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飛落地韓國之後推出的原創劇集《魷魚遊戲》，拆分重組日本漫改電影《誠如神之所說》和美國電影《饑餓遊戲》的結構框架，加入韓劇走向世界的新法寶“貧富分化”元素，再造殺人遊戲版《寄生蟲》，獲得全球範圍內的巨大成功。劇集釋出當日登頂奈飛播放量冠軍寶座，劇中的遊戲更是成為互聯網最新流行“迷因”病毒式擴散開來。促成劇集獲得如此大範圍成功絕非單一因素所致，韓國影視工業化生產為總體質量提供的保障、優秀演員的演出效果、網絡平台提供全球化資源等等，對《魷魚遊戲》破除文化壁壘走遍全球都功不可沒。
但看過這部劇的觀眾不難發現，作為一部以“遊戲”貫穿全劇的作品，遊戲環節的設置和情節曲折程度並非這部劇最吸引人的地方，許多被殘酷遊戲生存法則吸引並期待主人公能夠憑借個人強而有力的特質排除萬難獲得成功者在觀看過程中大失所望，這也導致《魷魚遊戲》整體評價一般。在劇情缺陷明顯，結尾無力且缺乏邏輯合理性的前提下，劇集仍然能夠在全球範圍內喚起共鳴，靠墊是帶有全球化特性的主題：貧富差距和人性的扭曲。
“饑餓遊戲”成為觀眾發泄情緒的出口
伴隨經濟發展產生的貧富差距不斷增大絕非單一國家需要應對的問題，根據2018年發布的《全球不平等報告》，如果不能有效抑製財富集中化的趨勢，到2050年全球百分之四十的財富將集中在百分之一的人手中，而全球貧富差距狀況將倒退到十九世紀的水平。換言之，當代人沉浸在逐步消滅絕對貧困的同時，與極度的貧富不均距離也並不遙遠。
韓國是一個百分之十的人口占有國家一半財富的國家，貧富差距狀況不容樂觀。根據2018年亞太經合組織的一項調查顯示，韓國43.4%的65歲以上老人屬於貧困人口，貧困間接導致的老年人自殺率提升是韓國自殺率在全球範圍內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熟悉韓國影視作品的觀眾經常聽到“有錢無罪”等台詞大多出現在劇中人物討論財富不均衍生社會問題的場合。不同社會文化對於這種不平等的容忍度不同，類似韓國這種傳統文化仍占有強勢地位的社會，結構性的權利不平等以及隨之而來的收入不平等往往使人陷入宿命論的漩渦。作為對外展示韓國社會文化的窗口，韓劇中宿命論最浪漫的表達就是“命運般的愛情”，除了灰姑娘愛情故事，韓國鮮有從“一貧如洗”到“一夜暴富”的夢想故事。所以在《魷魚遊戲》這樣以提供感官和心理層麵雙重刺激娛樂大眾的故事中，仍然看不到類似中國爽劇模式中常見的“身份對調”，唯一一次身份對調還發生在“幕後黑手”身上——作為常見韓國貧困人口的老年人竟是富有的遊戲主辦人。
在浪漫愛情題材電視劇之外，韓國富人多數時間以負麵形象出現在影視劇中，他們大多共享著一副為富不仁的醜惡嘴臉，愚蠢、傲慢、易怒、偏見，他們有時作為出身平民的正義主角打倒的對手存在，有時則是主角戲耍的對象。《魷魚遊戲》中那些觀看窮人為了獎金彼此廝殺的富人也是這副嘴臉，影視劇通過嘲諷他們的愚蠢、展示他們不堪的下場為多數觀眾提供發泄情緒的出口，觀眾發泄心中情緒之後繼續安於宿命，不再追問財富的流向，在現實中無處不在的魷魚遊戲中繼續按照富人製定的規則與同類奮力搏殺。
強而有力的營銷更映襯出人物和情節設計的薄弱
英國社會流行病學教授理查德·威爾金森曾在自己的著作《公平之怒》中指出“社會平等對每個人都有好處”，但他在論證貧富差距過大會導致社會產生諸如犯罪率提高、心理疾病患病幾率增大等問題的同時指出這些社會負麵因素大多直接作用於已經陷入貧困的人口，而對於從事精英職業的上層家庭而言影響很小。換言之，平等的社會對每個人都有好處，但一些人並不在乎這些好處。在討論貧富差距對於社會負麵影響時，威爾金森特別強調了人際信任的問題，貧富差距越大，社會中公民彼此之間越缺乏信任。
《魷魚遊戲》像博物館的展覽廳一樣將韓國貧困高發群體逐一搜羅陳列，來自經濟上處於弱勢地位國家的海外勞工因為特殊的身份被排斥在社會福利保障係統之外，老年人以及大量的無業人員則是從正常社會秩序中墮入貧困的“失敗者”，經曆了期望與失望、切身感受人間疾苦的後一類人往往比前者更難建立信任。而劇中絕大多數暴露人性陰暗麵的人際鬥爭都發生在遊離在理想秩序之外的這群人身上，最典型的則是主人公成奇勳（李政宰飾）的發小曹尚佑（樸海秀飾）身上。
如果成奇勳迫於貧窮加入這場殺人遊戲多少有些是自身缺點所致，曹尚佑的遭遇顯然更讓人覺得可悲。受惠於韓國上世紀八十年代禁止補習的教育政策，彼時韓國還沒有出現富家子弟壟斷精英教育資源的現象，寒門學子仍能依靠懸梁刺股進入精英學府。作為一個講究“血緣、地緣、學緣、師緣”的四緣社會，進入精英學府不僅意味著享受優質教育資源，更意味著人脈，依靠名校出身形成小團體互相幫扶是極其常見的現象。然而進入名校的寒門學子曹尚佑在遭遇困難時顯然沒有得到來自學緣、師緣的幫扶，反而在加入魷魚遊戲後迅速依靠地緣進入主角的小團體，從實現階級躍層的階梯上跌落，重新回到了他起跑的地方。而這樣一個直接經曆貧富差距衝擊的人是所有角色中最無法和他人建立信賴關係的，最終也是信任的崩盤將他送上了生命的終程，就連他最後選擇死亡也更像是出於失敗的不甘而非良心發現對昔日摯友的成全。在人物普遍平麵化的《魷魚遊戲》中，曹尚佑這個“反派”或許是距離觀眾最近的一個，也是最能讓觀眾認識到財富差距是如何扭曲人性的一個。
憑借工整的影視工業流水作業和賣力的宣傳，《魷魚遊戲》成功成為全球年度最熱門的影視作品之一。然而，熱度並不能和質量畫上等號，強而有力的全球營銷更映襯出劇集人物刻畫和情節設計上的薄弱，以及創作者通過視角選擇而規避敏感話題的狡黠。觀眾被放置在和那些蒙麵遊戲玩家同樣的位置旁觀殺戮的發生，和蒙麵玩家一樣抱怨遊戲不夠精彩，無形中將自己的身份劃歸於遠離貧富差距衍生社會問題困擾的階層，從而擺脫了對現實問題的觀照。即便如此狡猾，《魷魚遊戲》仍然無法繞開展示被貧困所扭曲的人的麵孔，那些戲劇化的掙紮或許就在觀眾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