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早已加入美國籍，但他顯然沒能融入美國社會，不太得誌，現在做的許多事仍是在政治上同中國政府糾纏。比如他參與發起“人道中國”組織，還擔任過所謂“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的會長，等等。
26 年過去了，“八九一代”絕大多數人融入了中國大陸後來的改革開放和國家建設大潮，當時的學生都已度過不惑之年，豐富的人生經曆和閱曆不斷幫他們刷新對那段曆史往事的認識。那代人同國家一起成長，他們年輕時有過的特殊曲折為形成中國社會後來的大理性和大智慧提供了一份深刻反思。因為他們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能再忽悠得了中國人民。
周鋒鎖等人當時選擇了逃跑，後取得美國護照，但又不肯隨遇而安，似乎一直在患得患失。他曾多次想辦法回到中國大陸，本來有可能像大部分那年出走國外的人一樣，慢慢證明自己重回故裏對國家的無害。但他偏偏要在中國大陸繼續展示政治對抗姿態，隻好又被作為“美國人”遣送出境，維係他眼前的局麵。
周這樣的人像是白過了26年，世界上潮來潮走，他們卻像沉到河底的石頭，拒絕移動半步。他們的表達與修辭，對“理想主義口號”的迷戀，使他們看上去甚至更像化石。
化石是代表不了已成中國社會中堅力量那一代人的。他們如今在各行各業釋放著活力和能量，他們可以用來審視曆史的思想材料不知比周這樣的人多多少，他們的集體胸懷和格局更是把周等海外這些“老同學”甩出去好幾條街。
周等人在“美國人”裏也屬於最“反華”的那一撥。也許他們過度沉迷於自己身上年輕時打下的烙印，以及當時就已確立的人生價值的東西。他們不僅思想上走不出來，在他鄉陌生環境裏謀生也步履維艱，難以人生轉型。他們或許一輩子隻能把自己釘死在對抗中國政府的標簽上，以此獲得殘餘的一點關注和資助。他們像溫水裏的青蛙一樣被慢煮得再也跳不出來。
中國社會早把他們忘卻了，猛地一說，幾乎沒人知道周鋒鎖是誰。因為美國之音這次拿他當噱頭，我們也才會提到他。
勸他也勸其他已經入籍的“美國八九一代”們，既然已做美國人，就做得有尊嚴些。不要繼續像流亡者似的，被美國媒體呼來喝去，做他們反華宣傳的玩偶。去美國主流社會謀一份成功吧，爭取一份華裔的光榮。
附：美國之音專訪周鋒鎖全文
中國當局八九六四鎮壓學生運動之前的北京天安門廣場 （1989年5月17日）
前六四學運領袖周鋒鎖認為，六四學運表現出的理想主義是曆次學運中少有的，而他現在回想六四，最關注的還是那些受害者。當時是清華大學四年級學生的周鋒鎖對經曆了六四學運的八九一代人選擇沉默和遺忘表示譴責。他日前在參加VOA衛視時事大家談節目之後，在與主持人莉雅進行的訪談中更深入的談到與六四有關的一些問題，包括為什麽他在當局的通緝犯名單中排名第五以及他是如何幾次成功地回到中國等不太為人所知的細節。下麵是這次專訪的內容。?VOA專訪周鋒鎖 第一部分
問：六四事件已經過去26年了。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場學生運動，你怎麽看？
答：對於我來講，想到六四，最根本的還是想到受害者。這是我最關注的。對於我來說，這不是曆史。比方說，今年抓起來的陳雲飛，我們的朋友，還沒有被釋放。另外，我們最近也剛剛知道，有一個因為紀念六四被關到精神病院的、在甘肅，叫趙文娣，到現在還沒有被釋放，就是被關在精神病院裏邊。有人去采訪她，有她的錄音，她完全是正常的，僅僅因為紀念六四被關了很多年，快將近20年的精神病院。像這種事情，對於我來講，不是曆史。
對於八九年當時所發生的一切，現在比方說，我們把它跟過去的學生運動和後來的學生運動相比，它都表現的是理想主義、和平、理性。這都是非常少有的。後來，去年紀念六四的時候，很多外國記者在25年之後回顧這25年，很多人在這之後經曆過很多變革，比方說阿拉伯之春等等這些，他們都意識到，在八九年的時候，那時候所經曆的，從4月15號到六四這一段經曆，是非常難忘的。
當然，八九年還有留給世界的印象，就是後來的這種屠殺。這種屠殺的突然，它的殘暴以及後來官方掩蓋的程度，這都是沒有的，這都是人類曆史上的一些黑洞。像前幾天，Taylor Swift這一個歌星，她因為害怕官方，一個黑衣，就是TS, 就是1989的黑衣，她要拿下來。所以這就成為一個很明顯的界線，它成為一個在中國這個事情上，你是選擇自由、選擇良知還是選擇利益，選擇跟專製在一起的一條線。或者就是說，你是要跟坦克人站在一起還是跟坦克站在一起。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問題。在這個事情上，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講，我想麵臨的是一個良心的譴責。我們碰到很多人，包括當時八九年參與者，現在選擇了沉默，那是非常可恥的。我現在基本上對於八九一代是一種譴責的態度，就是你們沒有繼續自己曆史的責任，在天安門廣場當時參與的人那麽多，其實大家對於當時的理想、對於中國的未來這種承擔，後來還有很多人在繼續，但是絕大多數人選擇了沉默，選擇了遺忘。這是非常可恥的。現在中國所麵臨的這個問題，無論是腐敗，還是缺少自由等等，這都是八九年提出的，它不可能繞過的一些事情。VOA專訪周鋒鎖 第二部分
問：你對八九一代人持譴責的態度，其實不少六四學運領袖也選擇了沉默和遺忘。你怎麽看待這些學運領袖？你跟他們還有聯係嗎？
答：對我來講，我所說的八九一代是一個泛指，就是在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包括九十年代初成長起來的這一群人。他們基本上是在那個時候相對寬鬆、自由、開放的這種環境中間成長，他們對民主自由的理念是非常熟悉的，不像後來，很多是在洗腦、電子牆圍攻之下、就是腦殘狀態下成長起來的。這些人後來又成為所謂中國經濟發展的主流。很多人現在經濟上非常好。我見到從國內來的朋友，絕大多數比我的經濟情況要好，可是他們在民主自由這些事情上，他們往往表現出一種言論上的關注，但是僅僅會在言論上。
事實上，現在可能參與的（事情）非常多，包括這種人道的資助，其實是非常低成本、低風險的。比方說，國內屠夫的這種模式，這種雲募捐，就是一個公開帳號，你可以隨意打多少，就是這種，其實對捐款人來講是很少的風險，你可以支持很多，可以讓這個社會有積極的改變，比方說，這個捐款可能是支持維權律師的，可能是支持某些窮苦人的等等。在這些方麵，我想，人們表現出的這種勢利、懦弱，是非常令人可笑的。很多人有了幾十億、幾百億的家產，還想著多積累那一分錢。為什麽？我不能接受這一點。對於我來講，八九所代表的是中國人現在看到最缺少的，也是將來這個民族的基因裏邊最需要的這種理想主義，對於公義、自由的追求。VOA專訪周鋒鎖 第三部分
問：六四事件後，有21名學生運動的領袖遭到中國當局的通緝，你在這份通緝名單上排名第五。你知道你為什麽被排在第五嗎？
答：我並不知道。其實在當時，我一直是很低調的。我現在一直很遺憾，這麽多年以後我從來找不到自己的照片。這一次去香港的時候，唯一找到的一張照片是室內的，而且不是一個大環境中的照片，我都不好意思拿出來給人看。我第一次上報紙實際上是通緝令上有我的照片。在這之前，《中國青年報》登過一個我寫的對聯，就是4月16日悼念4月15日逝世的胡耀邦的一副對聯，作為一種抗議。後來，我想，我在天安門廣場最大的影響就是建立“學運之聲”廣播站。它整個保證了廣場在幾百萬人來往的情況下--當時有幾千人在絕食，每幾分鍾就要有救護車通過--在所有的這種紛亂中，保證了廣場沒有出現任何的事故。僅僅要做這些 ，在任何情況下，現在看來絕對是一個奇跡。就那麽多天，那麽混亂的情況下，絕食的人沒有在現場死亡，醫療救護可以達到，這是很多人的工作，但是我很高興，我是其中一分子，讓它能夠成功。
後來，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我們到公安局抗議的時候，有一次到公安局抗議，要求他們釋放抓捕的工自聯的代表沈銀漢等。當時，北京市公安局的代表很強硬，要我們撤離。我說，‘你們沒有條件抓人，我們來抗議。如果你們接受我們的抗議，我們就可以離開。’他說，‘怎麽樣表示我們接受？’我說，‘我們給你一個抗議信，你要簽名，簽收。’他就簽了名，結果他簽了名以後，他旁邊的一個助手就說，你也要簽名。我就簽了我的名，而且把我住在哪裏等等都寫上。這是鎮壓之前大概四五天的事情。我想，這個對官方來講，肯定是很憤怒。那時候他們本來是想嚇唬我，想可能沒有人敢留名在北京市公安局，而且我不光寫了名字，我還寫了我是哪個係、我住在哪個宿舍，全部都寫上了。VOA專訪周鋒鎖 第四部分
問：除了在2014年天安門事件25周年的時候重返天安門，你在2007年和2010年也很成功地回到中國。我們知道，不少當年的學運領袖都想回國，甚至公開的闖關，但都沒有成功。你是怎麽做到的？
答：這是非常混亂，很多人經常是為自己找不做事的理由。我想回國這也是其中之一。如果大家認為它是鐵板一塊，當然不可能做任何事情。我們在海外，包括我們做“人道中國”等等，都是建立在我們盡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說考慮他們有多強大，從這些方麵考慮的。當時，第一次，就是在零七年的時候，我去申請簽證。零七年和一零年，我實際上是有正式簽證回國的。我也是很吃驚，他們會給我，而且申請簽證的時候，他要我原來的中國護照，我都給他了。我的名字等等全部在案。而且我是經常去舊金山的領事館去敲門抗議的，他竟然就給了我，我也是非常吃驚。零七年回國時，我也接觸了一些異議人士，回來後我就想，他們是不是改變了還是怎麽樣？到一零年回國的時候，我說我這次一定要擴大影響，讓他公開知道我回來了，看看他怎麽反應。所以那一次回國以後，結果他們當天，就是我和高中同學聚會的時候，他們就開了好幾輛警車，到我老家去抓人。顯然，他們也是很突然，好像知道我回來了。後來第二天他們來找我。他們就拿我的簽證看了很久，就覺得是一個假簽證，他們沒有意識到。所以他這個係統是很混亂的。
其實，機會是很多的。對於一四年這個就更不一樣了，因為我在一零年跟警察當時麵對之後，他們要來抓我。我沒有理會他們很多的訊問。後來，我就明確告訴他們，我說我回中國就是兩個條件，一個就是我要公開談論六四，第二我在海外做的一切事情到中國都要一致，不能有任何的捆綁。我說，如果有這兩個條件，我就可以回國。否則我回國就是為這兩個事情而來。所以我明確告訴他們我回到中國的條件，我不會為探親或是經商回到中國。在一四年的時候，我就想，我既然已經告訴他們了，他肯定不會給我簽證，所以我沒有去試簽。但是那個時候，我就查到它有過境免簽的這種可能。所以我就專門打電話去問，他說過境免簽是可以的，然後怎麽樣算過境免簽，包括去香港、台灣都算過境免簽。就這樣，其實一切都安排得很順利。我在北京之後，後來他們把我送上飛機，要我回到舊金山。當時邊防局的人，他也問我，你怎麽每次都進來了？我們也就讓你進來？我說我也很奇怪，你們就讓我進來。其實我站在那個（入境）口的時候，我想，隻有上帝會打開這個門，而它打開的時候是沒有人能夠阻擋的。所以就那樣就進去了。事實上，在那個時候，因為過境免簽（的做法）那麽新，當時根本找不到地方辦這個事情。所以我到處找，不知道哪裏辦，我到處問他們，他們來回找等等。顯然他們是有很多混亂的。VOA專訪周鋒鎖 第五部分
問：在中國當局嚴厲打壓維權律師、異議人士並對社會的各個方麵進行控製的局麵下，國內外希望改變這種局麵的人能夠做些什麽呢？
答：很多關心的人有時候往往陷入一種憤世嫉俗，就是覺得沒有事可以做。這是不對的，其實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可以正麵的影響到中國所發生的一切。我想，我們在海外，資訊是自由的，擴大這種影響，傳播自由的資訊，這是一個最起碼的，不要去傳播官方的那種洗腦的事情，自覺地保持人的尊嚴、自由，在很多問題上保持自己的判斷，這是起碼的，是有良知的人都應該有的。
更進一步的行動其實包括像捐款，或者像在社交媒體上參與很多，像有時候你可以轉發一個推文，在facebook上傳播，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這麽多年，我在推特上的經曆，我就知道，比如說一個推文可以成為熱點推文，這是因為有很多人關注轉發，很多人認為這個風險，其實這個風險是很小的。現代科技提供了大家參與的各種可能。當然現在，其實我就認識到，國內的朋友非常的勇敢、努力，他們也很有智慧，像屠夫等等這些人。他們也很自覺，他們知道怎麽樣去反抗專政、達到什麽樣的目標。現在缺少的就是廣泛的支持。比方說，資金其實是至關重要的。如果能夠給那些受難者的家屬多一些錢，甚至在他們的一些活動中間給他們一些資助，哪怕是一點點錢，如果有很多的人參與，就會改變非常多。
我們“人道中國”的定位是民間為主，所以我們希望更多的個人來捐款來參加。在這之前，我們人道中國主要的來源基本上就是我們理事和支持我們的朋友的個人捐款。我們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夠知道，通過我們可以直接地為中國將來的民主自由作貢獻。
編者注：人道中國的網站是：h-china.org。據媒體報道，該組織2014年捐助了上百名中國的政治犯，捐助的個案比上一年增加將近一倍。“人道中國”目前設立了專項基金，資助受到當局打壓的維權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