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部地區T鄉鎮，因其高中及中小學教育質量較高，在多年的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以高中及中小學為中心空間的陪讀家長集聚形態，目前T鎮約有陪讀家長近2萬人，以陪讀奶奶、陪讀媽媽為主。很少有人能說得清楚近兩萬多的陪讀家長裏有多少是奶奶、多少是媽媽，不過，通過調研我們了解到，近年來，媽媽在陪讀家長中占比越來越高，且從小學與初中媽媽便開始返鄉陪讀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對於陪讀奶奶而言，陪讀是他們發揮“餘熱”，甚至是履行“代際倫理責任”，降低子代家庭發展壓力、換取子代情感慰藉與養老支持的方式。與陪讀奶奶們不同，陪讀媽媽返鄉陪讀或是因為子女到了學業的關鍵階段——例如中考前期、高中特別是備考階段，或是因為“再不回來孩子就廢掉了”——爺爺奶奶難以管教孫輩、青少年沉迷手機、學習不認真導致“成人成才”出現問題，或是因為父母十分重視子女教育，“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並且，相較於陪讀奶奶，大部分陪讀媽媽在返鄉陪讀之前都是家庭核心勞動力，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務工。返鄉陪讀意味著家庭核心勞動力退出勞動力市場，損失了一大筆收入，同時，陪讀的房租、日常生活以及教育開支大幅增加，對於普通農民家庭而言，這帶來了較大的經濟壓力，當經濟壓力與子女學業成績壓力以及其他壓力相疊加時，會造成她們的精神焦慮。
在這個鎮域範圍並不大的鄉鎮上，除了圍繞學校轉，許多陪讀媽媽主要分別嵌入到三類“組織”當中：家庭教會、廣場舞隊以及服裝作坊
，這三類“組織”為她們排解焦慮情緒提供了通道。
一、家庭教會裏的陪讀媽媽群像
T鎮不大，但是隨著陪讀家長的增加，當地形成了兩個教會，一個是登記在冊的大型教會，一個是未經登記的小型家庭教會。
大教會的布道活動主要在每周末進行。一次周末我去旁聽了大型教會的布道活動，大會堂從前到後坐滿了人，大概有250-300人，以本地中老年人以及陪讀奶奶為主。布道活動流程主要是市裏過來的牧師在台上講解聖經，信眾坐在台下聽講。牧師會以陪讀家庭為實例來進行布道。例如，牧師講道，一位陪讀媽媽的名字叫“方舟”，牧師和她聊天時，就誇讚她的名字取得很好，會帶領家庭往前走，讓她對正在高三就讀的孩子要有信心。
一次周末我去旁聽了大型教會的布道活動，大會堂從前到後坐滿了人
與大型教會相比，家庭教會的人數較少，在100-200人之間，陪讀媽媽大約占60%-70%，每年新增受洗的陪讀媽媽約為30人。隨著T鎮學生規模的擴大，家長也隨之增多，一些信教的陪讀媽媽在此聚集，組織了這一家庭教會。相比於另一個大型教會，家庭教會的組織體係反而更為完整緊密，信眾更加活躍，每周三、周五、周六晚上都會有團契活動。家庭教會的核心組織者及講經者絕大多數都是年輕的陪讀媽媽，除了個別的“教二代”，這些組織者有著較為共性的特征：家庭經濟條件一般比較好，夫妻兩早年即外出務工、做生意，文化水平不高但學習能力較強。
由於早婚早育、忙於工作，這些組織者的夫妻關係、親子關係普遍較為緊張，其中有些組織者的丈夫存在出軌、家暴等問題。
作為一般信眾的陪讀媽媽也具有一些共性特征：這些陪讀媽媽大多來自縣域農村普通家庭，家庭經濟狀況相對較差，一些家庭還存在有家庭成員生病、夫妻關係不和、親子關係疏離或較為緊張等問題。這些陪讀媽媽作為家庭主要勞動力返鄉陪讀之後家庭收入急劇降低、開支提高，這使得他們更加焦慮不安。許多媽媽在陪讀過程中又麵臨著子女沉迷手機、學習不認真、成績沒有進步等問題。
在T鎮，絕大多數陪讀家長都是租單間，與子女同住，親子之間圍繞學業成績展開的高密度互動很容易導致親子關係的緊張乃至衝突。在陪讀過程中，這些焦慮情緒往往難有排解渠道，很少有人可以從丈夫或家庭其他成員那裏獲得精神支持，相反，由於陪讀媽媽退出勞動力市場，從家庭經濟貢獻者轉變為“消費者”，其在家庭中的位置也更加微妙。
這些陪讀媽媽大多來自縣域農村普通家庭，家庭經濟狀況相對較差
家庭教會為這些陪讀媽媽提供了精神上的出路，在家庭教會中，每次團契活動所有信眾環繞核心組織者圍坐在一起，核心組織者以及講經者在讀解經文過程中，會更加緊密地結合個人經曆以及陪讀過程中常遇到的問題來進行講解。例如，當T鎮或周邊學校發生學生自殺等悲劇事件時，講經者會結合經文，對陪讀家長的焦慮情緒進行紓解。
在講經過程中，一些組織者還會結合個人經曆來討論如何處理夫妻關係、親子關係等問題。例如，在一次團契活動中，一位組織者分享了她個人的經曆：由於兒子之前極度沉迷手機，自己回來陪讀後對其進行嚴厲管教，造成了親子間劇烈的衝突，當時，“我的孩子說我不愛他，不理解他，我那麽努力賺錢給他最好的生活條件，我完全無法接受”。這樣的分享引發了其他陪讀媽媽的共鳴，另一位陪讀媽媽說：“我兒子拿了手機就完全變了一個人，完全不理我”。
在眾人分享完後，組織者結合聖經講讀，指出隻有信仰基督教，才能明白“信仰第一，健康第二，學習第三”。通過類似的團契活動，這些精神困頓、焦慮的母親努力找尋出路。在團契活動之外，這些信眾在日常生活中也會相互串門、聊天，形成交往與互助網絡。
二、廣場舞隊裏的陪讀媽媽群像
T鎮有兩個相鄰的廣場被用作跳廣場舞，隻要不下雨，傍晚這兩個廣場就會集聚大量的陪讀家長，根據舞種與陪讀家長年齡大概分為5-6個小廣場舞隊，每個隊伍每天都大約有40-60個人，有些廣場舞隊以老人為主，有些以陪讀媽媽為主，總體上來看，陪讀媽媽居多。
不像家庭教會，廣場舞作為一個純娛樂活動，除少數幾個核心成員較為固定以外，其他人來去自由。近年來，廣場所屬社區在T鎮政府的指導下，舉辦了廣場舞大賽活動，這一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廣場舞隊的組織性，但是，在跳舞之外，這些隊員之間的交流並不算多，大部分陪讀家長以學校為軸心，分布在不同區域租住，除非以前就認識，不然的話很少在跳舞時間之外串門。
跳廣場舞的陪讀媽媽也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家庭經濟條件相對較好，有錢有閑，這類家庭一般已在市區買了房，來T鎮陪讀對她們來說並不會帶來太大的經濟壓力，特別是一些家庭為個體工商戶，在陪讀時也可以兼顧生意，甚至對於其中一些年輕媽媽而言，陪讀生活為她們提供了一段自主安排的時間與相對舒適的生活空間，這些人是廣場舞隊的核心成員。
還有一些陪讀媽媽家庭經濟條件相對較差，跳廣場舞是她們打發時間、排解焦慮的重要方式。例如，調研期間我們認識的一位陪讀媽媽，其家庭條件較差，女兒高三複讀，為了節省租金，租了一間由豬欄改造的出租屋，租金為附近單間的三分之一左右。一次訪談中，這位陪讀媽媽告訴我們，很多時候自己下午一個人坐在逼仄的房間裏，想著女兒的成績，就會感到心裏發慌。隻有跳廣場舞的兩個小時，才感覺到時間完全屬於她自己，因為那個時候不會緊張的想起孩子的學習情況。
T鎮有兩個相鄰的廣場被用作跳廣場舞
然而，在T鎮調研過程中，我們不止一次從學校教師、T鎮居民、陪讀家長乃至學生口中聽到關於陪讀媽媽熱衷於跳廣場舞、容易出軌的“八卦”。甚至有家長告訴我們，曾經有老師在課堂上讓學生回家勸媽媽不要天天去跳廣場舞，否則書還沒讀完，媽媽跟人跑了怎麽辦。與一些陪讀媽媽聊天，也有人對廣場舞活動持較為負麵的看法，向我們透露了一些“八卦”。從這些口口相傳的“八卦”中，我們能夠看到對於陪讀媽媽的“汙名化”，這些“汙名化”來源於年輕媽媽返鄉陪讀後麵臨著夫妻長期分離、生活單調枯燥等問題，這可能會帶來夫妻關係的裂痕，但在社會輿論場中，夫妻的長期分離、枯燥單調的陪讀生活是否會造成陪讀媽媽逃離家庭，成為大家都十分關注的問題。由此衍生出的“出軌”輿論也形成一種道德壓力，抑製了部分陪讀媽媽休閑娛樂的想法。
三、服裝作坊裏的陪讀媽媽群像
在T鎮，陪讀家長的增加使得鎮區範圍內服裝加工企業近些年來大量增加，這些服裝加工企業之所以願意落戶T鎮，正是看中了T大量的陪讀媽媽勞動力。90年代外出務工潮興起後，T鎮及周邊農村女性大量湧入江浙地區服裝廠務工，在返鄉陪讀前大量陪讀媽媽已是熟練工，在江浙地區的服裝廠工資在8000-10000元左右。
目前，T鎮鎮區範圍內分布著大大小小幾百家服裝加工企業，這些服裝加工企業大部分為作坊式企業，機器規模10-20台，工人數量10-20人左右。絕大部分服裝作坊采取計件工資製，工資在普遍在每月2000-3000元左右，基本上能夠覆蓋陪讀家庭每月的房租及生活開支。由於勞動力供大於求，這些服裝作坊大多隻願意招熟練工，不願意招以前沒有在服裝廠工作過的陪讀媽媽。
這些服裝加工企業大部分為作坊式企業，機器規模10-20台
為了適應陪讀媽媽的時間安排，這些服裝作坊參照學校學生作息時間安排來進行工作時間安排，以滿足陪讀媽媽照顧子女為主、工作為輔的需求。但是，由於這些服裝作坊的工資較低，一些家庭經濟條件相對較好的陪讀媽媽並不願意去做，更重要的是，即使這些服裝作坊采取彈性工作時間安排，但在一些陪讀媽媽特別是高中階段陪讀媽媽看來，仍然會影響她們的陪讀安排。例如，在訪談中，一位陪讀媽媽非常後悔在兒子高二、高三期間自己去工作，這導致自己對兒子玩手機疏於管教，以至於兒子第一次高考沒有考好，隻能複讀一年。
不僅是這位陪讀媽媽，在我們問其他一些陪讀媽媽為何不去服裝作坊工作時，她們也認為高中階段陪讀時間不長，如果因為賺錢而導致陪讀效果不好，反而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因此，T鎮的服裝作坊許多工人是中小學陪讀媽媽，她們還有漫長的陪讀時間，在服裝作坊工作的工資雖然不高，但也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家庭的經濟壓力。
四、陪讀媽媽焦慮的心靈何處安放？
如上所述，在T鎮，許多陪讀媽媽或通過信教，或通過娛樂，或通過進廠，來撫平焦慮的心靈。信教的陪讀媽媽的精神困頓不僅來源於子女學業成績，還來源於親子關係的緊張、夫妻關係的破碎、家庭發展的壓力，教會為他們提供了一劑心靈藥物，讓他們繼續嵌入進破碎的家庭關係當中，為子女的學業、家庭的發展努力奉獻自己。
這便是“基督教中國化”的奇妙之處，它沒有摧毀中國人對家庭的信仰，相反，它在大變革的時代中強化了這些陪讀媽媽對家庭的堅守，即使她們要麵對家庭的貧窮、生活的困頓、丈夫的出軌或家暴，親子關係的疏離乃至緊張等困境。或者可以反過來說，正是因為種種難以排解的精神困頓，這些陪讀媽媽被宗教吸引，從而避免自己的心靈秩序被衝擊至崩解。
不過，這樣的家庭畢竟是少數，大多數陪讀媽媽在陪讀過程中雖然會因為各種原因感到焦慮，但是，公平的應試教育體係仍然為她們提供了希望。這些陪讀媽媽在進入勞動力市場過程中深切感受到了文憑對於工作類型以及工資水平的決定性作用，但同時，進入現代市場經濟過程中又並沒有激發她們的自我意識，相反，使得她們形成“新家庭主義”價值觀念，更加深度地嵌入到家庭發展體係當中。因此，她們可以沒有怨言的返鄉陪讀，托舉子代向上流動。在陪讀生活中，廣場舞等休閑娛樂活動為這群陪讀媽媽緩解焦慮提供了很好的通道。
而對於一些陪讀媽媽特別是還有漫長陪讀生涯的年輕媽媽來說，或許隻有通過勞動獲得經濟收入才是緩解其焦慮的最好方式。哪怕相比於在東部沿海的工廠裏，T鎮的服裝作坊工資少得可憐，但隻要有收入，便可緩解她們對於家庭發展的焦慮、緩解她們在陪讀生活過程中很容易產生的彌散的焦慮感。
近些年來，在中西部許多縣域，年輕母親返鄉陪讀現象越來越普遍。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區，由於優質教育資源向縣城集中，絕大多數陪讀媽媽都是在縣城購房或租房陪讀，T鎮是一個罕見的例外，T鎮之外，是無數個相似的“T縣”。隻是，T鎮作為一個高度聚合的空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具有分析意義的“特例”。陪讀媽媽返鄉之後，許多人會在縣域內找一份工作以貼補陪讀開支，工資水平與T鎮的服裝作坊相近。在縣城中，休閑娛樂場所也更多，不似T鎮，最主要的休閑活動便是跳廣場舞。然而，多元的消費場所意味著家庭開支的增加，這給收入降低、支出增加的農民家庭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這些家庭散落在不被看見的角落中
相較於T鎮，在縣城裏較為罕見的反倒是為少部分陪讀媽媽提供精神寄托的家庭教會，在縣城中，這些家庭散落在不被看見的角落中，或在多重困境下走向崩解，或在陪讀媽媽十年如一日的忍耐下維係著。隻是，在這個過程中，受傷的不僅是這些陪讀媽媽，還有在學業與家庭之間掙紮的青少年。
陪讀媽媽可以將自己的心靈秩序安放在家庭發展的強大信念中，甚至是依靠宗教信仰來維係家庭主義的價值信念，這些走向個體化的青少年又該如何麵對破碎的家庭關係、內卷的學業競爭呢？他們又該如何安放自己的心靈秩序呢？此外，支撐著農民家庭卷入教育競爭、返鄉陪讀的動力在於她們對於教育回報的較高期待。然而，教育本身就是一門“藝術”，高投入不一定帶來高回報，一旦教育投入-回報失衡，陪讀媽媽焦慮的心靈還能找到安放的地方嗎？
在現代化高歌猛進的曆史進程中，中國農民家庭承擔了太大的壓力，女性在其中分擔了極大的工作與家庭撫育壓力，特別是在教育競爭壓力越來越大的當下，返鄉陪讀媽媽承載的壓力越來越大，“新家庭主義”信念支撐著她們，家庭教會、廣場舞隊、服裝作坊等“組織”為部分陪讀媽媽提供了排解焦慮的場所。然而，很多教育競爭壓力本不應該由家庭、由母親承擔，如何重構縣域教育體係、抑製激進的教育城鎮化，降低教育競爭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教育競爭壓力，從而減緩農民家庭的教育負擔與風險，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否則，農民家庭的韌性與危機隻有一牆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