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來，英國兩任首相先後在香港問題上發聲，美國總統特朗普也不失時機的借香港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喊話，台灣總統蔡英文的民望更是隨著香港局勢變化而一路上升。在香港反修例風波的效應外溢之後，來自中南海「紅牆」之內的聲音遲遲未有傳出，關於香港的局勢判斷，關於特首林鄭月娥的近期舉動，關於國際輿論對香港的表態，中央是何態度備受關注。
上周二（9月3日），在被認為是向香港示威運動「攤牌」的國務院港澳辦記者會的同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黨校的會議上發表了以「鬥爭」為主題的講話，將港澳台工作列入「鬥爭」事項。寬泛而言，這算得上是香港反修例風波以來，習近平首次在公開場合發表涉及香港的言論。
以最直觀的感受理解習近平這番講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所謂對港澳台工作的「鬥爭」正是針對當前香港的示威運動表態。在這背景下，習近平點名港澳台又著實是一個警示，對香港來說，確實需要一個理解所謂「鬥爭」的解釋。但是港人也不需緊張，首先，處於中國政治體製中心的習近平，「鬥爭」對象不會是如此狹隘的含義，更多的是針對當下中國所麵臨的世界「變局」局勢，而非單獨一個香港。其次，結合林鄭月娥上周三（9月4日）正式撤回修例的一係列舉動以及港澳辦曆次記者會的內容，北京仍然支持「一國兩製」，希望港府與「和理非」和解，這些爭取廣大香港市民理解的信號，比鬥爭信號更加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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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林鄭月娥上周三（9月4日）正式撤回修例的一係列舉動以及港澳辦曆次記者會的內容，北京仍然支持「一國兩製」，希望港府與「和理非」和解。（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中央盼與港人「化幹戈為玉帛」
有熟悉中國政治的觀察人士認為，習近平所稱的「鬥爭」絕不是針對香港民眾，不是針對廣泛的「和理非」示威群體。就在習近平發表「偉大鬥爭」講話的同日，港澳辦發言人在記者會上明確指出，「參與遊行集會的大多數市民，包括年輕學生，不管他們是基於什麽原因，也不管他們想表達什麽樣的訴求，隻要是依法以和平方式參與遊行集會，隻要是符合『一國兩製』原則，都是法律允許的。」也即是說，隻要不以激進暴力挑戰「一國兩製」的示威遊行，都是北京接受的，而北京承認香港問題的「變質」是少數暴力分子造成的。因此，北京不會因市民上街遊行就要「鬥爭」，相反，北京表明「遊行集會是《基本法》賦予香港居民的自由」，正是在香港局勢步步升級的定性基礎上，安撫廣大香港市民，試圖打消他們的擔憂及疑惑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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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發言人在記者會上明確指出，隻要不以激進暴力挑戰「一國兩製」的示威遊行，都是北京接受的。（資料圖片／新華社）
再從上周三林鄭提出「四項行動」以回應示威者來看，它們聚焦由這場風波暴露出來的土地供應、貧富懸殊、年輕人的機遇以及參政管道等關涉香港社會民生的議題，可以看出林鄭希望與「和理非」大和解。當然，這也是當前她試圖「化幹戈為玉帛」的政治方案，自然也沒有超出北京的接受範圍。
雖然過去幾個月沒有來自中共高層的聲音傳出，但從港澳辦及外交部的回應也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對香港問題的態度。自始至終，從北京傳出來的聲音，主軸就是「止暴製亂」，顯然，在北京的意識裏，至少在當前，麵對香港局勢，不是製造問題而是解決問題，如此看來，「鬥爭」更加不符合北京的思維。如果北京真有心以「鬥爭」思維解決香港問題，也就不會在香港亂了三個月、在北京判斷香港麵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時刻，仍然保持怒而不動。相反，從港澳辦的曆次講話中可以看出，北京是希望依靠香港自身之力去自我「救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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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北京真有心以「鬥爭」思維解決香港問題，也就不會在香港亂了三個月、在北京判斷香港麵臨回歸以來最嚴峻的時刻，仍保持怒而不動。圖為解放軍進駐香港20周年慶祝活動。（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由此觀之，北京既無對港鬥爭思維，也無意對香港廣大市民「鬥爭」，從「一國兩製」的角度來說，代表中央政府無意對自己的特別行政區進行「鬥爭」。香港人此時要有一個政治判斷，儘管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香港更加傾向西方，但現實卻是香港已經回歸二十二年了，香港和內地，香港市民與中國民眾，是唯一的利益共同體。這個道理習近平十分清楚，如果對於這個邏輯有了了解，港人也就毋須擔憂習近平談「鬥爭」是否針對香港。
那麽習近平為何會在此時強調「偉大鬥爭」，又明確的把港澳台工作列入其「鬥爭」範圍之內呢？如果一定要將「鬥爭」的對象具象化，習所稱的「鬥爭」有可能是針對想要借此時機尋求推動「港獨」的人士、示威活動中的暴力分子，以及在此事件中扮演推波助瀾角色的「外部勢力」。
鬥爭的對象是局勢是風險
習近平「鬥爭」的真正對象，是當這個世界不斷趨向分裂的「百年大變局」，是世界主要國家保守主義盛行的大趨勢，是中國自身發展中所麵臨的風險，是那些「灰犀牛」和「黑天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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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所稱的「鬥爭」有可能是針對想要借此時機尋求推動「港獨」的人士、示威活動中的暴力分子，以及在此事件中扮演推波助瀾角色的「外部勢力」。圖為9月8日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集會及遊行。（資料圖片／盧翊銘攝）
中共的出身是革命性政黨，其奉為圭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也將「矛盾鬥爭」作為世界的普遍規律看待。這就決定了在中共自建黨、革命、建政近百年的話語範式中，「鬥爭」這個詞從來都不曾缺席。但相比毛澤東時代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鬥爭，到鄧小平時代轉向經濟建設充滿「鬥爭」色彩的改革魄力，再到習近平時代，如今的「鬥爭」已絕不是階級鬥爭、政治鬥爭，用攻擊去製造問題的「鬥爭」，而應是習近平對新時代中國崛起，應對局勢的一個方法論。
回到這個名為「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的報道中，習近平對「鬥爭」的完整表述是，「我國發展進入各種風險挑戰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麵臨的重大鬥爭不會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國防和軍隊建設、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黨的建設等方麵都有，而且愈來愈複雜。」從這個表述來看，對「港」的鬥爭還嵌在港澳台工作之中，而港澳台工作也僅是若幹領域的一部份，顯然這不是針對某一具體對象或者單一領域的鬥爭，更明確的講，習近平要「鬥爭」的是當前中國麵臨的矛盾與挑戰。例如在經濟上與中國經濟轉型中出現的困難作鬥爭，在政治上與貪汙腐敗現象作鬥爭，在生態上與重大的自然災害作鬥爭。當然，在港澳台工作上，也有與「一國兩製」中出現的製度問題作鬥爭的可能。
當下中美之間的矛盾衝突是最能展現中共所稱「鬥爭」的案例，但恐怕中共所講的「鬥爭」不僅是與美國的貿易談判、國際規則的製定，這隻是鬥爭的第一層麵，習近平所要的是向美國遏製中國所造成的當前時局作鬥爭，是習近平預判當前世界正在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下對阻礙中國崛起的挑戰作鬥爭。
其實要理解習近平時代的「鬥爭」，從時間軸的方法去看或許更加清晰。習近平曾說，「黨的十八大報告有一句話，我主持起草工作時就主張要寫上去，就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曆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曆史特點的偉大鬥爭』」。這句話涵義是很深的。可見，所謂的「鬥爭」是早在習近平上台就已經作出規劃，至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習近平將「偉大鬥爭」與「偉大工程」、「偉大事業」、「偉大夢想」並列；去年12月中共政治局的一次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在講話中大段強調了「鬥爭精神」和「鬥爭意誌」，還稱，「要有組織有計劃地把幹部放到重大鬥爭一線去真槍真刀磨礪」。至今次，將「鬥爭」對象具體化在多個領域。從這個時間線來說，「鬥爭」具有一以貫之的規劃性，也是隨著習執政不斷豐富與完善的。
要更全麵理解「鬥爭」的含義，有必要將其與另一個詞「奮鬥」聯繫起來。習近平出席這個培訓班的講話主題是「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而頑強奮鬥」，從字麵意思可以看出，前半句與後半句是有著承接關係的，而習近平在講話中也明確點出「我們麵臨的各種鬥爭不是短期的而是長期的，至少要伴隨我們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全過程」。由此更可以清晰看出，所謂「鬥爭」是應對時局的一個手段、一個方法論，而「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才是結果，這裏突出「鬥爭」，仍然是想強調中國麵臨的局勢與機遇。
習近平所說的鬥爭也不僅是動態意義上的「鬥爭」，還包括中國官員隊伍應具有麵對挑戰的「鬥爭意識」、「鬥爭精神」。更明確的說，習近平在調動中國的官員隊伍，要他們在既有的民族複興規劃之中展現朝氣的奮鬥精神，在麵對內外矛盾與挑戰中展現出區別於西方政客的那種使命感與擔當，這當中有習近平作為「紅二代」的個人性格色彩，也是其對中國官員隊伍的一種理想要求。當然，在香港當前局勢之下，北京顯然也希望港府能不畏困境與挑戰，展現出「鬥爭」的精神麵貌，找到合適方案，使香港回歸平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