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點被殺，給大家添麻煩了。
——題記
當地時間4月15日上午11時30分左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和歌山縣和歌山市一處漁港視察後，正準備進行演講時，現場突然傳出爆炸聲。炸彈在距離岸田文雄一米的地方爆炸，差點讓岸田重蹈了去年安倍的覆轍。
這個新聞昨天傳的沸沸揚揚，但我覺得更耐人尋味的，其實是岸田虛驚一場之後的那個表態。
稍微安頓下來，擦擦額頭上的冷汗之後，當天下午，岸田立刻在當地發表演講說：“（我的遇刺）給大家帶來了擔憂和麻煩，我深表歉意。”
都知道日本人喜歡道歉，但這個道歉由頭吧，在咱中國人的眼中，還是挺無厘頭的——你都差點被殺了，你自己道什麽歉呢？
我想這個事情如果倒給一個其他國家首腦，八成會感謝其支持者的慰問，或者指責一下刺殺者，誓言要與恐怖主義鬥爭到底什麽的，但絕對不會說什麽“我遇刺給大家添麻煩了”之類的話。
但這類奇葩事在日本，還真就很常見，這讓我想起來前些年，現任日本天皇德仁的女兒愛子公主還上小學的時候，因為遭遇同學欺負而留下心理陰影，結果“不登校”，事情爆出之後當時還是皇太子的德仁夫妻兩口子一起給公眾道歉，什麽女兒的事情給大家添麻煩了之類的，堂堂公主受了欺負，家大人連鬧到學校告老師的覺悟都沒有。這事兒也挺匪夷所思吧。
但首相被刺殺，首相道歉；公主被欺負，天皇道歉。這種在我們看來很顛倒的“道歉”觀，真的是一種“作秀”麽？其實還真未必，這件事涉及到日本文化中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日本人的權力決策究竟是怎樣的。
昨天剛好有一位朋友在知識星球上問了我一個很類似的話題:小西，我對上世紀日本天皇的權力一直比較迷惑，簡單的說如果他想在37年或41製止戰爭，他有這個能力嗎？
我的回答是這樣的:
如果你理解能日本人的曖昧思維的話，就知道這個問題不能明確的說有或者沒有。因為日本天皇對國家的影響力，不是用我們理解中君王說一不二的那種方式表現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裕仁1945年宣讀終戰詔書那個“玉音放送”，那就是他第一次用廣播跟臣民講話。在此之前，日本天皇一直是避免直接對具體事務做出明確表態的，以便免責。而他說了以後，全體日本人立馬從玉碎改下跪，很多日本史研究者（甚至包括日本本土的半藤一利先生）就據此認為，天皇是有這個權力的，1945年他就說了一句別打了，大家就真的不打了。你早說不就得了麽？
但這個邏輯其實不能套用到1937或1941年。原因恰恰在於天皇也是一個典型的日本人。
日本人是什麽？
他們是典型的稻作文化，強調群體意誌，極端反對甚至仇視個人見解。
你看日本企業到現在都是這樣，我記得富士康的郭台銘有次和日本一家大手談收購的事兒，本來各項條件都談妥了，就差一言決之。日本人說郭總您稍等，我們回去研究一下。
三天以後，那家企業在研究，
一個星期以後，他們在研究，
一個月了，還在研究。
仨月了，還在研究。
最後一次談判，郭台銘氣的摔門而去，老子不買了，你們等死好了！
為什麽日本企業在決策被收購這種事這麽磨嘰呢？跟日本當年投降犯了一個毛病。
因為沒人願意擔責任，
也沒有人能獨自擔得起這個責任，
哪怕是一把手也沒這個背責能力。
日本人推動決策的方式，一定是先動用自己的影響力，製造一種“空氣”，然後讓大家都讀懂這這種空氣，趨向於那個結論。
而不同人物地位和權力的不同，隻在於他們對“空氣”影響力的不同。
如果你是“取締役”（董事長，但你琢磨琢磨這名字的別有韻味），或者是天皇，你也就是對空氣的影響力強一點罷了。你不能夠直接像歐美或中國董事會一樣明確自己的觀點，一言決之。那是災難性的，對你自己來說。
再大的領導，也要躲在集體之後，才能行使自己的權威。這是日本人的處事方式。
你要脫離這個方式出非常之謀可不可以？可以！但請做好為這件事無限背責至死的“覺悟”。
比如二戰末期的大西瀧治郎，出了個神風特攻隊的主意，後來日本戰敗投降了，大西立馬切腹自殺，而且死的非常痛苦，切了整整半天才死。
為什麽他必須自殺真死，而對美宣戰的首相東條英機做做自殺樣子就行了？
因為東條做的就是空氣到那裏後的集體決策。而大西想的是與眾不同的奇謀，於是大西而不是東條或天皇，就必須自己為因決策而死的人負無限的責任。
打個比方，他們有點像按信息素來協作的螞蟻。
也是因為這個原因，二戰之後追責裕仁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個決策體係天然方便讓尊崇它的高位者免責。
我敢打賭，裕仁確實是想要戰爭的，也確實讓日本走向了戰爭，但你按照歐美法律的思維，去找證據，說裕仁就是某年某月某句話導致了戰爭，你找得到嗎？找不到。他隻是像百鬼夜行中的怪物蜃一樣，一直在吐出那種空氣，宣戰的空氣。
而反過來說，如果裕仁1941年被魂穿了，非要阻止戰爭，他阻止得了麽？
按日本人自己的那套方法來，他阻止不了，因為戰爭空氣已經形成了。
但他若非要按著歐美中領導者的方式一言決之，他做得到嗎？
法律上他做得到，但下場一定是他自己因不容於這個文化最終被抹殺掉。
是的，站在這個角度，你就能理解為什麽岸田文雄遭遇刺殺後反而要向公眾道歉——因為在日本人的思維模式中，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可不是“風”，而是那個一枝獨秀的“木”的錯。首相遭遇了刺殺，卻又沒死，他和很多公眾的第一反應都會是這人是不是“不合群”了，而日本傳統觀念中的“不合群”可是個很嚴重的問題，因不合群而受打擊的人自身反而要自我檢討，看看還有什麽自己做錯的地方。這就是岸田文雄此次遇刺後反而要向國民道歉的邏輯基礎，也是當年愛子受了欺負以後德仁夫婦反而要道歉的原因——日本文化說到底，是不太問是非，而更強調你合群與否的。
我們不妨回想一下，在日本曆史上，不僅刺殺首相的事件很多，而且成功也不少，不算去年的前首相安倍遇刺案，二戰前的原敬和犬養毅在位遭刺殺都曾轟動一時。
而至少犬養毅，當年在汙濁的日本決策層中是一股主張和平的清流，那麽按說，二戰後犬養毅至少應該算是個為和平主義而殉國的人，獲得日本人的紀念才對。可是你看日本人卻甚少紀念這位首相，反應“五一五”“二二六”兵變的電影也大多以刺殺首相和大臣的兵變者為主人公。這其中的道理何在呢？
原因還是那個，日式思維不太問是非，而隻問你是否“讀得懂空氣”，做什麽事情都必須隨大流，所以哪怕首相，觀點跳脫到被人刺殺也意味著他不受歡迎的。主張和平的犬養毅遇刺之後，全日本35萬人寫聯名信要求法院不判刺客死罪。道理就在這裏。
所以岸田文雄雖然躲過了遇刺一劫，我想他此刻的心情一定還是有點委屈的，豁上命去幹這份工作，幹不好挨罵也就算了，明明都遇刺了還要自己道歉，倒給誰心裏都好受不了。
但沒辦法，這就是傳說中的極端集體主義，基於稻作文化的日本既然形成了這種“抱團”的風格，你享受了這種抱團帶來的紅利，就必須承擔相應的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屈己”。
我是很不喜歡這種日本傳統的文化模式的，
說起做決策這件事，在一些文化中是所有人都表達、投票，每人亮明自己的觀點，乘以各自權重之後做決定。
在另一些文化中，決策則是決策者一個人的事情，上麵怎麽說，底下就怎麽做。
日本人是最怪的，他們是先一起製造某種空氣，然後所有人都去讀空氣，最後基於空氣出一個集體決策。
這些決策方式中，你最喜歡哪一種呢？
其實哪一種都有其無可避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