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美國人越來越憤怒、分化、彼此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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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一項偶然出現在我辦公桌上的統計數據令我大吃一驚。2020年,由於疫情,美國人的駕駛裏程下降了13%,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卻上升了7%。

我搞不懂。為什麽美國人在大流行期間開車卻更加魯莽?但根據美國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數據,在2021年上半年,機動車死亡人數更比2020年增加了18.4%。據該機構稱,造成事故的因素包括酒後駕駛、超速和不係安全帶。

為什麽這麽多美國人開車那麽不負責任?

當這些令人沮喪的數字在我的腦海中縈繞時,這個星期,馬修·伊格萊西亞斯通過Substack發表的一篇文章進入了我的收件箱。文章的標題是《各種不良行為在增加》。伊格萊西亞斯指出,不僅魯莽駕駛的人數在增加,飛機上的爭吵數量也在激增,城市裏的謀殺率在飆升,吸毒過量的人數在上漲,酗酒的美國人越來越多,護士說病人變得越來越粗魯,等等等等。

伊格萊西亞斯是對的。

教師們正麵臨著越來越多的破壞性行為。《華爾街日報》去年12月報道稱:“在學校裏,學生在課堂上講話這樣的小問題,以及打架鬥毆、持有槍支等更嚴重的問題都有所增加。學校官員表示,在達拉斯,今年的課堂破壞事件比疫情前的水平增加了兩倍。”

本月,美國家庭研究所發表了一篇名為《毒品流行越來越嚴重》的文章。其中指出,20多年來,因毒品死亡人數的上升幾乎沒停過,但“在大流行期間吸毒過量尤其出現激增”。在這個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裏,吸毒過量危機主要集中在白人當中,但該文指出,在2020年,“黑人的比例首次超過了白人的比例”。

去年10月,CNN播出了一則報道,題為《聯邦調查局稱美國的仇恨犯罪報告激增至12年來最高水平》。例如,聯邦調查局發現,2019年至2020年期間,針對黑人的襲擊從1972起上升到2871起。

槍支購買量也出現激增。據《華盛頓郵報》報道,2021年1月,美國槍支購買的數量超過200萬支,“同比增長80%,是有記錄以來單月購買量的第三高。”

隨著美國人對彼此的敵意似乎在增長,他們對彼此的關心似乎也在下降。印第安納大學利裏家族慈善學院的一項研究發現,美國人的慈善捐款比例正在穩步下降。2000年,66.2%的家庭做了慈善捐贈。但到2018年,隻有49.6%的人這麽做。對宗教事業捐款的比例隨著禮拜儀式出席率的下降而下降。但在2018年,向世俗事業捐款的家庭比例也創下了42%的新低。

這還不包括整體氛圍惡化中難以量化的部分——兩極分化、仇恨、憤怒和恐懼的加劇。許多年前,當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從來不擔心自己在課堂上說的話會讓我受到排斥。但現在,我認識的大學生們擔心,說錯一句話可能會導致社會性死亡。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

不得不說,並非所有趨勢都是壞的。例如,青少年的毒品使用似乎正在減少。而且這些問題當中,有很多都是由疫情帶來的暫時壓力造成的。我懷疑,如果沒有戴口罩的規定和一種令人擔憂的致命病毒,就不會有那麽多人毆打空乘或是因為奶酪發脾氣。

但一些更黑暗、更深層次的事情似乎也在發生——團結的長期喪失,隔閡與敵意的長期上升。生活在一個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都在解體的社會裏,就是這樣的感覺。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一句話:我不知道。我同樣不知道是什麽導致了抑鬱、自殺和孤獨感的高發率(這些問題其實在大流行之前就已經困擾著美國人),這是我剛才描述的那些敵意和魯莽可悲的另一麵。

我們可以歸納出一些常見的嫌疑人:社交媒體、腐敗的政治。當唐納德·特朗普總統表示仇恨邊緣化群體也沒什麽不可以的,很多人肯定會將其視為一種允許。

一些有害因素肯定是社會學方麵的——社會結構的破裂。去年,蓋洛普發表了一份報告,題為《美國教會成員在人口中首次不占多數》。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發布了一份報告《美國單親家庭兒童比例為世界最高》。

一些有害因素肯定是文化上的。2018年,《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根據兩項新研究,美國是一個自戀狂的國家》。

但在這個問題的核心,肯定也存在著某種精神或道德問題。在過去的幾年裏,在各種不同的行為中,美國人支持社會、親近他人越來越少,反社會和自我毀滅越來越多。但這是為什麽呢?

作為一個專欄作家,我本應有一些答案。但我現在不知道。我隻知道情況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