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嘉慧是 1992 年生人。在她 27 歲的時候，也就是 2019 年，她開始追蹤一位叫 Djawoto的、已經去世 26 年的印尼知識分子在世上的痕跡，當時她計劃創作一部 Djawoto 後半生流亡史紀錄片，還有一組攝影，通過他人的敘述、遺留材料和曆史記載還原 Djawoto 的後半生。
這個計劃一直牽引她走到現在。最近她的博士論文開題，研究中國在蘇拉威西和馬魯古的鎳礦企業對當地的影響。“從資源邊疆的角度出發，中國的錢是怎麽飛到了這樣的地方，引發了一場像工業革命的場景。”
這個研究看似和當年那份創作計劃沒有關聯，但其實是她對印尼另一麵的探索。在過去的四年乃至現在，印尼流亡者從未離開過她。理解他們的經曆、決定以及背後的情感，讓曾嘉慧沉浸式地進入印尼這個國家，如果礦業人類學研究是一種更當下的進入，那麽和流亡者的交流則會讓她進入 1965 年印尼“九三〇屠殺事件”之後的曆史，以及這個曆史後續涉及的全球各地現場。
曾嘉慧試圖觸摸的是一種人類狀態，隻不過它以印尼流亡者的身份被表達出來。這樣一種狀態可能在任何一種政治環境、時空場景裏出現，尤其是在地緣政治和社會狀態有諸多不確定性的當下。這也是為何她在聊天的時候會問我這樣的問題：“你有沒有想過，流亡意味著什麽，或者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意味著什麽？”
因此曾嘉慧的特殊之處在於，她同時兼具了“他者”的觀察思考視角，以及近似於親曆者的共情能力。她並沒有把印尼當作自己的“研究課題”，而是在思考一種生活的可能。而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流亡”這樣的字眼隻是在文學或者曆史文本裏出現的概念，如何在具體的生活裏去理解它，即便是最輕微的觸碰，也需要相當的勇氣。
以下是曾嘉慧的口述，談話順序有調整。
我曾經給一個超級富豪做美術館策劃，在北京市中心。我工作的時候有很多謎團，項目遲遲沒有開展，一直在等待和想象，直到泡湯。我在 2019 年離開了工作了三年的公司，獲得了一點點補貼，然後當時又拿到了單向街水手計劃的支持，就特別癡迷地投入到一個電影計劃當中，尋找 Djawoto，後來正式的片名是《沒音沒字歌》(Only the Deaf Can Hear Well），取自曆史學家 Rudolf Mrazek 寫印尼大文豪 Pramoedya Ananta Toer 的一篇文章，文章特別動人。
我是非常偶然地知道 Djawoto 的，他是 1965 年之前，就是“印尼 9·30 政變”之前是印尼外交官。這個人的前半生很有意思。他做過記者。在印尼，記者變成政治家或活動家是一個常見的 pattern，因為最早在荷屬東印度的殖民地社會裏有反抗意識，想要去喚醒民眾的一批人，絕大部分是記者。當時就很想拍一個跟 Djawoto 有關的紀錄片，他在 1965 年反共屠殺後十幾年流亡在中國，後來去了荷蘭，在荷蘭去世。
從他開始，我了解到有一批這樣的流亡者在 1965 年後流亡中國。2019 年，因為想要拍攝這樣一個流亡者群體，我先去了巴黎市中心的印度尼西亞餐廳（Indonesia Restaurants），然後去荷蘭，再到印尼，這樣的一個很短的旅程，讓我整個人被徹底震動了。
這些流亡者離開了中國之後——從 70 年代初到 80 年代初——去到一個新的國家。當時法國移民政策非常開放友好，這是為什麽一部分人會選法國，即使他們在法國沒什麽朋友。有一個人跟我說，他入境法國的時候，海關官員給他開了一支香檳，慶祝他來到自由世界。他們來到法國的時候，已經四五十多歲了，完全不符合這個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了，能做什麽？開餐廳是一個求生選擇。同時餐廳特別好的一點是有一個空間作為活動基地。
所以他們除了給巴黎人提供好吃的印尼餐，同時也是要成為一個活動場所，成為一個聚集場所，成為一個聯絡站。他們當時一直在做流亡者通訊，發給整個歐洲的流亡群體，自己印報紙，自己寫一些關於印尼時事的評論，然後還有一些流亡者群體內部的消息。
關於流亡這件事，我在接觸之前沒有特別認真地思考過，因為當時覺得離自己很遠。我是一個特別需要經驗性的東西來促進思考的人。如果隻是讀一些東西，或者想象一些東西，（就不太行），但是如果有人跟我講述了親身經驗，然後我被感染到了，我會去想很久，我會覺得這個事情跟我也有關係。
不光是這些流亡者經曆了什麽，也不光是他們意識形態部分，而是我想要知道他們到底是誰，是怎麽過上了這樣的生活。我發現我必須要對印尼的背景、族群、宗教、地方、曆史有更多了解。2019 年之後，我覺得自己要不斷重訪這個地方，不然的話你也搞不懂他們這些人跟我說的那些話背後是什麽意思，看起來是明白，但其實沒有明白。
我 2019 年就開始學印尼語了，雖然很多人都說印尼語是東南亞最好學的語言，但對於我來說其實並沒有那麽簡單，一直到現在才將將過關，四年過去了。我覺得要找一個機會更深入地學習這個地方，所以才申請了後來的博士項目。其實從 2019 年開始，我對他們的故事和流亡這個狀態非常感興趣，這個題目從來沒有真的離開過我。
比如說我這次在雅加達見到一個流亡群體裏的老先生 Martin Aleida——我們現在以朋友的關係在互動，而不是說我需要聽你的故事采訪，關係輕鬆了很多——他談到對荷蘭印尼流亡群體的一些批評。後來從他的批評當中，我就想到一件事兒，“9·30 大屠殺” 2015 年在荷蘭海牙有一次國際法庭公審，當時需要很多的目擊證人。很多已經獲得了荷蘭國籍的印尼流亡者，明明相對安全，他們都是躲在簾幕後出席，反而是這位朋友，一位 80 歲左右的作家，以真名、沒戴口罩，直麵鏡頭出席了那場審判，結束後他還要回到雅加達繼續生活。
他的批評就是，久居荷蘭的流亡者已經無法理解現在的變化了，他們永遠活在兩種時間當中，一種是新土地的時間，另外一個是故土時間，對他們來說，即使每天閱讀新聞，也不見得真的能理解和感受到故土的變化。印尼在 1998 年民主化改革後，社會上確實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則仍然活在 1965 年的恐懼當中。
雖然 1998 年之後社會空間發生很大變化，但是真正去促使社會、公眾承認這件事情，承認它曠日持久的恐怖，承認上百萬家庭的創傷，還有怎麽去防止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和官方的正確記憶對抗，是 1965 年之後到現在從來沒有停下來過一場浩大的文化運動。因為要拍攝流亡者，我幸運地和 1965 作為文化群體建立了聯係，其中有記者、作家、藝術家。他們在講述，在記錄，在利用一切公共的機會，去改寫這段官方曆史。
因為好幾代人的持續工作，這場文化運動獲得了相當的成效。最近印尼政府公開承認了 1965 年的這場暴行，當然另一方麵也沒有那麽樂觀，當時的一些知名劊子手，人們能夠清楚地說出他們的名字，現在這些人仍然安然無恙，但是能夠邁出這一步去承認之前的這場屠殺，已經是轉型正義的一部分。這個過程當中，我和 1965 群體產生的友誼，也讓我覺得有責任去更深地理解這個故事，而不隻是把他們的故事當做作品的一部分。
最早認識他們的時候，他們就以一種超乎尋常的開放接納了我，沒有人問我你為什麽要幹這個事，為什麽要把我最深處的故事講給陌生人聽。他們知道必須要在死之前把它講出來，不然這些事情就會被遺忘。
有一次去拜訪一個老人，他在自己家建了個圖書館，他家很小，政府公租房，收滿了各種各樣跟 1965 相關的圖書文件，什麽語言的都有。他也是一個獨居老人。社群一定要讓我去見他，讓我去讀那些書。我當時就懵了，我怎麽看得懂，他們把很多材料給我，我隻能拍照，期待有一天可以讀，他們為了幫助我完成采訪，甚至找了一家人來陪我翻譯。現在看當時視頻的截圖，我整個人是懵的，我其實是被他們放到了這樣的一個曆史現場。
前陣子看到消息，這個老先生剛剛去世了，采訪我現在還沒有去重聽，因為在另外一個硬盤裏，沒有帶過來。但現在我能夠聽懂他說的每一句話了。
我還去過荷蘭的一個小城 Zeist，在阿姆斯特丹邊上，一個多小時的火車。我去拜訪一位女士，她叫 Tatiana，是 1965 年印尼共某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女兒，父親被殺之後，她先在中國流亡一段時間，覺得中國實在是很難受，因為當時搞文革，一天到晚就是政治教育，她也被下放到江西幹校去了，就想要離開中國。
那想要去哪裏？其實大部分人都是想要去歐洲，法國、荷蘭……就是去西方世界，然後她偏不，她覺得當時已經有點不太能夠理解中國了，就說要去一個真正革命的地方，然後跟愛人一起去了古巴，在哈瓦那大學教書。
在哈瓦那大學教了幾年書之後，其實她跟印尼的家庭還有聯係。因為印尼所有的政治犯家庭，身份證上麵都會寫“前政治犯”（ex tapol），這樣的身份證就很難獲得任何正式工作，經濟非常困難。她的家庭希望她能夠給予一些經濟支持，她肯定要負責任，因為家庭是對印尼人很重要的，哪怕最叛逆的孩子也會盡到對家庭的經濟責任。
她當時在哈瓦那大學教書。為了賺錢，她搞到了簽證，暑假去巴黎打工。因為很短，可能是旅遊簽證過去打黑工。她去做女傭。
去到一個人家，發現那人家裏有很多清潔設備，她根本就不會用，因為沒見過。那人是個畫家，畫巴黎街頭觀光明信片的。她戰戰兢兢打掃完之後，可能說了一句什麽話，類似於稱讚一下他的作品。畫家很驚訝，一個女傭還能有這樣的評論，就把她請到工作室，請她看那些作品。他們就聊起來。
我問她，你有沒有告訴他你是誰？她說沒有，當然不會了！然後就離開了。她把暑假掙的錢全部寄回了印尼，對於印尼來說是很大一筆錢，她非常高興，又回到哈瓦那。後來她移居了荷蘭。
當時聽到這個故事，想象那個場景，特別震動。一個看起來普普通通、法語結結巴巴的日結女傭，背後是那樣風起雲湧的曆史。後來我又見過幾次 Tatiana，我特別想和她維係女性友誼，可能因為我們聊過不少她和“同誌們”的八卦，她是唯一一個還會熱情地唱中文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其他流亡者對中國的記憶並不那麽美好。我不是說 Tatiana 的很美好——她混雜了對領袖的崇拜，因為她當時非常年輕，強烈的革命浪漫主義情緒，她離開中國的時間也相對比較早。
Tatiana 獨居，她家裏基本上所有的家具都是撿來的，狀況都還蠻好的。她說，你看，這就是資本主義。它會迫使你不停淘汰足夠好的東西，這些完全是可以用的。她住的那個地方也很有意思，在中產甚至中產以上的街區，隻有她那一排房子是政府提供的聯排公屋。
她家有非常多的照片。因為當時我已經認識了其他一些流亡者，所以我也認出了一些照片上的人，那些照片貼在廁所門背後。我上廁所時看著那些照片就百感交集。絕大部分都是一些印尼共的後代——女性後代——的聚會照片，有吃飯的，有唱歌的。當時就覺得，她們的生活世界是我特別想明白，不隻是對她們經曆了什麽的事件性的了解，我想知道她們的情感，那些事情發生之後，她們是怎麽變化和湧動的。
“前線”是漂移的，人們的處境也是漂移的，有一些人可以一直跟著“前線”移動，而有一些人卻被時間凝固在那裏。
我一直都非常想拜訪，可是至今還沒有得到機會的一個人，是其時間沒有被流亡膠住、隨著印尼的發展變化自己陣線的人。這個人後來和 1965 群體裏關係就不太好了。他是加裏曼丹的達雅克人，在巴黎有非常中產的生活之後，突然有一天就離開了自己的家，飛回了加裏曼丹，和一個 Facebook 粉絲生活在一起，做一些原住民教育相關的工作。他很有爭議——離棄婚姻、離棄社群——但是我對這個人一直是好奇的。
結束了美術館三年工作時，我特別需要知道自己是誰，為什麽而工作。那個時候因為這樣的一個 proposal，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幫助，才能實現（來印尼的想法），之後是印尼給了我一個機會，讓我去知道自己想幹什麽，能幹什麽。這次來印尼，回想起三年前扛著相機和三腳架在烈日下走街串巷，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現在比那個時候更有能力，更理解語境，也認識更多人，但是我可能不會再有那樣的熱情或者體力，幾個小時地走在大街小巷。印尼基本沒有人走路的。這是一個幾乎不能走路的國家，很少有人行道。經常一不小心就走到了馬路中間。
我特別不喜歡去思考自己是誰，或者要成為誰，我隻是一個通道。有時會羨慕一些清楚知道自己是誰的朋友，有時也挺害怕他們那個過於熱烈的自我，我沒有，現在我也必須對自己承認。
2019 年時，有朋友好像看到了我的未來似的，他冷不丁對我說過一句話：be an Indonesian, don’t be an Indonesianist. 成為一個印尼人，不要成為一個印尼學家。不知道他是有意還是無意跟我說，這句話到現在都對我有影響。
很多研究印尼的人是先學了語言，在不同的外語學校。很少有我這種一句印尼話都不會講，剛來印尼就認識了這麽多生命軌跡如此奇絕的人，被這種豐富度所震撼、所感動，覺得要做這件事。很多印尼語流利的人在這邊可能很多年也不會聽到這樣的故事，他們也不感興趣。我進入印尼的路徑的確是不同尋常的，帶給我的影響可能也會持續很多年。
Q：最近在做什麽有趣的事情？
A：今年決定不再使用“有趣”這個詞。它有點被濫用。有一些事情我們覺得有趣，可能對其他人來說是很痛苦的，或者是對他們來說是特別日常的。在田野的時候，當我聽到一個外麵的人說“這樣的生活或者東西好有趣”，當時會覺得 ta 說有趣是因為根本不生活在這裏。
Q：最近希望解決的問題是什麽？
A：問題太多了，問題永遠比答案多。尤其是對於我們這種 troublemaker……可能首先需要解決的是怎麽在人口密集，卡車極多的工業區騎摩托車。
我越了解印尼，越覺得我無法真正成為印尼人。我太“中國”了。比如我好像還是很喜歡工作，不太可以每天無所事事。在印尼，70% 的工作都是非正式就業，有很多形態，自己做個小生意，有時候好幾個人的工作如果從效率的角度說一個人就可以了，這樣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是等待，時間是大塊大塊亟待填滿的，這是第三世界普遍就業不充分的情況，在 Guy Standing 大談 precariat 之前已經是常態。而我更適應正式就業環境裏的人的時間，比如時間是分段的，有時間點的，這可能也是一種特權。宏觀來說，印尼人的時間觀更加基於祈禱和節慶。我經曆了無數次從伊莎到 subuh 的閑聊，講故事，講故事（cerita）特別重要，任何好的、壞的經曆都會變成故事，你的故事又變成其他人的故事。有時候坐在那裏聽一晚，感覺像看了一篇特別好的小說。這樣的環境你第一天會特別放鬆，特別欣喜，但是老這樣，我好像會感到焦慮。
我最近很想把這些事情聯係在一起寫點什麽，普遍不充分就業、對時間的認識、教育的高度私有化、大人物/老百姓、聰明人/笨人的二元分類……中國企業喜歡說印尼人懶，這其實不是懶惰還是勤奮的問題，這是對時間、教育、何為工作、工作的意義等等概念的定義問題。但我自己的時間好像還是分段的更加舒服一些。
Q：希望找誰來接力？
A：想提名格布。我和她還沒見過麵，網上認識了很長時間，對她的工作和生活一直很感興趣。她做過一係列東南亞紀錄片，在我看來她是野生的東南亞人，自己開路自己走，不知道會走到哪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