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來，美國在減少貧困方麵一無所獲。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德斯蒙德認為，美國社會處理貧困問題的方式是把矛頭指向窮人本身，而回避了“誰從這樣的貧困中受益”這一終極問題。《紐約時報》邀常駐美國的深深中文媒體人詹涓從華人視角解讀為何美國無法消除貧困。
住在美國休斯頓富庶的郊區小城，貧窮似乎離我非常遙遠：幾乎人人都住在自己擁有的房產裏，家庭平均年收入是得州總體水平的兩倍。可能也是因為如此，社區公園某一天突然出現了一頂帳篷和一位無家可歸人士時，網上鄰裏論壇一下子熱鬧起來，有鄰居指責這位流浪者年紀輕輕不肯工作，有人擔心她可能吸毒成癮影響玩耍的小朋友，但也有鄰居問：我們就不能去幫幫她嗎？
疫情後美國的餐館和超市裏隨處可見招聘廣告，因此無論是懷揣高學曆或豐厚家產來到美國的新移民，還是生活在田園牧歌般郊區的中產階層，如果未曾體驗過真正的貧困，都有可能會對街頭的流浪漢或者在超市裏用政府發放的糧食券購物的人產生類似的疑問：他們為什麽不能更努力，為什麽要依賴福利？
這些恰恰是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教授馬修·德斯蒙德在《紐約時報雜誌》長文《為什麽貧困在美國持續存在》中的觀察。長期關注美國貧困問題的德斯蒙德指出，“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我們處理貧困問題的方式是把矛頭指向窮人本身——比如，對他們的職業道德或領取的社會福利提出質疑。”
這並非美國社會獨有的問題。過去四十年來，中國在消除極端貧困上取得了長足進展，而對於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紅利的許多城市人口來說，買房買車、成為中產似乎已經形成了一條穩定的社會上升通道。城市中產對還在為溫飽掙紮的人們的生活感到陌生甚至一無所知。許多人將底層民眾的窮困和錯誤選擇歸咎於“不努力”，甚至“放下助人情結，尊重個人命運”都成了社交媒體上的流行語。
德斯蒙德認為，在討論貧困問題時，不該問窮人為什麽不去找一份更好的工作，為什麽不能做出更明智的財務決定，而是應該問一個終極問題：誰從這樣的貧困中受益？
德斯蒙德指出，50年來美國在減少貧困方麵一無所獲，原因主要是因為窮人在勞動力、住房和金融市場上遭受了剝削。關於這個觀點，他解釋說，社會科學家對“剝削”有著一套自己的評價體係，當人們因為失去了權力而對交易失去議價能力時，就可能會被剝削利用。
放在美國的實際生活中，這種剝削論不難理解。幾十年來，美國工人失去了工會保護，低學曆工人的實際收入甚至低於1979年，那些讓我們的日常生活更加舒適的人，比如中餐館的服務員、星巴克的咖啡師、亞馬遜的倉庫工人，他們工作兢兢業業，但仍然無法實現階層上升。而許多中國人——辛苦種地一輩子到頭來每月隻有100來塊錢養老金的農村老人、被算法操縱用生命送外賣的600萬騎手、生活在社會邊緣的3億農民工——對此都會心有戚戚焉。
可能最讓一些讀者難以接受的觀點是，德斯蒙德在這篇文章和一篇後續的觀點文章中指出，不僅僅是美國的政治精英和企業主從這種剝削中受益，我們這些相對比較幸運的人同樣也從剝削中受益，因為“我們享受著廉價的商品和服務，享受著豐厚的投資回報，盡管它們往往需要以虐待工人的形式做出某種犧牲。……我們建立並捍衛排外社區，將窮人拒之門外，迫使他們住在弱勢群體集中的社區。”思考一下：亞馬遜當天可達的快遞服務是不是也是一種剝削？在中國廉價便捷的外賣又是不是呢？
正因為美國的貧困問題反映出了集體道德的失敗，德斯蒙德相信解決貧困問題不僅需要政治方案，比如組織工會和征富人稅，普通人也要關注經濟正義，比如不再反對在自己的高檔社區旁建立經濟適用房。
德斯蒙德的觀點算激進嗎？在時報匯編的讀者來信中，很多讀者讚美了他的傑出思考，一位讀者寫道：“如果一個國家不能為其最貧窮的公民提供基本的生存和安全水平，那麽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任何理由。剩下的隻有空洞的口號、虛張聲勢、文化戰爭和一個裝備精良的失敗國家。”
我們這個小社區最終決定伸手幫助最貧窮的鄰居，那位無家可歸者獲得了社工的支持，最近她剛剛找到工作，搬進公寓，鄰居們有的搬來一張床、有的支援一套餐具，幫她拚湊出了一個新家。她得到了一個脫離貧困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