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技術、資金，國家重視一幫不缺，他們為什麽還是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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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德的研究者們正在慶祝——他們剛剛研發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款微型計算機。”這是上世紀80年代末，登載在西德報紙上的一則正經新聞報道的標題，雖然它看起來充滿了黑色幽默。
是的，談到蘇聯及其整個華約集團的解體，世人總結的原因可能眾說紛紜，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即便蘇聯能繼續存在，但西方集團對其高新技術及其產品的全麵封鎖下，它也將錯過整個信息時代——請想象一下，如果三十年後的今天，一個國家如果在計算機芯片等關鍵幾個技術領域被斷供、普及不了電腦、智能手機、電視還是模擬信號的，甚至因為芯片匱乏，連導彈都要省著打……
這樣一個國家，別說持續進行冷戰對抗了，其經濟也將遠遠被其對手甩開。
而事實上，到了蘇聯末期，這種征兆已經開始出現了。
1985年，莫斯科科學計算機中心的工程師阿列克謝·帕基特諾夫在上班摸魚期間發明了著名的電子遊戲——俄羅斯方塊。
該遊戲經過匈牙利傳到西方後一炮而紅。
幾年後，日本遊戲公司任天堂和另一家英國遊戲商展開了對該遊戲版權的爭奪，任天堂緊急派代表去莫斯科與帕基特諾夫談判，想購買該遊戲的版權。
可是當任天堂的談判代表到達莫斯科後，他們吃驚的發現，與進行他們的並非帕基特諾夫本人，而是蘇聯安全局和商貿部的高級代表。這讓本來就想來談個遊戲版權的日本人大吃一驚。
而嚴肅的蘇聯官員們在談判中提了個鄭重要求：這個遊戲的版權、價格的問題好說，但能不能把你們遊戲機製造技術轉讓，或者跟我們合作辦個遊戲機廠，讓蘇聯人民也能玩上他們自己發明的俄羅斯方塊？
這個提議看似非常合情合理，但任天堂最終還是拒絕了。
原因是，當時日本剛剛在一起非常嚴重的對蘇技術泄露事件中挨了美國的敲打。日本東芝公司將四台民用數控機床以35億美元的高價賣給了蘇聯。東芝當時覺得這沒什麽——這些技術在日本都是民用的麽，你蘇聯人拿去用好了。
可是，這四台機床車出來的螺旋槳幫助蘇聯潛艇大大降低了航行中的噪音，以至於第二年，美國設在波羅的海的監聽係統，就聽不到蘇聯核潛艇從港口出航的聲音了。
於是美國開始了緊急調查，最終以日本和東芝公司違反了西方對蘇聯進行技術管製的《巴黎輸出管製統籌委員會協定》為由，狠狠的罰了東芝一筆，並嚴重警告了日本政府，威脅將給予製裁。
此事之後，日本通產省緊急警告了所有日本企業，在與蘇聯的所有產業合作項目中都必須“萬分謹慎”。
眼見著東芝剛剛吃癟，任天堂當然如履薄冰，於是幹淨利落的拒絕了蘇聯人聯合辦遊戲機廠的提議：要加錢你們加錢好了。生產技術，我們不敢賣——哪怕就是做個遊戲機。
是的，到了冷戰末期，蘇聯與西方之間的技術實力差距就達到了這種可怕的地步——哪怕西方已經普及的民用數控機床，到了蘇聯依然有極為重要的軍工價值。哪怕是任天堂生產的家用遊戲機，西方依然怕蘇聯把裏麵的芯片等元件摳下來，反向研發一下，弄個改版安到導彈上去對自己進行威脅。
西方技術海洋中濺出的一滴水，對已經幾乎被技術圍堵困死的蘇聯來說，也如久旱逢甘霖般珍貴。
但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技術、尤其是涉及芯片製造的電子工業技術，它是一個人類二戰以後才興起的新行當，蘇聯既然有能力和美國進行冷戰，甚至先於美國發射衛星、把加加林送上太空，為什麽最終會在這項技術上被對方甩開如此大的差距呢？
須知，技術封鎖這種事，在之前的人類曆史上從來是搞不長久的，英國人當年還想阻止美國人趕上工業化浪潮呢，最後不是也沒成麽？
盜取英國先進紡織技術的“美國工業之父”理查德·阿克萊特
美國對蘇聯過於成功的技術圍堵，在人類科技史上，算得上是蠍子拉屎——獨一份了。
那麽，美國人是怎麽成功的？蘇聯人又是怎麽失敗的呢？
梳理曆史我們會發現，這關乎蘇聯機製中存在太多致命的b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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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來，美國人想在科技上對蘇聯的卡脖子，這本來是個偽命題——至少論電子產業，在起步之初，蘇聯當初是一點不虛的——甚至一度比美國領先了那麽一點點。
1946年的2月14日情人節，這是一個人類計算機史上開天辟地的日子。這一天，世界第一台通用計算機（埃尼阿克），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被組裝完成。這台最初的計算機重達30噸、占地麵積170平米，一共用了18000個電子管，且每分鍾隻能執行5000次運算，運算能力遠遠低於你現在手上拿的這部手機。
但這台機器的耗電量相當驚人，據說它開機的時候，半個費城的居民都會知道——因為他們家裏的電燈泡會同時發暗。
但埃尼阿克的軍用效果放在當時是非常顯著的，可以讓美軍計算一條炮彈彈道的時間，從20多分鍾縮短到30秒，還能用來計算核武器的爆炸範圍。於是美國政府才願意撥款投錢，研發這個“秘密武器”。
但我們知道，在冷戰初期，美英的高層知識精英大多是左派、同情蘇聯的，核彈技術都被偷去了，計算機的秘密當然也保不住。
於是蘇聯高層很快就意識到了這台機器的革命性。在慈宗斯大林的親自關懷下，蘇聯很快將計算機設為其重點研發的項目，全蘇聯兩千多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以及蘇聯二戰後在東歐的一堆衛星國，都開始憋足了勁兒向著這個方向攻堅。英美大學裏同情蘇聯的教授們，則不停的將相關這些技術傳遞給他們的精神祖國蘇維埃。
於是，到了1950年，蘇聯搞出了自己的第一台通用計算機MESM，用6000個電子管，做到每分鍾約3000次運算。算力稍弱，但效率比埃尼阿克高多了，而且還不容易出故障。
而緊接著，抉擇的難題也同時擺在了美蘇麵前——想要提高計算機的效率，必須拋棄笨拙的電子管，采用新的晶體管，那這個事兒要不要做呢？
1947年12月，美國貝爾實驗室的三名物理學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頓，利用一塊鍺晶體實現了對微弱電流的放大，宣告了晶體管的誕生。9年後，這三人一起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但就在同一年，蘇聯物理學家克拉斯洛夫和其研究生蘇珊娜·瑪多延，也在基輔一個秘密研究所裏搞了相似的實驗。並在第二年發表了研究成果，此事後來還引發了那一屆諾貝爾獎是否公平的爭議。
也就是說，在晶體管誕生之初，美蘇同時摸到了晶體管計算機的門檻。由於蘇聯的研發人員更加集中、且得到了政府的重點撥款，甚至蘇聯一度領先了半個身位。
但問題很快來了，蘇聯人在進一步的試驗中發現，晶體管和後來其組成的集成電路並不是他們想要的“秘密武器”。
因為當時蘇聯的所有軍工項目研發都圍繞未來設想中的“核大戰”展開，而晶體管在核爆產生的電子脈衝麵前幾乎毫無招架之力，被永久性燒毀的可能性很大。於是蘇聯據此認為，晶體管和集成電路並不適合核戰爭，想要在核戰中用上電腦，可能還是要用電子管。
對幻想中核大戰後的電子管計算機時代，《輻射4》的玩家應該體會深刻……
1958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聽取過了相關實驗報告後就做了一個指示：“真空電子管在核電磁脈衝下的生存性能比晶體管要強，蘇聯以後不要搞晶體管，集中力量搞電子管小型化。”
實事求是的講，雖然赫魯曉夫是烏克蘭草原上放豬出身的，但在蘇聯領導人當中，他算是相當尊重知識分子群體的。
但跟在全蘇聯推廣種玉米一樣，放棄晶體管，研究電子管小型化，這個決定並非赫式一人的獨斷，而是聽了專家們意見的，或者說，是當時蘇聯大部分從事這行的科研人員的普遍共識。
但問題就在於，蘇聯專家們達成這種普遍共識是有其私心的。
因為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蘇聯都在利用國家力量催熟電子管產業，數十個工廠、研究所開工，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員、工程師、工人指著生產這種長得很像小燈泡的玩意兒養家糊口。這個時候，你若是一個蘇聯科學家，堅持告訴領導“電子管已經過時了，要搞晶體管”。那意味著什麽呢？意味著你科研所的同事、給你發工資的領導，以及與科研所合作的工廠的上千工人、工程師、廠長……他們都可能因為這個重要項目下馬而失業、調崗。
這個時候即便你知道產業未來的發展方向，你敢說實話麽？你肯定不敢。
不是有那麽句話麽？如果讓19世紀末倫敦大街上拉車的馬來投票，那汽車這種玩意兒，壓根不會產生。
當時的蘇聯科學家-工程師共同體，就產生了這樣一種困局——電子管小型化雖然是個死胡同，但這是一個大家都能保住鐵飯碗的死胡同。
既然如此，那就朝著死胡同裏奔唄——反正花錢的是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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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要電子管不要晶體管”這個認識，當時美國的很多官方科研人員也想堅持，畢竟心態都是一樣的——但幸運的是，無論他們還是他們所能影響的美國政府，都在這件事上說了不算。
誰能說了算？市場。
是的，在電子工業的發展上，美國與蘇聯的最大區別，是蘇聯的研發始終是以國家力量主動推動的，而美國則是以市場為導向自由生長的。
美國的消費者可不會想什麽“一旦爆發核戰，晶體管用不上，大家要為了跟蘇聯人博弈支持電子管發展”這種勞什子，他們看的就是眼前——晶體管和電子管，哪個輕便好用我用哪個唄！
1954年，世界第一台晶體管收音機Regency TR-1（麗晶TR-1）在美國上世了。
這台收音機據稱是嬰兒潮一代美國人的集體回憶。晶體管的小巧靈便，讓這台收音機從過去的大家夥迅速縮小為了“掌中寶”，富裕的美國人沒有誰能抵擋擁有一台晶體管收音機的誘惑。於是雖然麗晶TR-1售價高達50美元，但上市第一年就賣了10萬台——美國人當年對麗晶的熱捧，跟現在全球對蘋果手機的熱捧很相似。
而市場銷量的暴增，很快就對研發產生了“正回饋”，嚐到甜頭的商家願意出高價支持學者搞晶體管研發。那些不願意在守舊的半官方研究所裏混日子的有誌研究者成批出走，投身更新銳的晶體管研究。
於是那個時代美國不斷發生類似“仙童八叛逆”的事件，電子研究的舊模式在市場商業競爭的刺激下被不斷地顛覆、加速革新。
為半導體革命而出走的“仙童八叛逆”
在蘇聯科學家、工程師被體製鎖死，天天打卡上班，耗費著這個國家最聰明的大腦，“奉旨研發”著沒有出路的小型化電子管的時候，他們的美國同行們在頻繁的跳槽，不斷提出新思路，革新產業。
美國的電子產業開始發力，逐漸加速甩開蘇聯的競爭者。
當然大多數蘇聯研究者可能也不在乎這個，研究人員在那個年代的蘇聯工資體係評級中都很高，搞好跟同事尤其是研究所領導的關係，能每月領到工資不就行了麽？
與敏銳的美國市場相比，蘇聯規劃委員會雖然是遲鈍的，但也不是全瞎。到了20世紀60年代，越戰中的美軍將他們之前安在收音機上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用在他們的F-4鬼怪戰鬥機和AGM-12小鬥犬導彈上。
蘇聯軍情報部門在得到這些戰爭機器的實測數據後——用今天營銷號最常用的說法——直接“嚇尿了”。軍方開始質問蘇聯國內研發機構：這些年你們都搞了些什麽？為什麽美國戰鬥機、導彈有這些我們看不懂的黑科技。
於是蘇聯的電子研發在差距已經很明顯的情況下，終於完成了一次艱難的轉向，承認了晶體管的先進性，放棄了已經進入死胡同的電子管小型化嚐試。
此時，“穗宗”赫魯曉夫已經下台了，“勳宗”勃列日涅夫上位，這位新領導急於看到蘇聯能在電子產業上趕超美國。於是下了死命令，要求蘇聯加速電子產業的研發，要錢給錢要人給人，但必須在十年內趕上美國。
但這個命令，隨後在蘇聯電子行業內，引發了另一些更讓人匪夷所思的問題——比如半公開的科研造假和徒勞無益的“雜技式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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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之前的方向的錯誤，蘇聯的電子技術理論和生產工藝到60年代已經與西方脫節了，雖然上層有令，但這個鴻溝無法立刻被填補。於是各蘇聯研究院為了多快好省的完成上級安排的任務，開始走捷徑，仿造、剽竊甚至直接照抄美國同樣的芯片設計。
在整個70年代，基本上因特爾、IMB、得州儀器等美國電子廠商出一個什麽樣的芯片、電子產品設計，你就能夠在同時代的蘇聯找到一個類似的仿製品。
甚至有時候，不同研究院之間，甚至還會為誰先山寨了美國同行的產品、更有資格申報蘇聯相關科技創新獎項而打起來。
蘇聯當時的這些“山寨芯片”，雖然還沒有沒臉沒皮到拿砂紙直接把人家的商標擦掉，換上自己的，然後吹說是自主研發。但仍有一個致命的問題——美國當時的芯片研發，是在市場應用場景在場的情況下，反複修改，針對性的設計出的。設計圖紙交給工廠以後就能保質保量的做出來，做出來就能安到相應的商品上賣出去。
可是蘇聯的仿製品，是無法享受這個“正循環”的。他們生產的芯片在實驗室裏能夠達到與美國同行近似的質量，但一旦交付工廠批量生產，因為相關工藝達不到要求，質量和良品率都會大大下降。
更重要的是，生產出來的這些仿製品嚴重缺乏應用場景——美國的電子產業是一個接入其社會消費品生活的有機體，芯片造出來，安上相應的電腦、電視、微波爐、助聽器是可以直接賣錢的。民眾消費能力也能為其研發買單。
可是同時代的蘇聯民眾由於消費力不足，市場的缺失。芯片批量生產出來，根本無法到民用市場上去賣錢。
於是蘇聯的工業規劃部門隻能為這些山寨芯片強行安排一種應用場景——軍工。
是的，七十年代蘇聯軍備的急速膨脹，某種角度上說，就是這種本末倒置的結果——為了不在各產業技術研發領域被美國人甩開，蘇聯研究或仿製，山寨了大量的高技術產品，可是由於這些產品在蘇聯沒有民用市場可以消化，為了讓研發和生產它們的錢花得值，於是規劃部門不得不更大規模的生產與其配套的軍火。
“買個鼠標墊，想為它配個電腦”這在今天是個笑話，但“造了一顆芯片，需要為它配個導彈”，“造了一台發動機，需要為它配個坦克、飛機”，這在當時的蘇聯卻是個實景。
這些軍工產品雖然不能賣錢，但卻可以由國家出錢買單，於是相關產業鏈的工人、研發部門的研究員們，也就都不至於丟飯碗了。
當然，也有蘇聯研究人員想過“彎道超車”，比如從50年代起，莫斯科國立大學的研究員們就一直在致力於設計和推廣一種“三進製計算機”——一口氣研發了二十年。
與西方首倡的二進製計算機相比，據說這種計算機（至少在理論上）運算效率更高效，最終造出來的計算機也更小巧。
這個願景讓蘇聯為這項研發也曾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蘇聯科學家們肯定幻想過：這玩意兒要是能搞成了，彎道超車，美國現在耀武揚威的那些芯片不都成廢品了麽？
可是這個科學理論上可行的通路，最終沒有走通。理由還是那個——蘇聯嚴重缺乏與先進技術相配套的市場應用場景。
你的三進製計算機可能更高效，但搞出來以後幹什麽用呢？同時代算法、程序都是跟二進製相配套的，想與你的計算機相配適，要從頭編一個算法、程序。
而蘇聯的民用市場太小了，這東西做出來以後根本不償失，還不能與國際市場接軌。
所以理論上可行的三進製計算機，在蘇聯永遠是一個需要撥款供養的“科研雜技”。等到這套輸血體係無以為繼的時候，它也就壽終正寢了，甚至破產的比“山寨式研發”還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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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了這麽多，我不知你發現了沒有，讓蘇聯在與美國的“芯片冷戰”中最終落敗的因素，歸根結底隻有一個——市場。
在電子產業上，蘇聯的起步技術條件與美國相仿佛，有大量高素質的科研人員，決策者更是在第一時間就非常重視，以舉國之力進行重點研發。
但因為沒有市場，這一切都扭曲了。
因為沒有市場，蘇聯無法敏銳而公正的比較晶體管和電子管究竟哪一個更有前途，在後者死胡同裏空耗了十幾年。
因為沒有市場，蘇聯生產了大量看起來趕上腳步，但實則毫無性價比可言、根本賣不出去的“山寨芯片”，從而讓蘇聯整個電子產業成為永遠要靠國家輸血、撥款維持的“巨嬰”。
因為沒有市場，因為無法與國際接軌，蘇聯的科研還搞了大量像“三進製計算機”這樣看上去很美，實則根本是閉門造車的勞什子，連寶貴的輸血，也平白浪費了。
這些種種的謬誤，最終讓蘇聯輸掉了與美國的“芯片冷戰”，也同樣輸掉了其他技術上的比拚，最終淪入八十年代末那種別人的民用技術、甚至遊戲機給你都怕“技術外泄”的窘境當中。
而我覺得，在“市場”的背後，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詞——人。
是的，尊重市場的本質，其實就是尊重每個人的自由選擇權，進而就是在尊重每個人：
當每個消費者是自由的，可以自由出入百貨商店，在琳琅滿目的商品中，出於自己的本心（而不是某種大局規劃）自由選擇他們到底要笨重的電子管收音機還是小巧的晶體管收音機時，他們無意中也就替整個社會做了一個明智的選擇。
當“仙童八叛逆”這樣的研究者是自由，可以自由的選擇自己的實驗室和研究方向，遇到權威的學術欺壓，說句“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自信的能靠市場來養活自己時，他們也就自然的能夠找到最合適自己發揮的研究方向，而不會在某個研發死胡同裏每天憋著氣做糊弄事的無用功。
當整個市場是自由的，新銳的、更高效更物美價廉的商品總能獨占鼇頭時，這個社會就會形成一種比蘇聯的規劃強得多的“內驅力”，迅速催熟一項技術。
而一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能享有“免於貧困”的自由，能夠自由的用雙手換來富裕的生活，整個社會的經濟、科技水平，會在這種“萬類霜天競自由”中不雕自鏤、不扶自直。自己找到最迅速、正確的發展方向。
事實上，蘇聯與美國在芯片之戰中所采取的不同思路，讓我想起了米塞斯在《人的行為》一書中的那些話——
“利潤的最終來源，是對未來的洞見。”
“想獲得利潤的人，必須不停的探索新的機會。他在追求利潤時，要根據消費大眾的需求調整生產。”
“市場經濟獨一無二的效率，要歸功於它激勵每個人竭盡全力服務於其同胞。”
“沒有市場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指令，也不過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是的，在整個美蘇“芯片競賽”中，蘇聯主動做了很多，卻輸了。美國主動做的很少，卻贏了。這背後說來，其實也沒什麽秘訣。
老子曰“治大國如烹小鮮。”其實美蘇這場電子產業之戰也如是。
相信市場，相信每個人。尊重市場，更尊重每個人。
讓一切順其自然後，想贏其實就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