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走高飛以後：中國女性留學生在西方

· 編者按 ·

你身邊是否也會有這樣的女性朋友，她們選擇在世界的不同角落單打獨鬥，她們是故土鄉鄰們的談資，她們骨子裏不願聽人管教，也拒絕被馴化。出走、離開、逃跑、遠走高飛、背井離鄉……物理意義上的移動總是伴隨著生命感受的撕裂和重建。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我們選編這篇《遠走高飛之夢：中國女性留學生在西方》的書評，看看娜拉出走之後的群像。馬嘉蘭（Fran Martin）筆下的女性留學生，在婚育壓力、父母殷期、信息孤島和跨國教育產業的迷宮中探尋著新的路徑。娜拉不會停下，她沒有家，必須學會利用自己的移動性資本，在世界封閉之前開始新的冒險。正如魯迅所說，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隻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麽去？倘隻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裏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

作者 / Xuting

編錄 / 藍熊

當墨爾本大學教授馬嘉蘭（Fran Martin）在二零一五年開展她的田野調查時，並沒有預想到她會在疫情肆虐、國境封鎖之際完成一部研究跨國教育移動性（transnational educational mobility）的著作——之後由杜克大學出版社發行的Dreams of Flight: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Students in the West (《遠走高飛之夢：中國女性留學生在西方》)。受妮娜·格利克·席勒（Nina Glick Schiller）等學者關於“transmigrant”概念的啟發，馬嘉蘭將她的研究對象——在澳大利亞留學的中國留學生——界定為一群“student transmigrants”。不同於背井離鄉、落地生根的傳統移民（immigrant），“transmigrant”仍然保持著和本國的諸多聯係，比如留學生用微信媒介保持原有的社會關係網絡——從這個角度講這一概念可被翻譯成“跨移民”。如果考慮到詞根“trans-”所帶有的“短暫、暫時”含義，我們也可以將“transmigrant”理解為“暫移民”：對於許多國際學生而言，不管在海外有多少新體驗，留學終究是一段暫時的經曆，他們仍要麵對回國後的處境。因此，馬嘉蘭在書中多次運用具有暫時性特征的概念，如“暫停地帶（zone of suspension）”、“臨界時間（liminal time）”，去描繪留學生所處的特殊的、介於中間的時空。

Dreams of Flight: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Students in the West. 圖源：杜克大學出版社

正如本書副標題所言，這是一部關於中國女性留學生的民族誌，性別的視角貫穿了整部作品。如果說對於女性性別身份的管轄（regulation of gender）是建立在對女性生命時間節點——特別是婚育時間——的掌控上（regulation of time），那麽當留學給了年輕中國女性一個暫時逃離主流性別規定的機會，她們會如何利用這段經曆重構自己的性別身份、親密關係以及生命曆程？馬嘉蘭注意到，根據《人民日報》二零一六年的一份統計報道，女性在出國留學生群體中占到六成以上，這表明性別議題（gender）與跨國教育所承諾的移動性存在著緊密的聯係。馬嘉蘭的前期采訪也證明了這一猜想：許多受訪父母表示他們非常清楚女性在國內環境下遭受的就業歧視與不公，因此希望女兒能通過取得國外學曆和提升專業技能來彌補結構性的劣勢。他們並不介意留學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反而認為這有助於孩子的獨立自強。馬嘉蘭認為，這也反映了新自由主義話語影響下中產階級父母對於自我做主（self-determined）、世界主義（cosmopolitan）身份的認同。在行前采訪時，作為女兒一代的留學生們卻在考慮另一個性別議題：她們深受傳統性別結構催婚催育的壓力，既不想急匆匆地安頓成家（settle down），也不想因家裏壓力而將就（settle for）自己的人生，留學如同為自己買了額外的時間（buying extra time），無疑為她們提供了一個不走尋常路的機會。

在探討女性留學生親密關係的第五章中，馬嘉蘭記述了一個頗為傳奇的故事：二十一歲的嘉瑩（音譯）來自一個西南邊陲小城。她的家庭極其保守，重男輕女的父親一直想要個男孩，盡管母親已經四十多歲了仍被施壓要二胎，為此二人爭吵不斷。母親也不支持嘉瑩選擇的感情關係，瞧不起嘉瑩買不起房的男友。在母親看來，出國讀研還不如早些嫁了好，她甚至和人商議起拿一百萬彩禮嫁了嘉瑩。而嘉瑩卻認為，當初母親嫁給父親也僅僅是因為父親答應買房、資助母親的兄弟姐妹上學，並沒有感情的基礎，這恰恰是他們婚姻不幸的原因。

然而就在嘉瑩留學結束前一年，她的家庭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父親向不肯生二胎的母親提出了離婚，把財產悉數轉走，並迅速找了年輕的未婚妻，要換個人完成他延續香火的願望。與母親朝夕相處了二十多年的祖母完全站在父親一邊，這更令母親傷透了心。與此同時，嘉瑩意外地懷孕了，她的父母勸她打掉孩子，而到了診所預約的那一天嘉瑩卻改了主意，瞞著父母最終生下了孩子，和男友在墨爾本匆匆成婚，直到春節回國時才抱著孩子告知了大吃一驚的父母。嘉瑩勇敢地反抗著，她與不被看好的男友結婚，不顧父母的反對生下了孩子，她已不再是那個在朋友圈裏哭訴父親冷漠無情的小女孩了。而當嘉瑩完成學業、取得澳大利亞技術移民簽證之時，她家裏的性別結構也倒轉了過來：沒有技術移民資格的丈夫依靠配偶簽證留在了墨爾本，承擔日常照顧嬰兒的責任，她的母親也飛來澳大利亞，和曾經不看好的女婿一同帶娃。

馬嘉蘭指出，嘉瑩的學曆和移動性資本（academic and mobility capitals）成了她對抗父權家庭最重要的資源。正因為嘉瑩接受了高等教育並獲得了經濟獨立的能力，她才有足夠的財力維持自己選擇的生活。遠離父母的留學生活也使得嘉瑩脫離了父權家庭、親緣社會的監視和控製，能夠做出不同於父母人生的選擇。當然，如此激烈、極端的對抗並不常見，馬嘉蘭也在書中記錄了一些隱性的反抗：在來到澳大利亞之後，一些女性留學生更願意接受情侶同居，並認為在結婚前應該自己確認是否與伴侶合適，而不是聽從家裏的相親安排。一位受訪者表示，同居在國外司空見慣，“沒有情侶不住在一起的”，這也說明了留學海外所體驗到的社會常態（social norm）會改變女性留學生對於傳統性別規定的遵從態度。

盡管抱著對澳大利亞生活的憧憬和成為世界公民的抱負，現實中的留學生們卻往往在非常局促的社會空間裏生活著（sociospatially constricted everyday lives）。馬嘉蘭讓幾位留學生畫了她們日常生活世界的地圖，一位叫慈惠（Cihui音譯）的女生的作品十分具有代表性：她的地圖以唐人街為中心，還附注了她做第一份兼職的餐廳，紙麵上其餘部分標記了她的住所和幾處教學樓，三點一線的往返便構成了她留學生活的全部，看不到她和墨爾本其他區域的聯係。馬嘉蘭還注意到，大部分中國留學生都會選擇租住高層、高密度的公寓樓，這些高樓固然離大學校園近，但孤島般的居住環境也限製、隔絕了他們的生活圈子。高層公寓雖然在中國一些大城市被視作身份的象征，但在西方大城市卻被當地媒體戲稱為“高層貧民窟”（high-rise slum）——有著社群文化支撐的郊區（suburban）住宅才是西方中產階級的選擇。雖然留學生都表示渴望“融入當地社會”，但居住空間的選擇已經很大程度上限製了他們的社交範圍。

然而也有一部分留學生在墨爾本體驗到了歸屬感，她們繪出的地圖甚至遠遠延伸至墨爾本南北郊區。這種“歸屬感”並不是文化、社群意義上的，而更像是自我認同與地方創生（placemaking）的混合物。一個來自江蘇、在墨爾本住了六年半的女生對馬嘉蘭說，“我的確對墨爾本產生了很強的歸屬感……每次我回中國前都有一點傷感，這很不可思議吧。我想這是因為墨爾本是我一個人探索出來的地方。在老家，總有人幫助我、指導我……在這裏我變得獨立，不管開心不開心，我都是自己度過的……有時候你最愛的不是你出生的地方，而是你成長最多的地方。”馬嘉蘭關注到她獨特的表述方式，“墨爾本是我一個人探索出來的地方”，仿佛墨爾本原來並不存在，是經由她的探索才產生的。馬嘉蘭寫到，這位名叫凇（音譯）的女生直覺地感受到，這個城市其實和她長大、成為成年人的過程（adult self）已經密不可分了。然而凇本身的性格、經曆也相對特殊，凇曾在留學期間經曆喪父的痛苦，她選擇遠離人群，一個人沉溺在哀悼的情緒中，搬到了郊區的一間違建小木屋，過著獨門獨戶、安靜低調（self-contained）的生活。這也使得她從留學生群體、內城高層公寓的限製中脫離出來，有了更多一個人獨立探索墨爾本的機會。

除了空間上的限製，留學生們也因為華語媒介的原因難以和當地社會產生更多有益的互動。馬嘉蘭注意到，大多數留學生是通過微信朋友圈和公眾號來認識墨爾本的。這種跨地域（translocal）的社交媒體雖然方便了留學生用中文獲取資訊，但這些媒體往往視角極其片麵，在它們的描繪下墨爾本似乎隻有一連串等待探訪的“網紅店”，僅僅是一個消費的城市（a site of consumption），並沒有和其他城市居民（urban residents）的往來互動。有的華人公眾號為了博人眼球，不斷炮製聳人聽聞的暴力新聞，煽動種族歧視。馬嘉蘭認為，這些華人公眾號針對非洲難民報道恰恰反應了留學生群體的身份焦慮：留學生作為中產消費階層“購買”了澳大利亞的大學“服務”，來到墨爾本求學；非洲難民卻無需花費和努力，還領受人道主義援助。盡管華人新聞號努力地劃清“好移民”和“壞移民”的界限，其實兩個群體都是白人主流社會眼中的他者（Others）。馬嘉蘭寫到，真正的世界主義不能僅僅停留在中產階級消費主義的層麵，而更應該將對社會正義、公共利益（public good）納入其中；澳大利亞的教育機構也應當幫助留學生群體認識到西方社會超多元（superdiverse）的社會現實，而不僅將澳大利亞單純當作實現西方留學夢的目的地。

此外，馬嘉蘭還用了兩個章節分別探討了信仰和工作的話題。在第六章《信仰》中，馬嘉蘭注意到留學生參與當地教會活動的普遍現象。她認為真正對留學生有吸引力的，並不是信仰內容本身，而是教會提供的“在地社會化”（local socialization），給沒有歸屬感的留學生一個認識同齡人的機會。澳大利亞大學似乎並沒有注意到，一些最保守反動（reactionary teaching）的宗教組織正在接近本應接受自由教育的國際學生。而在第四章《工作》裏，馬嘉蘭深入探討了“代購”的意義。雖然不少女性留學生通過代購小賺一筆，但“代購”的流行恰恰反應了留學生無法正常獲得當地社會長期、穩定的工作，隻能寄托於祖國原有的社會關係搭建跨國交易網絡，用副業賺機票錢。馬嘉蘭批評道，西方大學在賺取高昂國際生學費的同時，應當關切留學生對於在地社會關係的需要，而不是把責任轉嫁給留學生自己去想各種打擦邊球的生存策略（tactics）。

在回訪的過程中，馬嘉蘭發現經曆過澳大利亞留學的女性學生大多有了些有關移動性的變化。有的學生選擇繼續在澳洲就業，並在工作期間體驗到了比留學時期更多的跨種族人際交流。有的學生雖然選擇了回國，但也做出了更加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的選擇，比如遠離家鄉到大城市工作，更敢於跳槽、實現階層的上升。有的學生在經曆過國外工作後，變得更有自信，更有勇氣主動投簡曆、尋找工作機會，而不是完全依賴“關係”。馬嘉蘭認為，這種“獨立自主”其實源於西方留學生活的方方麵麵：組裝平板家具、做家務、租房子、遠離家庭和集體主義宿舍之後安排規劃自己的生活。然而“做自己”並不完全等同於努力工作上進，還有的學生選擇了“漂著”的生活，哪怕不賺更多的錢，半工半讀也要多去一些國家遊曆，把時間更多地花在自己愛好上。海外留學不僅令一部分留學生從後社會主義體製內生活轉向新自由主義個人奮鬥的模式，也令少部分人從兩種模式中脫離，探索非主流的生活路徑。這種“不安定”（unsettling）或許是留學經曆給女性帶來的最大財富。

馬嘉蘭也同時承認，女性留學生對於跨國教育文化資本的轉化程度取決於她們的階層（thoroughly class-bound）。大城市中產階級女性往往能夠成功將海外學曆轉化為通往職業道路的敲門磚，並以此為籌碼與父權製家庭博弈，然而一些小城市公務員家庭出身的留學生卻很難掙脫束縛，被迫接受了留在當地的機關單位工作和父母安排的婚事，甚至短短幾個月裏就變得滿口官腔——就更不用說根本沒有教育移動機會的女性了（less privileged sisters）。當留學作為商品可以被購買時，購買力的差異實際上又加深了不同社會階層女性性別困境的差距。

在本書的結尾，馬嘉蘭再一次將批判的目光轉向了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當西方大學將跨國教育作為出口商品（export commodity）每年獲得數十億美元收入時，高等教育的政策製定者也應當考慮這一商品的“社會可持續性”（social sustainability），為留學生提供必要的社會支持，而不是將所有成本轉嫁到留學生身上——在支付高額學費的同時，過著在餐廳打黑工或忙著“代購”的生活；受語言限製無法接觸當地資訊，從而陷入更深的信息孤島中。無節製的招生、短視的項目設置、缺乏留學生配套支持的西方高等教育，最終會導向更極端的排外情緒以及留學生對當地社會的隔閡。而民族誌的深描、豐富生動的個案或許某一天會讓一直以來“單向溝通”的大學政策製定者認識到留學生的困境，為國際學生做出更多的努力，並抓住跨國教育恢複期的機會重新審視原有的失衡政策，這也是馬嘉蘭教授這本人類學著作的現實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