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亞洲電台製圖
最近，中國互聯網上流行的一個稱呼當代年輕人的詞匯叫"四不青年"。他們是些什麽樣的人？各自有怎樣的故事？年輕人選擇"四不"對於中國社會又意味著什麽？
“我是四不青年，不搞對象、不結婚、不買房、不要孩子。現在的戀愛成本太高了。所有的態度和誠意都得用錢來積累。不是說我不努力啊，因為努力沒有結果。現在內卷那麽嚴重，比較無奈吧。我最大的父愛就是不會讓我的孩子來到這個世界......”
以上這段出現在中國社媒平台上的陳述，被網友們廣泛轉發，其中提到的“四不青年”已成為新的網絡流行語。
在本台針對這一話題在推特進行的調查中，不少網友坦承：“我就是（四不青年）！”
內卷化的城市與"老鼠烏托邦"
2022年“潤”到美國的令狐昌冰今年23歲。回憶起疫情前在國內的生活，他告訴本台，自己並不是不想找對象、買房、結婚、生子，而是根本就沒能力去實現這些目標。
令狐昌冰說：“我在國內的時候，如果要去交女朋友，我是沒有時間的，因為我要上班，從早上八點鍾上到晚上十點，有時可以上到11、12點，每個月休息時間又少。上班的工資其實也不是很高，也沒什麽經濟能力去消費、去跟朋友出去玩之類的。沒朋友就沒社交，沒社交就沒後續的那些東西，至於說房子，那就根本不想了。”
初中沒畢業的令狐昌冰來自貴州，14歲時就離開家鄉，曾在浙江溫州、山東青島及雲南等多個城市打工謀生。在他看來，“四不青年”並不是哪裏都有，外來人口少的地區相對就很少。比如他的家鄉屬於中小城市，很多年輕人18歲就結婚成家，房子也不是問題。
他說：“四不青年的現象，我個人覺得比較內卷化的城市才會出現，競爭越激烈的城市，這種現象越多。”
都市裏“內卷”的打工生涯也曾讓令狐昌冰一度處於類似抑鬱症的狀態。有兩年時間，他就選擇回家，徹底“躺平”：“當時的狀況就是，躺在家裏，啥也不想做。我老爸問我，為什麽還不出去工作什麽的？我就說，‘工作了也餓不死吃不飽的狀態，我現在也是餓不死吃不飽，有什麽差嗎？’。”
當時，躺在家中的令狐昌冰既不出門，也不跟想朋友玩，直到後來有人邀他出國打工。回想自己當時的狀態，他認為，所謂“四不青年”就是很像著名實驗 “老鼠烏托邦”中的那些老鼠：在密度過大、資源不足的社會環境下，階級日益固化，處於邊緣的老鼠們便逐漸放棄競爭，同時不得不壓抑欲望，性格也不斷發生扭曲。
四大皆空？這屆年輕中人中，一些人開始這樣“擺爛”：不搞對象、不結婚、不買房、不要孩子，又稱“四不青年”。
—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April 10, 2023
您身邊有 #四不青年 嗎？您讚同他們的選擇嗎？ pic.twitter.com/9RfLIpuO9U
年輕人的"卷、躺、潤、獻"
除了“四不青年”，中國還有一個網絡流行語來形容年輕人的不同生存狀態，叫做“卷躺潤獻”。所謂“卷”就是內卷，人與人之間激烈競爭；“躺”就是躺平，即一種放棄心態，什麽都不做；“潤”就是離開中國，移民國外；而“獻”則是借用“張獻忠屠殺蜀人”的故事，指無差別地襲擊別人，以宣泄心中怨恨感的行為。
其中，“卷躺潤”也被認為是中國90後和00後的青年人對於未來發展的三種選擇。而令狐昌冰的經曆，似乎正是這種“卷躺潤”的典型代表。不過，畢竟能夠成功“潤”出中國的青年人還是少數，大多數人不得不留在國內或“卷”或“躺”。而“四不青年”的選擇，正反映出這種“躺平”的狀態。
過去三年，中國在疫情封控之下，經濟增速幾乎降至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城鎮青年人的失業率也創曆史新高。選擇“四不”的情緒也隨之在不斷累積，並在疫情期間集中爆發，成為一種無聲而又絕望的反抗。
過去三年，中國在疫情封控之下，經濟增速幾乎降至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最低水平，而城鎮青年人的失業率也創曆史新高。圖為上海一就業介紹所。（路透社資料圖片）
疫情促使更多年輕人選擇"四不"
比令狐昌冰年齡稍大的J先生，來自內陸省份甘肅。他大學本科畢業後，因工作原因住在成都，從事建築行業。他說，開始明確並堅定要做“四不青年” ，就是在疫情期間。
“2022年，隨著中國疫情管控的升級，我經常能在網上看到一些因為負擔不起房貸而發生的慘劇。比如，有跳樓或者斷供的事情。在我身邊，也有朋友因為當年樂觀地認為房價會漲而買了房子，結果這兩年因為收入驟降導致房貸也變成了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 J先生告訴本台，為了避免沉重的經濟壓力，他決定不買房。
作為獨生子女，J先生還需要考慮到父母養老問題，而結婚、買房、養孩子勢必會掏空父母僅有的那點積蓄：“如果作為子女，沒有辦法給他們提供一個更好的生活條件，那麽能幫他們減輕負擔，對我來說也是有意義的。”
近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在走下坡路，也令J先生對未來充滿擔憂。尤其這兩年，工資沒漲，物價卻一直在漲，每月幾千塊的收入隻夠他的日常開銷。
“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減緩，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未來我不確定我的收入是否還會像過去的70後、80後那樣越來越高。所以，不買房子、不結婚、不要孩子、減少花銷，對我來說是目前的最佳選擇。”J先生說。
"沒有我的空間"
本台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中國的“四不青年”其實來自於不同的社會背景和階層。在各方麵的競爭壓力不斷加大之下，他們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這種“四大皆空”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乏很多條件優秀的“海歸”。
根據中國教育部發布的數據，疫情之後，海外留學生出現了回流趨勢。2021年，回國就業的學生首次超過百萬。同時，“麻省理工碩士進發改委”、“哈佛博士後去街道辦” 這樣的消息，也不時出現在中國媒體上。
畢業於北大中文係的德國漢堡大學在讀研究生黃意誠告訴本台，他就有很多同學從美國常春藤名校畢業回國後，成了基本是宅在家裏的“四不青年”。雖然有出色的教育背景，但在中國經濟滑坡、失業率高企的內卷環境下，他們也很難找到自己的位置。
【中國年輕人的迷惘？】
—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April 25, 2023
【3月青年人失業率19.6%曆史次高】
【“想不開”悲觀情緒彌漫】
根據統計，中國今年三月16-24歲勞動力 #失業率 為19.6%，升至曆史次高，僅低於2022年7月的19.9%。中國網絡上有許多視頻訴說 #年輕人… pic.twitter.com/42As2bhgxj
“現在中國年輕人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來。習近平這種統治下，中國不管是政治還是經濟，這些重要的位置都是50後所占據的，即使是60後都沒什麽空間，更何況是70後、80後、90後。” 黃意誠說。
新褲子樂隊的歌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有一句歌詞說“沒有我的空間”。黃意誠認為，很多年輕人都對此深有共鳴：“年輕人在這個社會上找不到他的空間在哪裏，所以會產生這種‘四不青年’，就是一種‘放棄主義’。”
金融業"海歸"不結婚的背後
比起宅在家裏的“小海歸”，30出頭的V先生算是“成功人士”。海歸後，他就在廣州、深圳等地從事金融業，朋友圈、同學圈也都是社會的中上階層。但V先生告訴本台，即便如此，他們中選擇“四不”的人也比比皆是。
“第一，他們自己的經濟能力來講，覺得已經足夠給自己體麵的生活；第二點，他們接觸看到的東西太多，對婚姻可能有一些落差感。”
據中國民政部2022年的統計顯示，中國結婚人數連續8年下降，到2021年度，結婚人數低於800萬，成為36年有相關數據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其中，超過30歲結婚者占比近一半，也創下新高。
V先生說，金融業者接觸到的客戶群體都比較複雜，也讓他們更多地看到“結婚並不等於幸福”：“那些做生意的人大部分在中國是什麽一種狀態，其實很多人都知道。吃完飯後去哪？唱完歌後去哪？”
除了對婚姻的負麵看法較多，要在廣州、深圳這樣的大都市結婚、買房也是相當大的開支。即使是V先生這種階層的人，也需要審慎權衡。他說，“包括我身邊的人，你哪怕平均月薪一兩萬，也要看著花。除非是家裏能夠提供非常大的支持，否則他們是壓根就沒有結婚的打算的。”
據中國民政部2022年的統計顯示，中國結婚人數連續8年下降，到2021年度，結婚人數低於800萬，成為36年有相關數據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圖為，在北京上下班高峰時段走進地鐵站的年輕人。（美聯社資料圖片）
"軟肋"與幼兒園的"國防教育"
中國官方2022年公布的人口數據顯示，全國人口60年來首次出現萎縮，同時新生兒數量創新低。雖然各地政府早已發布“三孩”等一係列鼓勵年輕人生育的政策，但效果不彰。中國的社會環境真的已惡化到“無法生孩子”的地步了嗎？
上海封控期間，曾有年輕人為了抵抗不合理的隔離檢疫政策，而悲愴地喊出“這是我們最後一代”，這一時代的呼聲引發輿論共鳴。顯然，除了生存壓力，年輕人選擇“不生小孩”還有更多方麵的考量。
來自山東、大學即將畢業的誠先生就直言，讓孩子經曆他所經曆的人生是有些殘忍的：“每個生命都應該在更幸福的環境中成長。我無法想象讓孩子也去像我曾經的那樣，不得不熬夜做習題、參加考試，甚至去做辛苦的工作。”
本文開始提到的J先生也認為，中國的教育太過功利性，讓孩子有很大壓力。同時，成年人的生活壓力也很大，沒有太多時間照顧家庭，陪伴孩子。他在青春期時就曾是一名留守兒童，這決定了他不想要孩子。
此外，J先生還有更多方麵的擔憂：“2022年，我記得有一個新聞是北京的一個社區主任說，‘孩子就是一個人的軟肋’。這點讓我當時十分震驚，因為這件事情展示了中國政府對於人權的漠視，所以我並不想一個生命變成我的‘軟肋’。同時，之前有過紅黃藍幼兒園事件、胡鑫宇案件，讓我對中國社會的信任度降到很低，所以我也不要孩子。”
自稱為“四不中年”的廣州陶女士屬於政治異見者。她表示，選擇“不要小孩”的原因一方麵是因為不想結婚，但同時也有對中國洗腦式教育的擔憂。
“假設我做為一個單身人士，可以領養小朋友。根據平時和同事交流得知，現在所謂國防教育已經安排到幼兒園，兒童也要做一定程度的軍訓。要抵抗這種教育，作為家長要非常費神，而不管不顧就大概率又養出一隻小戰狼，不如還是不養好了。” 陶女士感歎。
從《愛情Disabled》到《宅女上街》
如果可以把“不結婚，不生孩，不買房”的原因都歸結為社會環境的壓力，那麽對於那些決絕地選擇“不戀愛”的年輕人，這種壓力是否讓他們也失去了“愛的能力”？
黃意誠認為，香港的My Little Airport樂隊的歌曲《愛情Disabled》（Love Disabled），正是描述現在這種年輕人的處境。
“這個歌中就說到，她在一個完全沒有希望的社會當中，她感覺到自己在愛情方麵是個殘疾人。她沒有能力去愛，就像有些殘疾人沒有能力去聽，沒有能力去看一樣。”黃意誠說，“因為我認為，愛情永遠是跟希望有聯係的。當我們對生活沒有希望的時候，我們也會沒有能力、沒有心力去愛別人。”
上海封控期間，曾有年輕人為了抵抗不合理的隔離檢疫政策，而悲愴地喊出“這是我們最後一代”，這一時代的呼聲引發輿論共鳴。（美聯社資料圖片）
My Little Airport樂隊後來又寫了一首歌《宅女，上街吧》。曾參與過“白紙運動”的黃意誠說，歌曲表現出這些對生活沒有要求，對愛情也沒有要求的人，最後嬗變成了社運青年。
“事實上，我在網上看到很多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示威者，很多人在示威現場找到自己的對象。這是很浪漫的事情。包括在德國，我也遇到這樣的（年輕）人。” 黃意誠說，“因為當你在白紙運動中時，你找到了生活的一個希望。當你的生活有希望的時候，你就會很自然的去尋找愛情。因為年輕人嘛，當然對愛情是有希望的。”
在黃意誠看來，“四不青年”實際是一種“放棄主義”，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不過，他認為，“四不”隻是在時代的轉換過程中，給年輕人提供的一個縫隙，是不可持續的事情。
“我認為，共產黨不可能長期允許年輕人以這種方式來生存。它肯定會用一些方法來逼年輕人，去為它所想要的這種‘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去當炮灰的。” 黃意誠說。
空前固化的社會與年輕人的抗爭
針對“四不青年”現象，旅美時事評論人士唐靖遠告訴本台，這背後的根本原因還是源自中國的政治體製。
“中共把整個體製集權化，導致現在就是兩極分化在加劇，而且出現了社會階層的空前的一種固化，也就是權貴階層和官員階層精英階層世襲化。”唐靖遠說，“這就導致了大量這些沒有根基、沒有背景的普通人家的這種草根年輕人，他們根本無法靠自己的努力奮鬥去改變自己的人生，去實現這種社會階層的上升和變化。它就帶來一個直接的結果，就是奮鬥和不奮鬥的結果是差不多的，是一樣的。”
談到未來，黃意誠認為，無論是海內還是海外的中國青年都要敢於麵對國內迅速惡化的社會環境，而不是選擇逃避：“需要去直麵這種痛苦，而且要去與那種罪惡、不正義的力量去做鬥爭。這是一個很嚴肅的事情。”
他說，做一個“四不青年”，就好像是以一種“人畜無害”的方式把這種抗爭的嚴肅性消解掉了，但這並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
出於安全原因，本文中的J先生、V先生、誠先生、陶女士皆為化名。
記者：凱迪 責編：何平 網編：洪偉
(Believe Music對新褲子樂隊的歌曲《沒有理想的人不傷心》擁有版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