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餘傑：健康碼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簡體版）
目前在中國使用的疫情健康碼網絡截圖
病毒流行以來，健康碼、出行碼和核酸檢測已成為中國人日常生活的“叁大件”，比衣食住行還要重要和必需。中國官媒宣稱，正是健康碼等數碼高科技為中國築起銅牆鐵壁般的現代長城，拯救無數人的生命。如果沒有這些高科技手段，中國必定像中國之外的很多國家一樣，早已是鬼哭狼嚎、民不聊生，早已是“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
為了賦予健康碼以更具溫情與魅力的外貌，中國官媒大肆宣揚其發明者、“科技天才”馬曉東。馬曉東於一九八六年出生於寧夏固原，二零零六年考入湖南大學，在校期間帶領團隊完成與Google、IBM合作的大數據項目。畢業後，他入職阿裏，成為阿裏大數據首席負責人。二零一一年，馬曉東組建蘇州國雲數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創業。二零一四年，他的“大數據魔鏡”項目吸引了來自IBM、淘寶、華為、微軟、中科院的精英加入，與中石油、京東、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等大型企業等展開戰略合作。同年，馬曉東被國家授予“中國十大時代楷模青年”稱號，國雲數據榮登“中國大數據服務客戶滿意首選品牌”。官媒披露，馬曉東開發的健康碼和行程碼，“為中國抗擊疫情提供了有力的數據支持”、“大數據在每個人的生活中至關重要，對於很多行業來說就是指路的明燈，特別是疫情的行蹤排查來說，大數據之下才無所遁形，這一切都離不開像馬曉東這樣的優秀青年”、“健康碼為中國人帶來健康，十四億中國人都要感謝他”。
不過，民眾的反響卻與官媒大相徑庭。很多人在官媒報道下留言說——“中國人民感謝你八輩祖宗。”、“技術含量很低，害人誤國極大！”、“祝他絕後！”、“流芳百世，遺臭萬年。”、“聽我說謝謝你，彈窗彈死你！”、“這個垃圾害了多少人啊！”、“大數據，也是大凶器。”、“看到都是罵他的，我就放心了”。
健康碼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更是中共數位極權主義的最新成果。此前的人們無法想像會有這種輕易控製十四億人言行舉止的科技發明：一九四八年，奧威爾寫《一九八四》時，隻能想像一個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時刻盯著你的“老大哥”；十年前，王力雄寫《大典》時，隻能想像國家在人們的鞋子中設置一種跟蹤器，以此建構“鞋聯網”。誰能想像到，一個強迫手機用戶使用的健康碼，就能徹底剝奪十四人的自由和憲法賦予的公民的基本人權？
馬曉東是天才，邪惡的天才，他與當年參與希特勒大屠殺的醫生一樣，其危害性有過之而無不及——健康碼並未拯救中國人的生命，被它害死的中國人成千上萬。美國學者利夫斯在《納粹醫生：醫學屠殺與種族滅絕心理學》一書中研究了納粹醫生是如何養成的，未來中共政權崩潰之後，若有機會，我一定去監獄中采訪馬曉東，寫一本《馬曉東及中共數位極權主義的參與者們》。利夫斯指出，種族滅絕項目需要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員——醫生、科學家、工程師、軍事統帥、律師、神職人員、大學教授——的積極參與。希特勒承認其政權需要一些特定的專業群體，這個政權也決定要發揮這些專業人員的作用。專業人員以提供“科學幫助”之名，走向最大程度的邪惡之地。這個旅程要求沉迷於這種意識形態及其承諾的統一的世界觀，要求將知識用於狂熱的目的，這種沉迷是受教育者尤其容易有的。諾貝爾獎得主支持“雅利安物理學”的概念，精神分析學大師則認為其學說僅適用於雅利安人，細菌學家以使用病毒消滅猶太人的議題給納粹高級軍官講課時語氣清晰而平靜。為納粹大屠殺服務的醫生是“半吊子受教育者”和“半吊子知識分子”，他們真誠地相信一些虛假的理論，在合謀過程中得到特權，有著超正常的光環。在今天的中國，馬曉東等人不正是如此嗎？
當陶斯亮成為健康碼的犧牲品，誰能置身碼外？
十一月五日，知名“紅二代”、中國市長協會副會長陶斯亮在微信公眾號“天道合聖”發文譴責健康碼勞民傷財，後來作者又將該文刪去。現年八十一歲的陶斯亮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陶鑄的女兒，號稱“開國四公主”之一，其身世比習近平更顯赫。陶鑄在文革中一度紅得發紫，後被毛澤東整死。陶斯亮在文革初期是意氣風發的紅衛兵，曾在毛澤東麵前告軍方高級將領邱會作的“禦狀”。文革後，陶斯亮發表悼念父親的文章〈一封終於發出的信——給我的爸爸陶鑄〉，感動無數國人。她曾任統戰部六局副局長，八九學運期間，因同情學生、反對武力鎮壓，與統戰部長閻明複一起被罷官。
陶斯亮早已退休，但畢竟是父輩為常委級別的頂級“紅二代”，日子過得頗為瀟灑，以慈善家身份活躍於社交圈。在民眾被清零暴政折騰得苦不堪言之際，她與丈夫一起去浙江湖州參加全國高爾夫總經理聯誼會，這種活動，參與者非富即貴，遠非韭菜所能享受。就在準備回京前，她發現彈窗了——“彈窗”即是“北京健康寶”彈出的告示，禁止在外地的北京人回家。陶斯亮為此“無數次地填寫申訴表格，幾十次地打熱線電話，一直打到深夜還不甘心”，都無法解決問題。她說：“我一向是個有定力的人，但這次慌亂，因為第一次嚐到了有家不能歸的茫然和無助。”“彈窗”像能施展魔法一樣，讓無數人，無論在何時何地，瞬間動彈不得。更讓陶斯亮感到奇怪的是，她同丈夫來自同一個社區，同乘一趟高鐵，結果她彈窗了，丈夫竟然沒事，這又作何解釋？難道“大數據”還看碟下菜？否則隻能說明“大數據”不專業，太粗糙，太隨機。
養尊處優的陶斯亮對被困在江南小城的抱怨，確實太過奢侈了——她與丈夫一時無法回京，但無需擔心衣食和醫療問題。健康碼的罪魁禍首不在馬曉東，而在習近平。習近平是從陶斯亮所在的那個太子黨小圈子中脫穎而出的，現在陶斯亮才大夢初醒般開始批評習近平，無疑太遲了——習近平已如脫韁野馬般奪命狂奔，沒有人能拉得住韁繩。習近平及其數位極權主義，已成為所有中國人的“共業”。
健康碼不會曇花一現，即便病毒逝去，健康碼將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深深紮根，實現“常態化”。十一月十日，中國衛健委等部門發布《“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規劃》，其中提出，到2025年，“每個居民擁有一份動態管理的電子健康檔案和一個功能完備的電子健康碼”。美國南加州大學教授孫天澍撰文指出，中共應對疫情的方式，逐漸從應對真實疫情演變成“以疫情為理由開展的大規模數字監控社會實驗”，“基於數字科技、大數據的健康碼、行程碼正在逐漸淪為中共對人口流動、維持穩定的宏觀調控工具”。
習近平的防疫政策，不是看重人的生命，而是以防疫為名達成維穩之目標。長期研究艾滋病、麻風病、毒品及公共衛生問題的台灣社會學家劉紹華，用此前的研究經驗來觀察中國的防疫政策，敏銳地指出：“恐懼蔓延、汙名標簽、過度防疫、醫師無助，這些反應與做法，曆久不衰。人性如常，手段未變。持續無能，生靈塗炭。”她呼籲說：“如果能安然躲過這一波疫情，懇請中國幸存的眾人關注與挖掘曆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如果平日就經常因愛國愛麵子而容忍縱容有問題的治理措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來攻擊國際批評、當有人揭露令人憤怒的真相時卻將指控的手指頭戳向吹哨者，“那麽當下一次新興疫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學不會曆史教訓的政府仍然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家”。
（文章隻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