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404文庫】:“如果你交出全部，你同時也喪失了全部的希望”（外二篇）
作者：陶斯亮、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微信公眾號“槍稿選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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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檔案館》講述中國審查與反審查的故事，同時以文字、音頻和視頻的形式發布。播客節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戶端搜索“404檔案館”進行收聽，視頻節目可在Youtube“中國數字時代· 404檔案館”頻道收看。
歡迎來到404檔案館，在這裏，我們一起穿越中國數字高牆。
盡管中國的言論審查和輿論管控日趨嚴峻，國家對公民的監控也無處不在，但我們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從的個體，頂著被刪號、被約談、甚至被監禁的風險，對不公義勇敢發出自己的聲音。
中國數字時代在“404文庫”欄目中長期收錄這些被當局審查機製刪除的聲音。
本期節目，我們選讀過去一周中引起輿論關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天道和聖｜陶斯亮：彈窗
11月5日，微信公眾號“天道和聖”發布一篇由原國務院副總理陶鑄的女兒陶斯亮撰寫的文章《彈窗》，講述陶斯亮及其老伴，兩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從北京前往湖州後，北京健康寶彈窗，無法返回北京的經曆。文中寫道：
終於被彈窗了！隨後，作者講述了聯係緊急求助熱線12345的經曆。她說：
老伴兒要去湖州參加一個活動，他已經80老幾，我得陪他，但我也80多了，就怕到了外地出什麽狀況。行前四處打探，都說湖州沒疫情，放心來吧！
我們乘高鐵直達湖州，天天做核酸，一點不敢怠慢。但就在準備回京前發現彈窗了。
原來“彈窗”就是在你的“北京健康寶”上貼一告示，“溫馨”地通知你：“根據相關流調，你可能與京外的疫情風險地區……有時空關聯，需進行風險排查”，“滿足七天內，無涉疫縣市旅居史可重新申請綠碼”。就像是被武功高手點穴一般，我們立即就被孤懸京外，好厲害的一手！
昨天和今天，無數次地填寫申訴表格，幾十次地打便民服務熱線，一直打到深夜還不甘心。作者說：
作者質疑道：首先北京防疫政策的“流調”是不是真正的流行病學調查？若是，我覺得它欠缺科學性，若說不是，北京的防疫政策又說依據的是它。
比如，湖州已經21天無新增，全域無風險區域，而北京（截止11月3號），有20個高風險地區，28個中風險地區，新增本土32人，這種情況下，北京憑什麽隻準出不準進？
還有更甚的，老頭並沒有彈窗，想讓他先回北京，但幾次購票失敗，攜程回複是“抱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您暫不可購買前往該地的車票。”我倆麵麵相覷，實在搞不明白，彈窗和不彈窗有沒有區別？北京的防疫究竟與“流調”有沒有關係？作者寫道：
看來一切都無指望了，作者隻能和老伴在湖州待夠7天，等待北京健康寶轉綠。可是這所謂7天從哪天開始算呢？抵達之日？彈窗之日？沒人給我們答案。
像打了霜的茄子，這兩天蔫頭搭腦的。但轉而想想那些被阻隔在高速路上的卡車司機，那些住在簡陋工棚的打工者，那些JINGMO了數月的大大小小的市鎮鄉村，還有某知名大廠那些徒步回家的工人……我在這座江南小城等一等又有何怨呢！
二、城市的地得｜戴口罩自殺的母親和樓下封死的鐵門
11月4日，內蒙古呼和浩特一位女士跳樓自殺，其女兒衝出家門卻被鎖在鐵皮門外的新聞受到關注。11月5日，微信公眾號“城市的地得”發布了一篇名為《戴口罩自殺的母親和樓下封死的鐵門》的文章 。文中寫道：
昨晚，呼和浩特有一位母親跳樓了。她成為疫情封控中又一位跳樓的母親。感謝呼市警方，至少承認了這起事件是真實發生的。事實上，封控中的跳樓，我們很難證實。作者在文末寫道：
……
這就是現實。疫情中跳樓，比平常還要悲慘。如果你認為跳樓自殺是生命中的最後一次表達，你想控訴什麽，請一定再努力思考一分鍾。它可能無聲無息，無人知道，最多隻是化為一紙通稿。
悲哀的是呼市這位母親，直到跳樓時都還戴著口罩——這說明，她在家裏戴著，在臥室戴著，爬到窗台，也還是戴著。這比樓下的封控還可怕，它表明“防疫”不僅是一種思維，也已經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了。
她的女兒衝下樓去，發現無法打開鐵門。幾個鄰居下來，合力也推不開。業主群聯係物業，沒人回應。作為封控小區，鐵門早就焊死了。
這位母親是從12樓跳下的，很有可能當場就死亡了，也有可能仍有生命跡象。物業的人30分鍾後才來把鐵門打開，120救護車40分鍾後才趕到，這給我們留下了永遠的疑問。
我們必須相信，如果能第一時間開門，第一時間搶救，人就仍然有救活的可能——我們活著，就是為了這種種可能。
對當地居民來說，這是值得反思的事。看了一篇呼市本地人寫的文章，在封控焊死、封住消防通道，是普遍現象。人們也曾經產生疑問：如果發生火災或者極端情況怎麽辦？封控的人信誓旦旦，他們會過來開。
這位母親用自己的生命證明了封控的本質，也證明蘭州那位3歲孩子的事，如果發生在呼和浩特，也一定會是同樣的悲劇。
如果你交出全部，你一無所有，也很容易走上極端，因為你同時也喪失了全部的希望。我們為這位母親悲傷的同時，也必須思考自己的命運。
三、槍稿選題會｜電影局搬家記
11月2日，微信公眾號“槍稿選題會”發布了一篇寫於三年前的舊文《電影局搬家記》，詳細介紹了中國電影局的發展曆史。文中寫道：
回顧電影局的漫漫長史，要從1948年說起。以上是本期選讀的三篇404文章。這些作品版權歸原作者所有。中國數字時代僅對原作進行存檔，以對抗中國的網絡審查。
1948年12月中宣部發出一項對電影工作的指示，電影局由此成立。
……
1949年4月上旬，中央電影管理局在北平正式成立，袁牧之果然出任第一任局長。
中宣部指示：“因為階級社會中的電影宣傳 , 是一種階級鬥爭的工具 , 而不是什麽別的東西 ”。所以電影在新中國不是消費品不是藝術 ，而是意識形態的、宣傳教育的、甚至是政治鬥爭的工具。
……
沒多久，又是宣傳部的一紙令狀，讓電影管理局成功改嫁到文化部了。
從此，中國電影事業像工礦企業一樣嚴格按照計劃經濟模式操作——電影局統一進行題材規劃，各電影廠承接拍攝，中影公司統購統銷。
……
60年代初，國民經濟被迫進行全麵整頓，許多省級製片廠仍然壓縮不下來，夏衍表示， “文藝搞得太多了，超過了經濟的承受力，是要亡國的呀！ 我們總不能搞成中華人民電影共和國嘛！ ”
……
1956年製定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使得文藝界開始複蘇。
……
60年代中國承受著國內外政治、經濟的多重壓力，電影界更是惶惶不可終日。
……
被扣上“才子佳人”大帽子的文化部由於被指責“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應社會主義改造”，遭遇了建國以來的最大動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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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電影局審片室經常出現一位身穿鬥篷的客人。她不是別人，正是第一夫人藍同誌。
……
於她而言，看電影當然不是“消遣消遣，看看而已”，65年經她建議，文化部召開會議廢除了北影廠的導演中心製，實行民主集中製。一年後，大名鼎鼎的《紀要》印發，十年浩劫開始。
從1966年到1972年，中國沒有生產出一部故事片；電影局也被撤銷建製，整十年，電影事業全由藍同誌一人作主。
新時期電影業開始複蘇，僅1978年一年的放映收入高達九億多，這本該是件好事，但電影係統內部卻因此打架。
九億多放映收入全進了中影公司的腰包，各大製片廠咬牙切齒，希望拿回版權和票房分成。
改革春風吹滿地，但老一套計劃體製的電影業正遭受寒冬。在全國開始盛行商品經濟時，電影的企業化改革如同龜速。
1986年全國人大作出決議，將電影局劃歸廣播電視部，成立新的廣播電影電視部。而廣電部先後在1998年和2013年經曆變革，改製成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
1995年廣電1號文件讓一大批省級電影廠擁有了製作故事片的權利，2002年單片許可證鼓勵民營資本進入電影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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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13日，北京電影學院會議室裏迎來了電影局長在內的政府官員，他們一反常態地與王小帥、賈樟柯為首的第六代獨立導演展開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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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電影局進入了宣傳和產業並重的新時期，中國電影產業一路狂飆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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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進入到了2018年春，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規定將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新聞出版管理職責及電影管理職責劃入中共中央宣傳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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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國家電影局成立，而省級電影局幾乎同時從廣電係統搬遷到了省委宣傳部。
……
自此，電影部門全都轉由黨的宣傳部領導。一切回到了開始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