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歲開始，我為父親彌補1937年以後的童年”

▲常誌強和女兒常小梅在家祭中向當年遇難的親人獻花 新華社發

父親總是一個人拎著包出門。他去哪裏，做了什麽？最早，家人很少會問，即便問了，他也不會說。隨著年紀變大，這樣的外出令家人不安。在90多歲時，他曾暈倒在路邊，路過的好心人報警。

後來，小女兒常小梅知道，父親總是去往紀念館，遇到父親突然長時間離開家，她總是先打電話給紀念館。

紀念館有父親的另一個精神世界，在那裏，他可以回到9歲或許更早。彼時，他還有父母、四個弟弟、一個姐姐，他還不是孤兒，也還不叫常誌強。

父親常去的紀念館，全名叫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一

在常小梅的童年回憶裏，父女很少聊天，並不親近。孩子喜歡熱鬧、快樂，而父親很少會笑。

父親在工廠裏管理設備，回家時間不固定，總會比一般人更晚。記憶中，飯桌上時而不見父親，多是母親為他單獨備好了飯菜。回到家，父親也常待在臥室裏，趴在圖板上，畫工廠裏的機械圖。

不管孩子多小，父親也總把他們當成大人。家裏有四個孩子，每到星期天，父親就給孩子們安排家務勞動，都得幹活，幹完了才能一家子去公園玩。放假時，父親又常帶回來書，高爾基的書、普希金的詩、雷鋒的故事……過一陣子，他會問問孩子們的閱讀情況。

有一天，不愛笑的父親尤為消沉，回了家，飯也沒有吃，徑直回到房間躺下。母親說，是工廠裏辦了活動，父親講了他家人被殺害的事。

▲常誌強在“哭牆”前撫摸爺爺的名字 受訪者供圖

這件事在家裏是個禁忌。父母下班比學校放學晚，常小梅從小就獨自從學校回家，不用人接送。暴雨天，別的孩子都有老人送傘，她冒著雨抱著書包跑回家。她哭著問母親，為什麽自己沒有爺爺、奶奶。母親說，爺爺、奶奶被日本兵殺了，“你爸爸回家後，不要提起這件事，不要讓你爸爸傷心”。

父親退休前幾年，常小梅結婚離開了父母家，周末才回家，父女交流就更少了。她結婚前一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成開放。她所在的單位組織了一次參觀，她記得紀念館內有個“萬人坑”，有些骷髏白骨，“挺陰森的，比較害怕”。對於爺爺、奶奶，她仍隻知道是“被日本兵殺了”，不知道這件事有關南京大屠殺。

她已經不記得具體是什麽契機，她得知父親是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她猜測應該是在報紙上看到過。她依然沒有問父親，具體發生了什麽，“媽媽很早就說過，不要提這件事。”

2014年，父親主動向家人們提起，南京大屠殺有了國家公祭，讓更多人能了解南京大屠殺。在他心裏，這是給死難者最大的慰藉。

二

張玉彪耗費十年時間，繪製了南京大屠殺係列作品。作品始於2007年，他接觸的第一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就是常誌強。10年後，女兒常小梅才知道這件事。她陪同父親參加讀書會，張玉彪卻不知她是誰，“之前我父親所有的（活動）都是一個人，人家不認識我。”

父親的家中常有人來拜訪。2014年，來訪者中有一名日本人，名為鬆岡環。鬆岡環向常小梅提起，次日有幸存者聯誼會，也邀請她陪同父親。

聯誼會在飯店，剛出電梯門，記者圍了上來。在此之前她從沒經曆過這樣的情況，也沒想過會有記者。她要往後退，父親轉過身抓住了她的手，望著她說：“你不要走啊。”

她想，父親老了。此後活動中，父親身邊多了她。這一年，常小梅54歲，父親86歲。

▲常誌強懷抱鮮花參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遺屬2017年清明祭儀式” 據視覺中國

終於有一次，常小梅陪同父親去往紀念館，他帶她去看了新的雕塑。父親的聲音有些低，話依然很少。麵前的雕塑叫《最後一滴奶》，一名女性倒在血泊中，一個幼童仍在吮吸乳汁。他說：“這是你奶奶，這是你小叔叔。”旁邊，還有一個摔坐在地、張著嘴哭泣的兒童，他說：“坐在這邊哭的是我，9歲。”兩人沉默了。常小梅忍住淚水，她什麽也沒問，雕像已經說明了一切。

接著，父親又帶她去了“哭牆”，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名單牆。常小梅問：“這個牆上是有我們家親人嗎？”他說是的，指著挨在一起的名字，“這是你爺爺，你奶奶，我的弟弟。”不過這些名字的姓氏都是戴，奶奶沿舊俗也被記作戴張氏。

在紀錄片《南京》的電影活動中，導演、父親都上台講話，期間放映了一小段父親在電影中的片段。

這部電影在聖丹斯電影節獲得了最佳紀錄片剪輯獎，2007年曾在中國上映，也被認為幫助西方了解了南京大屠殺、引起大洋彼岸轟動。

作為女兒，常小梅和其他人一樣，是通過屏幕才看到父親講起他的記憶。

三

在電影裏，父親出現的畫麵，會標注“常誌強”和“1937年時9歲”，是他對著鏡頭說著當時自己昏倒又醒來後看到的場景。媽媽、弟弟都被刺刀捅刺，“媽媽看著我眼淚直掉，媽媽不能講話，她看著我，嘴唇在動但是講不出來。”他替媽媽尋找最小的弟弟，“地上全是死人，地上的血，踩得腳底都發黏了。”

“我母親刀傷還在冒血泡泡，我弟弟也不懂事，拚命在吃奶，血泡泡在動。我就趕快上去，說：‘你堅持一會兒，會好的，媽媽我給你捂著。’”“可我媽媽不能講話，眼淚一直掉，掉著掉著，倒過去了，眼睛就不再睜開。我曉得我媽媽可能死了。”

這場屠殺中，常誌強失去了他的父親、母親、四個弟弟。幸存的姐姐也死於幾年後的細菌戰，他成了孤兒。

2017年，常小梅開始為父親寫書，她找出來這段內容，又仔細看了一遍。通過公開資料、向他人詢問，拚湊出了父親的過去。

▲2018年4月4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家族影像展，常誌強留下的紅手印及親筆簽名 據視覺中國

父親本叫戴政民，小名大龍。多年後，為了工作，他陰差陽錯使用了現在的名字常誌強，沒再改回原名。

父親說，1997年他曾給紀念館寫信、提交材料，“他們不是不承認（南京大屠殺）嗎？我活著，這就是見證。”2004年，他獲得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證書。

紀念館方麵告訴常小梅，2005年，父親常誌強曾去往日本幾個城市進行證言集會與和平交流，他每次都會控製不住自己的情緒，聲淚俱下。一次集會還受到了右翼勢力幹擾，會場外圍被高分貝喇叭巡回幹擾恐嚇。

2006年，常誌強參與電影紀錄片《南京》拍攝。導演後來在采訪中提到，在常誌強講述的過程中，翻譯哭得非常厲害，翻譯之後，導演開始哭泣。他把目光投向攝影師，攝影師也在哭泣：“這是我此生聽到的最為震撼的故事。”在電影裏，父親也在哭，他用一塊手帕捂住了臉。

四

另一次拍攝中，常小梅與父親在長幹橋上休息。1937年12月12日，由於戒嚴，逃難的父親一家暫住在王府園，計劃次日離開。距離王府園兩三公裏遠，日軍爬上了南京城南中華門的城牆。13日，南京淪陷。

在長幹橋上，常小梅看著中華門的城牆，終於問了父親。她問：“爸爸、媽媽被日軍殺害後，你會每天都哭嗎？”父親說：“哭，每天都在哭。白天想到父母在世時的那種快樂、幸福，也會哭。晚上在被子裏麵哭。”她問：“那你在太太（奶奶）和太奶奶麵前哭不哭？”他說：“不哭。”

斬釘截鐵的回答，常小梅又問不下去了，她想哭。她不知道父親怎麽能在9歲就做到“不哭”。

她又問起父親如何維持生計，會不會很擔心，有沒有碰到過壞人。父親講起獨自上紫金山撿鬆果、背柴火。老人囑咐，山上有蛇，要小心，不要打蛇。他還會去販米，等到下市時再買菜。

她覺得自己明白了兩件事。一件是，父親為什麽很少會笑。“他遭遇了那種創傷，麵對生活的艱辛，他有快樂嗎？這個笑從何而來呢？”

另一件是，她想讓父親快樂。

她開始代替父親參加活動，“別再讓他講了，讓我來講。”她為父親寫完了那本書，名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常誌強的生活史》。但給父親看時，她跳過了那段屠殺回憶，隻讓他看了後半段，關於老年生活。

▲常誌強的畫署名“大龍” 紅星新聞記者陳馨懿 攝

周末，常小梅哄著父親嚐試剪紙、畫畫、背詩、唱歌，隻要能讓父親高興。最開始畫畫時，她讓父親署名，父親卻始終不願意寫“常誌強”。最後，他寫的名字是“大龍”，他的小名。

漸漸地，父親的記憶力開始出現差錯。有時，父親會說起自己的奶奶還活著。

有時，他又像往常一樣，拎著包獨自出了門，又不肯用手機，讓常小梅四處尋找。他往往是去兩個地方，一處是紀念館，以至於常小梅總是先打電話詢問紀念館父親在不在。

另一處是夫子廟。大屠殺發生前，爺爺在夫子廟開了個商鋪，常誌強考入了當時的夫子廟小學。在夫子廟內，父親還記得，同學們集中到大禮堂，拍手唱歌。常小梅記得，父親回憶時，“臉上是快樂的，那種孩子一樣的笑、童真的東西。”

五

2022年，紀念館裏的幸存者照片牆上，父親的照片熄燈，他享年94歲。常小梅心裏空了：“我們曾經做過約定，他要活到100歲，我給他買一個很大的蛋糕。”

這幾年，作為幸存者的女兒、曆史記憶傳承人，她依然在傳播父親的故事、南京大屠殺的曆史。

今年，在一所小學，她應邀給孩子們講課。演講結束後，她看到有孩子有些嬉鬧，突然有點難過，“心裏這個坎過不去”。

▲4月4日，常小梅將寫給父親的一封信投入“時光信箱” 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據視覺中國

流程早已結束，她又走上了講台說，這座雕塑上、這個孩子當年和你們一樣大，他曾經特別幸福。但因為戰爭，他目睹了自己的親人瞬間倒下。她說著說著，自己先哭了，哽咽，淚流滿麵。“我想，如果沒有戰爭，他不是和他們一樣，坐在這樣的地方，挺幸福的，對不對？”

“講他的苦難，我感到他的痛苦。我也會想起我的痛苦，我想起父親總是少有笑臉。有時我會失控，它會勾起很多童年的東西，遺憾、缺失是很多的。”

在給父親寫書時，她加了這樣的內容：從未見過的爺爺奶奶、很少會笑的父親，大屠殺留下的代際創傷。“很多人不知道，這種傷害是持續的。屠殺不隻是幸存者（經曆的時候）受傷害，這件事就結束了。”

在父親離世後，她還是有很多想知道的事，當時他那麽小，到底是怎麽堅持下來、長大，逐漸成為一位丈夫和父親。她此前一直沒有問，在記錄和不讓父親難過之間，她總是選擇後者。就像童年時，母親一次次囑咐她：“不要讓你爸爸傷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