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
中國要在和美國的對抗中不處下風，除了拉攏發展中國家“抱團”之外，還需要盡量讓歐洲保持與美國的距離，不完全倒向華盛頓一邊。最近以來，北京政府頻頻與歐洲互動，但效果如何，值得分析。
美中對抗，歐洲如何“站位”？
中國近期的外交著力點在歐洲。外交當局的三位主管——部長秦剛、外辦主任王毅和國家副主席韓正都現身歐洲，訪問歐洲多國，中國政府烏克蘭問題特別代表李輝也於5月15日啟程赴烏，同五國談論斡旋之事。如果把早前的法國總統、西班牙首相、歐盟執委會主席以及德國外長相繼訪華算上，還有日前訪華的匈牙利外長，4、5兩月可算是中國外交的歐洲月。
美中對抗以來，北京一直在布局如何打破華盛頓對中國的圍堵和遏製。目前來看北京將經營的重點放在兩個部分，一是全球南方國家，特別是上合組織、金磚五國（印度除外）、東盟、中東和非洲，這是中國外交的根基；二是歐洲。後者對中國抗衡美國、削弱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壓力尤其關鍵。因為大西洋聯盟是西方陣營的主要組成部分。作為美國最倚重的盟友，歐洲在美國圍中戰略中發揮何種作用對華盛頓能否取勝至關重要。考慮這個因素，北京不管願意與否，都要極力去拉攏歐洲，盡量不要讓歐洲站在抗中第一線，與美國並肩作戰。
所以北京在疫情放開，國家逐漸恢複正軌，完成了兩會的人事部署後，外交集中力量在歐洲。秦剛對德、法、挪威三國的訪問，韓正出席英王加冕儀式並訪問葡萄牙和荷蘭，王毅在維也納同美國總統國安顧問沙利文會談並訪問奧地利，特使李輝對烏、俄、波蘭和法、德的訪問，充分顯示中國對歐洲的重視。這些訪問目的有三：（1）深化中國同相關國家的雙邊關係；（2）改善中國與歐盟的關係，爭取歐盟不選邊站；（3）說服歐洲支持中國調解俄烏衝突。
2023年4月，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與法國總統馬克龍訪問中國期間會晤習近平
俄烏戰爭成“驗金石”
上述三個目的是互相影響並牽製的。由於歐盟是由國家組成的集團，所以要改善中歐關係首先要改善和加強中國同歐盟各成員國特別是其中有影響力的歐盟大國的關係，深化雙方的合作。如果中國和多數成員國關係好，自然和歐盟的關係也會好。但是，歐盟不隻是成員國政府間的組織，它高度一體化，除政府外，還有議會、商業、輿論等都會影響歐盟的對華政策，因此，中國和各成員國政府搞好關係並非意味著中國和歐盟就能搞好關係。尤其是當下，中歐關係甚至中國和各成員國關係，插入了俄烏戰爭這一因素。中國因為沒有譴責俄羅斯的入侵行為秉持所謂“中立”，讓歐洲對中國的真實立場產生懷疑，警告北京不得軍援俄羅斯，並將此作為各成員國和歐盟加強還是削弱同中國關係的衡量指標。
近年來，鑒於新疆、香港和中國國內的人權問題，中歐關係受到很大損害。特別是在疫情三年，隨著華盛頓圍中戰略的實施，這些問題驅使歐洲多數國家尤其是“新歐洲”基本跟隨美國反中。歐盟2019年就製定了新的對華戰略，將中國定義為“合作夥伴、競爭者和係統性對手”。合作夥伴指的是歐中可以在全球性問題如氣候和減排的問題上進行合作；競爭者指的是歐中在經濟上是競爭關係；係統性對手指的是歐中在政治製度、人權等問題上是對手。俄烏戰爭發生後，北京的態度讓歐洲國家對中國的負麵認知進一步加強。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5月12日在歐盟外長非正式會議後表示，歐盟成員國外長支持“重新校準”對華戰略，這個“重新校準”就是歐盟在堅持對華“三重定位”時，要加強對華競爭，“去風險”，重新審視歐中經濟關係，這雖然不意味著對華經濟“脫鉤”，而是重新平衡歐中關係，但正如德國總理肖爾茨最近在歐洲議會的演講所說，中國仍是歐洲的合作夥伴，但兩者的競爭性和作為係統性對手的一麵加強了。
北京當然認識到歐洲對中國態度和立場的這種微妙變化。秦剛此次對歐洲三國的訪問，就是要加強中國和這三國的聯係，並通過它們試圖將中歐關係導向北京認為的“正確的航道”。他在奧斯陸同挪威外相維特費爾特共同會見記者談到中歐關係要持續穩定發展，需要做到三個堅持，即堅持包容的世界觀、進步的曆史觀、互利共贏的合作觀。對歐洲的“去風險”，秦剛在柏林同德國外長貝爾伯克共同會見記者中也警告，如果以“去風險”之名行去中國化之實，那就是在去機遇、去合作、去穩定、去發展。
“新歐洲”和“老歐洲”
然而，北京也明白，盡管以馬克龍為代表的歐洲內部特別是所謂的老歐洲有很大的政治勢力尋求歐洲的“戰略自主”，適度和美國拉開距離，可歐洲要真正做到戰略自主並非容易，原因不僅在於，歐洲內部在這一點上遠未達成共識，特別是新歐洲反對。俄烏戰爭以來，歐洲真切感受俄羅斯的戰略威脅；而且也是這場戰爭，讓美國的軍事力量通過北約更深地支配歐洲，在經濟尤其能源上，歐洲也開始依賴美國。北京想要分化歐美，在中美對抗中作為一個中立第三方，基本上做不到，至少在目前階段，歐洲無力擺脫美國，形成戰略自主的獨立一極。故而，北京強化歐洲的關係，真實目的是在中美對抗之下，讓歐洲不過於跟隨華盛頓反中，至少是幾個歐洲大國，不隨美反中。
歐洲和美國，在對華戰略和政策上有著一致性，如對人權、經濟去風險化等，歐美對中國有著同樣的訴求。但歐洲也有自己的戰略利益考量，歐中關係的競爭性雖然在加強，可還維係合作基調；美中關係則以競爭或對抗為主，合作是可有可無的點綴品。另外對歐洲，北京也並非沒有籌碼，最大的籌碼還是中國的市場。經濟恢複正常後的中國市場，對因俄烏戰爭造成嚴重通脹和經濟可能衰退的歐洲，特別是法、德、意、西等傳統歐洲大國，仍然具有大的吸引力。它們的政府和企業雖然通過這場戰爭，認識到在產業和供應鏈上，過於依賴某個價值觀差異很大的國家，會有風險，因此提出“去風險”，但這是一個長過程。事實上，在這一過程中，對某些國家來說，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反而會更深。比如德國去年的對華投資仍在增加，空客在中國市場的占有率進一步提高。其次，氣候問題關乎歐洲的未來，全球減排要取得成果，中國是關鍵，歐中在氣候問題上可以深度合作。再次，與氣候問題相聯係的是新能源，歐中也有合作空間。最後，中國對俄烏衝突的勸和促談立場，也開始被歐洲多國接受，如果中國的斡旋能夠取得某些進展，有助於改善歐洲對中國的認識。
可以說，基於這些利害關係，除非北京對台灣發動武統，歐洲不可能完全站在美國的立場去遏製中國，連英國外相前不久在談到中國時亦表示，新冷戰和孤立中國是個錯誤，不符合英國利益。而北京加強和歐洲的關係也不是平均用力，而有選擇。它把主要精力用在經營老歐洲特別是其中幾個大國上，對新歐洲則把重點放在匈牙利和波蘭，對捷克和波羅的海三國，由於它們被中國視為秉持美國意誌反華，北京采取的是鬥爭方式。因此，未來幾年，如果沒有特別損害中歐關係的事情發生，中國大體會按這種互動模式發展同歐洲的關係。
鄧聿文為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