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萊塢的新片《華盛頓郵報》(The Post) 看得我直起雞皮疙瘩，激動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電影拍的好，更是因為電影裏所展現的那段真實曆史所蘊含的沉甸甸的力量。
斯皮爾伯格導演，梅麗爾·斯特裏普和湯姆·漢克斯主演，這樣的陣容一看就是奔著奧斯卡去的。雖然最後隻拿了兩個提名，但一個是最佳影片，一個是梅姨的最佳女主角，都是分量很重的獎項。
電影講的是著名的“五角大樓文件泄密案”。
這是美國新聞史上媒體為了捍衛真相、不惜冒著自身關門倒閉以及編輯記者被捕入獄的風險而與政府周旋對抗、最終在法律的保護下取得勝利的經典案例。
這段曆史很多人都知道，網上也有不少詳細的描述。
但電影好看的地方，在於展示了其中如同諜戰一樣驚心動魄的曲折過程和不少戲劇性的細節，更在於抽絲剝繭地提煉出媒體這個行業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1971年，《紐約時報》拿到五角大樓一份長達7500頁的越戰研究報告，這份絕密文件清晰地展現了美國政府參與越戰的決定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二戰後四任總統杜魯門、艾森豪威爾、肯尼迪、約翰遜，全都在越南的問題上撒了謊，采取蒙蔽欺騙的行徑來獲取大眾對越戰的支持。
文件一旦公布，將會重創美國政府的公信力，同時影響公眾對越戰的看法，點燃當時已經開始蔓延的反越戰思潮，乃至改變整個越戰的進程。
如果發布這份文件，毫無疑問要把自己置身於和政府對著幹的危險境地。
但是《紐約時報》沒有猶豫，組織精英記者成立專門的報道組，花了三個月的時間細細研讀後寫出了十篇重磅的長篇係列報道，計劃連續十天發布出來。
既然拿到文件的是《紐約時報》，為什麽電影講的卻是《華盛頓郵報》呢？
這是因為：
《紐約時報》的十篇報道並沒有能夠順利刊登，第一篇報道就讓國防部炸了鍋，尼克鬆暴跳如雷，國防部長說服司法部長以私人名義給報社發緊急電報，要求停止刊登餘下內容；
《紐時》一開始未做理會，發了態度強硬的拒絕聲明，但後來尼克鬆成功申請到了法庭的出版禁令，以損害國家安全為由要求暫停發表這批報道——請注意是暫停，暫停的時間是三天——這是美國曆史上法庭第一次禁止報紙刊登特定內容；
《紐時》可以不聽總統和司法部長的話，但不能不聽法官的話，於是這組報道隻發到第三篇就暫停了下來；
正是在這個時刻，《華盛頓郵報》挺身而出，千方百計搞到了那份報告，繼續爭分奪秒地發出報道，接過了曆史傳來的一棒，打了漂亮的一仗。
打這場仗的兩個主角，一個是總編，一個是女出版人。
湯姆·漢克斯扮演的總編布萊德利(Benjamin Bradlee)，是美國新聞史上的傳奇人物。
梅姨演的出版人凱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原本隻是一個嬌生慣養的富家女，沒有任何職業經驗，隻是在丈夫意外去世後才倉促接管。
因此雖然身為老板，她卻在董事會裏備受欺負。
在電影的開頭，主要的故事展開之前，斯皮爾伯格先安排講述了一段小插曲：
《華盛頓郵報》派駐白宮的女記者因為寫的報道得罪過尼克鬆，而被白宮禁止參加尼克鬆女兒的婚禮。
女老板建議換一個尼克鬆喜歡的記者去，但布萊德利總編拒絕了，他說，“我們不能因為總統不喜歡我們的報道，就聽命於他對我們的報道指手畫腳。”
這句話，奠定了整部片子的基調。
電影的主體部分，講述的正是在《紐時》收到法庭禁令後，《華郵》如何像間諜一樣從線人那裏搞到這批絕密報告，以及麵對巨大的風險，如何堅持做出報道的艱難決策過程。
相比《紐約時報》，《華郵》麵臨的風險和困難都要大得多：
第一，拿到報告的當天就要把文章發出來，因為一旦白宮知道華郵也有了這份報道，一定也會去申請法庭禁令；
《紐時》有三個月的時間細細研讀7500頁的報告，但留給《華郵》的隻有短短十幾個小時；
於是整個編輯部都動員了起來，像螞蟻搬家一樣齊心協力啃這塊巨大的骨頭。
第二，《華郵》的法律團隊強烈反對刊登報道；
因為既然總統已經聲明公開文件會損害國家利益，法院也頒布了禁令，那《華郵》還接著幹，等於是明知故犯，很可能犯下刑事重罪，編輯記者都要被送進監獄；
第三，《華郵》當時是剛上市的第二天，如果真的觸犯法律，按照和券商的約定，就必須要退市，甚至可能因此被迫關門，百年曆史的報紙將毀於一旦；
第四，尼克鬆是一個心胸狹隘的小人，他早就私下表示，要讓所有敢於和他對著幹的人粉身碎骨。
在那驚心動魄的十幾個小時裏，記者們在爭分奪秒地寫稿——他們都做好了進監獄的準備，有兩個記者甚至威脅如果不刊登報道就立即辭職。
而總編、出版人、董事會和法律團隊則在進行激烈的辯論。
董事會的一個成員警告說，“如果政府贏了這個案子，那我們就會被定罪，我們所熟悉的那個《華盛頓郵報》就將不複存在。”
布萊德利總編則針鋒相對地回答，“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政府可以告訴我們什麽可以發，什麽不可以發的世界，那我們所熟悉的那個《華盛頓郵報》就已經不複存在了。”
董事會成員說：“我們不發這篇報道，也沒有什麽損失的。”
總編說：“不，如果不發，我們就失去了一切。如果大家都知道我們有了報告卻不發出來，那《華盛頓郵報》的聲譽就蕩然無存……
我們就輸了，整個國家都輸了，尼克鬆贏了。尼克鬆贏了這一次，他還會贏下一次，以及以後的每一次，而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們害怕了。”
是啊，恐懼會蔓延，而權力一旦越界，就再也回不了頭。
整部片子裏，有很多這樣的金句。
正是總編的這一番慷慨陳詞，讓原本沒有太大主見的女老板下定決心硬了一把。
在離往日報紙上街隻有兩個小時的最後關頭，她拍板定稿，印廠的機器馬上開始了轉動。
1971年6月18日，刊登著五角大樓絕密文件報道的《華盛頓郵報》出街，立即被瘋搶。
這場白宮對新聞界、事關新聞自由存亡的戰爭，在這個時候已經成為美國人關注的焦點。
《華盛頓郵報》的做法對正在麵臨絕境的《紐約時報》是一個巨大的聲援，兩家報紙原本是為了搶新聞而明爭暗鬥的對手，但為了捍衛新聞自由，他們又成了同一條戰壕裏的戰友。
第二天，有更多的報紙加入了這場戰爭。
從波士頓到費城，從底特律到芝加哥，全美幾十個城市的主要地方報紙，都追隨《華盛頓郵報》，同樣冒著法律風險，在頭版頭條刊登了關於五角大樓文件的報道。
美國司法部和國防部迅速行動，把《華郵》也告上了法庭。此後兩個星期的法庭交鋒，在電影裏著墨不多，其實這個過程同樣可以拍成另一部電影。
官司最後打到美國最高法院。6月30日，最高法院以6:3裁定兩家報紙可以繼續發布相關報道。
這場新聞界對總統的戰爭，到此以新聞界的大獲全勝告終，而《華盛頓郵報》這部電影的故事，到這裏也就結束了。
但其實真正的好戲，到這裏才剛剛展開。
是的，那之後，就是更為著名的水門事件：
《華盛頓郵報》的兩名記者從一起原本不為人注意的竊案著手，窮追不舍，發現了尼克鬆政府從事間諜活動和非法竊聽的驚天醜聞，並且最終讓曾經不可一世的尼克鬆聲名掃地，黯然下台。
電影的最後一個鏡頭，有意模仿了另一部講水門事件的電影《總統班底》——1972年6月17日的晚上，位於水門的民主黨全國總部大樓裏，一個警衛發現了入門行竊的竊賊。
五角大樓文件泄密事件和水門事件這兩場仗，《華盛頓郵報》打得漂亮，他們也從此從一份地方性的報紙躍升為全國性的大報，時至今日仍然和《紐約時報》並駕齊驅。
總編布萊德利功不可沒，他就任期間《華郵》一共拿了18個普利策獎，而在他上任之前《華郵》近百年總共隻拿過一個報道類的獎項。他在2014年以93歲高齡去世。
水門事件和五角大樓泄密事件，重塑了美國的新聞行業，從此美國的媒體形成了比之前更明顯的質疑風氣，美國的新聞學院裏也擠滿了想當記者的年輕人。
其實在現在這樣一個時候，好萊塢選擇拍攝這樣一部回望媒體黃金年代經典往事的電影，借古諷今的用意非常明顯。
說的是尼克鬆，但槍頭指向的卻是特朗普。
尼克鬆是美國人最討厭的總統之一，特朗普上台後很多人都把特朗普與尼克鬆相提並論：
他們專橫怪異的作風，以及他們和新聞界的緊張關係，他們試圖對媒體的控製，都如出一轍。
特朗普幸運的是他生活在一個社交媒體的時代，自己在推特上就有幾千萬粉絲，隨時可以指揮他的粉絲們去誣陷《紐約時報》和其他報紙是假新聞媒體，指責他們發布不利於自己的新聞。
紙媒式微之下，媒體對於權力的監督作用，反而削弱了不少，這是時代進步帶來的不幸。
當年的五角大樓文件泄密事件，最高法院一名大法官的判詞，多年來被頻繁引用，大意是：
媒體是為被統治者服務的，而不是為統治者服務；隻有一個自由不受限製的新聞界，才能確保權力受到監督，確保人民的知情權。
斯皮爾伯格在電影裏安排這段話，是說給特朗普聽的，也是說給所有人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