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3年10月，周恩來會見戴高樂總統代表、法國前總理富爾（中）。圖源：互聯網
1952年，我從北京外國語學校法文組畢業後，進入中國外交部工作，一直主管法國事務，研究法國問題，同法國結下了不解之緣。由於因緣際會，參與了1964年中法建交的一些工作。這是我外交生涯中親身經曆的最為激動人心的事件。中法建交是影響國際關係和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新聞媒體稱之為“外交核爆炸”。40餘年後的今天，當時的情景仍曆曆在目⋯⋯
1 戴高樂的秘密使者
1963年8月的一個早晨，我剛進辦公室坐定，機要秘書就送來我國駐瑞士大使館發來的急電。電文中說，正在瑞士達沃斯休假的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去伯爾尼會見我駐瑞士大使，要求再次訪華。他表示，此行純係私人性質，不負有任何官方使命。不過，他希望會見中國領導人，就國際形勢和法中兩國關係交換看法。他強調，法中沒有外交關係，不能通過彼此的大使交換意見，是不正常的。他認識雙方領導人，並有一定友誼，可以幫助雙方溝通情況，談些問題。訪華日期希望能安排在10月份。
富爾曾兩度出任法國總理。他資曆深，地位高，是個不倒翁式的人物。1958年戴高樂再次上台後，他沒有像多數老牌政黨頭麵人物那樣退居反對派地位，而是竭力向戴高樂靠攏，並深得戴高樂信賴。他在政府中並無官職，亦不屬戴高樂派，實際上卻是戴高樂政治圈子裏的要員，是個在野而又通天的人物。1957年5月，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邀請，他偕夫人曾訪問過中國，並受到毛主席接見。在法國政界人士中，富爾頭一個獲此殊榮。加之，富爾對華友好，主張法中建交。第一次訪華回國後，他寫了一本介紹新中國的書，書名為《蛇山與龜山》，這是借用了毛主席詩詞中“龜蛇鎖大江”、“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等詩句的含義。他希望法中之間像蛇山和龜山之間那樣，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並主張法中建立外交關係。不用說，富爾是溝通中法兩國領導人意向的合適人選。
當時，我是中國外交部法國科負責人，當即草擬複電，同意富爾10月下旬訪華，同上次一樣，仍由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張奚若會長出麵邀請，以示此行係非官方性質。複電經周總理親自批示同意。
10月中旬，我國駐瑞士大使館再次來電稱，富爾動身來華前，專程去伯爾尼，向我國駐瑞士大使說明：前不久，他見了戴高樂將軍。“此行不是為了我自己，而是為了戴高樂”。他還攜有戴高樂致中國領導人的親筆信。不過，他並未明確說明準備同中國領導人談什麽問題，隻籠統表示談國際問題和兩國關係問題。
這一意外的信息使得富爾此行變得微妙起來，也給我們確定接待方針出了難題。富爾究竟以何種身份訪華？負有何種使命？他究竟是以半官方身份就打開中法關係向中方進行某種試探，還是受戴高樂委托進行實質性的建交談判？一時尚難判定。
10月21日，我同外交學會副秘書長吳曉達一起，奉命到深圳羅湖迎接來訪的富爾夫婦。當年的羅湖不過是很不起眼的彈丸之地。中國大陸與香港的分界線從羅湖橋中央穿過，雙方邊防軍警隔著幾個木架路障相望。經特許，我步入橋頭，佇立在路障我方一側，在迎麵而來的人流中捕捉他們的身影。忽見人群中一個禿頂的高個兒老外使勁向我揮手。哦，他已經認出我來了！我也趕緊揮手示意。富爾第一次來中國時，我曾接待過他，所以他老遠就認出我來了。這時，吳曉達也過來同富爾夫婦握手致意。
在來羅湖之前，富爾在香港對記者說，此行純係私人性質。他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麽藥？我們急需當麵摸清底細，以利於中央確定對他的接待方針和規格。富爾談鋒甚健，一見麵就海闊天空地侃了起來。我們總設法把話題拉回到他的訪華使命上來。他強調此行是正式的、官方性質的，自稱是戴高樂的特使，攜有戴高樂總統的一封親筆信，他將麵交我國領導人。
這封信的形式和內容都頗為獨特。由於法國尚未承認新中國，戴高樂不便直接給中國政府或中國領導人寫信。這封信形式上是寫給富爾本人的，實際上卻是給中國領導人看的。信件本身並非正式的授權書，隻字未提委派富爾為特使或授權富爾談判建交，但字裏行間顯示出，富爾是代表他來華探討建交問題的。戴高樂可謂用心良苦，他既要盡量抬高富爾的身價，使之能直接同中國領導人商談建交問題，又要不失堂堂法國總統的體麵，尤其要避免萬一談不出名堂使自己處於尷尬境地。
富爾所謂純係私人訪問雲雲，隻不過是向外界施放的煙幕。他此次是作為戴高樂的秘密使者而來的，其訪華使命超出一般性試探的範圍，事實上是受戴高樂委托前來同中國領導人商談法中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問題。於是，我們當即決定按預定的高規格方案接待，立即調用一節專列車廂掛在從深圳開往廣州的火車上。陳設講究的專列車廂裏隻坐了六個人，除了富爾夫婦、吳曉達和我，還有前來協助工作的廣州外事處的兩位同誌。這同富爾上次訪華時坐在普通軟席車廂裏自然大不一樣。從富爾夫婦的神情可以看出，他們已經辨出味道來了，此行非同一般。當晚，由廣州市市長曾生出麵設晚宴歡迎富爾夫婦。富爾對這種禮遇自然極為敏感。次日，富爾偕夫人飛抵北京，不像上回那樣下榻北京飯店，而是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當晚，張奚若會長舉行歡迎宴會，副總理兼外長陳毅元帥特地從外地趕來出席。富爾從不斷加碼的接待規格中覺察到，中方已收到戴高樂發出的信息。
那麽，富爾何以從私人訪問而變為戴高樂的秘密使者呢？事隔多年之後，我從法方檔案中獲知：早在1960年，戴高樂就想在對華關係上有所動作。為此，他召見富爾，就打開對華關係問題征詢其意見。富爾表示，他雖在《蛇山與龜山》一書中主張承認中國，但目前采取承認中國的步驟的時機尚未成熟。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繼續，是發展對華關係的一個障礙。戴高樂覺得富爾言之有理，隻得等待和觀望。
1963年9月初，戴高樂再次召見富爾。他說：“我曾就承認中國問題征求過你的意見，當時你說不能有所作為。現在你是否還是持這種看法？”富爾回答道：“我想一切都變了。首先，阿爾及利亞問題已經解決。因此，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後，就不會遇到北京承認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這種尷尬事。其次，中國人由於同蘇聯的衝突而處境困難，會對您的建議更有好感。再說，您已經給美國那麽多獨立的信息，多一個少一個都無關緊要。”富爾還說，事有湊巧，他正好從中國駐瑞士大使館收到再次訪華的邀請，行期定在10月下旬。戴高樂就說“：好吧，你到中國去。不過，你作為我的代表前往中國。”兩人當場商定，這次訪華對外純係私人性質。為了使這次秘密使命不致引起外界注意，特別是避免為美國所覺察，富爾在訪華前先訪問柬埔寨，會見西哈努克親王。回程在印度逗留，會見尼赫魯總理。會見戴高樂後，富爾電話通知我國駐瑞士大使館，抵華日期定在10月20日或21日。於是，身負特殊使命的富爾，就這樣來到了中國。
2 曲折的談判過程
中法建交談判自始至終是在周恩來總理領導下進行的，由周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長親自主持，先後在北京、上海同富爾進行了六次實質性會談。富爾夫人作為富爾的助手，參與會談。我有幸參與了建交談判的全過程。
據我事後從法方檔案中獲悉，戴高樂於1963年9月26日就法中建交談判曾給富爾書麵指示。他強調：“嚴格說來，我們無求於人。”這句話為談判定了基調。他要富爾特別設法弄清兩點：為了實現法中關係正常化，中方對將來取代台灣進入聯合國和安理會的立場；中方對法國同台灣的關係提出什麽條件。“我們認為，保持（同台灣的）這種關係，是合乎我們的意願的。更確切地說，是適宜的，即便必要時可以適當降格。”富爾在整個談判過程中貫徹了戴高樂的指示精神。
10
月23日上午，周總理會見富爾。在寒暄中，富爾故意問周總理是否到過巴黎。其實他很清楚，周總理早年曾在巴黎逗留過。周總理回答：“是的，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富爾接口說：“現在是再去巴黎的時候了。”輕描淡寫地點出了他訪華的使命。
富爾開門見山說道：“法國元首戴高樂將軍希望同中國領導人就兩國關係問題進行會談。他認為，像我們這樣兩個大國的領導人現在還不能進行會談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樂將軍要我來中國，代表他同中國領導人會談。”
而在中法建交會談中，法國同台灣的關係問題是一大難點。富爾代表戴高樂提出三個建交方案：（1）無條件承認方案。法國政府正式宣布承認中國，中國政府表示同意。（2）有條件承認方案。法國政府表示願意承認中國，中國提出接受承認的條件。（3）延期承認方案。法國政府對中國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認，但兩國間形成特殊關係的局麵。富爾強調說，戴高樂希望能爭取立即實現第一方案。他表示，法國準備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隻有一個中國，但希望中國不要堅持法國先主動同台灣斷交。他反複解釋，法國政府絕不是以此辦法搞“兩個中國”，而是認為兩國在互相承認的問題上不應提任何先決條件。法中兩國無條件建交，就意味著和等於法國政府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
總之，法方既想同中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又想避開主動宣布同台灣斷交，實質上是回避公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和反對“兩個中國”問題。戴高樂也不願在建交問題上給人以法國有求於中國的印象。
針對法國的立場，周總理指出，法國可以從與中國完全平等的地位出發，在以下方式中任選其一：（1）全建交方式，如瑞士和北歐諸國那樣，即在解決法國對台關係問題的條件下實現中法建交，也就是法國先同台灣斷交，然後同我們建交的模式。（2）半建交方式，如英國、荷蘭那樣，這對雙方都將是不大愉快的。（3）暫緩建交。雙方應采取積極創造條件促進早日建交的態度，而不是消極等待，可先設民間貿易代表機構等。中方歡迎積極的直接的建交方式。
富爾表示：戴高樂希望法中之間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絕不仿效英國拖泥帶水的半建交方式；法國也不願采取第三種方式，法國政府隻是把延期建交方案作備用，根本無意采取這個方案。但他再三表示，希望中國不要堅持法國先同台灣斷交。富爾強調，法國不附和“兩個中國”的主張，如果法國承認中國，那就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國在聯合國支持中國的席位將是合乎邏輯的。但同時他又強調，台灣問題是個微妙的問題。對法國來說，若要驅逐蔣介石的代表是不愉快的。這是一個禮遇的問題，而不是政治問題。他甚至說，島上存在著一個“事實上政府”，而且戴高樂將軍沒有忘記他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曾同蔣介石站在一起，不願意突然切斷關係。
周總理反問富爾：“現在法國是戴高樂將軍領導的，皮杜爾是反對戴高樂的，設想如果皮杜爾在外國勢力扶植下成立反戴高樂的流亡政府，說這是法國政府，法國對此采取什麽態度？我們中國是否能因為一度與他有過關係而不承認法國現政府而承認他，或者兩個都承認呢？”周總理明確表示，中法都是“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獨立政策的國家”，中國反對“兩個中國”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不會改變的。台灣同大陸的關係是中國內政問題，這一點不能動搖，希望不會有什麽誤解。“台灣問題解決以前不能建立外交關係和交換大使，但可以建立非正式關係，如先設立貿易代表機構，半官方的、民間的都可以。”
富爾還試探，中方是否允許法中建交後法國在台灣保留一個低級別的領事官員，以照管法國的利益。周總理斷然回答“：這不可能。”並指出，英國就是因為在台灣有領事，又在聯合國支持蔣介石，所以造成半建交關係。如果法國也采取同樣的辦法，對中法雙方都不會愉快。
由於富爾死守住無條件建交的立場，中法建交談判一度陷入僵局。在此情況下，周總理在釣魚台國賓館請富爾夫婦共進晚餐，以便緩和一下氣氛。席間，我看出富爾情緒十分低落，食不甘味，往常談笑風生的他忽然變得沉默寡言。倒是富爾夫人不時設法找點輕鬆的話題，免得飯桌上出現尷尬局麵。晚餐很快就散席了。富爾站起來告辭說：“總理先生，我們想去花園裏透透氣。”客人走後，周總理稱讚富爾夫人比富爾沉得住氣。他對在場的人說：“看樣子，他們商量去了。我們也需要時間考慮一下。”當晚，周總理決定第二天安排富爾夫婦去大同和呼和浩特等地參觀遊覽三天，談判暫停。
那次我留守北京。在周總理主持下，中方研究擺脫法台關係的對策。富爾返回北京後，中方提出“積極地、有步驟地建交”的變通方案。雙方立場有所接近，但仍未能打破僵局。
考慮到中法建交有利於打破美國和國際反華勢力對中國的封鎖、包圍，也有利於反對美蘇壟斷世界事務的圖謀，而且對發展中國同西方國家的關係有著重要意義，中國在堅持反對“兩個中國”的原則立場的同時，對建交的具體步驟和驅蔣的具體方式，采取了變通處理的方針，提出“直接建交”方案。新方案的特點是不要求法國先宣布同台灣斷交，而以內部默契這種匠心獨具的方式處理法台關係問題，即在中法雙方就法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並承擔相應的義務達成默契的情況下，采取中法先宣布建交從而導致法台斷交的特殊方式。中國政府一向堅持，凡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必須同台灣國民黨集團斷絕外交關係。中法“直接建交”模式，在新中國外交史上是獨一無二的，也是周總理高超的談判藝術的出色體現。
第二階段中法建交談判改在上海舉行。當時毛主席正在上海小住。周總理、陳毅先期去上海。毛主席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毅麵商後，在“直接建交”方案上批示：“照此辦。”我陪同富爾夫婦去上海。一路上，富爾愁眉不展，寡言少語。抵上海不多時，我被周總理召到他辦公的地方。周總理口授了默契內容，由我筆錄，隨後譯成法文，交給富爾。這三項默契內容如下：（1）法國政府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認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2）法國支持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3）中法建交後，在台灣撤回它駐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的情況下，法國也相應地撤回它駐在台灣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
看完譯文，富爾愁容頓消，表示這一方案是合情合理的，可以接受的。談判在中方新方案的基礎上順利進行。在最後一輪會談中，周總理和富爾就這個方案的措辭反複進行推敲。富爾把第一項默契“不再承認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這一句刪去了，理由是，“不再承認”這種提法意味著法國需要通知對方，這樣一來又不是無條件了。雙方經過協商，把這一句改為“這就自動地包含著這個資格不再屬於在台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
建交方案最後敲定後，富爾表示，由於他未被授權簽署正式文件，他將攜此方案向戴高樂將軍複命。一俟戴高樂作出正式決定，立即通知中方。
11月2日，中方以《周恩來總理談話要點》的形式，向富爾提供了建交方案的書麵定稿。周恩來總理和富爾分別在建交方案上簽了字。富爾申明，他的簽字是非正式的，有待戴高樂將軍作出正式決定。
關於中法建交的實質性談判至此告一段落，富爾圓滿地完成了他的秘密使命。
11月2日，毛主席接見富爾夫婦，標誌著中法建交談判圓滿結束。毛主席說：“兩位來得正是時候。要把兩國正常關係建立起來。”富爾高興地說“：現在可以說已經成功了，我將把結果報告戴高樂總統。”
為了避人耳目，富爾返國途中未按來程路線取道香港，而是於11月5日從昆明飛仰光。他在法國駐緬甸使館撰寫了給戴高樂的報告，然後去新德裏，將報告連同建交方案交由法國駐印度使館一名外交官，專程送往巴黎總統府。隨後，他自己又在印度悠哉遊哉地逗留了兩周，以示他的亞洲之行並無公務在身。
3 兩句話的建交公報
1963年12月12日，經戴高樂同意，德姆維爾外長委派他的親信、外交部歐洲司司長雅克·德博馬歇前往伯爾尼，同中國駐瑞士大使李清泉就建交的具體事宜進行正式談判。德博馬歇按照戴高樂的指示，著重提出把確認兩國建交的方式由原在北京商定的互換照會改為發表聯合公報或各自發表內容相同的公報。其意圖在於避免先行一步從而給人以在建交問題上有求於中方的印象。同時，這種方式也更符合法國在中法宣布建交後不立即主動同台灣斷交的做法。對此，周總理從原則的掌握到談判的具體細節都作了詳盡的指示。
1964年1月2日和1月9日，德博馬歇前往伯爾尼繼續會談。為了照顧法方的意願，我方同意采取聯合公報的形式宣布建交，但公報中應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措辭。對此，法方表示接受上有困難，強調方式愈簡單愈好。我方申明，如果法國政府實質上不支持製造“兩個中國”的立場，而隻是認為接受這一措辭有困難，中方可刪去這一句。但中國政府將對外發表自己的解釋，說明同法國建立外交關係的決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作出的。中方將在聯合公報公布後發表單方麵聲明，闡明自己的立場，法方則以默認的方式加以確認。在互換大使的時間問題上，戴高樂擔心，如台灣不采取主動斷交步驟，導致中方變卦，到時不派大使，將使他在外交上和政治上陷於被動。因此，法方強烈要求在聯合公報中寫明“三個月內互換大使”，後又改為“三個月內任命大使”。最後，中法雙方就僅有兩句話的公報措辭取得一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為此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雙方商定於1964年1月27日在兩國首都同時發表建交聯合公報。總共隻有兩句話的聯合公報，是新中國外交史上內容最為簡潔、措辭最為獨特的建交公報，充分、生動地顯示出中法建交模式的別具一格。
1964年1月8日，戴高樂召開內閣會議，討論法中建交問題，內閣成員無一缺席。當時，除了總理和外長，其他部長們隻是從報刊上得知法中將建交的種種傳聞，對內情尚一無所知。經過兩個小時的討論，法國內閣決定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雖然中法雙方對富爾訪華使命嚴守秘密，但美國一開始就有所覺察。美國采取了一係列行動試圖阻止或至少推遲法國承認中國，戴高樂不為所動。蔣介石當局風聞中法即將建交，於1963年12月24日致函戴高樂，對此種傳聞表示深感不安，要求予以澄清。戴高樂派前法國駐重慶大使貝誌高作為特使前往台灣，遞交複信。他確認，法中即將建交。蔣介石要求戴高樂推遲實施這一決定，法國不予理睬。
1964年1月27日格林尼治時間11時，中法建交公報如期在北京和巴黎同時發表。中方根據同法方商定的建交方案的既定步驟，於1月28日由外交部發言人就中法建交發表聲明，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作為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國政府談判並且達成兩國建交協議的”，重申“台灣是中國的領土，任何把台灣從中國的版圖割裂出去或者其他製造‘兩個中國’的企圖，都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同意的”。
戴高樂為了給中法建交更添聲色，決定親自將這一具有曆史意義的外交事件公諸於眾，以期取得轟動效應。1月31日，戴高樂在愛麗舍宮舉行有千餘人參加的記者招待會，正式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中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並針對國內外的反對意見，詳盡說明法國此舉的種種理由和法中建交的重大意義。他在發言中指出，“由於事實和理智的影響日益增強，法蘭西共和國認為，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常關係即外交關係的時刻已經到來”，並預言，“目前還在觀望的某些政府，遲早會覺得應該仿效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