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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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中西部村莊中，有這樣一群留守兒童，他們年紀尚幼，往往在記事之前就離開父母的懷抱，或是在常年分離中不會認自己的父母，或是幹脆不知父母為何物，有甚者還會說出“父母不重要，不如手機對我有意義”這類令人心驚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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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村學校持續性生源流失，在校學生越來越少，許多村小退化成教學點，全校加起來才幾十個學生，平均一個班才十來個人，更極端的情況是一個班才一兩個學生。對於就讀這些小規模教學點的留守兒童而言，學校集體生活是及其不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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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莊中越來越難以見到成群結隊嬉戲的兒童，他們也呈現出越來越個體化的傾向。既沒有父母陪伴，也沒有玩伴同遊，隻能長期困在室內而又缺乏監管的留守兒童們，麵對眼花繚亂的數字電視、手機遊戲，他們自然而然會選擇拋棄無趣的村莊沉浸於電子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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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中，一個鄉鎮小學老師向我們感慨道：“我當老師也有20多年了，感覺學生確實越來越難教，成績也越來越差，早些年班裏5、6個數學不及格的就算多了，現在直接翻了幾倍。”在這些學差生中，留守兒童占比很高。
童楠楠（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
伴隨著上世紀80、90年代逐漸興起的務工經濟，在勞動力城鄉流動之下所出現的農村留守兒童群體備受社會關注。作為80、90後的一代留守兒童雖然在成長過程中麵臨著諸如家庭教養缺位、親代照料不足等問題，並存在一定的行為越軌或心理健康風險，但在他們成長為成人的今天，回顧望去，大多數一代留守兒童社會化能夠正常完成，“寒門貴子”的案例也時有發生。
根據《2023年鄉村教育發展報告》報告顯示，2022年我國留守兒童數量已降至902萬人。數量上的持續減少和多數留守兒童正常成人的事實似乎在宣告，十數年以來學界和社會的擔憂太過杞人憂天了。
然而，在筆者團隊近幾年對中部農村調研發現，情況並不那麽樂觀。
當前，村莊中留守兒童占比持續上升，大部分地區占比過半，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父母均在外，由祖輩撫育的雙留守兒童。這些留守兒童中，手機沉迷、學業荒廢、早戀，乃至成為無發展性個體的不在少數，留守問題在他們身上格外凸顯。相較於80、90後的第一代留守兒童，在低齡化、長期化留守，鄉村社會解體以及鄉村教育墊底化的趨勢下，當前新一代留守兒童顯然麵臨著更加嚴峻的成長挑戰。
一、留守的低齡化與長期化趨勢
與總是想念著外出務工的父母，期盼團圓的一代留守兒童不同的是，當下中西部村莊中，有這樣一群留守兒童，他們年紀尚幼，往往在記事之前就離開父母的懷抱，或是在常年分離中不會認自己的父母，或是幹脆不知父母為何物，有甚者還會說出“父母不重要，不如手機對我有意義”這類令人心驚的話語，之所以會產生如此大的差異，與留守形式的變化有關。
相較過去，當前留守兒童低齡化現象顯著，他們往往在0-3歲的幼兒期便開始了留守。而80、90後的一代留守兒童，在其幼年階段通常還有完整的家庭生活，這是因為，第一代農民工大規模務工在2000年以後，他們的子女大多從小學甚至初中才開始留守生活。此時，即將步入青春期的孩子逐漸將其依戀對象轉向同伴，對父母的情感依賴是逐漸減弱的，而早期在完整家庭和父母陪伴下形成的親子依戀關係，亦能夠為調節分離帶來的心理和情緒問題提供正向支持。而對於在嬰幼兒階段，對父母具有很強的情感依戀卻被迫分離的當代留守兒童，則喪失了和父母形成良好依戀關係的基礎。
此外，當前農村留守兒童還呈現留守長期化特征。一方麵，在第一代留守兒童留守期間，農民家庭生計依舊與農業息息相關，“農閑外出務工，農忙回鄉務農”在當時較為普遍，雖然一年內也有大半年在外，但也還是有較長的在家時間。然而，當前留守兒童的父母作為二代農民工甚至三代農民工，基本脫離農業生產，他們常年在外務工，與孩子一年到頭相處不了幾天。即便現在有智能手機可以進行視頻通信，有限的語言和短暫的畫麵，卻難以傳遞真實的情感，替代現實的陪伴，父子兩代間的生疏卻很難通過冰冷的電子屏幕化解。因此，在低齡化、長期化的留守中，當前留守兒童缺乏對家庭完整的基本感知，甚至出現了“沒有父母概念”這樣的極端案例。
一名4歲的留守兒童孤獨的望著家門口
二、村莊社會解體與弱緣社會誕生
對80、90後的一代留守兒童來說，雖然父母長期不在身邊，但彼時的村莊社會能夠給予其一定的替代性支持。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鄉村學校尚未衰弱，熟人社會尚未解體，他們的童年裏有龐大的親屬支持體係，有大量的一起遊戲的同輩群體，他們在粗曠卻富有趣味的田野山林裏嬉戲，在鄰裏親朋的教導下將村莊社會的規則內化，家庭生活的不完整被在村莊生活所覆蓋，雖然無法避免其中也有社會化失敗的案例，但多數情況下，他們被塑造成一個符合社會基本預期的人。
然而，在他們這樣的一代留守兒童成人成家之後，當下留守在村的孩子們卻麵臨著村莊社會的逐漸解體的結構性困境。與一代留守兒童相比，當代留守兒童所生活的村莊是一個“弱緣社會”，難以從其中得到彌補家庭缺位的社會支持。
之所以將其稱弱緣社會，是因為當下留守兒童村莊社會生活呈現出血緣、社緣的雙重弱化。
首先是血緣弱化，涉及小家庭內外兩個方麵。
一是在小家庭內部，低齡化、長期化留守之下的長期父母教養缺位，淡化了父子兩代的血緣聯係，也增加了留守兒童家庭教育難度。一方麵，父母長期缺位使得僅由祖輩執行的家庭管教難以有效，祖輩很難勝任兒童的行為規範培養和學業輔導，“管不住”是祖輩在管教失敗最常見話語；另一方麵，祖輩往往隻能提供基礎照料，身心在場的親輩關愛是難以被替代的，長期的父母缺位使得兒童對父母認知模糊化，缺少親子間的親密和信任，相互之間缺乏理解的基礎，在留守兒童的認知和感受中，父母不再是能夠包容與理解的“最愛我的人”，由此產生的孤獨感隻能向外界需求排遣。
二是在在城鎮化大背景下，從小家庭外部來看，傳統村莊中以血緣維係的親族關聯也發生弱化，家族內部互助撫育在當下很難實現，難以彌補兒童父母缺位父母影響。在80、90後一代留守兒童的村莊記憶中，叔伯姑嬸等諸多親戚大多家在附近，能夠時常串門照拂一二，假期被接去哪個親戚家住上或長或短的時間，和堂親表親家的同輩嬉戲玩耍的場景，在當下留守兒童的生活裏已經很難出現了。
總之，對於當前的村莊留守兒童來說，在不完整的家庭生活中，伴隨著網絡傳媒對代溝的強化拉大，其先賦性的血緣聯結所帶來的情感基礎很容易受到侵蝕，而由於教育能力不足和教育方式不當所導致的家庭教育衝突，則進一步擴大這種代溝，從而導致家庭關係的惡化和家庭教育的失能。
其次是社緣弱化，核心表現為留守兒童坍縮的集體生活，包括三個方麵。
一是同輩群體的減少。
同輩群體是青少年兒童在家庭之外實現社會化的最重要的社會交往對象，然而，城鎮化背景下的人口遷移與流動、生育數量減少，再加上城市教育對鄉村生源的吸納，使得在村兒童數量持續減少。一個凸出現象就是鄉村學校持續性生源流失，在校學生越來越少，許多村小退化成教學點，全校加起來才幾十個學生，平均一個班才十來個人，更極端的情況是一個班才一兩個學生。對於就讀這些小規模教學點的留守兒童而言，學校集體生活是及其不完整的。
此外，在同一村民小組內找不到同齡人一塊玩耍情況越來越常見，若要跨組找人，則往往麵臨距離阻礙，尤其在山區農村，各個村小組間從數公裏到十數公裏的距離足以勸退大部分缺乏交通工具的孩童。
隻有5個學生的小學四年級教室
二是群體遊戲的受限。
除去夥伴難尋的問題之外，當下留守兒童的與同伴的遊戲交往還受到重重限製。這是因為，伴隨村莊社會解體和現代化入侵，村莊內部社會安全風險在逐漸增加，譬如村道上疾馳的汽車、陌生的來訪人群等等，家門之外的世界早已不是孩子們安全玩耍的遊樂場，再疊加家庭少子化的影響，保證孩子的安全便成為家長們重中之重。
為了規避不可控的風險，家長通常通過限製兒童外出、控製其出門時長的方式，在家庭內部對兒童進行保護性區隔，使得兒童之間的群體遊戲和活動受到阻礙。隻要孩子離開自己視線，家長們便會循著痕跡找出來，將好不容易找到同伴的孩子喊回家，若是家長自己有空，則會在一旁看著孩子玩耍，但時間總歸不會很長，而忙於生計的家長通常是沒空的。夜晚總是被認為是有危險的，但需要上學的孩子們，真正大塊的玩耍和休息時間就是在不被允許外出的夜晚。
三是兒童學生化。
當前一個普遍趨勢就是，在少子化和兒童中心主義影響下，出於兒童保護目的以及生產方式變化，兒童不再參與家庭生產和勞動，兒童僅僅需要作為學生上課和完成學業任務，無論是家務勞動還是家計生產，都將兒童排除在外。這意味著，兒童失去了以家庭為核心的集體勞動參與機會，如同80、90後一代農村留守兒童在農業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合作和家務分擔的生活場景再難重現。
一方麵，伴隨著農業生產的機械化和對勞動力需求的不斷減小，在一個60、70歲老人能獨立耕種十數畝地的當下，家庭農業對家庭未成年勞動的需求並不強烈；另一方麵，工業化和農民非農化就業使得勞動生產逐漸與家庭場域分離，兒童被自然區隔於生產車間等勞動場所之外，失去了直接參與生產的可能。而對兒童保護和對其學生角色的認可，家庭也自覺將其排除在生產之外，甚至為了讓兒童更好的集中時間完成學業，家務勞動也逐漸淡出兒童的視線。
再加上手機、網絡電視對兒童的吸引，在室內對電子產品的沉迷擠占了其與同伴玩耍的時間。村莊中越來越難以見到成群結隊嬉戲的兒童，他們也呈現出越來越個體化的傾向。既沒有父母陪伴，也沒有玩伴同遊，隻能長期困在室內而又缺乏監管的留守兒童們，麵對眼花繚亂的數字電視、手機遊戲，他們自然而然會選擇拋棄無趣的村莊沉浸於電子屏幕。
兒童的意義世界不再是其生長的村莊，而是豐富多彩的網絡世界，他們不是生活在“附近”的現實中，貧乏的村莊社會越來越難以承載兒童對於童年需求，他們隻能在日複一日的“無聊”中被手機所俘獲。
村口被家長用手機哄著吃飯的小女孩
三、墊底化的鄉村教育
“這是我帶的最差的一屆”，曾幾何時，這句兼具調侃和誇張的訓斥居然成為了事實。
“小學6年級，一個班50多個人，有近半學生數學不及格，考個位數的也大有人在，甚至小學畢業，還有一部分學生連拚音都認不全。”調研中，一個鄉鎮小學老師向我們感慨道：“我當老師也有20多年了，感覺學生確實越來越難教，成績也越來越差，早些年班裏5、6個數學不及格的就算多了，現在直接翻了幾倍。”在這些學差生中，留守兒童占比很高。
初中情況也差不多，在中部農村，許多鄉鎮中學連中考指標生資格都用不完，因為學生成績實在不夠理想，即便降分錄取，也湊不齊十幾個上線名額。這種情況在鄉村學校越來越普遍，但成績的大幅度下滑還不算最嚴重的問題。小學階段早戀、夜不歸宿、通宵沉迷手機網絡……在義務教育尚未完成之際就輟學的學生也越來越多，而即便是還呆在學校裏的孩子，也有不少陷入隱性輟學中，僅僅隻是在學校混日子，這些現象在留守兒童群體中表現尤為突出。即便鄉村老師再怎麽呼籲要家校合作，再如何強調“教育不隻是學校的事”，也改變不了一個事實，現在還留在村裏上學的孩子，不管從其家庭主觀教育意願還是客觀教育能力來看，都是非常不足的，因此，鄉村教育的主體還在於學校。
鏖戰一夜手機遊戲後昏睡在家的兩名學差生
然而，當下的鄉村義務教育，卻再難以支撐起農民家庭教育需求。鄉村義務教育本該滿足農民家庭子女的教育需求，為鄉村孩子提供基礎的成人與成才教育，使其能夠在學校習得基本的行為規範和道德準則，掌握基礎知識並獲得一定的升學可能，在培養合格社會成員的同時賦予家庭發展的希望。從這個意義上說，鄉村教育具有重要的兜底功能。問題在於，隨著鄉村學校的衰弱，在墊底化的鄉村教育供給下，鄉村義務教育兜底功能逐漸喪失了。
鄉村義務教育墊底化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一方麵，伴隨城鎮化的發展，生源和師資的流失成為一個難以逆轉的現實，由此產生的城鄉教育水平差距持續擴大加速了這一惡性循環；另一方麵，學校教育自主權的削弱、教育行政化以及教學權威弱化促使鄉村學校教育責任的收縮，“不敢管”、“管不了”、“沒精力管”成為鄉村教師常用推脫話語，作為鄉村教育主體的學校再難承載當下農民家庭的教育期待，最終呈現出來的就是逐漸墊底化的鄉村義務教育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