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大家談：精準防疫難撼動態清零，上海封城意味著什麽？
上海長期被譽為“防疫模範生”，試圖探索一條與封城清零不同的“精準防疫”模式，並且也在進行一些與病毒共存方麵的嚐試。但上海的實驗顯然與習近平3月17日親自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精神不符。習近平在認識到清零給經濟和社會生活造成巨大代價的同時，仍強調要堅持動態清零，盡快遏製疫情擴散蔓延勢頭。日益流感化的奧密克戎病毒能否清零？上海封城是不是表明中國已拒絕與病毒共存？習近平的封城清零模式是基於科學還是政治考量？
時事大家談：精準防疫難撼動態清零，上海封城意味著什麽？
法律學者、獨立時評人虞平評論，在奧密克戎麵前，中國的清零政策與世界相比顯得格格不入。這是因為上海地方的科學防疫與中央部署的政治防疫發生了激烈衝突，結果政治防疫占了上風。虞平說：“其實中國很久以來采取的清零政策，跟目前現在全世界各國所麵臨的奧密克戎這個新的變種高強度的傳染性，已經顯得格格不入了。我認為上海封城雖然它自己沒有用封城這個詞，其實是一個不封城的封城，我有很多上海的朋友，他們發出來的視頻可以看到，它跟過去在武漢的封城幾乎沒有倆樣。事實上，它隻不過是逐步封城。而這種逐步封城的這個政策，是不是最後能夠導致把這個疫情控製下來，現在對很多人來說都是一個問號。我們現在就看，就這一次的上海，前一天還說不封城，後麵開始封城，它反映出一個什麽信號，或反應出一個什麽一個情況呢？就是說政治上的防疫和科學防疫，在目前這個狀態已經到了一個幾乎是不相容的這個狀況。可是遺憾的是，政治防禦的考量目前占了上風。所以上海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而且它也不乏那些非常頂尖的科學家和醫學專家，他們對這個世界各國的防控疫情都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其實很早以前一些專家就已經提出來了，奧密克戎出來以後，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清零的，所以後來就出現了一個叫“動態清零”非常有意思，其實不能清零，你怎麽能“動態清零”？就包括現在上海市所采取的一個所謂的逐步封城，或者是，“遞次”封城，不管你怎麽說，到最後它形成了一個循環，還是會導致這個奧密克戎在這個上海市流傳。而且這一次還反映出一個信息就是，中國對防疫方麵所產生的那些基本的情況並不清楚，或者說不想搞清楚。上海封城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突然出現很多的案例，而這些案例還並不是說反映的全麵情況，其實還是個冰山之一角。好多醫生都說了，其實遠遠不止幾千個案例，那麽這個情況是怎麽造成的？其實跟防疫的政治防疫的政策有非常大的關係。那些醫醫療人員、那些地方幹部、那些特別負責人員，他們為了自己的政治上的一些責任，所以對於有一些陽性，完全不去報到，完全不去上報。最近網上有一些視頻傳出來，明明是陽性，卻不給他一個通知，告訴他口頭通知你是陽性，那別人說我既然是陽性，你要給我一個報告啊，那就是說對不起，陽性我們就口頭通知了，陰性我們報上去。所以這一係列的情況，反映出中央的所謂的政治性防疫和地方的試圖采用科學去防禦的這樣的一個想法，產生了激烈的衝突，而這個衝突的結果很遺憾是政治防疫還是占了上風。”
虞平結合心理學上“認知僵化”的概念，分析導致“清零政策”的中共的官僚體係和體製原因。由於政治防疫大過科學防疫，統治階層無法針對疫情發展進行政策調整。可悲的是，整個中國要為此買單。
虞平說：“中國有一個很僵化的官僚體係，當然我們說它也是非常集權的一個體製。就是說最高領導，他對整個政權負責，所以這就造成了一個什麽現象，用心理學上的一個概念，就叫做認知的僵化，這個認知僵化，是個非常有意思現象，在中國不僅是表現的個人身上也表現在一個整個體製上麵。所謂的認知僵化，就是說它已經缺乏能力去對信息、對一些意見的這種能動的反映適應，整個的這個狀況就是存在於他自己創造的模式裏麵。很典型的放在病人身上，就是我們大家知道自閉症。自閉症往往就是一個認知僵化的這樣的一個具體體現。可是你看現在這個體製，由於領導，由於它采取的一個所謂的一個大政方針，這個大政方針導致所有的係統都開始偏好一種認識，對外界的一些有效的信息、有用的信息，他們不能適應，就缺乏適應能力。那麽張文宏醫生為代表的這一些跟國際接軌的那些專家認知到奧密克戎這樣的一種新的變種，他是無法做到清零的。剛剛那個楊建利先生也提到，整個是在社區，可以說是沒有症狀地在蔓延，既然沒有症狀的蔓延，你怎麽去精準防疫，也沒辦法精準防疫，實際上就應該按照現在國際上大的趨勢，西方各國的這些醫學專家已經非常明顯的就是有一個普遍的認知、共識，就是這個病毒是不會消失掉的，是要跟我們在一起共存的。所以呢，那你既然是共存就有共存的方式，那這個方式是什麽？如果說有精準的話，就在這個方式上有精準。可是我剛剛講的，由於體製從最高領導到下麵的這個政治體製裏麵的人，對這些有效的信息，對這些有用的建議沒有辦法適應，沒有辦法去反應，有效地反應。所以變成就是延續他們過去的模式。當然我們從政治上講，是個僵化的政治、專製的模式，從科學的認知角度講，它是一種認知上的一個僵化。這個認知上的僵化，導致整個國家在防疫方麵就出現了剛剛你講的一種完全就是一種政治性的防疫。最高領導如果不改變的話，這個體製就沒有辦法改變。所以目前就還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我們要觀察，我覺得上麵已經在鬆動了，他認知到這個沒有辦法再這樣維持下去，那就要看最高領導階層的最後決策。很可惜的是他們的決策的時間點和他們決策的方向，中國整個社會要為之買單的，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可悲的一個現象。”
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評論，習近平的執政合法性非常脆弱。防疫成果在他名下，一旦防疫出現了問題，習近平的合法性瞬間可能就會受到挑戰，而今年爭取在二十大傷連任的他經不起挑戰。
楊建利說：“3月17號進入第四階段，第四階段可以說從最高層已經意識到他必須在兩件事情裏找平衡：第一就是我要盡量地減少感染的人數，那另外就是我經濟生活不能完全死亡，不能完全停擺。但是大家都知道習近平執政的合法性，他自己這樣做成的。因為他說防疫是他自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親自領導的，而且防疫的成績已經寫進教科書裏了。中共的最高領導人雖然權力很大，但是他的合法性非常脆弱，因為他都基於他的成績才有他的合法性。一旦防疫出現了問題，習近平的合法性瞬間可能就會受到挑戰，而今年他不能受到挑戰，因為他在二十大上要第三任，第三任是受到很多人的質疑和阻擋的，因為它是破了先例。這時候雖然習近平說，我們要最小的代價取得防疫的最大效果，實際上已經是對以前的政策有所更正，但是下邊的官員就像剛才虞博士所講的，他是個僵化的一個體製，這個僵化的體製，它對什麽最敏感呢？對自己的烏紗帽非常敏感，他知道我現在封城造成經濟的停擺，甚至造成了其他類型的病人的死亡，都不重要。因為現在大家不計較那個東西，大家每天要看的是什麽呢？是新冠病毒所感染的人，新冠病毒所死的人，他隻關注這個指標，所以因此其他都不管。這個時候這種僵化同時又敏感的一個官僚體製，即使習近平想轉彎都很難轉。因為換句話說，如果上海繼續下去，可能就是和國際上接軌，那沒什麽了不起的。大家和病毒共存，然後經濟生活依然活躍。但是如果這個數字天天以幾千上萬的增加，非常的不好看，這時候“聖上”可能就非常的不舒服。這是上海，上海是中國最大的一個城市，經濟金融、文化、交通都是最重要的一個城市，這時候出現了問題，當然就會讓習近平感到非常的不舒服。而李強要為此負責。剛才我已經講了，我再講一遍，如果李強和其他的省市一樣，完全按照清零風控的方式，出了問題，大家也都一樣。如果他非常個別，就像在重慶一樣，我要搞唱紅打黑，為了入常，這時候你出了問題，你就要負責了。所以這時候大家都知道重點在什麽地方，我不能夠違背這個模式來獨樹一幟。”
楊建利評論，世界沒辦法抄中國的作業，反而中國應該抄世界的作業，但是政治體製決定了中國抄不了國際社會的作業。中國的防疫高度政治化，與習近平的執政合法性結合在一起，讓政府騎虎難下，而中國的百姓則如入虎穴。
楊建利說：“這個作業國際社會是沒法抄的。當然，中國政府應該抄國際社會的作業，尤其是這個階段，但是這個體製造成了他抄不了。現在發生的這些現象，原因就是從一開始中國的防疫就高度地政治化，和這個政權，甚至和習近平的個人的執政合法性結合在一起了。你想他多麽脆弱，他必須繃得緊緊的，又加上今年2022年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年，就使得神經就繃得更緊，所以這種政治化的防疫使得整個政府都是騎虎難下，他想下都下不來。老百姓就如入虎穴，就像每天在虎穴裏邊呆著一樣非常難，生活在這一種恐怖、壓力之下。但是現在你說我們讓中國忽然轉向，就是和這個世界接軌，就和病毒共存，但由於嚴重的政治化，造成了兩個巨大的後果，使得它越來越不敢。第一個是什麽呢？就是實際上中國的這個疫苗的普及率不高，那有5000萬的60歲以上的人還沒有接種疫苗，這意味著什麽？這些人是最容易感染還是最容易死亡的？一旦放開，這個數字就會驟升，會出現非常讓人害怕的數字，這個直接又和合法性，又和習近平的臉麵又掛一起了。另外一個就中國的疫苗是有效果，但效果不如世界上先進國家的疫苗。但是中國的愛國主義在這裏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說我不能用國外的疫苗來救中國的生命，造成了中國的疫苗的質量上不去。所以這個時候如果完全放開，這個數字真有可能像中國政府所講的那樣，成千上萬的人感染，可能有很多的死亡。這時候，這個政治怎麽再談呢？所以正是這使他騎虎難下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美國之音記者曉歌對本文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