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季，循白龍江源頭而去，草原、黑帳篷、犛牛群漸次浮現，遍地開滿了紫色的格桑花，那是郎木寺，位於甘肅、四川交匯處，隱藏在安多藏區深山密林處的一座小鎮。
剛踏足此地，時年36歲的李碩就感覺自己走在了遊牧和農耕、古代與現代的結合點上。這裏，是和中國東部城鎮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讓他仿佛行走在另一個時空。這是他實地研究遊牧文明與農業文明衝突融合的起始之地，亦是十年後，他所想象的，死後歸所。
李碩，是一名青年曆史學者，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學士）和清華大學曆史係（碩士、博士），從事中國古代曆史與曆史地理研究。
他在《學術月刊》《曆史地理》《敦煌研究》等專業刊物上發表過多篇學術論文。但公眾對他的認知更多是：他是《翦商》《孔子大曆史》《南北戰爭三百年》《樓船鐵馬劉寄奴：南北朝啟幕戰史》等多本曆史暢銷書的作者。
3月15日，李碩在自己的朋友圈裏突然宣告，“朋友或陌生人們，我即將告別這個世界了。”事發於2月下旬，李碩在巴基斯坦遊曆時病倒了，在當地醫院接受了四天搶救，一星期後，他回國。他被確診為膽管癌，且是晚期。
病情來勢洶洶，不到半個月，這個46歲、身型高大、聲音洪亮的河北男人，已經沒了心力回複親友的問候，“一切醫學手段都已經失去作用”。在那則告別消息的末尾，李碩附了一張他在病床上的照片。他看起來麵色發黃，但似乎還保持著一絲笑容。
在朋友圈回複留言時，他寫道，“生平還有些小秘密，從未想寫成文字。也許再活三四十年、時過境遷之後才會想寫。現在就帶到火化爐子裏去了........我考證的曆史，總有人罵腦洞太大，其實現實這東西，真比文書腦洞更大。”
李碩不算是非常知名的曆史作者，但許多讀過他書的人，都印象深刻，特別是驚訝於他能把距今數千年之久的遠古曆史寫出一種讓人如臨現場的感覺，著名考古學家許宏稱為“震撼感”。
2023年初，李碩在巴基斯坦當地理發店
然而，也因為這種吸引人的故事寫作，讓一些人認為，他的著作不太契合學術共同體“術業有專攻”的要求，更像是一種“網紅讀物”。
曆史該如何書寫？史料考證與故事書寫是否不可調和？史學應該麵向學術圈，還是兼向大眾？顯然，曾受過專業曆史訓練的李碩，最後還是選擇成為了“另一種曆史學者”，或者叫“公共曆史學者”。
“也許，人不應當凝視深淵；雖然深淵就在那裏”
李碩最為人熟知的著作，是《翦商》。2022年10月問世，數月內，售出十五萬冊。曆史類書籍中，這個銷量可謂“爆款”。
這本書講述的，是距今四千多年前新石器時代末期到商、周易代的過程。這個題材是中國小學生都耳熟能詳的，但李碩在此書中，描繪出的是學者熟知，一般公眾卻陌生的商朝風俗——殺人祭祀，並且，他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曆史觀：周人，作為當時小小的邊疆部落如何能滅掉強大的中原霸主商？周是殷商的附庸，更是後者殘忍人祭文化的犧牲品，甚至要從自己的部落為商提供人祭，正是在周人終結了商的大規模虐殺祭祀風俗後，周公旦才得以強力推行尊禮改革，從此，華夏文明敬鬼神而遠之，得以重生，並從曆史和記憶中抹去了人祭的遺痕。
李碩並不是第一個關注到殷商人祭文化的學者，但這個觀點（假設）是令人震撼的，也並非空穴來風。
為寫作這本書，李碩翻閱了大量古代典籍、從其行文中能看到大量引章據典，他還精讀了不少考古報告，包括研究了甲骨文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考古係教授許宏，在《翦商》序中寫道：“李碩有他自己明確的史觀史識”，“對於考古材料的運用，與古文獻和甲金文字一樣，已達嫻熟的程度，注釋與用圖，都頗為講究”，“專業靠譜”，“絕不外行”。
許宏舉例，很多曆史學者認為，人祭風俗盛行於商朝前中期，隨後“逐漸、自然退場”。這一論斷的主要依據是，考古學家黃展嶽在《古代人牲人殉通論》中，認為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都屬於殷墟前期。
但李碩仔細查閱了三座祭祀坑的發掘報告，發現，“有兩座屬於殷墟末期，一座時期不詳，無法確定是否屬於殷墟前期。”而這關係到殷商的曆史終結於何因。
年輕的李碩對多數學者曾經“不置可否”的曆史細節均“窮追不舍”，許宏介紹，他試圖點出和糾正與事實和證據不符的內容。
很難說，李碩提出的質疑就是確切的，他的假設就是真實的。但，他對細節的考證與探究，至少讓人重新思考曆史可能存在另一種真相，而這也讓讀者在他的曆史作品中，總能讀出一些新意，包括已經被無數人寫過的“孔子”。
一位《翦商》的讀者在豆瓣上留言：“讀完之後，你會對自己所處的上下五千年了解更多，意識到隨著考古挖掘的深入和對甲骨文的解讀，今天的學者已經可以還原出這樣一個早期華夏文明”，“那段曆史不像後世有那麽多確切史料可以連綴成故事，這本書是在努力逼近曆史真相，即便這過程中會穿越更濃重的迷霧”。
當然，也有人質疑他“一分史料，九分故事”，是曆史推演類非虛構作品。這種感覺，與他的寫作風格不無關係。《翦商》是一本用”非虛構寫作“手法，以大量細節、冷靜的白描，把讀者直送至曆史現場，目睹殘酷人祭儀式的書。連李碩自己都形容創作過程是，“一場無法解脫的恐怖之旅”，“猶如獨自走過撒滿屍骨的荒原”。
例如，書的引子裏，按時間順序複原了殺人祭祀的場景，其冷靜細致，令人毛骨悚然：
“主祭者先在坑底鋪一層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墊一層二三十厘米厚的黃土。黃土中有被掩埋的碎片，是打碎了的幾隻陶製炊器和食器，如鬲、簋、罐。”
“然後開始殺人。第一輪殺了19人，身首完整的隻有兩具，被砍掉小腿或腳的有五具，單獨的人頭骨十枚、上顎骨一塊、右腿一條。”
“第一輪殺人結束後，主祭者向坑內撒了一些朱砂（屍骨被局部染紅），然後填土，這次填的是紅褐色的土，厚半米多。接著開始第二輪殺人。
這次至少殺了29人，身首相連的屍骨有19具，單獨的頭顱9枚，沒有頭的身軀1具。”
“坑底堆積著很多死屍，已經不平整，坑內的作業者還特意把陶器放在較低窪的地方打碎，以使坑底相對平坦，然後再填入一層灰黃色土，厚約三五十厘米，混雜少量炭灰顆粒和紅燒土顆粒，說明地麵上正在燒火，可能是燒烤祭品，包括沒有扔進坑內的軀體。和第一輪相比，第二輪死者的軀體保全的相對多一些。”
這種非常寫實的描述，讓曆史似乎有了一種溫度。
李碩動筆此書，是在2020年。5月，他從任教七年的新疆大學西北少數民族研究中心辭職，回到成都與妻子團聚，那時，女兒出生不久，他還沒有找到下一份工作。於是，他先在河南安陽、洛陽小住，看過殷墟和二裏頭遺址後，搬進了成都郊外的一處租住房，並在這裏，完成了此書。
2019年，李碩在新疆期間留影
一位與他相識十年的朋友，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邱田回憶，冬日，那出租屋裏沒有取暖設備，李碩問她，“你覺得不冷嗎？”邱田體感氣溫不算低，但正穿著和在新疆時一樣厚衣物的李碩卻說，“很冷”。
邱田認為，這冷感，或許與他寫作《翦商》時體驗到的上古世界的殘酷有關。
“進入殺人者與被殺者的心理世界，我常感到無力承受。”李碩曾描述那段寫作經曆，猶如凝視深淵，“也許，人不應當凝視深淵；雖然深淵就在那裏”。
《翦商》出版後，入選豆瓣2022年度曆史文化圖書、廣西師大出版社2022年度十大好書。作者也被貼上“天才曆史學家”的標簽。出版方提出加印五萬冊，李碩一度猶豫，他說以往自己的書似乎賣得不算好，擔心出版方“砸手裏”，他覺得“印三萬冊也許就足夠了？”
誰的曆史？公共曆史學者之路
李碩在攻讀博士期間，就已經開始給曆史媒體撰稿。2010年前後，他曾給《看曆史》雜誌寫文章，李碩的連載稿件每期萬字左右，是雜誌篇幅最長的連載。
據《看曆史》創辦人唐建光回憶，李碩的作品很難得的，兼有學術研究方法和流暢的表達，“這在當時的曆史寫作中，是一種創新。”
在那個時期，國外關於曆史的非虛構作品正不斷傳入國內，“學者怎樣訴說曆史”被曆史學界廣泛探討。
當時，北京大學曆史學特聘教授王希，在《曆史研究》上發布了一篇名為《誰擁有曆史》的文章，將討論推向高潮。王希講述了美國公共史學的起源、發展與挑戰，他認為，針對這門學科的探討和思考，對於中國史學在21世紀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文章指出，曆史不僅要在課堂上被講授，而且還要在許多不同的地方、通過不同的方式被習得。公共曆史學者，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能夠躲在“象牙塔”中，與現實隔絕、隻滿足自己對曆史知識的追求，而應該麵向學術界以外的公眾，將自己的研究轉化為公眾可以接受的內容，在公共領域和公共話語中發出有分量的聲音。
什麽是公共史學？“它是一種普通群眾能夠看得見、聽得著、讀得懂並能解讀的曆史”，王希說。
李碩，是否注意並參與了當時的討論，這不得而知，但他確是為數不多的、麵向公眾進行寫作的曆史學者之一。
他的人生經曆與王希提及的公共史學家的成長路徑也多有吻合——接受專業的曆史研究技能訓練，但用“多元的、跨學科的”方法進行研究，且要深入“公共領域”一線，與不同行業、與不同人群打交道。
初入北京大學中文係，李碩就被選入了文科實驗班（“元培學院”前身）。這個實驗班創辦的目的，是破除學科壁壘，文、史、哲三係聯合開課，學生自由選課。他的北大同窗韓巍回憶，大學期間李碩喜歡強調“實踐出真知”，“對各行各業都有濃厚興趣”，“喜歡跟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
北大畢業後，李碩依照自己的意願，沒有留校，也不回老家，而是南下。先在廣州一家旅行社上班，後來進入深圳一家報社做記者，工作一段時間後，他考上清華，正式接受曆史研究訓練，專業方向是中古曆史。
李碩對多民族聚集地有濃厚的興趣，博士論文也與中國古代不同民族間的戰爭有關。博士畢業後，他決定再次走出“象牙塔”，去西部地區遊曆。2013年，他赴新疆大學任教，利用假期，踏遍了少數民族聚集地。
2020年8月，李碩在遊走西部過程中記錄的尼瑪鎮“浪山”活動
李碩總是和牧民同吃住，他有不少藏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朋友。在向白龍江源頭行進時，他記錄下了牧民用羊交換，借用“鄰居”草場的畫麵：
南邊山坳裏來了一位騎馬者，後麵跟著一大群山羊，還有幾個人牽著馬，馬背上是支帳篷的杆子和箱子、口袋，應該是在搬家。走近之後，兩戶人家互相打招呼。卓瑪才讓父子倆把自己的羊趕到坡上，原來是給新來的這戶讓路，防止兩家的羊混在一起。
兩家的男主人各拿一根繩套，一起走到新來的羊群裏，將羊群趕得跑起來。大概是卓瑪才讓選好了一隻羊，兩人同時擲出繩套，將羊套住，由兒子捉好。然後兩人開始選、套下一隻。原來新來這戶要借用卓瑪才讓家的草場幾天，付出兩隻羊做補償。羊隻交接完以後，新來者開始趕著羊群翻山。卓瑪才讓父子在草地上檢查新獲得的山羊：羊子被放倒，掰著蹄子檢查。之後，羊被放到自己的群裏。
“理解曆史的真正難度，在於了解當下的現實，因為人隻能借助對現實的了解，去解讀曆史，陳寅恪把這叫‘今典’（今日之時事）”，李碩曾在某一對談節目中說，他在邊疆做民族研究，主要的工作方式就是離開城市，下鄉與跟各色人等混在一起。
李碩像許多年輕學者一樣，對網絡和社交媒體的應用是嫻熟的。他把這些遊曆與觀察，發布在社交平台上，包括當地人的口述史、生活觀察紀實，以及相關曆史材料研究。
在北大時，曆史係韓巍與高一級的考古係學長林鵠經常在一起玩，探討曆史問題。正是受韓巍影響，李碩對先秦史產生了興趣。在清華念研究生時，他又得以與韓巍、林鵠相遇。彼時，李碩是研究生在讀，韓巍在讀北京大學中文係古文獻專業博士，而林鵠已經拿到了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在清華大學擔任博士後。
李碩後來回憶，林鵠與韓巍為他提供了許多考古報告、學會會議報告和上古文獻。
清華同學牛敬飛，給他介紹了同樣研究先秦史的陝西師範大學曆史學博士王向輝，二人曾一同前往“周人發祥之地”周原（今陝西寶雞）、西周都城之一鎬京（今西安）等地探訪，並向當地學者了解周武王伐紂等細節。
這些跨學科的交流與探討，為他的曆史寫作打開了視野。《翦商》後記中，李碩用錢鍾書的句子形容這段訪古經曆，“大抵學問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
在新疆大學任教期間，李碩還探討過如何書寫曆史教材。他認為，曆史教材“內容量不貪多，但要讓人真能讀進去，看‘懂’”，而實現這一點，主要是做到盡量把“主人公”介紹好，帶讀者認識那些有個性的曆史人物，包括他們的特殊經曆、作為，少用生僻術語和涉及製度的偏門詞（如土地、賦稅、兵役等），用常用的詞把事情交代清楚。
他的書就是這麽寫作的，幾乎總是圍繞著核心的主人公，采用經過考證的細節，但去除專有名詞，像寫故事一樣娓娓道來。而寫作過程中，需要作者完全沉浸式的進入曆史，有時甚至達到與現實恍惚的程度。
2022年11月，成都一葦書坊，李碩正在與讀者分享新書《翦商》
在新疆大學的前兩年，李碩沒用上微信，無法同步信息，漸漸地，他和過去生活的圈子、老朋友們產生了距離感，“有時候打個長途電話，可能對方都接不著，但，可以說在這種環境刺激下，寫成了《俄國征服中亞戰紀》。”
2022年夏天，《翦商》完成近半時，學者沙青青曾到成都組飯局，李碩想從壓抑的心境中短暫跳脫，也去參加，但在飯桌上，他常常失語。後來，他在一檔播客節目時坦承，寫作期間，他鮮有社交，那段時間感覺“離現實都有點遠了。”
一個素心人
成為一名公共曆史學者，似乎總是行走在邊緣。李碩在一次媒體訪問中表示，他在新疆大學工作時，是沒有時間寫《翦商》的，因為專業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學者身上的任務太多，他沒有時間和精力衝破規定體例，麵向大眾寫非學術類作品。
但穩定的工作，能帶來收入來源的保障，是他生存和持續研究、寫作的基石。直到疫情爆發且一再蔓延，李碩希望與家人團圓，才終於離開了教職。
創作《翦商》期間，李碩沒有找工作，隻依靠先前出書的版稅度日。他曾透露，寫書，從醞釀到準備到成書，周期很長，算下來一年也沒幾萬塊錢，沒辦法養家糊口。他向一位到成都探望他的友人坦言，“寫書無法養活自己”，所以他還是有回學校教書的打算。
經一位從事出版業的朋友介紹，四川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學者曾向他表達邀約的意向，他推辭了，除了此前他已答應四川師範大學的入職邀約外，朋友隱隱覺得，他有別的顧忌。“他總說這句話，‘我沒有職稱到川大來能行嗎？’我說當然可以，憑你的作品就可以。”這位朋友對鳳凰深調說。
一位接近李碩的朋友告訴鳳凰深調，李碩走在這種不確定和困境中，“是他所選擇的一種生活方式”。
曾有人問他，為什麽能夠這麽奢侈，有條件到各處遊曆，能做自己喜歡的研究，過自己喜歡的生活。李碩回答：“這是一種個人選擇。“當時，他才披露自己四十多歲的人，沒車，沒房，存款也沒多少。
李碩在豆瓣的賬號叫做安多千山---正是文首提到的那片藏區，下麵有這樣一句簽名，“知我者謂我何求”，這句話源自《詩經》《王風·黍離》一詩。
“也暢想點詩意的，以後骨灰撒何處？我喜歡的地方，是郎木寺的天葬台下山溝裏。雖然不是當地喂鷹的風俗，但也許會讓草長得好點吧。這裏是兩省兩寺老鄉們從來共享的一塊地兒，它的身份有點超然。我很歡喜，也有遺憾在這裏。從此，我可以永遠地等下去，看那遺憾變成圓滿。我相信。”3月15日的告別消息裏，李碩這樣寫道。此後，公眾視野中就沒有了他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