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文曦
編輯|譚山山
奧登1907年出生在一個偏重科學知識、文學氛圍並不濃厚的家庭。按他的話來說，1922年——也就是他開始寫詩這一年——之前，他都沒讀過一首詩。在旁人看來，奧登的人生堪稱傳奇：他在西班牙內戰時在前線開過救護車，在中日戰爭時期來到戰火蔓延的中國，又因在戰爭前夕離開英國去美國而引發同胞的微詞。
奧登早期寫的是情詩和玄想詩。美國詩人蘭德爾·賈雷爾評論奧登的早期作品“晦澀、新穎，布局很差，不講邏輯，充滿驚人的語句，潛心於他自己的世界和形式”。
但奧登的詩歌不隻有愛情，人們難以讀懂奧登的詩，也難以讀懂他的人生。“你無法讀懂我如一本打開的書”，奧登留下的詩，像一篇麵向試圖讀懂他的讀者的閱讀理解原文，人們很想讀懂，又不敢貿然推測。
電影《愛在黎明破曉前》末尾，男主朗誦了奧登的詩《As I Walked Out One Evening》。
他所有的詩，都是為愛而寫
1994年上映的電影《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裏，在伴侶蓋瑞夫的葬禮上，馬修念了奧登的《葬禮藍調》作為悼詞。這首詩想表達的是，愛人的離去讓一切都失去了意義，月亮和星星如何，再也沒有意義了。
停止所有的時鍾，切斷電話，
給狗丟一根帶肉的骨頭，讓它別叫，
讓鋼琴靜下來，還有鼓，
抬出靈柩，讓哀悼者前來。
讓飛機在頭頂盤旋哀鳴，
草草在天空寫下：他死了。
把黑紗係在鴿子的脖頸，
讓交警戴上黑色的棉線手套。
他曾是我的北、我的南、我的東、我的西，
是我的工作日和我的星期天，
是我的月亮、我的午夜、我的談話、我的歌，
我以為愛可以永遠，但我錯了。
不再需要星星了，把它們都摘掉吧，
包起月亮，拆掉太陽，
倒掉大海，掃清森林，
因為現在一切都沒有意義了。
——《葬禮藍調》
這是很多讀者初識奧登的契機，憑借這部電影，這位20世紀30年代成名的英國詩人再次受到關注。
愛是奧登詩歌裏恒久的主題。無論是愛人的快樂還是失去所愛的痛苦，你都能在奧登的詩歌中找到共鳴。在《某晚當我外出散步》裏，他借一個戀愛中人之口，直抒愛意，毫不掩飾地寫出“我將永遠愛你，直到大海被收起晾曬，海水也變幹涸，直到那天上的北鬥七星化為嘎嘎尖叫的鵝”；在《預言者》中，他將愛比作“從未大聲說出的詞”“正如一幅畫不會作答發聲”。
《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劇照。
人們所熟知的、出現在《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裏的《葬禮藍調》那一段，鋼琴、犬吠、靈柩等平常的事物疊加，讓人直觀地感受到這一點：愛情的逝去讓一切按下暫停鍵。
到了後期，皈依基督教後的奧登，開始將婚姻之愛視為上帝之愛的福音。彼時，奧登的詩歌更多地向內探索。
奧登在隨筆集《染匠之手》前言裏說過，他的所有詩都是為了愛而寫。但他詩中的愛不僅停留在男女之情的私人之愛，更有對人類命運之愛的思考。與前一代詩人遠離政治的風格不同，奧登積極介入政治議題，質疑戰爭的合理性。
浪漫的詩歌中隱藏著奧登對政治的思考和對戰爭的痛斥。奧登從未否定過詩歌和現實關懷之間的關係，他的詩歌也往往有一種新聞報道式的觀感——描繪一個人的人生，或者某個具體的社會場景。
我在一間下等酒吧坐著
就在第五十二號街，
心神不定且憂懼，
當狡狤的希望終結了
一個卑劣欺瞞的十年：
憤怒與恐懼的電波
在地球光明和晦暗的
陸地間往來傳送，
糾纏著我們的私生活；
死亡那不堪提及的氣味
侵擾了這九月之夜。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
這裏，戰爭單純得如一座紀念碑：
有人正在接聽一個電話；
地圖上的小旗表明部隊已就位；
勤務兵端來了幾碗牛奶。有個計劃
卻讓活著的人為其性命心驚膽顫，
該中午口渴、九點鍾就口渴了的人，或許
迷了路果真已迷路的人，還有那些想念
妻子的人，與某種思想不同，很快都會死去。
但思想正確無誤，盡管有人會死，
而我們會看到千百張的臉
被一個謊言撩撥得激動不已：
地圖會確切地指向那些地點，
此刻，那裏的生活意味著噩耗：
南京；達豪。
——《戰爭時期》ⅩⅥ
如果失去現實主義題材的依托，那麽漂亮的比喻和詞語便容易淪為言之無物的空洞點綴，詩歌的社會價值也將大打折扣。20世紀30年代，世界範圍內經濟危機的爆發和西班牙內戰的戰況，讓當時的歐洲詩人更加關注現實問題。奧登更是直接目睹了這一切：西班牙內戰爆發時，正在冰島旅行的他趕到伊比利亞半島，奔赴戰爭前線，做起了前線的救護車司機。
美國文學批評家布羅茨基在分析奧登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時，將奧登形容為一個“新聞記者的角色”。布羅茨基說，這首詩的開頭給人一種“記者從××向您發來報道”的現場感。事實上，奧登也確實說過，“所有的藝術家都必須擔負一點新聞記者的職責”。
《鋼琴家》劇照。
因此，在奧登的詩中，讀者會發現他滿溢的社會關懷。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大地上，奧登看見了歐洲戰場的影子，戰爭讓土地變得恐怖和死寂，人們飽受摧殘，而侵略者，“他的憤怒既爆發給富人，也爆發給那居住在貧窮之裂縫裏的一切人”。
奧登文字裏無所不在的良善，奠定了他的詩歌流傳的基礎。
詩人不寫詩時，他在想什麽
很多人注意到了奧登作為詩人的一麵，卻忽視了他在散文和文論方麵的尖銳和才華。
《染匠之手》收錄了奧登對文學、詩歌、藝術等內容的看法。在這些個人態度頗為鮮明的散文中，讀者得以窺見一個不寫詩時的奧登。當一個詩人不寫詩時，他在想什麽？
在《染匠之手》前言中，奧登坦言，“我希望有一些愛進入這類寫作中”，正當讀者意欲感動之時，他緊接著說了下一句——“但我寫評論是因為需要錢”。
這位坦誠的文人對“什麽書應該被留下”“作者和讀者的關係”“是否應該批評不好的作品”有獨到的見解。
《天才捕手》劇照。
如今，社交媒體將一切文化作品置於任何人都可評論的境地，一旦人們覺得某本書不好，就會通過打低分、寫差評來表達他們的失望。而奧登認為，攻擊一本低劣的書不僅浪費時間，還會損害人的品格。原因便在於，當我們抨擊一本書寫得糟糕時，勢必是基於自己所有的才華、學識和憤恨，而此時“不可能不炫耀自己”。
無論處在什麽時期——文藝複興時期還是互聯網時代，低劣的文字作品都會存在。但它們遲早會消失。因此，在奧登看來，批評家不用花費筆墨去批判一個作者寫得不好的作品，隻需要宣揚他們認為優秀的作品。
“要提高一個人對食物的品位，你不必指出他業已習慣的食物是多麽令人作嘔——比如湯水太多、煮過頭的白菜，而隻需說服他品嚐一碟烹製精美的菜肴。”奧登寫道。
而對於給作家貼標簽、歸類的評論習慣，奧登也直言“應該受到指責”。
這種習慣延續到了今天，在讀書類網站和應用上，博主通過給作家和作品貼標簽來表明自己的好惡，讀者則通過標簽和身份進行快速檢索。但奧登極為不喜那種以年代為分界線的簡單粗暴的劃分方法，甚至判定“當代”是一個被過分濫用的詞。
奧登在牛津大學。
不寫詩時的奧登是尖銳而保守的，尖銳如上文所說，他對一些死氣沉沉的事物有著鋒利的觀點；而他保守的一麵，則體現在對文學語言的追求上。
奧登在《閱讀》一文中將語言的敗壞視為罪惡，認為若是語言敗壞，用之書寫的作家也會隨之敗壞，作家更不應該緊隨當代人日新月異的語言去敗壞文學的語言。這種看似守舊的文學觀點，在各類網絡爛梗流行的互聯網時代，或許亦有讓讀者反思的意義。
屬於知識分子的戰場，沒有時間和地域的限製
如果僅僅把奧登理解為一個寫愛情詩的人，那便忽略了他身上的其他突出之處。
對中國文學青年而言，奧登有深深的吸引力。直到今天，“我們必須相愛否則死去”“倘若愛不可能有對等，願我是愛得更多的那人”等奧登筆下的詩句仍在社交平台上被人摘錄和傳播。而時間回溯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當時的國人來說，奧登也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存在。
20世紀30年代末，威廉·燕卜遜在西南聯大講授英美文學，從霍普金斯、葉芝、艾略特講到30年代的新詩人奧登。當時，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特別是英國一批被稱為“粉紅色十年”的左翼青年詩人的作品，傳進了西南聯大校園。
“我們更喜歡奧登。原因是他的詩更好懂，他的那些摻和了大學才氣和當代敏感的警句更容易欣賞，何況我們又知道，他在政治上不同於艾略特，是一個左派……”談到西南聯大學子為何更接受奧登時，畢業於西南聯大外語係的英國文學學者王佐良如此說道。
1937年，倫敦法伯出版社和紐約蘭登書屋邀請奧登和小說家克裏斯托弗·衣修伍德再次合寫一部旅行作品——此前，二人合著的旅行讀物《冰島書簡》大受歡迎。出版方的要求是希望他們去一個亞洲國家。
1937年7月，中日戰爭的爆發，驅使他們來到了戰火正在彌漫的中國。在東南前線，曾見過西班牙內戰如何讓土地變得瘡痍、讓人民變得困苦的奧登，再次目睹亞洲的戰況。他們合著的《戰地行紀》記錄了當時日軍的殘酷行徑和中國民眾的艱難處境。
《鋼琴家》劇照。
中國之行結束，返回英國後，奧登寫下了被門德爾鬆譽為“30年代奧登詩歌中最深刻、最有創新的篇章，也許是30年代最偉大的英語詩篇”——《戰爭時期》。
這首《戰爭時期》，一半是神話、宗教的部分，另一半則指涉1938年的人類社會。二戰背景下，城市變成飛機和炮彈的靶子，奧登寫活著的、還在受苦的人，寫姓名連同身體一同死去的人。他也更早洞察發生在歐洲和亞洲的大屠殺有著某種共通之處。（“地圖會確切地指向那些地點，此刻，那裏的生活意味著噩耗：南京，達豪。”——《戰爭時期》）
奧登身上既有反戰的人道主義精神，也有冷峻的思辨性。
在《無名的公民》裏，他書寫了權力規訓下的現代人生存圖景，描繪了現代人如提線木偶般的一生。編號為JS/07/M/378的公民在現代社會的各個考察維度來說都是一名合格的公民，他從沒被解雇，按時繳納工費，每天買一份報紙，投了全額保險，在和平時支持和平，在戰爭時服從兵役。
詩歌末尾，奧登留下一個問題：“他自由麽？他快樂麽？”緊接著，自問自答式地回答道：“這問題再荒謬不過：任何事情若是出了錯，我們肯定都會聽說。”
《人生切割術》劇照。
而關於這位詩人的爭議，大多集中在他在1939年英國反法西斯戰爭前夕離開英國一事，甚至連奧登的好友對此也頗有微詞。此前，奧登因書寫以西班牙內戰為背景的反戰詩歌而受人愛戴和敬佩。
對於世人的不滿，奧登表示，他並不認為自己在軍事上會有什麽貢獻，而“屬於知識分子的戰場並沒有時間和地域的限製”。事實證明，無論是在英國還是美國，奧登的實踐活動都圍繞著閱讀、寫作和授課來進行。
在寄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奧登寫道：“對我這樣的詩人來說，自傳是多餘的，因為不管如何隱晦，發生在你身上的任何重要事情都會含攝在一首詩作裏。”
對於奧登來說，讀詩的每個讀者都是獨立的個體，而非集體性的大眾。因此，哪怕是今天，奧登仍隔著幾十年的光景，在詩歌裏平和地和讀者交流，迎接自己或多或少被誤讀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