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索未 |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社會學院

［導讀］婚外包養關係是一種存在於道德邊緣的親密關係，也是一種值得我們深思和研究的現實關係。以婚外包養關係為棱鏡，可以折射階層、性別、城鄉、地域、市場等社會結構因素對個人生活選擇的形塑。肖索未老師針對這一課題，展開了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並最終寫下了這篇田野筆記；在這篇文章中，作者生動描繪了自己作為一個社會學者，因學術倫理、社會經驗、人際政治等而麵臨的研究困境，也回顧了自己在田野中受到的道德衝擊，這在某些時候甚至讓她對自己的學術倫理提出根本性質疑。從一個“混”在二奶中的田野經驗出發，本文也為我們理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自主性”問題，提供了一個絕佳的案例。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田野有驚慌

了解我做婚外包養的研究後，很多人會問我，你怎麽找研究對象呢？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在調研之前，我看過深度調查記者塗俏寫的《苦婚》，是她在深圳“二奶村”臥底三個月寫就的紀實文學。受此啟發，我於2004年8月進入深圳皇崗口岸附近的城中村進行預調研，那裏住著很多香港貨車司機或工薪階層的二奶。



很多香港人選擇讓“二奶”把家安在這裏，如果你跟這些女人聊天，她們都會不約而同地說起同一件事：“過兩年孩子他爸就要給他轉香港戶口了”。

我在“二奶村”悠來晃去了一周，陷入絕望。學術倫理要求我不能完全隱藏自己的身份，不能像塗俏那樣進行臥底調查，社會經驗的不足也讓我很難“破冰”。我隻能改變策略，通過人際網絡散布我在做二奶調查的消息，請親朋好友幫我牽線搭橋。

此時，一個表妹挺身而出。她在廣州上的大學，認識了各色人等，其中就有各種婚外戀、包養關係以及熟悉情況的朋友們。2005年8月底，她陪我去了廣州，帶著我去結交各種朋友，打開圈子。我跟著她到各種飯局敬酒套近乎，去夜場裏擲骰子喝芝華士蹦迪調情，去小姐妹的聚會聊LV、雅詩蘭黛和男人。幾乎每天都是半夜12點以後回家，有時甚至是飯局-夜場-消夜連軸轉，鬧個通宵。

盡管多數時候格格不入，全靠表妹替我擋酒、接茬。但看在表妹的麵子上，大家都客氣待我，容我坐在一旁，甚至幫我介紹研究對象。隻是在很多人看來，這有什麽好調查的，不是太正常了嘛。

在廣州的第一個月，我完全是一副不知所措的窘樣。記得一次酒桌上有男人說能用筷子喝湯，表妹和他打賭，男人壞笑著說要是你輸了就要陪我睡，我在一旁使勁踢她讓她別再逞強繼續。夜場裏一身酒氣的老板突然摟住我的腰說，其實我也蠻喜歡你的，我拿錢給你做做臉吧。淩晨5點吃完消夜，坐在一群醉酒的人中開車狂飆，還不能係上安全帶。

我開始焦慮，擔心自己根本不能完成博士學位論文的調研。我缺乏在這個圈子裏的身體知識和社交技能，語言上的隔閡也被進一步放大了--我隻能聽懂簡單的粵語白話，他們吹水聊天我常呆若木雞，為了讓我明白，一些人隻能操起蹩腳的普通話，壞了氣氛。人雖見了不少，但需要推進研究，我必須主動聯係那些在飯局夜場認識的陌生人。聯係前我都異常緊張，生怕讓人反感斷了後路，尤其是潛在的受訪者。比如Lucy是我最早認識的受訪者，她是表妹閨蜜的閨蜜，初次見麵我們就加了QQ，但是之後幾天我約她總沒有回複，害我緊張地把聊天記錄複製給表妹，問她我是不是說錯了什麽。

最驚恐的一次是在黃埔。我和表妹跟著認識不久的阿蒙去給她的姐妹過生日。她從小玩到大的好姐妹中，有四個離了婚，帶著孩子，跟著已婚男人。大家在夜總會喝酒狂歡嗨到半夜，轉戰去吃夜宵，在門口碰上阿菲的前夫，當地的“地大”（地頭），糾纏起來。表妹試圖拉走阿菲，被打了耳光推倒在地，我一著急一衝動，大喊：“你幹嗎？”話音未落，腰上挨了一腳，眼睛挨了一拳。我趕緊拉著表妹離開現場，開車上了大路。

兩個喝大了的女人--表妹哭著嚷嚷自己從沒被打過，阿蒙情緒激動地停車打電話叫哥們來打架要為我們討回公道。拉不動表妹，勸阻不了阿蒙，情急之下我下車打110，因為不清楚具體地址報警無效。阿蒙發現我報警，很生氣，猛地關上車門開走了。

淩晨，陌生的街頭，腦海裏還不時閃過揮舞著拳頭的黑衣男人們，我害怕，更擔心在阿蒙車裏的表妹。隻能硬著頭皮給她在廣州的朋友打電話求助。最後有驚無險，表妹的朋友先後“解救”了我倆，但好好教育了我們一通：當地人打架有分寸，都是親戚朋友的，不會真下狠手，打的都是外地人。你們這麽瞎搞，說不定怎麽死的都不知道。好一陣後怕。

後來，我慢慢意識到，在這次調研之前，我一直努力掌控著自己的生活--對自己負責、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是現代社會理性個體的基本要求，但現在我進入了一個完全“失控”的世界。一方麵，作為“局外人”，我欠缺這個世界的“文化資本”而舉步維艱；而另一方麵，“失控”--失去對自己的掌控--也是我的受訪者生活的世界的一個特點。

我隻能試著慢慢放掉我的“理性”，去感受這個世界。在研究初期，我常帶著“慣性思維”，去“盤問”我的受訪者，比如問他們“以後怎麽打算的？”“以後怎麽辦？”--這些也是後來我講這個研究時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他們給我的回答常是一句“今天不知明天事”。

一開始我以為他們不願告訴我真實的想法，隨口敷衍。到後來，當我陷入他們的生活之中，才理解這些回答的意涵。對未來的計劃需要有對現實的掌控，而在“今天不知明天事”的世界裏，“計劃”往往是無效的。這並不意味著人們對自己的生活處於無助無力的狀態，隻是生活的走向充滿了變數和不確定性，他們期望的未來並不在真正的選項內。因此，長線規劃往往是徒勞無益的投資，他們更需要的是一種“事到臨頭”的應對能力。

▍誰是“二奶”？

什麽是“二奶”，什麽算婚外包養關係，界定並不容易。在媒體上，“二奶”、“小三”、“情人”等詞幾乎混用，但是在現實中，人們往往有著精細區分。一次和開車行的朋友閑聊，他說自己就不願意包二奶，有個女朋友倒是可以，大家想玩的時候一起玩玩，想在一起的時候在一起，但是各回各家；會送禮物或者經濟上的幫助，但是沒有什麽定期的家用。“一個老婆管著就已經夠煩的了，還要個二奶！”他抱怨道。

我對“二奶”的界定采取了“社會生成”的方式，讓中間人給我介紹他們認為的二奶或包養關係中的人物，讓這樣的一種社會認知滲透到研究中來。他們介紹的對象在一些方麵具有相似性：一般由男方提供固定居所、提供家用或負責女方的基本支出，關係相對穩定。而這些也區別於其他例如情人、一夜情之類的婚外關係。

一個冬日午後，我坐了將近兩個小時的公交車，來到廣州市區地圖外的一個城中村和阿潤聊天。38歲的阿潤來自廣西的小縣城，一身綠色的呢子外套穿了十來年，和男友--來自浙江的汽車配件銷售員住在一個月租350元的一居室裏，19寸的彩色電視機是家裏唯一的電器。男友每個月在廣州待兩周，負責這期間所有的開銷，不在的時候給阿潤800～1000元的家用，阿潤還要存下一半寄給在老家念書的兒子。阿潤叨念著男友的好，說周圍的人都說他們是兩公婆。聊完我請她一起吃五塊錢一盒的盒飯，她嫌貴又不好吃，說下次去她家她做給我吃。

幾個小時後，我在廣州上下九的仙蹤林跟Lucy喝奶茶吃甜品。26歲的Lucy是廣州本地人，打著綠色眼影畫著紅唇，給我看新買的Gucci手機鏈，聊起前幾天在朋友的派對上認識的男生，送了她一盒SK-II的化妝品。Lucy現在跟的是一個香港的設計師，一個月來廣州過兩個周末。Lucy抱怨男友對她越來越差，要不是因為答應生日的時候送她LV包包，她才不忍他呢！

就這樣，我穿梭於廣州的“折疊空間”，從唏噓感歎到習以為常。受到各種局限，我的研究不能涵蓋所有二奶的情況，比如我沒有打入官員或大富商的圈子，也疏漏了女大學生群體。在我訪談過的二奶裏，主要有四類：像阿潤這樣生活在城中村的外地打工妹，像Lucy這樣的廣州本地美女，還有曾經在夜場工作的姑娘們，以及在廣州郊區離了婚帶著孩子的婦女。她們都沒上過大學，跟著中小商人或工薪階層的男人，但彼此間已是天差地別。有時我跟廣州的朋友聊起生活在城中村的二奶的情況，比如家裏沒有空調，冬天給男人洗衣服長了凍瘡，他們瞪大了眼睛說：“這也能叫二奶？！”

人們對二奶充滿了想象，而這些想象常常帶著年齡、階層、性別、情感的單一預設。這樣的大眾想象也影響著我的受訪者，她們常說：我跟人家不一樣。比如，“我們是有感情的”；比如，“我認定了就認定了”；比如，“我這個男人沒什麽錢的”；再比如，“我從來不跟他主動要錢”。將自己描述為例外，是她們“去汙名化”的努力，在我看來，也是她們拒絕將自己的情感和生命歸於那些單一平麵的形象。

在我的研究裏，我也將她們視為“例外”，收集她們生活的點點滴滴和她們眼中“與眾不同”的片段，將她們“恢複”成一個個複雜立體的人。我很快放棄了原先設定的半結構式訪談為主的研究方案--半結構式訪談帶著太多我的預設，我問的她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而她們真正關心的我又問不到。我開始花大量時間和她們“混”在一起，一起去做頭發、美容、逛街、喝茶、打麻將、泡吧，像女朋友一樣閑聊八卦。

田野調查激活了我的調研，但我也不得不在研究深度和廣度之間做出取舍。我本打算後半年去深圳調查香港貨車司機和工薪階層的二奶，但很快放棄了這個計劃，留在廣州進行跟蹤調查；原先計劃的訪談30～50個包養案例也完成不了，隻能依賴現有的圈子帶我到能去的地方。

我慢慢意識到二奶之間的差異之大，遠大於她們與自己生活世界裏的其他女性之間的差別，盡管後者並不是“二奶”。Lucy的女朋友們一樣熱衷時尚和名牌，打量男人的眼光首先落在他的車和手表上；黃埔的阿雪和妹妹一樣愛打麻將、愛抽煙泡吧，不過妹妹命好嫁了一個有錢人；在城中村的檔口，一個孕婦麻將打了一半，同居的男人過來找她要錢，兩人爭吵推搡起來，男人掏走了她兜裏僅剩的十塊錢去隔壁打牌，留她在身後破口大罵，牌友問她怎麽還給這樣的男人生孩子，她冷笑道：“你給我錢我就去打掉啊！”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阿潤經常掛在嘴邊的“今天不知明天事”。



▍“共情”的邊界

質性研究講求對研究對象予以“共情的理解”，田野調查要獲得“內部人”的視角，這也是我努力達到的目標。經過頭兩個月的艱難而緩慢的摸索，大半年“混”下來，我陸陸續續正式訪談了16位二奶，傾聽她們的生命故事，和其中幾位還有了更深的交情。

在酒吧喝大了直接睡在阿菲家，第二天起來蓬頭垢麵地取笑昨晚彼此的失態；和阿潤一起躺在她起了球的被窩裏，聽她聊起托付給老家好友的兒子，快上中學了越來越叛逆，聲淚俱下；Lucy和男友吵架沒錢時，也會找我借個幾百一千塊；在寧波認識的李雅，春節的時候給我打電話說跟老公吵架，離家出走了，問我怎麽辦。

相比於二奶們，我接觸男性研究對象時遇到了更多困難。他們不太願意接受訪談，即便接受了，他們的表達也很幹澀。一來很多男人不習慣聊自己的感情體驗，二來也跟微妙的人際政治有關。調研時，我26歲，跟他們的二奶差不多大，卻要“盤問”他們的婚外關係，這讓彼此都有點不適。因為難以打入以男性為主的工作和社交場合，“混”的策略在他們身上也很難奏效。我隻能倚賴在夜場中對他們的觀察和見縫插針的閑談，以及來自他們的二奶的描述。正因如此，我對這個群體最缺乏“共情的理解”，這是我研究的一個不足，也恰恰折射出質性研究中經常講到的知識的產生與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我每天去不同的地方訪談、觀察、“混著”，回來寫田野筆記，整理錄音，日複一日。我有時設想如果我是她們，我會怎麽辦，似乎並沒有太多好的選擇和辦法。日子久了也覺得身陷泥沼，常有煩悶之感。

那時我每周六去爬白雲山，有五六個固定的“旅友”，平時我和他們的生活沒有太多交集，因爬山而聚在一起。一邊爬山一邊閑聊，聽公司總經理老張聊聊國家大事、內部消息，跟中醫大夫阿宏討教下養生秘訣，再和女編輯白玉和單親媽媽小藝聊聊各種八卦。知道我在調研二奶，他們也會跟我講他們聽說的二奶故事，談談他們的觀點，幫我出主意如何和人套近乎。於我，周六、白雲山、這一群人，構成了我在廣州努力體驗的“另類”生活之外的“正常”的生活空間，讓我得以喘息，返回那個更熟悉和自在的自己。

一日爬山又聊起我的課題，我說有興趣跟夜總會媽咪和小姐聊聊，但苦於沒有渠道認識。老張說他認識夜總會的經理，可以給我引薦。一周後，他安排了個飯局，還叫上白玉和小藝作陪。在飯桌上，小藝聊起了她曾給朋友介紹援交的往事。夜總會經理聽著起了興趣，拿出名片，問小藝是否還有人介紹。小藝說：“有啊。”接著笑言朋友說她很合適當媽咪。經理更起勁兒了，建議小藝去他們那裏試試。小藝說可以到老家最好的夜總會去招小姐，這樣有經驗，不用教。老張也插話說：“我也去，我去把關。”大家相談甚歡。一會兒，經理有事要先走，臨行前特意囑咐小藝：“你考慮考慮啊，來我們這裏來試試，都是為了賺錢。”

我起先以為小藝和老張是逢場作戲，“話趕話”熱著場子，就像我也積極表態要跟著去看招小姐。沒料到，他倆越說越投入，開始深入討論招募小姐的細節，甚至談到了分工和利益分成。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異樣，幾日後，老張打電話給我，說小藝也很不容易，要養兒子，但沒什麽技能和專長，工作不穩定賺不到錢，這個做好了說不定可以解決她下半輩子的經濟問題。他也是想幫她一把。

最終，因為合夥人們在細節上的分歧，小藝的媽咪事業無疾而終，但這件事對我的震動甚於任何一個二奶故事。我意識到盡管我無比努力地像個“內部人”一樣去感受，把訪談對象當作我的朋友，但這隻是我的工作，是職業化的呈現自我，在他們的“另類”生活中穿梭；而周六的爬山小組則屬於我的“正常”生活，他們是我主動選擇的朋友，維係著我的自我歸屬。而如今，工作與生活，“另類”和“正常”之間的邊界被打破了。

我慢慢認識到，第一，所謂的“正常”和“另類”的邊界不過是我人為設置的屏障，隨時可能流走或變得模糊，我的“正常”世界隨時有可能變得“另類”，或者說，我的世界隨時可被“侵入”；第二，我的研究始終建立在我對研究對象的“自我”懸置和“道德”疏離之上，也就是我以一個在道德行為上“正常人”的角度去琢磨他們，所謂的“共情”始終帶著倫理的隔膜。

第一點對我的個人道德造成了衝擊，第二點則對我的研究倫理提出了根本性的質疑。然而，意識到並接納第一點，很大程度上有助於我緩解研究倫理上的危機。或許“完全的共情”隻是個虛像，但這敦促我對自己與研究對象之間的關係采取了更為自省的態度。

我開始認真思考另外一些之前隱隱有感的問題。比如，我對外地女性的同情勝於對廣州本地女性，這不僅是因為“同在異鄉為異客”，更是受到我個人的價值判斷的影響。盡管我試圖擺脫預設，但心中始終存在一些或明或暗的線，將人分隔在我願意投注不同情感的格子裏。

那些迫於生計、缺乏機會、在流動中流離失所、在階層和城鄉結構中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的女性成為“二奶”是情有可原的，而為了消費、維係某種生活方式而被人包養是令人鄙夷的；有感情的婚外情叫人唏噓，親密關係的工具化使用則令人不屑。這些背後其實是一係列價值判斷的混合--主流性道德、對浪漫愛情的迷思、“左派”社會學浸染下形成的“弱者”立場，以及對消費主義的批判。

當我一點點突破這些價值預設，更深入理解他們生活的世界，我漸漸發現，他們的機會和選擇並不是絕對的，結構性的位置固然重要，但對個體的意涵並不是給定的，而是嵌入於他們複雜的生活世界。理解他們與他們的生活世界的關係才是解釋特定選擇的關鍵所在。

▍講故事的愛與愁

2006年8月，我結束了一年的調查，回到學校。之後又於2007年暑期回到廣州和寧波進行了兩個月的跟蹤調查。跟很多從田野回來的人一樣，背著一電腦的素材卻不知該如何下筆。

導師建議我先把最有觸動、突破想象的內容寫出來。我整理了幾篇筆記，比如，性與包養關係--在包養關係裏，性（更確切地說是“插入式”的性）並不是那麽重要，相反，“情感勞動”更為關鍵；包養關係與向上流動--很多我調研的二奶並未能積累財富或實現向上流動，進入這種關係更像是維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圈子；二奶的內部差異--我調查的不同群體的二奶在生活方式、消費水平、與男人的關係、社會關係方麵都各不相同；出軌的合法性--男人對自己的婚外情振振有詞。

主線定不下來，還是一地雞毛。論文大綱寫了改，改了寫，永遠未完成，有一陣我甚至把研究問題給推翻了，覺得它們不能涵蓋田野中最有意思的部分，而我的材料似乎也不能充分回答關於經濟與親密關係的理論問題。

找不同的老師談，希望有所啟發。有人對女性朋友圈子很感興趣，有人關心城鄉差異，有人覺得情感勞動有創意，有人提醒我要注意中國的婚姻製度，有人還追問關於生育的問題……老師們為我提供了很多菜單，可終究還是需要我來決定什麽是我的菜。

最終我還是回到了最初的研究問題，但關注重點發生了變化，我將個體的親密關係選擇和經驗嵌入於社會不平等、消費主義和欲望話語的社會結構和文化背景之中，討論親密關係如何成為人們實踐“欲望”和獲得“尊嚴”的重要方式--盡管“尊嚴”於不同群體往往有不同的意涵。比如，對打工妹而言，“尊嚴”意味著被當作有血有肉的人，免於“異化”的生活；在都市女性中，“尊嚴”則更多指向參與群體生活、獲得社會歸屬。這變成了我論文的濃墨重彩。與此同時，我也繼續嚐試描繪在“情感商品化”的大潮裏，人們如何去重新界定親密關係的特殊意義。

糾結的不光是“寫什麽”，還有“怎麽寫”。事實上，對於質性研究而言，“怎麽寫”就決定了“寫什麽”。在基本形式上，我沒有太多猶疑，選擇了案例--比較散漫的、“講故事”的方式。在美國，由博士學位論文改成的書是很多人獲得終身教職的重要成果，號稱tenure book。不少老師和高年級的同學很早就告誡我，要把博士學位論文當作書的初稿來寫，注重可讀性。

更重要的是：我想寫故事。傳統的、結構清晰的“論點主導，材料佐證”的寫法，無法安放我的研究對象有血有肉的生命和他們對“扁平化”的拒絕，我希望他們成為我論文的主角，而不隻是我的觀點的佐證。

Arlie Hochschild語重心長地告訴我，不要向別人灌輸你的觀點，讓他們自己體會到（Don‘t tell people what you want to say，make them feel it）。看她的書就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娓娓道來而發人深思，這是對研究對象的尊重，也是對讀者的信任。這樣的寫法對寫作能力要求很高--畢竟像Arlie那樣能兼跨專業大獎和紐約時報年度書籍的作者鳳毛麟角，更何況英語不是我的母語。但美妙的閱讀感受是一種召喚，讓我不自量力地想嚐試。

然而，案例怎麽寫，哪些材料納入，哪些舍棄？如何寫出現場感？在博士學位論文中，我選擇每一章用一個或幾個案例來呈現核心觀點。觀點的清晰、邏輯的嚴密與經驗材料本身的複雜無序如何協調？觀點求新又如何不歪曲了材料本身？這些都成為在寫作過程中反複困擾我的問題。

我的論文裏有一章寫打工妹，強調她們進入包養關係是出於“情感考量”而非“經濟因素”，以此區別將包養關係視為“錢色交易”的尋常認知。Barrie Thorne在看完章節草稿後，就尖銳地指出，“經濟因素”真的不重要嗎？“情感”與“經濟”是不是那麽截然相對的、非此即彼的關係？這敦促我反思是否為了呈現“出人意料”的論點，人為地將一些“經濟”與“情感”對立起來，不僅論證不夠嚴密，也扭曲了材料本身。Barrie尤其強調“情境化”的、細致精妙的分析，經常指出我在對經驗材料進行抽象概括時“用力過度”，掩蓋了材料本身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在修改打磨的過程中，我也越發認識到要講好故事依賴的是理論功底和生命的厚度，深切體會了一把作為理論學渣的痛苦。盡管“臨時抱佛腳”去啃了一些書，但沒法融會貫通於我的論文，常有一種沒說透、不到位的遺憾和愧疚。

我羨慕有些人日書千字，下筆有神。於我，寫博士學位論文是一個熬的過程，耗的不僅是智力，還有精氣神。我窩在家裏，每天看著太陽從臥室挪到客廳，再從廚房窗戶外落下去，而電腦上還是隻有那幾行字。加州的陽光越明媚，生命虛度的惆悵就越強烈。我堅持每天做飯，和友人一起跑步、聊天，定期調整一下房間的布局，用生活的豐盈瑣碎去填補論文寫作在我身上蛀出的一個個孔洞。

我也陸續參加了幾個寫作小組，最主要的是兩個。一個是做中國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寫作小組，由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係裏做中國研究的七八個博士候選人組成，大約兩周聚一次，輪流討論小組成員的論文章節。大家的選題五花八門，有研究環保組織、棉紡織業、電力行業的，也有研究少數民族地區旅遊和孤兒院的。

參加中國研究小組開闊了我的視野，讓我從碼字中抽身出來，看看外麵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同伴壓力”構成了我寫作論文的現實推動力，因為一學期需要分享兩三次，小組成員又不是太熟，我必須完成比較像樣的兩三章，以免被人笑話。

另一個小組是性別研究，由四五個社會學係的同學組成，大家關注的國家和具體議題不同，年級也有差別，但因為研究領域相近，給的反饋往往更有針對性。性別研究小組是我獲得同行意見的起點，一般我在這個小組分享論文章節初稿，得到反饋後修改完畢再發給導師。這兩個小組，救我於迷茫、混亂和拖延症，使我終於將論文完成。

本文原載《欲望與尊嚴》（肖索未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原標題為“‘混’在親密與道德的邊緣”。感謝出版社授權刊發。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係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