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是個青年勞動者，畢業六年換了19份工作。他好像是特殊的。他沒有好的收入、沒有好的身體、沒有好的精神、沒有親密關係，和家人的關係也很緊張。
在五一勞動節和五四青年節的這個節點，如果你不在張偉式的困境中，我們由衷為你高興；如果你也覺得勞動有時是困難的，身為青年而能量欠奉，湊巧還有點倦怠和絕望，甚至認為這是時代的色彩之一，那張偉就是普通而普遍的，他與你我相似，隻是程度不同。
起床
“每一個早晨都將是一場驚心動魄的自我鬥爭。”
——該從何說起呢？工作令張偉痛苦，而這種痛苦往往從起床的那一刻就開始了。不妨先聽他本人講一講吧，它是如何產生的，又如何蔓延，他又如何暫時從中擺脫。
每一個早晨都將是一場驚心動魄的自我鬥爭，十點整上班，通勤最快需要50分鍾，八點半是理想的起床時間，這樣不僅可以有時間吃早餐，還可以慢悠悠走路去地鐵站，出站以後再不疾不徐地走路去公司。當然，這一切都是理想情況。
一種典型的情況是，我在失眠和多夢的疲倦中醒來，無精打采地看一眼手機，撥動“10分鍾後再響”的選項，然後在短暫的時間裏再做一個關於工作或是未來的夢。
當然，如果隻是推遲十分鍾，那自沒有什麽可說的，更糟糕的情況是，十分鍾後又十分鍾，一直推到“臨界時間點”——也就是如果再不起床就一定會遲到的deadline，然後才猛地掀開被子，跳進衣服裏，帶著腦子裏還做了一半的夢，強掙紮著去上班。
但這不是最差的結果，最糟糕的情況是：根本無法去上班。負麵情緒如潮水般湧來，恐懼、害怕的情緒支配了我所有可用的理智。把頭深深埋進被子裏，身體無法動彈，哪怕是上廁所也需要極大的決心和勇氣。拿出手機來顫抖著編一個謊言請假，然後把網絡全部關掉，手機丟在一旁，痛苦地閉上眼睛繼續睡下去，一直到陽光照進窗戶甚至西斜，不想吃飯和起床，什麽都不想，什麽都不願意去做。甚至就想這麽躺著，直到世界的盡頭。
19份工作中的狗屁與欺騙
張偉今年30歲，剛剛丟掉自己的第19份工作。19份工作橫跨店員、地推、客服、審核員、12345接線員；最早淩晨4點起床，最晚深夜10點上班；幹的最長的八個月，最短三天；最多拿過七千工資，最少的倒貼一千。19份工作，他打開個稅APP才能逐一想起來，但無一例外，他說，它們都是“狗屁工作”。
辭掉第19份工作後，張偉寫道：
走在路上，我的心中充滿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種是失去維生手段的悲傷、不甘和一點點對現狀的委屈；另一種，則是對於脫離職場、不再需要考慮工作的明快的欣喜和仿佛終於回到舒適區的怡然自得。
“19”，我在手機記事本寫下這樣一個數字。它代表著我丟掉的第十九份工作。和許多離職畏首畏尾的人比起來，麵試和辭職才是我的強項，唯有工作給我以持之以恒的痛苦。
他在酒館、蛋糕店和書店分別幹過店員。做書店店員時，一些客人會天真地問，你們是不是空的時候都在看書？他說，根本沒有時間。店員的一天瑣碎但絕不輕鬆，書店共有三層，他每天會被輪轉到不同的樓層：
有時他在三樓，整理書籍和補充書架，用梯子上上下下。每隔兩小時，他巡邏一圈，將位置擺放不對的書物歸原位。有時他在二樓收銀。有時他在一樓的飲品區吧台，這將會是最忙的一天，他要同時衝咖啡，泡茶，加熱三明治，烤水果華夫餅，取出又放回冷凍慕斯蛋糕。最難做的是分層的水果冰沙，最底下是果汁，中間的氣泡水不停往上冒泡，稍有歪斜，上層的冰沙就傾翻了，隻能重做。
客人在三樓點的餐，他在一樓做好，端著搖搖晃晃的餐盤進電梯。這時候，已經有三四個單子在後麵排著了。隻有每一項技能都熟練掌握，才能保證不被淘汰。他最終離職是因為，他始終沒有學會咖啡的拉花。
酒館下班沒有準點，客人喝酒到淩晨三四點，他也得陪著。下班通常很餓，而所有店都關門了。步行25分鍾後回到宿舍，一個不通暖氣也不通天然氣的房子，他餓著肚子，裹緊被子睡覺。
他做過放貸人，也當過催收員。放貸人就是令他倒貼一千的工作。他花一千買了1500個“資源”手機號，某個剛聽一句就被我們掛掉的電話也許就來自張偉：“您好，請問需要資金周轉嗎？”1400個“資源”像我們這樣掛了，90個禮貌地聽了幾句後掛了，有10個能到加微信這一步。其中7個加不上，2個加上杳無音訊。最後一個，說考慮一下，考慮的結果就是不用了。
打電話不成，那就“展業”，跑業務的意思。他花40元印了2000張名片。一些被他插在了路邊汽車的雨刷器上，此謂“插車”。然後就隻能一家家門店跑了。他最恐懼的就是進店：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人會說出怎樣的話。有個羊肉串店的門上貼著“轉讓”，他走了進去，老板回複了一個字，滾。
如果是他快樂、我不舒服，這我能接受一點。但他不舒服，我也不舒服。沒有人做錯了，你不能責怪任何人，你就是覺得不舒服。
每跑完一個就會清零，下一個從頭開始。他幹了三個月，一單未成，還剩1500張名片在家。入職前，公司說每月有800元底薪。後來說，因為他還不是正式員工，800元也沒有。辭職那天，他大哭了一場。
一年半後，張偉成了國有銀行的電催專員，身居M3（信用卡逾期兩個月至三個月）隊列。此類人還未成為老賴，但初有老賴之姿。他們大概率不會接催收電話，那隻能打給他的身邊人，用主管的話說，將他“從社會關係中一層一層揪出來”。
張偉從市級政府部門逐級打下去。此人若在城市，就找網格員，或所在小區的快遞員。若在農村，就找村長。規定不允許透露緣由，隻能說，“我們有一份重要的法律信函要交給他”。村長一般就能猜出來了，在村裏四處廣播。他們不會問對方為何欠錢，是否生活真的有困難，隻需要他為欠錢感到恥辱，付出名譽。有時還沒聯係上本人呢，一查係統，他已將欠款乖乖還上。
催別人還債的張偉此時正負債八萬（“卡奴”，他用了一個童年時在電視上學來的詞）。他左右騰挪，從未逾期，但同樣心有戚戚，想他們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
如果這個人真的缺錢，比如他家裏人生了大病，要把他珍愛的車子房子抵押給我的時候，我應該無息地把這筆錢給他，甚至無抵押地給他。他以他的人格作為擔保，我覺得人格就是一個很宏大很有價值的東西了，一個良好的社會不應該有那麽多人格敗壞的人，對吧？
我覺得這是非常狗屁的勞動，甚至談不上勞動者，甚至是資本主義的幫凶。我會誠惶誠恐，我覺得我背叛了工人階級，是對於底層的、對於社會中真正弱者的背棄。
他主動提出離職。然而領導說，隻有三個月試用期滿後才能離職。他依舊每天打卡上班，坐在最偏遠的電腦背後，蜷縮起來，等同事們都下樓了才一個人去吃飯。比上班更痛苦的是去公司卻無班可上。
他在電腦後看一本科幻小說《地鐵2033》。好巧不巧，試用期的倒數第二天，小說看完了。明天怎麽辦？張偉很慌張，慌張到決定最後一天不上班了。領導沒有回複他發去的道歉。
他在教輔機構做過班主任，說是班主任，其實就是推銷網課的電話銷售。但聽到“班主任”的稱呼時，大部分家長都會肅然起敬。有的家長說孩子是住校的，他說，你讓孩子走讀得了，上網課比住校提升大。有的家長出去打工了，家裏隻剩老人，以為是線下課，稀裏糊塗就給小孩報了名。他說，用平板就能上。老人說，家裏智能手機都沒有，哪來平板？
有的家長接起電話就哭，用磕磕絆絆的普通話說，我希望幫助孩子提高成績，但孩子不聽話，我不知道該怎麽辦。家長期待著“你好像能夠拯救他”。
有的家長不同意，他轉而和孩子直接溝通。他要假裝和孩子交心，你是不是談戀愛了？沒關係的，老師那時候也早戀。有的孩子就屈打成招了。他繼續說，談戀愛很美好，你報我們的課，就能一起考好大學了。
考985和考二本就是不一樣，他用權威的語氣說，高考是一種相對公平的選拔方式。他的底線是在“公平”前加上“相對”。
將孩子說動了，他再讓孩子去說服家長。他們的最終目的，都是讓家長掏出一萬到三萬，購買他們的網課。
在那種情況下，去PUA一個涉世未深的純潔的年輕人的時候，你說什麽他信什麽，一點水分都沒有。他跟你說的話是掏心窩子的，但是你跟他說的話是精心設計的。他會真的把你當成一個和一般老師不一樣的老師，他覺得你是可以幫到他的。我的壓力就爆炸了，因為我知道我隻是一個賣課的，你對我期望這麽高，我怎麽回饋你？
離職的時候，領導挽回他：等到開學季，賺錢如撿錢，一個月兩萬塊輕輕鬆鬆。依然是錢錢錢。
如張偉自述所說，他擅長麵試。最近這份婚戀網站紅娘，他隻在簡曆裏寫上兩份銷售工作，每份的年限拉長些。而他的確幹過，因而能在麵試中對答如流。
麵試官問，為什麽來做紅娘？
張偉答，紅娘是給人帶來幸福的工作，是有價值的工作。
他也是這麽說服自己的。然而真正當上紅娘了，他學會的第一課是欺騙。他單身，卻要和客戶們說自己是31歲結婚的幸福已婚男。他在記事本上虛構了四個人物小傳，兩男兩女（是客戶覺得自己夠一夠，就能夠到的人）。要是電話那頭意願不強，他假裝在庫裏搜索一番，說我這邊有個人和你匹配度很高，簡單向你介紹一下：
身高176，27歲，本地人，央企技術崗，年薪16萬，在高新區買了一套房，月供4500，壓力不大，外形是清爽幹淨的陽光大男孩，溫文爾雅，有禮貌，愛好滑雪、旅行、讀書、踢足球。
他發現，女人是真的著急結婚，男人不著急結婚，著急生娃，常常上來就說，我得在30歲前抱上兒子。於是壓力又重新回到女人頭上，他暗示女客戶，你總不想當大齡產婦吧。
無論那頭說什麽，他最後都要說，你找不到對象，就是因為圈子窄。順勢就能推銷產品了。與其說是販賣產品，不如說是販賣焦慮。有人明確說，我不需要，謝謝。他們還是要打，直到打夠規定的次數。他想到大家常說的“騷擾電話”，覺得說的就是自己。
“人非要結婚”，主管說這就是要向客戶灌輸的價值觀。可是，張偉不明白的是，人為什麽非要結婚？
_事情好像陷入了周而複始的循環_：每次進入職場前，都覺得自己已經獲得了足夠的休息，準備在新的工作中大展拳腳，但一旦進入職場，壓力在時間推移中如潮水般湧來，很快心力就會衰敗，整個人仿佛成了一隻隻會出氣的氣球，等到氣力耗盡的一刻，便不得不逃離職場，乃至停止工作來休養生息。直到自己又覺得自己能夠回到職場中去，進入下一次似乎沒有盡頭的循環。
當你想在工作中找到意義
防疫三年的末尾，張偉應聘了12345的疫情專席接線員。麵試時他說，疫情下大家都太難了，我希望能幫到別人。他是真心這麽想的。
培訓一周，除了講怎麽使用係統外，就是教你“不要情緒崩潰”。他後來才明白為什麽要教這個。
最常接到的電話當然是關於隔離。他在筆記本上整整摘抄了4頁不同省市的隔離政策。接線員的統一話術是：“經過省級研判，市級製定，執行的相關政策”。每次說到“研判”，他腦海裏總會浮現出一群禿頭專家在那哼哧哼哧研究的樣子。如果那頭認可，這則工單直接歸檔。繼續質疑也沒辦法，按規定，政策問題不允許記工單。
提交工單，就是把市民的訴求向相關部門遞交，類似一個線上的傳達室。張偉負責送信，問題能不能解決，何時解決，他也不知道。
張偉上崗後接到的第一通電話，是一個癌症病人被隔離了。對方語氣挺平和，希望以後能簡化程序。張偉覺得提議中肯，提交了工單，卻被駁回了，修改後重新提交，依然被駁回。他猜測是在兩個部門之間被來回踢皮球。
他接到過得急性腦膜炎的年輕人的求助。年輕人要從中風險地區來本市急診，擔心被強製隔離。他嚐試提交工單，被駁回了。組長說，他隻是擔心被隔離，還沒有被隔離，因此沒辦法作為“訴求”。
市民周五下午打進電話，抗議小區再封三天是加碼。通常來說，工單在3到5個工作日內處理。情形緊急，他摁下“加急”按鈕。這是他權力的極限了，所謂“加急”，就是給相關負責人發去一條短信。“加急”不管按多少回，短信隻會被發去一次。他在係統裏看到，工單顯示延後兩天處理——他推斷職能部門周末不上班——可等到周一，小區也解封了。
係統裏有大量超時還未被處理的工單。他猜測超時不會對職能部門有任何懲罰。有一些工單，甚至已經在係統裏掛了三百多天。
有市民打電話來問，之前的問題怎麽還沒解決。他點開之前的工單一看，寫著：“某某部門已於某日某年某月某日幾時幾分回電，市民表示滿意。”但是市民說，他並沒有接到這個電話，更沒有表示滿意。
12345也會有機器人的回訪電話，問對本次服務滿意嗎。張偉看到大部分回答都是“不滿意”。但也就是這樣了，不會影響到他們的工資，也看不到采取的任何行動。
他們對外宣稱，白天晚上都同功率運行，實則夜班人手隻有白天的十分之一。張偉的接線員同事半夜真遇到了鋸樹擾民，打12345排隊。有的熱線隻要足夠有耐心，總能排到。但12345不同，等待音樂播放到第三遍結束時，你就會被自動清除隊列。你隻能重新打一遍，重新排隊，重新和同時打進來的人競爭，如此周而複始。那天，張偉的同事兩小時後才打通，要到了一個國家電網的電話。
有人會說，把你們領導叫來。然而接線員規定，不能叫其他人來接電話。即便叫小組長過來了，他也隻能教張偉怎麽安撫市民，並不是那個真正能解決問題的人。他們並沒有有權限解決問題的人。
我們的工作的框架就是這麽設計的，你隻能這麽做，你這麽做才是正確的。而你嚐試著超出你的範圍去幫助別人的時候，會有別人保護他自己的工作職責，把你的好意給攔下來。這就是這個工作讓人覺得滑稽的地方。它設計成了一塊鐵板，每一個部門，每一個結構都好像是合理的，但是組裝到一起的時候，就變成了一個非常不合理的東西。
如果12345真的能幫到很多人，我做這工作會非常開心，但它隻是市民的出氣筒。市民罵我一頓，對他來說是提供情緒價值，對我來說就不是了，我很難把它計入“價值”，我覺得我沒有真正幫到他。
市民把我們當成了權力的終點，但是我們連權力的起點都算不上，隻能算是權力傳話的中轉站，甚至跟權力都不搭邊。
他們不被允許主動掛斷電話。他羨慕有的同事，能打斷別人，能幹脆地表示：我們不是職能部門，你再講下去，你的問題還是解決不了。如果你想要工單快速提交，你就要掛電話。對方也就知趣地掛了。
如果以上均不奏效，接線員的必殺技是：“詳情請谘詢疫情防控指揮部，電話多少多少”。實際上，這個電話幾乎沒人打進去過，不是忙音，就是占線。但大多數人並不知情，會認真記下這個電話，說謝謝你幫我解決了問題。感謝令他心虛，“他隻是被騙了而已”。
有次，一人說我連打兩次疫情防控指揮部電話，兩次給的答複不一樣，來征求你們的意見。接線員大吃一驚，居然有人能連續兩次打通這個電話。
同事們之間會開玩笑：遇到難纏的人，不必解決他的問題，隻要結束他的電話。下一次他再打來電話，接到的人就不一定是你了。
他沒辦法掛斷，也不懂怎麽安撫“一個已經殺氣騰騰情緒爆炸的市民”，他能做的隻有挨罵。等到對方的情緒稍稍退去，他才小心翼翼地說，我幫您記一下工單，反饋一下這個問題。一看時間，10分鍾過去了，這通電話還沒結束，他今天的kpi又完成不了了。
最長一個電話，經曆了幾次意外掛斷，加起來共打了80分鍾，他才把市民安撫下來。他隻能留下來加班，到快11點才到家。
有的同事被罵哭過，有的同事情緒瀕臨崩潰，需要空出半個小時，才能接下一個電話。但三個月過去了，他們還在崗位上。
唯一一次，是他突然聽到一個同事大喊，我也是個人！就從工位上起身走了。張偉的第一反應是恐懼：他該不會是對著電話喊吧？那可是要受處分的。後經查證，他是甩下耳機後喊的。同事還是離職了。
在進入12345之前，他以為他的工作是解決市民的問題。但他們的考核要求中不包括這個，隻包括一天必須接夠60到100通電話。平均下來，每個小時接10通電話。在kpi的重壓下，他的工作變成了“盡可能在短時間內掛斷一個電話”。接電話、寫工單、提交，一個熟練工每單可以控製在3到5分鍾。
如果打到了80通電話，什麽錯誤不犯，不遲到、不早退、不漏打卡、不請假，每三個月通過考核，“升級”到最高級3級，能拿到的最高工資是4270元。
12月，政策大轉向，接線員和全國人民一起茫然無措。沒人再打疫情專席了，接線員的小群前所未有地熱鬧起來。我在發呆，一人說。好巧，我也在發呆，張偉回。
宣布取消入境隔離那天，又有很多電話湧進來，本市也執行這個政策嗎？張偉反問，您是在哪裏看到的消息？對麵說，微博上都傳瘋啦。張偉說，我們還沒接到通知，我們會盡快聯係相關領導反饋。他又裝模作樣地記下來。
無論如何，一切真的改變了。而張偉忽然覺得，一切都沒什麽意義了。同期進來的80個人，如今隻剩下30人。他又辭職了。
生活好像是一場漫無目的的折磨
幾乎每份工作的晨會都在浪費時間。套路是類似的，主管領著大家，“某某部門的夥伴們，大家早上好！很好！非常好！”鼓三下掌，要快且有力。有的搭配唱歌。張偉在生鮮超市推銷過桂花酒釀，主管總愛在晨會時出言譏諷河南人，稱河南超市壓根找不到正品的米麵油。張偉並非河南人，但他因此厭惡這位主管。
12345話務中心位於政府大樓，食堂之琳琅滿目，至今令張偉牽掛。午餐有涼菜兩道，主葷一道，花葷兩道，素菜兩道，主食兩道，點心兩道，湯羹兩道，水果兩道。小吃區另有三樣，隨時滾動補菜。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不像他待過的某家外包公司，專門貼上標識：主葷隻許舀一勺。
接線員和公務員同堂吃飯，隻不過公務員一頓刷卡4塊，接線員10塊；公務員隊列一道，接線員隊列一道，公務員排完了，接線員才可接上他們的隊列。接線員飯盒滿滿當當，公務員領導著便服，麵前薄薄一層五穀雜糧，搭配些許蔬菜。
12345的解壓室有兩台跑步機，沒人跑。有一個拳擊沙袋，沒人打。三個按摩椅，兩個好一個壞，無論好壞，都在第一時間被搶完，不按摩，隻睡覺。接線員最討厭周末。周末公務員不上班，食堂也不開了。
張偉和衛生間有了革命情誼。有的工作是單休，但保潔阿姨雙休，因而周六那天衛生間紙簍堆得特別滿。最好的是那種是帶香薰的，有坐便器的，能坐在上麵打瞌睡。每當想逃跑時，他就逃進衛生間。他將B站視頻一個個點開又一個個關掉。他在衛生間待的時間越來越長。至少三份工作，他都是在衛生間辭職的。包括最近的第十九次辭職——
“是時候離開了”。最後一個未接通的銷售電話給了我額外的勇氣，我在心裏這樣想著，默默摘掉了掛在耳朵上的話機。
這家公司接近早十晚十的工作時長終於擊潰了我苦苦累積起來的職場能量。為了避免正麵難堪，我溜進洗手間，鑽入一個沒人的坑位，反鎖上門，開始給領導發信息。在一段寒暄和客套的感謝語之後，我直截了當地告訴她：我申請離職。
領導平靜地問了我原因，我繼續用客套回應，然後她告訴我，可以去辦手續了。
因為還在試用期，所以不需要提前報備，關閉電腦，交接資料，填完兩份電子文檔，沒有和同事們告別，我便離開了這家公司。
感覺生活好像是一場漫無目的的折磨。折磨看不到盡頭，解脫也看不到盡頭。我在上班的時候，經常有這樣的想法：這樣的生活還要繼續30年，甚至更多，我這一天去上班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我想不通。但是5分鍾、10分鍾以後，我還是掙紮了起來。我像個僵屍一樣，套上衣服，擠上地鐵，開始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張偉看到豆瓣上很多人討論職場PUA，他感到奇怪：真的會有人上當嗎？他換了19份工作，卻很少感到PUA。或許有個原因是，他也很少擁有一個“職場”。他和他的同事們幹一天工，掙一天錢，不謀求晉升，也不期許領導畫的“餅”落在他們頭上。
隻有一次，張偉有過職務。12345以12人為一小組，他是唯一一個男的，大家說，就你當小組長了。小組長主要負責在晨會前填好這12人的簽到表，沒有額外工資。
幾乎每一份工作都要加班，他習慣了，無法忍受的是“懲罰性加班”。幹銷售時，隻要業績不好，他們就被要求待到晚上10點，到11點，繼續打推銷電話。那時已經沒幾個人會接電話，就算接起，也會推脫自己要去睡覺。
有一次，領導給他們發來一通40分鍾的銷售對話錄音，要他們一邊聽錄音，一邊手抄成文字。他為此熬了一整個通宵。這對提升業績沒什麽用，而是為了讓他們記住這種痛苦的感覺——這就是你當下的處境，如果你感到不舒服，明天你必須做出改變。
還有一種懲罰是早起。這是在生鮮超市發生的事，原話是，你們第二天淩晨4點全部給我到，來遲了後果自負。目的是將貨架重新排列和盤點一遍。那要麽打車去，要麽找附近酒店住下，開銷超過了這天的工資。
張偉去做了某短視頻平台的外包審核員。他有一種當劊子手的負罪感，然而來錢快。審核員工作簡單，工資能到五千，幾乎是他能做的工作中最高的。
上審核員的夜班是一種古怪的感覺：腦子會變慢，挪動鼠標的速度會變慢，心跳忽快忽慢，肚子脹脹的，五髒六腑都在蠕動。屏幕有時會出現一行字：“所有視頻都審核完了，休息一下眼睛哦”。審核員們將係統掛起，到休息室坐著。最熱衷減肥的女孩都會在上夜班時到自動售貨機前買餅幹。6點45分，離7點下班還有15分鍾，張偉朝東邊的窗外看了一眼，晨光正透過雲層撒到他的臉上。要死我要回家死在床上，他說。我要死在單位訛到賠償，同事說。
然而張偉不僅沒訛到賠償，還搭進去9天工資。審核員試用期後期，審核量越來越大，張偉和好幾個同事都打算辭職。人事說，試用期內提離職，要扣9天工資。他作為代表去交涉了一下午，催收員培訓時學會的談判策略，臨場全都忘了。
他當場離職了，但發現了合同裏的漏洞：如果是被開除，隻扣3天工資。他教同事們一個勁兒點“通過”，速度上來了，正確率變得極低。有幾個順利被開除了，然而公司察覺到不對勁，迅速修改了政策。接下來被開除的同事，都被扣了9天至15天的工資。
張偉想過召集大家，一起發起勞動仲裁。但勞動仲裁要等待兩個月開庭，期間無法工作。他等得起，其他人也等得起嗎？他“工會主席”的位子就這樣卸任了。
在開始的頭幾年裏，我都幻想著能有朝一日突破性地改善——不管是在心境、病情還是工作上，我都希望之前的努力可以為我帶來突然的轉折，為我解脫困境帶來動力。但三番五次的磨難之後，我才慢慢明白，大多數時候的人們口中的峰回路轉柳暗花明隻是可遇不可求的好運，而量變帶來質變的累積也更多是一種哲學上的可能性，它並不意味著生活中的事件一定會這樣發生。
張偉不是沒做過令他滿意的工作。2019年10月，他進了一家成人英語培訓機構做地推。畢竟是外企，10點上班，7點下班，有休息室，和兩個小時整的休息時間。晨會規定30分鍾，10分鍾講完，剩下20分鍾打狼人殺，絕不早上班一秒。
他給自己取英文名為Leo，在地鐵口對路過的每個人說：“您好，學英語嗎？”他們把自己比作鸚鵡。被拒絕不是多傷尊嚴的事，鸚鵡是不過腦子的，要是被搭理了，反倒慌張起來。一類是初入職場的年輕人，還幻想著靠英語完成階級躍升；一類是“富姐姐”，錢賺夠了，打算移民的（然而從沒見過“富哥哥”，他同樣為此不解）。好在，一天慌張的次數不超過十次。
張偉從不往路人懷裏塞傳單，滿地傳單會給環衛工帶來麻煩。地推要和一切“附近”搞好關係。碰到城管，他也會停下來閑聊幾句。“你好，學英語嗎”的時候，他餘光正幫小攤小販們盯著哨，低聲提醒：“快收，城管要來了！”
這工作和勤奮關係不大，以張偉的眼光看，就是瞎貓碰死耗子。有一個月，他碰上了好幾隻死耗子，勇奪銷售亞軍，並收到人生最高一筆工資，逼近7000塊。他來到一家日料餐廳，就位於“大都會”，一個人點了600元鐵板燒套餐。
他第一次有種篤定，他能在某份工作好好幹下去了。入職第四個月，新冠爆發。他硬著頭皮留下來了一陣子，2020年初那個冬天，他裹在黑色長款羽絨服裏，在空蕩蕩的地鐵口枯站。為數不多的行人戴口罩匆匆而過，警惕陌生人的接近。後來他和同事就輪流溜去消防通道，身子撐在一級級台階上睡覺。每月拿2000元的基本工資，如此到4月，他們都離職了。
下一個張偉
張偉在生鮮超市有三至四位臨時同事。一位女大學生勤工儉學，周末兼職推銷星巴克罐裝咖啡，她曾偷偷送張偉一個星巴克帆布包，此後他每日挎包上班，也在星巴克女孩上衛生間時為她照看攤位。泡麵攤位本有一個小夥子，上班第一天，他就將煮麵的電磁爐燒幹了。這個小夥子再也沒出現過。
張偉共有68個備注為“同事”的微信好友。他頻繁換工作，他的68個同事也這樣。他們大多來自外地，二十來歲，大專或普通本科畢業，鮮少表露出那種叫做事業心的東西。其中一些女孩，通過她們的朋友圈判斷，已在老家結婚生娃。
但沒幾個能稱得上為朋友。一個曾同桌吃過飯的放貸同事，後來可能忘了他們是前同事關係，持之以恒給他發“最近要不要資金周轉”的消息。也可能是，所有關係都可以變成資源。
他的大學舍友裏，如今掙錢最多的那位在做快遞員，一個月拿9000塊。代價是淩晨4點起，深夜10點回，全年無休。
如果你想往上夠一夠，在社會上得到一個所謂體麵的位置，你要付出努力之外的東西。張偉的表弟從鐵路技校大專畢業，家裏花了10萬安排進了本市地鐵係統，也就是我們在地鐵裏常見的走來走去的地勤人員。表弟形容這是一份“暗無天日的工作”，幹了兩年半辭職了。
張偉的父親在銀行工作，同事家的小孩從英國留學回來，花了20萬塞進國有銀行。幹了不到一年就辭職了，說要開網店。網店開了三個月，疫情來了，貨進不來也發不出去，很快關門大吉了。
父母將其作為反麵教材，要求他引以為戒。他們輾轉找到一個中間人，承諾能將他塞進體製內。先是一個城管崗位，同場筆試的是研究生，或985的本科生，他連麵試都沒進。他抗爭很多次，父母強硬依舊，隻會反複說：他們為此花了30萬。
19份工作裏，父母最滿意的是一家央企的車險客服。聽聞他通過麵試後，爸爸久違地放鬆下來。三個月試用期滿後，他能簽正式的勞務合同。此前他的大部分工作，要麽不簽合同，要簽就是勞務派遣協議。
當我們的車剮蹭了，找保險公司理賠，他就是接起電話的人。有一次，電話那頭帶著哭腔說，我開大貨車把人壓死了。他沒問幾句話，那頭又神智渙散地把電話掛斷了。但這句話就這樣淤積在他心裏。
兩個半月後，張偉崩潰了。第五次請假的時候，領導辭退了他。這個工作日白天，媽媽和姨媽正好來家裏找他，見他垂頭喪氣地躺在沙發上，桌子上放著他平日放在公司的水杯。她們都懂了。姨媽安慰他說，之前都是你辭退別人，也該別人辭退你一次了。
媽媽沒說什麽。張偉知道，她認為他太脆弱了。
走投無路的他
張偉是這樣一個年輕人：
他精神狀況不佳，畢業後不久被確診抑鬱症，入院接受過一個月的心理治療。也許有人會說，換19份工作，和他不夠強壯的神經有關。但精神崩潰隻是少數時刻，大部分時候他都在努力工作。在工作的頭兩年，他曾強迫自己像個“正常人”一樣，即便是姥姥去世，也隻請了三天假。
他開始暴飲暴食，對高油高脂的垃圾食物上癮。有時他在下班後獨自去餐廳大吃一頓，有時半夜12點爬起來點一兩百塊的麥當勞。他也在遊戲裏投擲金錢，換取短暫的快樂——如同一針直刺腦髓的多巴胺藥劑，而後則是長久的懊惱悔恨的痛苦。
他因此身負過兩次欠債，一次3萬，一次8萬，窟窿最後都是由父母填上的。爸爸哽咽著對他說，你一頓飯吃300塊，我一個月餐費才300塊。
他被檢查出骨質疏鬆，原因不明。28歲一過，他越來越容易感到疲憊。他曾想過去麥當勞打工，打聽後卻發現，他無法承受麥當勞的工作強度。
他很少和朋友見麵。社交要花錢，也是消耗。他不明白大家為什麽如此熱衷於劇本殺：工作中付出的情感勞動夠多了，為什麽休息時還要角色扮演，還要又哭又笑？
“走投無路”的時候，他會去彩票店，買上10塊或20塊的刮刮樂。沒有中獎就收手，中了獎就繼續買下一張，直到將刮出的好運花完。買了彩票，他今天就不吃20塊的黃燜雞米飯了，吃15塊的麵條。
他在知乎上看到，有人貼出10萬塊的中獎記錄。他給自己規定，每個月發財夢的額度最多兩次。在他負債8萬塊的時候，他有股強烈的“刮出個大的”衝動，一次性買了200塊，中了50塊。
中50塊錢的獎，我都沒有覺得高興。因為這隻是一個大騙局裏的小小誘餌，就像魚鉤上的魚餌一樣，你看中的是蚯蚓，人家要的是你的命。
機會雖然渺茫，但仍然是一個機會。什麽東西最重要？機會最重要。如果一生中有無限的機會，你的人生會過得無限精彩。然而，人生的機會往往是有限的。
他在父母眼裏是個大號青少年。他仍問家裏要錢，因此沒底氣要獨立。他想學劍道，一年需要一萬。父母聽了後說，太貴了，咱們消費不起。他買了一個2300塊的switch，謊稱800塊，爸爸還是差點將switch從窗口扔下去。過生日朋友送他的樂高，他不敢組裝後擺出來。可那已經是他29歲生日。
他最新的擔憂是，兩年後，爸爸就要退休了，家裏的經濟支柱也就倒了。他說，這可能是我人生最後美好的兩年了。
他一個人住在城郊空蕩蕩的房子裏，是父母舉家之力給他買的。隔壁是看守所。工作和工作之間的中場休息，他睡到下午4點醒來，吃頓飯，繼續睡到晚上10點，清醒一會兒，12點又入睡。3月初這個清醒的時刻，他穿黑色polo衫和黑色牛仔褲，在客廳背著手來回踱步。聽說他辭掉了第19份工作，父母給他寫了一份長信，說今年公務員考試是他最後一次機會。中午爸爸給他打了一個電話，他沒接。他終於坐了下來，將手機貼在身體一邊，注視它，摁亮、熄滅。他還在等待來自爸爸的電話。
而夏天又要到了。夏天他總是更難起床，更難工作。每年夏天過去，活下來都是一個小小的奇跡。他會慶祝：慶祝我，又熬過一年。
*文中張偉為化名
*感謝播客“打工談”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