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婦女運動，還是女權運動，運動的核心都是一群人，而一群人當中的個體，作為女性在不同年代會麵對何種困境？香港從上世紀集中於推動婦女運動，到了今天走向更為多元的性別運動，兩代有著性別、女權意識的女性個體，如何用不同方式去實踐相信的價值？她們展現自己生命的方法又是什麽？
上一代的金佩瑋（甘甘）擁有多重身份：音樂人、社運人、酷兒、前區議員等等，她投身於八十年代、香港過渡期的社會運動與婦女運動，一度身心俱疲，卻不足為外人道。香港回歸至今，年青一代的性別平等觀念有沒有起了什麽變化？走在性別平權的道路又有否不同？屬於九十後的Emilia與Rachel同樣對性別議題觀察入微，在社會變化下，不再高舉婦運旗幟，而是以自己的方法刺探父權體製的流弊，倡導女性身體與情欲自主。
金佩瑋：走過浮花似的八、九十年代
在以對性小眾友善而聞名的逸東酒店訪問甘甘，她遞上一本小書《走過浮花》，那是2007年出版的一本自傳。 “浮花”來自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的同名電影，意指已發生的事不會就此消失，而是時時刻刻閃現、借屍還魂。她記得，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時，她人在紐約念大學，家人紛紛準備移民，她卻決定逆風回到香港去，因為她覺得那裏就是家。
《走過浮花》封麵 （ 網絡圖片 ）
“一開始出來混社運，都是當跟班多，跟著胡露茜與黃碧雲創立的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也因此受洗。然而，當年社運最大影響的事件，是爭取八八直選。當時女性參政不多的。”
1984年，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製綠皮書》，研究在香港發展代議政製的可能性，當中提到立法局最終會引入直接選舉議席。 1987年，政府向市民谘詢在來年引入直選到立法局的意見。雖然民意一度高企支持“八八直選”，但最後到1991年，政府才正式引入直選議席。
為了爭取直選，她曾跟人抬住一隻紙紮的“跛腳鴨”到中環遮打花園抗議，又曾在文明裏擺街站，向途人解說直選的重要。她說，別人問什麽是直選，她回答說你可以投票選出你喜歡的候選人，對方聞言後，似懂非懂地離開。
甘甘同時開始寫歌，她有感自已回港後，在一群出身教會、同時捍衛社會公義、擁抱解放思想的姊妹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於是開始為“女協”寫歌。社運中人知道她會寫歌，紛紛請她出手，用作遊行示威時激勵士氣。 “坦白說，那些社運的歌不算我創作中最主要的部份，愈後來我愈不喜歡寫很強目的性、社會性的歌。但是2007年保衛皇後碼頭時，朱凱廸等人把自己鎖起來，然後一起高唱我寫的《人民之歌》，我想那也是創造了一些意義。”
2007年保衛皇後碼頭 （ YouTube / v-artivist影行者 ）
曾經開放求變的女權十年
九十年代的香港，在甘甘眼中並不是一個雞飛狗走、紙醉金迷的世紀末十年，反而是開放求變的女權十年：由新界女性原居民繼承權抗爭，到時任立法局議員胡紅玉提出《平等機會條例草案》、包括禁製性傾向的歧視，去到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希拉蕊高呼“女權也是人權”。 1999年，甘甘與阿靚、馬蘭達組成樂隊“女巫行動”，唱出女性性事，又與性別研究學者金曄路一起設計“Cunt Power”的T恤，女人談性是權利，也可以是用來衝擊掌握著話語權的父權體製。
“Cunt Power”的T恤 （ 歪腦 / 受訪者提供 ）
“然而，1997年真是一個很大的轉折點，特區成立後，行動者都覺得空間收窄了。議題傳不到出去給大眾，以前社運有一千人參與已經大捷，那時一場行動不是幾十人就是十幾人，我在女協工作愈來愈提不起勁，感覺寫了幾本書，寫了很多文宣，但一直像跟外界斷了線似的，外麵人的人壓根不關心。”
1999年，時任特首董建華提請人大釋法，推翻終審法院裁決，剝奪港人內地出生子女的居港權利。甘甘與社運人士來到立法會外抗議，反而見到有更多市民聚集，並高叫“支持政府！”此情景一時讓她看傻了眼，不知如何是好。因為在社運中人的信念，支持政府的，不是沒見識，便是盲目擁護共產黨的老一輩，但是那刻她認知到，人的信念與立場非常複雜，黑白並不分明，中間還有那麽多灰色地帶。
“爭取居港權一事鬧得很大，社運圈的人大多都覺得要幫他們爭取居港權利，但幾乎整個社會都反對。有一次在立法會外，一個保守派朋友迎麵走來質疑我：‘你們這樣爭取不了！在紮營死纏爛打，根本那些權利都不屬於他們。’看他的神色語氣，我很生氣，同時也發現，原來在他身上，也有他自認為的公義，公義並不由我獨享，但我一直認為我是公義的那方。就這樣一直生悶氣，大病一場，才意識到這段社運路上我burn out了。”
走進區議會：在男性主導的氛圍中實驗第三條路
辭去工作的甘甘身心俱疲，向同路人請教期間，意外接觸到佛學。
她憶述，佛學專注引導世人如何麵對苦難，在追求公義與女性獨立的路上，主流大眾的冷感經常帶來挫敗感，圈中人又不時有路線之爭，如果對方不全盤接受自己的論述便是敵人。她當年讀過Rita Gross研究佛學與女性主義的論文，知道社運如何令人沮喪疲憊，加上基督教文化背景，追求公義往往被視為“上帝旨意”，因此令人執念更深，忽視實相。佛學則關心現實裏的情緒管理，破除妄執，離苦得樂。
金佩瑋接觸佛學 （ 歪腦 / 受訪者提供 ）
“在中大三年，我寫了篇論文，題為〈女身成佛——探討佛教女性的終極證悟與世間修行〉。剛好在2003年，有日何秀蘭打電話來，問我想不想參加區議會選舉，她說區議會沒太大實權，但勝在有資源，可以做些有意義的事。很記得第一次到灣仔區，對街坊介紹自己，是完全在狀況外。身旁的助理把政綱單張往我手裏塞去，逼我起碼要對人打招呼，那我就一直說早安和鞠躬。”
2003年，香港民間反對政府就《基本法》23條立法，50萬人參加當年的“七一遊行”，最後令政府撤回立法，負責推銷23條的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下台。同年區議會選舉，39歲的甘甘以911票成功當選灣仔區議員，她所在的選區呈南北狹長地勢，往山上去的選民愈富貴，往海邊去則是修頓球場周圍的舊區唐樓，換言之，她的選民橫跨不同階級，她要一並兼顧不同的訴求。
“以前做倡議，想的是怎樣讓人聽到你的話，當了區議員，要求的則是要聆聽街坊的說話。我的選區什麽階層的人都有，也因此我發現以前學到那套左翼階級思想，與現實是有些出入的，因為同住一區，即使階級不同，但他們會有類似的訴求。換言之，他們不是單純被定義成基層、中產、資本家，而是純粹的一個人。我不會將階級看得太重，甚至本應被視作需要教育、啟蒙的基層，他們學習能力與靈活，比社運人更好。灣仔利東街（囍帖街）重建抗爭中，街坊、社區改變了我很多。 ”
甘甘參與重建討論 （ 歪腦 / 受訪者提供 ）
與此同時，甘甘也在男性主導的議會中實驗她的第三條路。她知道議會的男性區議員有很強的兄弟情誼，當時她試著以協商、遊說方式推選出另一名女性區議員黃英琦當灣仔區議會主席，又建議主席的稱呼不再循“Chairman”、“Chairwoman”之分，而是改為“Chairperson”。
擔任區議會轄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主席時，她把每年度100萬預算中的六成，調撥到支持區內文化藝術、地區曆史研究、 舊建築保育的用途，建設人文化社區，改變過去區議會資源淪為政黨與地區組織的政治酬庸格局。麵對區內街坊打擊“流鶯”的訴求，她沒有為選票盲從，反而積極聯絡居民、性工作者、執法當局，希望透過互相理解，協商出雙贏的局麵。
“我寫過一首歌，其中一句歌詞是：同途萬千裏獨行，描寫的場景是很多人走上街頭，但人到最後都是一個人，總有隻有自己才能麵對的問題。現在我老了，確實也變得mellow，很多事情能力所及就去做，也不執著是否一定要成功。我離開了區議會後，一直在大學教書，希望可以成為改變到身邊人的人。以前覺得改變到製度，就改變到人，然而人不改變，製度怎樣改變，都會走回舊路。”
Rachel：把創傷述說出來，是讓更多人明白女權的方法
“現在很多人聽到女權呀，女性主義呀，就標簽對方是‘女權撚’（女拳）。”
曾在傳媒工作的Rachel，從小學到中學，整整念了十二年女校，大學修讀比較文學係時，開始接觸到女性主義的概念。畢業後，她卻覺得，主流大眾隻要把提出女性身體、情欲自主的聲音標簽成蠻不講理、逼害男人的‘女權撚’，就可以輕易取消了深度討論的可能。
她舉例說，很多男人會用“阿嫂”來形容朋友的女朋友，好像隻因為她從屬於一個男人，才有被認可的資格。她不會用理論駁回去，隻會笑著反問對方：一起吃了那麽多次飯，為什麽你老是記不住她的名字呢？又為什麽你隻選擇記住你朋友的名字呢？
不願意聽的人當中，有多少人曾經站在侵害女性的位置而不自知？而發聲的人裏，又有多少人經過懵懂不明的時刻？ Rachel記得，小學時候，有一次班主任隨意聊到大家要成為怎樣的女性時，大部份同學舉手說想成為獨立一點的女性，她當時卻舉手說，想當個小女人。
Rachel （ 歪腦 / 陳子雲 ）
因為不熟悉男性，小時候對年長男性是帶有一種不明所以的傾慕，加上電視劇呈現很多女性間的雌鬥，充斥許多女性等同不講理、歇斯底裏的形像。直到高中參加聯校活動，認識了男校的男生，同時見到女生在籌辦一個活動中，也可以展現出領導力，不比男生遜色。去到大學，更加猶如來到女性主義的烏托邦，老師、同學大多都相當敏感性別權力關係，不會亂作直男父權式發言、貶低女性。而我也從中把所學的連結到過去的遭遇，漸漸整理出身為女性，一路成長以來的創傷，及不舒服的時刻。
Rachel坦白說，以前聽到男性稱讚她“與其他女生相比特別不同”會感到開心，但現在隻覺得就算言者無心，那句話仍讓她感受到自己被一個男性相中、然後認可，當中隱含男性可以隨意判斷女性的資格，猶如獵人與獵物般。
中學時候，她曾經曆非禮、性侵等暴力，一次在地鐵車廂，她被一個男子非禮，但不敢出聲，事後他在她身後說了聲“唔該曬”（謝謝）。這令她有段時間害怕任何年長男性投來的目光。畢業後投入職場，身邊有不少男同事會隨便在女生麵前講黃色笑話，還反問別人為何不笑；男上司有時突然關心起她當日衣著，問她下班後是不是跟人去約會，但同樣問題，卻不會出現在男同事身上。
一次次的創傷，並沒有隨時間過去而淡忘，Rachel選擇述說那些故事，那是她認為可以讓更多男性與女性明白女權的方法。 2019年反送中運動期間，因為出現種種女性抗爭者遭到警暴，有近三萬人出席“反送中#metoo集會”，追究警察性暴力對待抗爭者。由那刻起，她開始意識到要把自己的經曆說出來。她覺得2019年後，香港社會可能出於抗爭所建立的同袍情感，而連帶關注平日忽視的性別議題，那場metoo集會也是出於要聲討警暴而帶出警暴裏的性暴力。
發展到現在局麵，可能很多人不是不關心女權，但更多出於對女權是一種工具的想法。 “藍絲”會攻擊Viutv旗下女團外貌，因為他們認定Viutv是“黃”；“黃絲”又會嘲笑建製派女政客外表，同時卻稱“黃圈”的女性為“社運女神”，言必稱人美心善。
“說出我的真實經曆，就是不想他人覺得女性主義者就是說教，而且如果對一個門外漢說Judith Butler的理論，他們一定不明白。所以選擇分享故事，讓他們聽到一種敘述，就像要他們放棄第三身聽故事的角度，以第一身代入我的處境。我不加鹽加醋，平靜地說出那些遭遇，你可以問問題，我會回答，不必辯論，也不必判斷，先去感受。因為有很多女生也曾有類似遭遇，她們可能有反應的，但經常陷入自我質疑，或不懂得怎樣說出來。我想她們知道，身為一個女性，我也曾這樣，但種種被差別對待、幽微得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的事，隻要你感到不舒服，就要說出來。”
Emilia：我發性感照，也寫文章講女性主義
今年28歲的Emilia，出身名校，入讀香港中文大學的法律學院。線下的她經營補習社生意，並且成功置業、事業有成，線上的她卻是不少香港網民的“眼中釘”（看不順眼的對象）——因為她拍攝性感照片之餘，亦以圖文分享女性身體與情欲自主的主張—— 被指打著身體自主的旗號吃女權自助餐，又因為在平台Patreon上販賣照片而被罵“做妓女又拿貞節牌坊”。
“每個人的生活都不同，我不像一般人朝九晚五上班，要是說生活體驗中遇到令人氣結的處境，是較少的。但是在社交媒體上，其實有很多年紀比我小的女生，私訊分享自己麵對的感情問題、性別差別對待、自我形像低下等問題。我覺得一個女生的經濟能力是很重要的，因為可能我回到她們的年紀，都會很困擾。”
Emilia （ 歪腦 / 陳子雲 ）
因為沒有經濟能力去處理的話，我們就會像開了眼，看透了性別權力關係，卻又同時發現自己沒有能力擺脫那個處境。除了經濟能力，我也一直寫文章，強調女生要重視自己的價值，如果沒能意識到，很容易會掉進一段toxic的關係裏去。像男生會精神上貶低女生呀，說什麽隻有我才會喜歡你呀，很多女生真的會相信那些gaslighting的話術。其實哪會沒人要，坐牢的人個個都有伴侶啦，隻不過當整個社會日常都在貶低女性的價值時，那她們也不想。
經營社交平台，每次發布新相片後，必然有人留言評頭品足。令Emilia印象深刻的，是有個女網民留言笑她胖，她好奇點進對方帳號，發現是個比她更胖的中年女人。她形容在男性凝視中，常常出現一種針對女性外表的“扣分製”：胸小扣分、腿短扣分、皮膚差扣分；但是當一個負分的女人去批評一個她認為隻值一分的女人，那意味著她被男性主導的文化所影響，而且她自己內心也必然很焦慮，很辛苦地要和議男性的標準。
很多女生在留言或私訊中，都不若而同向Emilia提到一件事：如果可以像你一樣那麽美麗就好。不是外表的美，而是像她擁有一種自信的美麗，可以24小時全天候堅定自己價值的美。然而，對於男性來說，現在社交平台發達，發性感照的女生那麽多，便有了一套凝視的法則。
“他們總覺得女生不可能出於為自己開心而發性感照，要求那些女生很性感、不可能表達自己的思想，要全無底線。最近日本出道的香港AV女優繪麗奈，以前也在Partreon收費發相，一樣被人罵‘電子雞’（電子妓女）。現在什麽都做了，有人留言罵她‘含撚啦’，她可以照直回應‘有含，謝謝’。像我那些不露點的，就會被罵付出不夠多，是欺詐。繪麗奈在訪問提過她不敢麵對父母，這敘事就符合男人的標準。相反，我發性感照，又寫文章講女性主義，我媽媽很支持我，於是男人麵對我便‘Hang機’（當機）了。”
以“高登討論區”及“連登討論區”為首，凝聚以男性為主導的網絡文化，經常有人聲稱要“打擊電子雞”，方法是到Patreon訂閱最貴的相片，然後一次過流出相片，以此打擊對方的收入。 Emilia解釋，她本來就不靠Patreon訂閱收入維生，甚至一開始純粹在社交平台發相，都會有人留言批評。她覺得，那些人不過是想透過批評，來回避性別權力關係與凝視的討論，無論付費與否，一樣會有男人會看不過眼。
“移風易俗一向是件要花上多年時間的事情。我在Instagram玩了八年，八年前在中大的健身室穿一件Sport Bra自拍，已經被人放上高登討論，大驚小怪似的。現在很多女生都敢於發性感照，她們可以擺脫男人的看法紀錄自己。如果八年前網絡風氣已經如此，我大概不會寫那些女性主義的文章。再說我提到的那些理論，在外國根本是相當平常，甚至是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