間長了”，陳誌勇歎了口氣。
他喜歡種花，出租房裏沒有陽光，就養在店裏。一盆養了好幾個年頭的富貴竹，一盆綠蘿，都是很好養活的植物。門口的一根水管“太難看了”，他就自己找來材料，把它包裝成一株竹子的造型。
唯一的遺憾大概是與妻子兒女分離。陳誌勇的兩個兒子在外打工，女兒讀初二，妻子帶著她在老家上學。暑假，女兒有時會到店裏幫工，收收碗、點點菜，“每年都會來”，但今年還不確定。
和女兒打視頻電話時，麵前的這位中年男人忽然切換語氣，變得柔和親切，他又問起“你會不會來廣州”，依然沒有得到肯定答複。後來他坦白道：“老婆孩子不喜歡來這裏。”
“我們在這裏待得還是習慣一點”，陳誌勇收起桌上的碗筷，順口問老梁：“你在這裏習不習慣？”
“我肯定習慣，待了30多年了。”
“離開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事情”
隨著石牌村“身價”上漲，老住戶們的故事已經很難複刻。
如今石牌村基本由二房東掌握房源，房租隨之上漲，讓人難以承擔。金勇剛來的時候，村內單間租金每個月隻要五百塊，現在則已經漲到了兩千，檔口的租金更是漲到了兩萬塊。也正是因為失去了價格上的優勢，近幾年石牌村的人變得越來越少。
麗姐記得，石牌村人多的時候“根本走不動路”。而現在她店門口的道路上很少有人經過，對麵的飯館因為食客寥寥，下午時分就掩上了卷簾門，等待晚上重新開張。路上隻有幾個初來乍到的年輕人拉著巨大的行李箱路過，箱子在凹凸不平的路上發出磕碰的聲響。
石牌村裏的生意也變得越來越難做。三味小廚對麵的檔口最近兩個月內就換了兩任主人，上一家麻辣燙的招牌還光潔如新，就又即將被拆掉，換上下一家鹵味店的名號。
現在的行情用陳誌勇的話來說，就是“哪個做哪個虧，哪個做哪個倒”，一家新店能堅持兩個月已經是奇跡。檔口倒閉的速度超過了原本約定的租期，店主往往連押金都拿不回來，虧損嚴重。
營業執照的發放也“卡得很緊”。辦理營業執照的費用動輒幾萬，讓很多店主難以承擔，加之本地房東覺得自家房子裏開的餐飲店太多，經常投訴。在石牌村開新店已然成為一項回報未知的投資。
石牌村店主們坐在門口休息，他們的頭頂上懸掛著招租的廣告。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學生 左聿瑤 圖
子女的學業更是橫在所有居民心上的一根刺。盡管村口有一所幼兒園、一所小學，但是對於這裏龐大的人口基數來說，學校的容量顯得太小了。落戶對石牌村的居民則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們的孩子要想在廣州上學，隻能通過繳納社保獲得足夠積分。
內衣店老板楠姐的兩個孩子都在河南老家讀書，隻有假期才能到廣州和她團聚。她覺得自己的兩個孩子都很聰明，隻是家中沒有學習氛圍，“要是放在好的家庭的話，肯定很優秀”。說到這裏，楠姐不由得有些遺憾。
午後的石牌村，太陽在這裏提前落山。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學生 左聿瑤 圖
好在城中村的轉變已經提上日程並逐步落地。2023年1月召開的廣州高質量發展大會上，市住房城鄉建設局局長王宏偉表示，全年計劃推進127個城中村改造項目的建設，重點推進17個城市更新項目，力爭完成2000億元城市更新固定資產投資目標。
不過，城中村的外來務工者並不關心村子的未來。即便是在城中村待了十幾年的老居民，離開也是隨時可能發生的事情。
對於阿衝來說，石牌村隻是他“歇腳的地方”。“所有的這些設施跟我都沒有關係。大家都是這樣，隨便借個地生存下來，一旦有些情況不利，馬上就走人了。”
麗姐甚至已經將離開石牌村提上日程：她在廣西的親戚朋友們很多人都在養觀賞魚，她也打算拿著這些年攢下的錢和他們一起入行。楠姐則用在石牌村開店攢下的積蓄，在家鄉的小鎮上買了房子，“孩子以後回去，總要有個家”。
公司組織內部足球賽，周忠能和另外兩位同事在球場。複旦大學新聞學院學生 左聿瑤 圖
梁誌超談到可能到來的改建，他話鋒一轉：“我們當然希望能留下一些城中村，畢竟城中村都是低收入人群，房價高了誰受得了？”
石牌村是“廣漂”們通往未來生活的跳板。吳海看重廣州的包容，他想留在這裏好好發展。“你知道嗎？”他與周忠能交換了一個眼神，似乎半是自豪，半是向往，“我們有個同事，用了一年的時間在廣州這邊買了房”。他和同事們都期待著未來有一天，他們能夠走出石牌村，徹底在廣州安頓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