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截至2020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到2.49億人，占總人口的17.9%。其中，農村老年人口占比高達44.5%，達到1.11億人。”
這生動地反映在我們每一次調研裏，無論是發達的北京京郊、浙江等地村莊，還是條件更差一點的中西部村莊，本村人口都大量外流，常住在村的村民以一老一小為主（伴隨著教育進城，在村莊裏連小孩也很不常見了）。
這次暑假我和同學前往的江西某村莊，全村600人左右的常住人口裏，60歲以上老年人占比70%，在村人口平均年齡達到了55歲。可見，在城市化高速發展的今天，村莊高度老齡化已經成為全國絕大多數農村的普遍情況，老人成為村莊裏最大比例的一批人。
在此背景下，如何安頓好老年人在村的生活，建設老人友好型村莊，是值得深思和探討的問題。
在傳統的農村，村莊裏自有一套循環機製，可以將很多潛在的風險向內消化。如養老，在過去似乎根本稱不上風險或問題，“兒子養老子，天經地義”，村莊的流動性也較弱，以家庭為單位的養老可以通過家庭人口的簡單再生產實現有序的繼替，而且在自給自足的村莊，再不濟也能有口飯吃、有口湯喝。
而在城市化的不斷衝擊下，市場的經濟理性不斷衝擊倫理、文化與情感，家庭也不再以穩定的姿態停留在村莊中，而是在城鄉間流動、變形、撐開，土地倒還仍保留了一定的社會價值，但也可預見“末代農民”的老去與退場。可見，農村家庭養老的文化、結構、功能，三個層麵都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被弱化與衝擊，老人養老成為了溢出的“剩餘事務”，從私人生活領域進入到了外部力量可以並需要介入的公共服務領域。
目前，國家與地方都將提高農村養老服務供給能力作為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投入了大量資源，但效果卻參差不齊，很多地方出現了資源大量投入、服務供給效率卻並不高的狀況。好心未能辦成好事，還帶來了巨大的資源浪費，不免讓人感到唏噓。
筆者從5月～8月開展的三次調研，前往了北京兩個郊區農村和中西部地區兩個相鄰的山區村，都關注到了當地所嚐試推行的各種養老服務供給方式。其中，老年餐桌與吃住一體的村內養老驛站是目前兩種比較普遍的服務方式，各地間相關的製度設計大差不差，但其實踐方式、資源基礎、社會條件卻有所差異，運行效果也頗有不同，這引發了筆者的思考和感觸。
一、兩種失敗與兩種成功
（一）資源匱乏的中西部村莊
J村與B村都是中西部某農業縣的亮點村，兩個村都是自新書記上台後大力發展產業，得到了來自上級領導的關注和各種資源傾斜，作為明星村，鄉鎮對其各種工作的要求也提升了上去，其中就包括養老驛站的運行。但相比之下，B村的養老驛站發展良好，並成為了很多村學習經驗的“先進村”，而J村的養老驛站卻在2022年後難以為繼，不僅撤掉了一個服務點，且將其從吃住一體的標準點降為僅提供吃飯服務的老年餐桌，應付式地保留著這個來自鄉鎮的硬性規定和要求。事實上，兩個村莊相互毗鄰，資源狀況、發展狀況、社會條件等都非常接近，但B村養老驛站運行狀況確實優於J村，個中緣由可以從B村養老驛站的發展和運行過程去尋找一二。
圖1：養老驛站內部一覽
B村的養老驛站從2017年開始運行，等到2022年，一方麵是村裏老人確實有這個需求，另一方麵也是上級希望明星村的養老驛站能達到15人以上規模，於是該養老驛站從村內一處小平房搬遷到了村莊靠近馬路的幼兒園旁邊，並從隻有吃飯、送餐服務升級為了吃住一體的標準點。目前共有14位老人在此接受服務，包括5個入住老人，6個送餐老人，3個自己來吃的老人。這14位老人平均年齡都達到了70歲以上，其中5位入住老人分別為88歲、84歲、83歲、78歲、81歲，他們都沒有老伴，子女也都在外打工。
養老驛站的良性運行，最基本的條件離不開人、財、物三個要素。一個10人規模的吃住一體養老驛站的成本每月大概為4千元，一年大概5萬元開銷。主要包括：食材費，大概占到50%，電費、水費、燃氣費、房租占25%，廚師工資1000元/月，占比25%左右。而主要收入來源分為這五塊：一是每個老人交納的200元/月費用（送餐老人需要多繳納200元/月的送餐費）；二是100/人的政府補貼，且其中廚師為公益性崗位，隻有貧困戶能申請，由鄉鎮財政負擔；三是鄉賢的捐款、捐資；四是掛點幫扶單位每年10000元的補貼；最後是村裏集體經濟的補貼。從賬目上看，老人交納的費用幾乎覆蓋了食材開支，而政府補貼則覆蓋了水電燃氣等硬性開支，事實上村裏的經濟負擔並不是特別重。
圖2:養老驛站某月收支狀況
這其中關鍵的因素在於，B村以一種“低成本營運方式”，將大量成本或內化、或交付給社會來消化，而沒有使其外顯化為村莊難以承受的負擔。包括：
一由分管養老驛站的治保主任兼責給養老驛站買菜，J村則是另外聘請了一位專職買菜的人，每月需要額外支出1200元工資。因為養老驛站開支的高低會直接影響到村集體需要倒貼多少，相比之下，兼責的治保主任不僅不需要額外的工資開支，還因為村集體倒貼多少會影響村幹部工資與績效發放，而更加以精打細算的方式控製成本。
二是將送餐服務的成本有限度地交付給個人。
村莊中存在這樣一批老人的需求，他們往往一個人在村莊裏獨居，有些腿腳的毛病但又沒有喪失自理能力，還能在家裏種點菜養點雞，這時候送餐服務對他們來說便是非常必要且關鍵的外界支持。但這時，如何解決送餐員這筆額外的工資成本便成為了需要村幹部思考的新問題。B村的解決辦法是，每位需要送餐服務的老人需要額外繳納200元費用，並找來一位在村裏帶娃的婦女，答應其每月最低800元工資的保障，即如果隻有2人需要送餐，那麽村裏額外補貼400元，如果有5人需要送餐，那麽1000元全部歸這位送餐員。
這樣一個舉措實際上是實現了多方共贏，對老人而言，如果以私人雇傭保姆而非養老驛站送餐的方式來解決自己的飲食需求，那麽每月成本大概會達到800元（工資600元+食材），現在他能以一半支出便獲得更為新鮮且有品質的食品保障。對送餐員而言，她本身是在家賦閑的婦女，送餐其實就是一種另類的外賣員，能夠在家門口得到一筆額外且穩定的兼職收入。對村莊而言，其等同於將送餐服務外包了出去，隻需要管理而不需要自己承擔送餐工作的繁瑣和壓力，同時對村莊而言成本也是盡可能的最小化了。
相比之下，J村卻是完全地按照製度規定，嚴格遵循了不允許向老人額外收取費用的要求，不僅增大了村裏的經濟負擔、也沒辦法保證送餐員獲得穩定的送餐報酬、還沒辦法保證送餐是否能及時按時，整個送餐運轉的非常艱難。在此情形下，村幹部的積極性更不強了，老年餐桌成為了該村極大的思想負擔和經濟負擔。
三是明確家庭養老責任與村莊養老服務的邊界，避免超出村莊負擔能力的社會壓力和風險責任。
由村來運營養老驛站，對筆者而言，會擔心其中存在兩個風險：
一個是老年人本身的安全責任問題，即養老驛站中老人的人身安全，應該由誰主責？二個是是否會出現家人將老人放置在養老驛站後不管不問，反而破壞了本地作為宗族性地區較好的家庭養老文化基礎，帶來了不良的示範作用？總結而言即是一種權責錯位問題：村莊服務供給能力的水平與村莊承擔的責任風險大小錯位。
B村的治保主任說了一句很觸動筆者的話“村裏隻能管理場所，不涉及管理具體的人。”事實上，村莊中以村集體為經營主體的養老驛站必然具有的是純粹公益性的一麵，而很難有市場性的一麵，這也意味著其承擔成本、風險的能力和動力本身是相對較弱的。在這種情況下，讓村莊去承擔易發生但又難預料的安全風險，以及去完全替代家庭發揮養老功能，都是不明智、不可取也不可能的做法。目前B村的做法是，隻收留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做好場所的安全管理和老人的安全教育，但風險責任由其自擔，並要求老人子女每周至少回來看望一次老人。
通過這樣的方式，B村養老驛站的運行既得到了老人家庭的監督，但避免使其陷入到對一些小概率事件的“不可控製又非要控”的困境之中。然而現在鄉鎮還在組織各個村的養老驛站負責人去參加護理培訓，這既給相關的村幹部和管理員們增加了負擔，也很難在實踐中真正推行，更有可能造成上述權責錯位的風險和治理成本激增的困境，“低成本、高福利、可持續”的養老服務供給反而不可維係。
（二）資源密集的北京農村
S村和L村都位處北京較為偏遠的農業區，兩個村都有較為成熟的水果產業基礎，兩個農村老年人如果有3畝左右大小果園，那麽種地收入與養老金合計收入大概5萬元每年，遠高於同年齡段中西部農村老人幾千～一萬元左右的年收入。從2015年開始，S和L村開始試點推行老年餐桌。其中，L村的運行方式是：70歲以上的老人可以來老年食堂免費領取中飯和晚飯，每天大概有50人左右過來吃。由於完全免費，所以老年餐桌的運行完全依靠財政補貼和村集體補貼，一年支出大概達到70萬左右，而村裏自身大概要承擔40～50萬元的額外支出。而s村隻提供中飯，並且從今年3月開始試行收費製度，每頓收取老人2元錢，村裏一年大概需要倒貼5萬元左右來維持老年餐桌的運營。
L村與S村老年餐桌的運行成本一覽
然而，L村如此高額的投入卻並沒有帶來高效的福利，反倒是S村實現了相對意義上的“低成本、高福利”運行狀態（雖然相比於中西部地區，還是有“財大氣粗”之感）。
從我們觀察到的情況來看，L村老年食堂的參與率是相對較高的，幾乎所有生活在村莊中的符合條件的老人都會選擇到養老食堂吃飯。但從另一個意義來說，這樣一種極高的參與率是在由政府承擔所有成本、作為“免費的午餐”而帶來的虛假繁榮。很多L村村民認為“不要白不要”，並表示如果食堂開始收費，即便是一塊錢也不願意繼續在食堂吃。作為食堂，不可避免的隻能以大鍋菜的形式去為老年人們提供飯菜，而且當地老人愛吃麵食，但相比於米飯，麵食更耗費人工和時間，要以較為合適的價格雇傭一個負責用心的麵食師傅並不是非常簡單的事情。這確實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條件限製，在此影響下，很多老人打了飯菜回去後覺得難吃，又將食物都喂給了家裏的狗和雞，帶來了食物資源的一種隱性浪費。
這從表麵上看，無非是食物不好吃帶來的必然浪費，但更進一步深思其中的關係，卻是一種公私權責淡化與不匹配的客觀結構性因素在發揮著作用。對村民而言，這是“不要白不要”的公家資源，既然是均等的、不加附加條件的，那麽如何處置、如何使用也不會去精心考量。對村集體而言，這既然是“無條件贈予”的公家資源，既然是不索求回報的、普惠的，那麽村民們便也沒有權利去提出反饋和要求，否則便變成了“白給你的還挑剔”。
可見，“無條件”的背後，它首先造成了一種“虛假繁榮”，即沒有那麽迫切需求的老人也出於白拿的心態參與其中（比如將飯菜喂狗的老人，有沒有老年食堂其實並不影響他自己的日常生活）。其次它帶來了一種權責的鬆綁，村民沒有權利去對食堂供給的飯菜質量提出要求，食堂飯菜僅僅停留在了對安全這一底線要求上，而村集體也沒有很強地回應村民訴求的動力，即便聽說有的村民將飯菜拿去喂雞喂狗，食堂飯菜口味也並不會因此得到提升和改善。在這兩個因素影響下，老年食堂“繁榮與浪費並存”的矛盾狀態便能夠得到理解。
圖3:熱鬧的老年餐桌
而S村從3月10日開始收費，以2元/頓的收費標準，一個月實收50元。收費之前有28人在村裏食堂吃飯，開始收費後有20個人還繼續吃飯，他們都是長期在家的獨居老人，確實有在食堂吃飯的需要。開始收費之前村幹部每家每戶都將政策通知到位，以成本來算，至少得有15人來村裏吃飯食堂才能運營的下去。試運營了一個月，收費後不僅村民們比之前吃得好了，“原來兩個菜一涼一熱、現在都是熱菜，光是肉錢一個月就需要差不多800元。以前買菜一買就是半個月以上，現在買菜最多一周，保持菜的新鮮。”而且為了避免不必要的浪費，除了5位不能自理的老人，其他15位老人都被要求在食堂裏吃飯，交了錢後，老人們自己都互相盯著，不能讓浪費。
從S村的實踐經驗來看，首先，該村識別了村莊內部真正需要老年食堂的需求群體，即長期在村但子女可能不在身邊的老人，買菜、開夥做飯對他們而言是一件既不夠經濟也有些麻煩的事情。其次，在村莊負擔限度和老人心理邊界之間尋找平衡。對農村老人而言，相比於不顧經濟單純追求品質，經濟是第一優先級，品質則排於經濟之後，但如若能在有限度的支出內獲得更高品質的服務，該選擇會成為更為理性的選擇。對老人們而言，沒有食堂之前他們同樣有吃飯的需求，時間、水電、食材等等便構成了一項必要的消費開支，預留出了成本承擔空間。因此，當老年食堂的收費與其能夠保持基本持平時，適當收費並不會成為明顯的阻力。最後，在降低成本、避免浪費的同時提升服務供給的質量。通過有條件地收取費用，S村的老年食堂將原本僅作為被服務對象的老人也被吸納為了責任主體和監督主體，在降低政府運行老年食堂的成本同時，反而推動了老年食堂的經營效果的提升。
二、“低成本營運”的關鍵機製何在
從成本、效果兩方麵綜合來看，江西B村養老驛站運營優於北京S村養老驛站，進一步優於江西J村老年食堂，最後優於北京L村老年食堂。
四個村莊的運行成本及其效果比較
一、尋找切實的村莊養老服務定位：避免越位
村社養老與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都是是有邊界的，政府無法取代家庭去完全地發揮養老功能，也無法像社會養老那樣提供完全專業化的養老服務。對完全有自理能力的低齡老人而言，他們不僅有很強的自養意願，也有很強的自理能力，此時村社能做的，應當是盡可能保證他們“有地方去，有事情做”。而對於真正失能的老人而言，一方麵他們的生活世界已經完全從村莊退入了家庭，另一方麵家庭從年齡結構看也進入了相對有序的代際接替秩序，此時家庭養老應當發揮更為主要的責任。真正需要村社介入日常化養老的，應該是夾在其間的過渡老人，即自養能力弱化而家庭照養能力不及的老人群體。
B村和S村事實上都將養老服務兌現限定在了這批老人，其中B村通過直接製定限製性入住條件，S村則以收取適額費用的方式，篩選鎖定了這批真正需要養老驛站與老年食堂的老人。他們並沒有完全失去自理能力，但又有日常照料和安全監護的需求，且該需求很難完全通過家庭充分獲得，村社養老的方式既承接了這批老人的照料需求，又不必將大量資源投入在老人護理上，而是把做飯、起居等作為最基本的養老服務內容，沒有強行讓不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具有可持續性。
二、把握內生的村莊養老服務需求：尊重主體
在調研中我們感覺到，目前很多地方的資源投入和服務供給思路陷入了一個怪圈，即認為“給的越多越好”，但最後的結果往往卻是財政負擔巨大、資源浪費突出、灰色利益空間擴大、民眾也沒有得到相應的實惠，反而成了“多方共輸”的局麵。通過理解B村和S村較為成功的養老經驗，一個關鍵之處在於尊重主體，即通過各種方式去調動和激活老人、家庭的主體性。這種尊重主體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以適當收費而非完全均等化福利的方式，更加精準地匹配需求群體，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在了真正需要的人身上。二是通過創造利益連接機製，如適當收費、互相監督、家庭探望的方式，將老人本身及其家庭都納入到村社養老服務供給的秩序中，成為重要的參與主體和監督主體。
三、實現多元的村莊養老服務供給：動員社會
政府的資源再多，也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在中西部農村，在原本村莊資源狀況就非常有限度的條件下，不多的資源還像撒胡椒麵一樣廣泛地鋪開在產業振興、治理亮點、環境改造等方方麵麵，進入民生工程的資源更加受到限製。在B村，通過幹部兼責、動員鄉賢捐資捐物、適當收費（如送餐費，對村民而言，400元送餐比800元自己雇傭保姆是更劃算而且質量更有保證的）等方式，不僅盡可能節約資源，而且也緩解了村莊去承擔民生工程時麵臨的巨大財政壓力。而在S村，雖然村裏的老年食堂隻提供中餐，但村莊通過動員在村餐飲企業的方式，為在村老人爭得了“兩個雞蛋一瓶牛奶”的早餐福利，這大大提高了村民的幸福感和滿意度。
圖3：養老驛站的捐款捐物公示
具體而言，兩個村莊之所以能夠實現一個相對有效的“低成本、高福利、可持續”的養老服務供給，是在需求匹配、成本控製和資源轉化三個方麵形成了良性互動的機製。在調研中，我們感覺到，資源始終是有限度的，資源分配也是不均衡的，這種不均衡不僅僅存在在地區之間、還存在在村與村之間，我們沒有辦法忽視資源無序浪費以及資源分配不均的現實狀況。其次，資源的多寡隻能部分地解釋問題，資源如何在實踐過程中真正激活社會、激活主體才是成功辦事的關鍵。拿到的卡牌顯然並不代表最終結局，還要看出牌手如何靈活運用手中有的牌，來為自己創造更好的局勢。
三、思考
B村和S村的經驗讓我們更進一步思考的是：
（1）在以提供更高水平服務為目標的服務型政府打造過程中，是否包辦一切就意味著服務能力的提升、就意味著民眾滿意度的提升，“免費的是否就是最好的？”，從實踐中看，這是需要存疑的。
（2）資源激活社會的條件和限度在哪，我們在多大程度、什麽方麵必須依靠社會主體的積極參與。從調研情況來看，運行狀況較為良好、且表現出可持續發展樣態的社會政策，其背後都有以各種方式激活與普通民眾之間的利益關聯、打造著新的互動關係，值得進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