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責任，如何給予受害人更多的理解、支持和關愛？這才應該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共識。
最近，一則出自海南省文昌市公安局的立案告知書引發關注，其內容顯示，“黃某某強奸案”一案，經查，該局決定不予立案後又發現新的證據，現已立案偵查。
之所以會受到大家關注，是因為一個多月以前，受害人義女士已經自殺身亡，這遲來的正義，她已經無法看到。
今年7月15日，海南文昌的義女士遭到了當地一水果店老板黃某的強奸。事後報警，卻被回複“因現有證據不能證實有犯罪事實發生”，不予立案，黃某被釋放。7月23日，義女士留下遺書，選擇跳水庫這樣的極端方式“以死證清白”。
短短的八天，發生了什麽？
從現有的媒體報道來看，從事發，到兩次和解不成，再到報警被問詢，義女士在這八天內，是被一步步地推向了懸崖邊緣。
“我怕告不贏他”
在義女士的遺言中，有這麽一段：“我恨不得殺了那個壞人，我恨自己不懂得用法律來保護自己。我不懂法律知識，把罪證也弄沒了。我害怕告不贏他……”
義女士的絕望背後，不僅是一個刑法上的問題，也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強奸立案難、證明難。
通俗一些來講，想要認定是否存在強奸行為，有兩個必要條件：發生了性行為、女方非自願。而這兩個條件，都需要由證據來支撐。
刑事案件的證據標準是“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而強奸案件的特性決定了，證據想要達到確實充分的標準，是存在極大的難度的。
比如，證實雙方發生了性行為的證據，例如發生經過的錄像、從被害人體內提取到的加害人的精液、從加害人體內提取到的被害人人體細胞成分、從犯罪現場衣物上提取到的加害人的精液，等等。證實女方非自願的證據，例如證人證言、錄音錄像、聊天記錄、雙方身上是否有傷痕，等等。這些證據，要想獲得，極其艱難。
而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隻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也就是說，如果受害人沒有直接證據，隻有自己的“一麵之詞”，即使加害人承認了強奸行為，也不能認定有罪。
義女士在案發後，並沒有選擇第一時間報警。甚至在事後，還通過洗澡試圖洗刷掉身體上的“汙垢”。正是如此，被強奸最直接的證據幾乎消失殆盡。
其實在各類強奸案件中，大部分受害人在案發後都沒有選擇第一時間報警，或是懼怕於錢權勢力的威脅，或是懼怕於“蕩婦羞辱”的輿論，通常就會選擇隱瞞或者和對方私了。有媒體報道，國際數據顯示，性侵受害人10個人中隻有1個選擇報警，而中國大陸的統計顯示，嚴重性侵犯的報案率還不到10%。
或許，這也就更能理解，強奸立案難、證明難的現實了。
警方立案告知書。
44歲“被強奸”，“不光彩哩”
義女士的丈夫說，妻子原想把這件事情“瞞下來”，有其他考量，比如對方有錢有勢，自己是漂泊不定的外來戶，再比如，44歲“被強奸”，“不光彩哩”。
或許，對於義女士而言，“被強奸”被公之於眾，是一件更難承受的事實。
我們的社會輿論，對女性受害人並不友好。一旦有強奸案件的“熱點”出現，“不完美受害人”的討論喧囂甚上，女性受害人總是會被汙名化，橫遭非議，最終鬧得滿城風雨。因此，受害人除了經曆了加害人直接的身體傷害，往往還將麵臨來自身邊的甚至整個社會各方麵嚴苛的“道德評判”，從而進一步遭受到心理和精神上的重創。
女性受害人心理上的傷害，在學術上被稱為“強奸創傷綜合征”。有一組國外的數據統計，在強奸案中，1/3的受害人會想到自殺，13%的受害人會嚐試自殺。
這或許也就不難理解，義女士為何最開始想要“瞞下來”，到最後卻走向了絕路。
在那八天裏，在遭遇了暴力侵犯後，還要受到持續性的精神傷害，甚至讓她覺得是不是確實自己有錯，她當時的無助，她所承受的壓力，不是普通人可以想象的。事實上，在義女士自殺後，她所在的村子裏還傳出了這件事的許多其他的版本，甚至說義女士是因為和那個水果店老板黃某偷情後被丈夫發現，因為羞愧才自殺。
可能有人唏噓這場悲劇，是因為義女士就是個農婦，讀書少，保守愚昧，不懂法，不懂保護自己，不懂維護自己權益。但我們是不是忘記了，無論受害人是“完美”或者“不完美”，都不影響加害人應該被依法嚴懲。
即使受害人並不完美，那又如何？這並不影響她確確實實受到了加害人的權利侵犯和暴力行為的事實。無論受害人的身份地位、外貌、財富、家庭狀況如何，她們在當下都應得到支持、相信和公正的對待。那些質疑，那些鄙視，那些唾罵，那些指責，是不是更應該留給加害人？
我們更應該關注的是，如何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責任，如何給予受害人更多的理解、支持和關愛。這才應該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共識。
義女士生前住所。
“義女士們”的困境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案件被公眾關注，我們可以發現，礙於名譽、權勢，或缺乏法律素養或社會支持，在性騷擾、性侵害事件發生之後，不敢、不會及時維權，不懂得及時取證，保留侵害的確鑿證據，致使女性受害人陷入了維權的困境。
要解決困境，就必須直麵根源。
首先，女性遭受性侵，實際上反映了自古以來性別不平等的根源。在某種程度上，性侵是以男性對女性的統治和壓迫為基礎的，其背後根植於性別偏見、歧視和對女性權益的忽視。這種性別不平等的現象阻礙了女性獲得公正待遇、平等機會和自由發展的權利。
其次，女性遭受性侵也揭示了一種社會文化的問題。觀念上的傳統，如對男性權力的過度強調和對女性的物化，女性的社會地位相對處於較低的位置，這也為性侵行為提供了土壤。這種錯誤的價值觀導致了對受害人的指責和汙名化，使得受害人不敢報案或者擔心遭受更多的傷害。
在此前《南方周末》的一篇報道中，還原了在義女士遭遇強奸後的8天裏，她的掙紮和絕望。一開始擔心丈夫找對方鬧事毀了這個家而選擇隱瞞，卻因此被丈夫誤會出軌，向她大打出手。在義女士夫婦同黃某對質的過程中，黃某曾企圖賠償一萬元給義女士丈夫，卻並不向真正的受害人義女士道歉。而在夫妻倆拒絕和解後，同樣身為女性的黃某妻女找上門來，再次對義女士進行羞辱和威脅。在麵對警方的問詢中，她甚至開始懷疑自己隻是“推開”，說“不要搞”的舉動，算不算反抗。
而警方的不予立案，或許隻是壓垮義女士的最後一根稻草。警方和司法係統對性侵事件的處理引發的各種爭議，也削弱了女性受害人獲得公正和合法救濟的信心。同樣重要的是，缺乏適當的支持機構和服務，也限製了受害人獲得必要的援助和康複。
因此，如何通過改變傳統觀念和文化、加強法律和製度保障、推動性教育、普及法律常識，建立完善社會服務體係，為受害人提供心理輔導、法律援助等多方麵的支持，努力營造一個富有同情、理解、支持和寬容的社會氛圍，才是我們這個社會應該，也必須為“義女士們”做的。
隻有當受害人有足夠的勇氣、安全感和信心，才能有底氣打破沉默，破除困境，站出來說出真相，對一切違法的行為，勇敢地說不，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
希望義女士這樣的悲劇，越來越少，直到，不會再發生。
（作者係北京市京師律師事務所社會責任總監、京師上海律所執行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