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胃撐大了之後很難辦：談從擴張型思維向收縮型思維的轉變
原作者按：早在2018年7月5日，我就寫過一篇文章《胃撐大了之後很難辦：談從擴張型思維向收縮型思維的轉變》。不知何故，這篇文章發出來不久就被刪除了。再發一遍試試。
鳥糞經濟的啟示
我的一位朋友郭學明先生曾經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經濟繁榮之後是一場災難》。他講了一個秘魯鳥糞經濟的故事：
在過去成千上萬年的時間裏，秘魯的海邊積累了很多鳥糞。在19世紀的一段時間，歐洲發現這是一種很好的肥料，於是，就開始大量進口鳥糞。秘魯就從世界上雇了很多的工人，挖這個鳥糞，出口這個鳥糞。由於鳥糞就在海邊，挖出來裝船就可以賣，利潤很高。一時之間，秘魯的經濟快速發展，政府財政收入大量增加。
但問題是，有了這些收入用來幹什麽呢？就養越來越大的機構和越來越多的人員，養龐大的軍隊，上各種各樣的項目，花錢也是大手大腳。但可賣的鳥糞越來越少，政府財政收入逐漸沒那麽多了，怎麽辦？機構和人員還得養，項目還得繼續投，花錢大手大腳的習慣也不是短時間可以改過來的。於是，就隻能加重稅負。我們知道，稅負越重，經濟就越沒有活力。於是，在沉重的稅負之下，經濟和社會逐步失去活力，最後導致一場經濟危機。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從經濟快速增長，財政收入大量增加，到經濟增長放慢，財政支出降不下去，進而為了維持財政支出而不得不加重稅負，最後到經濟社會不堪重負的整個進程和邏輯。
其實仔細想想，中國過去40年經濟快速發展，也具有一定鳥糞經濟的特點。因為，之所以有這個快速發展，是因為很多有利於發展的條件都湊在一起了。問題是，我們在經濟快速發展，政府財政收入大量增加的的時候，做了什麽呢？其實和秘魯做的差不多，也是養越來越多的機構和人員，上越來越多越來越大的項目，花錢也是大手大腳。
問題是，你不可能永遠保持那樣高的增長速度。現在，經濟開始進入新常態，速度開始降下來了，財政收入的增長也沒有那麽快了，但在經濟擴張期膨脹起來的財政開支怎麽辦？養的那麽大的機構和那麽多的人員你讓誰回家？上到半道的項目不接著投行嗎？花錢大手大腳的毛病能短時間改掉嗎？此外，還要幹大事，還有種種我們特有的開支項目。
於是，就形成了今天的困境：這樣的財政擴張，不僅難以維持下去，而且如果考慮到債務和社會負擔的話，就連維持現有的規模將來可能都難以為繼。
目前的困境
首先突出出來的是債務不堪重負。目前，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的債務都已經達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到2017年年中，中國債務已經達到了GDP的256%，這不僅超過了新興市場國家190%的整體水平，也超過了美國的250%。有人估計，中國每年宏觀形式上的利息負擔（12萬億人民幣左右），已經超過了每年名義GDP的增量（8-9萬億人民幣）。也就是說，每年新創造出來的財富，連還利息都不夠。
其中與這裏討論的問題最直接相關的是政府債務。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賀鏗透露，目前中國的地方債大概是40萬億元。而據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的調查，中國地方債務，名目繁多，到底有多少，很難弄清楚。從調研過的部分地方來看，有的達到公開數字的3倍。更重要的是，如賀鏗所說，“地方政府就沒有一個想還債的，政府信用比企業信用還差”，“現在要讓他還債，他說我工資都發不出來，財政困難得很，怎麽辦？現在欠的這些債不說還本，還息許多地方都還不起”。
就在債務日益沉重甚至難以為繼的同時，中國經濟與社會開始進入收縮期。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有人預測，如果國際環境惡化，中國經濟增長率降到4-5%甚至更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東北三省在人口上已經進入收縮型社會，全國也將在若幹年後進入這個階段。在收縮型社會中，由於人口結構和總量的變化，社會經濟會整體上處於收縮期。在這種收縮型社會中，養老負擔加重，勞動力開始短缺，很多問題會捉襟見肘。特別是，正如有的專家指出的，在一個收縮型社會，無法繼續支撐一個擴張型政府。
而從另一個方麵看，我們正在麵臨一個重要的經濟轉型。我這裏所說的經濟轉型，特指從以房子為中心的階段進入提升生活品質的階段，這個階段的實質是一個消費升級的過程。這個台階如果能上得來，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就會形成，中國經濟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而消費升級，取決於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麵，但更重要的是需求。而需求取決於老百姓的消費能力與消費願望。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需要有一個輕徭薄賦的時期，將更多的資源和財富保存在民間。能否做到這一點，將決定中國經濟的前景。
真正的壯士斷腕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在思維上應當有一個根本性轉變，將擴張性思維轉為收縮性思維，下大決心，將在經濟擴張期撐大的財政開支的胃口收縮下來。
首先是政府瘦身。由於中國特有的權力結構，廣義的政府多套係統並行（由幾大班子代表的幾大係統）、總體性結構所含的部門繁多、行政層級多（中央、省、市、區縣、鄉鎮街道、村居委會），財政供養人員眾多。由於吃財政飯的人過多，國家財政支出的相當一部分用在了人頭費上。在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社會結構收縮，賣地等非常規性收入減少，債務不可持續的情況下，必須痛下決心，精簡機構，減少冗員，減輕社會負擔。
其次，減少政府的投資與補貼。在分析東北現象時，我曾經提出政府要不幹事不折騰。在經濟的擴張期，特別是在勞動力比較充裕的情況下，多幹一些大事，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是應該的。但現在的情況已經明顯不同。在經濟社會收縮期，特別是在政府已經債台高築的情況下，必須大幅度壓縮這方麵的開支（現在很多地方在叫停PPP項目，中央和地方政府取消眾多補貼項目，是對的）。在這樣事情，應當將更多資源用於社會保障，用於減稅。
再次，抑製從民間抽取資源的行為，藏富於民。現在很多人對舉國體製的集中資源辦大事有一種浪漫主義的情緒。不錯，舉國體製的優勢是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前提是大量資源的集中，也就是將大量的資源從民間抽取出來，集中在政府手裏。而如前所述，現在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期，是消費升級的關鍵期，如果過於強調集中力量辦大事，將過多資源集中在政府手裏，勢必削弱民間的消費能力，從而加大經濟轉型升級的難度。
前些天，我曾經提出“中國會不會迎來艱難十年”的問題，把上述問題放到這個背景中，也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