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貫中還說，“我父親不是耿耿於懷的人，平時講話比較平和。就是講毛澤東的為人，也是很客觀地說，並不滿懷仇恨。毛澤東的後人願與我父親交往，我父親對他們也非常友好，比如，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好幾次與我父親一起吃飯，我在國內時也參加過一兩次。”本文選自老高的博客，作者高伐林，原題為《專訪文貫中：父親與國共的世紀恩怨》。全文如下。
文強在黃埔軍校是林彪的班長，兩人在國共內戰戰場上又是對手。圖為文強與林彪之女林立衡合影。右為文貫中
說起文強這個名字，當今人們都知道是被薄熙來“打黑”處決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其實，還有一個文強，官職更高，名頭更響，他是毛澤東的表弟，林彪的班長，參加過周恩來的婚禮，周恩來介紹他加入中共，戴笠約見邀他進入軍統……文強以國軍中將被中共判為“戰犯”，關押26年半，卻活到了二十一世紀。
他是毛澤東的表弟，卻對這個“毛大哥”終生抱有戒心；他當過林彪的班長，兩人卻打了一架；他參加過周恩來、鄧穎超的婚禮，後來卻不肯響應周恩來的“歸隊”召喚；
他參加列寧主義青年團，隨即由周恩來介紹加入中共，同時又加入國民黨；在國民黨掌權前夕，卻退出國民黨，留在共產黨內；
他在共產黨內出生入死，卻不得信任，含冤脫離共產黨，又重返國民黨；
他被中共一關26年半，作為最後一批戰犯被釋放，卻因禍得福躲過“文革”劫難；
他是中國現代史上諸多重大事件的參加者、見證人──黃埔軍校，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創建蘇區，八年抗戰，淮海戰役……他在共產黨內，當到了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在國民黨內，當到了軍統北方區區長、國軍中將；他被“特赦”後，又被選為兩屆全國政協委員，見識了“文革”、“四五”運動、改革開放和“六四”事件……
他就是文強。他說：“我有一個讓我很高興的稱號‘世紀老人’。”他真的活了將近一個世紀：出生於滿清末年，離開人間時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
2004年歲末，筆者與文強的第四子，在美國康涅迪克州三一學院擔任經濟學副教授的文貫中通過電話作長談，聽他講述父親大起大落的一生和他自己帶血帶淚的經曆，並細讀文強在去世之前口述、去世後在大陸出版的自傳。
求索
1946年出生的文貫中告訴筆者，他兩歲時，在杜聿明手下擔任徐州“剿總”前線指揮部中將代總參謀長的父親，就在淮海戰役（台灣叫“徐蚌會戰”）中兵敗被俘，失去音訊，一直到他年近“而立”之前，隻知道自己父親是“反共戰犯”，至於到底犯下什麽罪行，茫然不知。父親被“特赦”出獄之後，他才慢慢知道父親的身世。
文強是中國南宋時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23代孫，出生於湖南長沙一個四世同堂、富甲一方的書香官宦之家，他父親早年到日本帝國大學攻讀法科，參加同盟會，與孫中山、黃興相熟，後來還擔任過蔡鍔的秘書長。
文強與毛澤東家的幾個兄弟都認識，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告訴他說，他們的母親文七妹是文強的姑母，算下來文強是毛家兄弟的表弟呢。不過，文強雖然改口叫“毛大哥”，卻一直跟毛澤東合不來，用他在口述自傳裏的話說，“跟他抬杠子”“一直跟他抬到底”，還“看不起他”。
文貫中多少年都不知道自己家與毛澤東這層親戚關係，在父親獲釋之前沒有任何人對他說過。他對筆者說，親戚關係“不像聽上去那麽近，毛澤東的母親並不是我父親的親姑媽，但同一家族，出嫁前彼此住得不遠”。
文強的青春年月，正是中國各種思潮湧動、民氣昂揚、熱血賁張的年代。他接觸了革命思想，由中共早期領袖夏曦介紹加入了列寧主義青年團，並推薦他去報考黃埔軍校。文強帶上了本來沒在名單上、但一再要求跟著去的毛澤覃。1925年，文強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入黃埔第四期，而毛澤覃沒能被錄取，留在了他哥哥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
開學宣誓的那一天，文強這些團員被集中起來，由周恩來領著宣誓，宣布“從團員升為中共黨員”。在黃埔軍校，18歲的文強與林彪、周恩壽（周恩來的弟弟）等新生編在一個班，他擔任班長。他和林彪都住下鋪，有一次練打靶後，林彪沒按規定將槍上交，也沒驗槍，文強看見林彪翻來滾去睡不著，又摸枕頭底下。半夜聽見“啪”地一聲槍響，林彪走火了，將上鋪的枕頭射了一個洞！幸虧睡上鋪的士兵當時去喝水去了，沒闖大禍。聞訊趕來的執行官氣得關林彪禁閉，林彪卻怪班長文強在執行官查問時“落井下石”，罵文強是“湖南騾子”，文強也火了，說：“你要是跟我打架呢，我估計你三個打不了我，來打吧！”林彪果然一巴掌打上來，文強“火也出來了”，還手反擊……文強後來回憶時說，“那時我們都隻有十幾歲嘛”。
不到三個月，新生舉行甄別考試，通過的升為軍官生，文強和周恩壽分到政治科，林彪分到了步科。兩人在國共內戰中兵戎相見，而到了文強被“特赦”時，他的這位當年同學已經“折戟沉沙”──這是後話了。
文強因為原來在湖南藝專學過速記，整理演講稿又快又好，被周恩來介紹給邵力子，邵寫了個條子，介紹他加入了國民黨。不過，1926年“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推動“整理黨務案”，不許跨黨，文強就退出國民黨，亮出了共產黨員的身份。
脫黨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中期中國的主旋律是鐵血拚殺。各種政治勢力合縱連橫，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城頭變幻大王旗”（魯迅詩句）。毛頭小夥子文強跟著比他大不了幾歲的領導人們，東攻西討，南征北伐。他提前從黃埔軍校畢業，在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大隊隨北伐軍一路打到漢口，又跟隨朱德到四川去打開局麵；他親曆了周恩來、賀龍等領導的南昌起義，擔任連長，轉戰到福建汀州，又來到潮汕，人越打越少，走投無路，隻好解散，他流落到香港。
二十歲剛出頭的文強不死心，又去四川，通過黃埔同學、中共地下川西特委成員廖宗澤接上了組織關係，參加領導地下活動和城市暴動。三十年代初，他當了四川省委常委，川東特委書記，他在口述自傳中不無自豪地說：“那時毛澤東的蘇區隻有12個縣，我負責23個縣，是最大的一塊根據地。”他這段時間比“毛大哥”強。
文強這時認識了第一個妻子周敦婉，她是燕京大學畢業生，當時在四川江津中學擔任校長，由共產黨早期領袖蕭楚女和惲代英介紹加入中共，擔任了四川第一個女縣委書記，第一個女省委委員，婦女部長。文強與她結婚十年，生了兩個兒子，1941年她患子宮瘤正開刀遇到日軍空襲，醫生慌慌張張把手術刀落在周敦婉肚子裏就縫合，她就這樣死了。
在文強認識周敦婉那段歲月，中共推行“立三路線”，隻要黨組織還有幾個人就得舉行暴動。那段時期巴蜀很多暴動，便是由文強主持和參與策劃的。文貫中說：“在巴山蜀水大小城市和鄉鎮乃至深山老林，想必到處留下父親的足跡。”不斷暴動的結果，是不斷的無謂犧牲，一無成效。
1930年，文強被地方軍閥劉湘的軍隊抓住，關押了一段時間。他軟硬不吃，在組織上營救和朋友們幫助下，終於利用機會僥幸逃了出來。沒想到，逃回到自己陣營卻比落到敵人手裏更詭譎凶險。當他回到重慶，除了妻子兼同誌的周敦婉感到十分慶幸，黨內別人對他死裏逃生竟沒有半點慶賀，多冷冷地看他。當時有人暗示：為什麽別人被抓、被殺，他這個來曆不明的外省人倒能逃出虎口安然無恙？文強在口述自傳中回憶：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對他拍桌子：“我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鐵的紀律，要執行鐵的紀律。”還說：“你是代表大資產階級的，……不是工農兵出身的”，“要清洗”！
這讓文強心涼了半截。他早就發現很多黨內的同誌被自己人活埋、或扔到江裏活活淹死，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現在我知道了。”他對妻子說：“再過幾天哪，恐怕就把我變成鬼了，把你也變成鬼了！”
夫妻倆趕緊籌謀路費，離開四川，到上海想找周恩來、黨中央申訴，但沒有找到，便回到老家湖南。從此，文強就和共產黨脫離了關係，這一年，他24歲。
文強的父親早期十分讚同中國應該實行變革和現代化的理念，但他對辛亥革命後中國的現狀漸生失望。滿清滅亡後成立的民國很快淪為軍閥火拚的混亂局麵，北伐後出現的一絲光明迅速為國共分裂、日本入侵滿洲的嚴峻局麵所替代。文貫中指出：共產黨內在“立三路線”之前已經出現極端思潮，例如，北伐時在湖南省實行“紅色恐怖”，鬥地主，抄大戶，遊街等。祖父認為父親沒有找到救國真諦，命令他在家重溫四書五經，不要再外出闖蕩。
文強脫離中共的直接原因，是因為黨內同誌對他安全逃出表示懷疑，但更深層的原因，是文強經過七、八年的實踐，對中共越來越激進（用中共政治術語來說，就是“左”）的路線失望了，對黨內鬥爭采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做法心寒了。
不過，文強畢竟血氣方剛，並不甘心終老於書齋。本來他從四川跑回家鄉，要隱姓埋名──他連名字都改了──然而錐處囊中，還是會露鋒芒。麵對日本侵占東北、覬覦華北，他憂國憂民的情緒又爆發出來，化名在長沙辦報寫稿，又接手辦了一個“少年通訊社”，宣揚抗日。文強抨擊政府抗日不力的文章筆鋒犀利，與官府的麻煩不斷，如此“自我暴露”，也引起低兩期的黃埔軍校同學、蔣介石心腹戴笠的注意。
戴笠約見文強，聽他講了在共產黨內的鬥爭經曆，對他說：“你過去的路，我看是走錯了……現在我們的校長（蔣介石）要複興民族”，他以黃埔同學的名義，要文強恢複對校長蔣介石的信仰，以國難當前，唯有實行“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主義”才能避免亡國的的理由，說服了文強前去杭州警官學校，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學校，擔任中校政訓員，後擔任參謀本部上校參謀。文強重新加入國民黨，後來也加入了軍統，負責對日情報。
轉戰
文強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經曆十分複雜、曲折，這篇文章是難以容納的。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文強口述自傳》（不過，照筆者看來，該書盡管有二十多萬字，但與他的漫長歲月的豐富閱曆相比，也仍然隻算粗線條）。筆者關注的是這樣一個問題：文強轉而為國民黨軍統效力，這是一個重大的人生選擇關頭，他是怎麽想的？
文貫中回答，“當時民族危亡是中國最緊迫的問題，軍統這種機構，不能否認它後來有對付共產黨和對付老百姓的功能，但是建立之初，軍統是出於抗戰需要，它的主要使命是對付日本人和漢奸。”從文強當時承擔的任務看，除了培訓，主要就是在上海搜集各種情報，上海那時戰火正急，他“每天跑各個高級司令部搜集戰況，回來整理，送到南京”；他還受命花大工夫調查上海沿海地形，以作防衛參考。上海淪陷之後，他也一直從事地下情報工作，搜集到的情報包括珍珠港事件。
文強這段時間不是沒有接觸過中共的人。在上海馬路上，他邂逅了黃埔四期同學、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袁問他：“你怎麽還不歸隊呀？”並告訴他，周恩來在找他，“在延安給你平反了”。
但是這個時候的文強，頭腦中要多繞一下彎了。他問：現在延安是誰主事？袁國平回答：“是毛澤東負責。”
文強說：“他是多變的人，恐怕三個月以後他又會變的。”
袁國平說：“你好像對毛澤東沒有信任呀？”
文強直言不諱：“向來沒有信任。”
文貫中對筆者說：“我覺得父親當時腦子比較清楚，知道在國共合作期間見到這些中共黨員老朋友，沒什麽問題，但是今後怎麽樣，就不知道了。我父親知道毛澤東一直有過激思想，《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不就是毛親手寫的？毛在湖南、在廣州、在井岡山所做的那些事，他也知道一些，他那時還在共產黨裏麵嘛。比如毛一手策劃的‘反AB團’，完全是無中生有的冤案，不知道殺了多少自己的同誌！”
文貫中進一步說，那時文強也通過比較，看明了共產黨的本性，共產黨黨內鬥爭的殘酷性遠遠超過國民黨。國民黨戴笠找他，聽他一講情況，很容易就相信他、委任他了，他在國民黨中上升得很快，他在共產黨任職的“曆史問題”始終沒有被當成一個問題，從來沒有被國民黨“隔離審查”，要他交代幹了哪些“反國民黨罪行”；他後來與共產黨中很多人繼續交往，也用不著去向國民黨的上司作什麽“匯報”。在共產黨內做得到這些嗎？“父親在共產黨內的幾年經曆足以使他明白，他若再回去，又遇上很激進的毛澤東在延安在主事，說變就變，很可能就有殺身之禍。他沒有回去是明智的。”
文強雖然不願回共產黨，但他給自己訂了一個原則：與共產黨為友，不與共產黨為敵，大家一起抗日。
話雖這麽說，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文強在軍統，開始確實是針對日本開展工作，抗戰進入膠著狀態，他被調到河南、山西，去監視孫殿英的部隊。孫後來當了漢奸，當時名義上還是忠於民國政府，戴笠不放心，派文強去監視。不過，抗日戰爭後期他駐西安，文貫中推測說，這個時候他會不會涉及對付共產黨？“畢竟他了解共產黨的內幕”。但文貫中強調說：“這隻是我的猜測：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材料證明他參與了對共產黨的策反或圍剿。隻是蔣介石一直覺得延安是他今後的主要對手，西安是當時蔣對付共產黨的重鎮。父親駐西安，是否會卷入國共兩黨的恩恩怨怨裏麵去？”
戰犯
抗戰剛勝利，文強奉調去沈陽擔任軍統東北辦事處處長，與當時在東北的杜聿明打交道越來越多，杜很欣賞他，認為文強冷靜，有能力。不久後，軍統頭子戴笠飛機失事去世，軍統內鄭介民、毛人鳳、唐縱等幾名大將火拚起來，都要搶這個位置，夾在當中的文強左右為難。文貫中說，我父親是不主動要官，也不貪財、將錢財看作過眼煙雲的人，看到爭權奪利，便覺得沒意思；而且原來參加軍統畢竟是為抗戰，現在軍統內部內鬥不已，與自己的理想越來越遠。於是文強就找了托詞脫離軍統，南下投奔湖南老前輩程潛，在他的綏靖公署當辦公廳主任。但很快，杜聿明寫信來邀他，又給蔣介石寫報告，一定要調他去當徐州前線總指揮部副總參謀長。
文強重新成為一個純粹的軍人的時機，卻是最不湊巧的──國民黨政治上、軍事上連連失利，直至不可收拾。文強在抗戰勝利前續弦，遵從亡妻之囑娶了一位有傳奇色彩的寧波姑娘葛世明，又生了三個兒子，都還年幼，他就上了淮海戰役前線。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屍橫盈野，國民黨一敗塗地，主要指揮官陣亡的陣亡，被俘的被俘。文強和幾個手下人被幾十個十五六歲的年輕戰士（他稱之為“解放軍小孩”）包圍繳了械。文強身上還有一支三號左輪手槍，他想“一槍把自己打掉就算了”，卻被衛士搶了過去。
在俘虜營，文強自稱“上尉書記官李明”，卻因為一個同樣被俘的炮兵少將摘下呢子綁腿給他纏上，又有一個被俘的團長給他遞筷子，被解放軍看出了破綻，很快查清了他是個中將。
文強先是在山東關了幾個地方，後來被周恩來派人押到北京，關在德勝門功德林模範監獄，編號72號。很長時間他想不通，他的上司杜聿明被定成“乙級戰犯”，他反被定成“甲級戰犯”！
想不通也沒有辦法，在這裏關了十多年，1958年，他被轉到秦城監獄。
關於“戰犯”被改造的生涯，包括文強在內很多人寫過很多大同小異的文字。文強在其口述自傳中，卻一掠而過：上一章末尾寫進功德林監獄的情況，下一章開頭就是“1975年3月19日，我被特赦了”。近27年春秋成了空白。
在這段歲月，文貫中對父親的印象也近乎空白。他對筆者說，我父親被俘之後，偶爾通信，我們家屬從來沒有到北京去看過他。中共對執掌政權有了點信心之後，從1959年建國十周年起，每年都“特赦”一批戰犯，使他們燃起了一星希望。1965年，他在父子離別十七年之後，與父親有了唯一一次見麵。
父子
1965年，文貫中在父子離別十七年之後，與父親文強第一次見麵。他回憶說：
那是秋天，我念高中，正在上海郊區一個很偏僻的村裏參加秋收。校長派了一個人上氣不接下氣地來找我，星夜把我叫到公社總部去見他，說你父親一行由公安部副部長帶隊，到各地參觀建設成就，已經到了上海，要你去見他，現在就放你的假。
他還給了我幾十塊錢——當時人民幣還很值錢——他叮囑我說不能亂花，要我跟我弟弟和照顧我們的阿婆各做一身新衣服。我趕回上海，阿婆（是文貫中的保姆，後麵的文章將寫到這位可敬的女性）馬上去找裁縫，各人剪裁了一件上裝，第三天，阿婆便帶了我們懷著極其複雜的心情就去華山飯店。
很多戰犯的親屬都來了。上午是父親他們一個個自我介紹在秦城、撫順改造的情況，無非是黨的政策如何好，毛澤東思想如何偉大，監獄裏待遇如何之好等等。接下來是家屬代表發言。我被選為家屬代表之一，對政府表示感謝，並希望父親早日成為新人。中午在大餐廳裏吃了一頓非常豐盛的午餐。記憶中，所有家屬另開幾桌，並未與戰犯合坐。下午是單獨會見，讓我、弟弟和阿婆三個人去我父親住的房間。
我問：與你心目中的父親，有什麽不同嗎？
文貫中說：
父親離家時我很小，對他沒有記憶，“父親”隻是一個抽象概念。共產黨年年搞運動，我母親在我們懂事之前，已經將我父親的照片全都剪了——他與我母親合影的照片中恐怕永遠都是穿的軍服，母親害怕若不小心被我們拿出去或者講出去，會帶來很大的麻煩。所以我們看到的都是母親自己一個人的留影，或是和我們孩子們的合影，從來沒有見過父親的形象。我們目睹當時充斥報刊的有關蔣軍官兵的種種漫畫，心裏始終懷著一種莫名的恐懼：父親也會這樣不堪入目嗎？
母親自殺之後，我們常常問阿婆，父親到底長得怎麽樣？阿婆是有心人，雖然口裏說“我可變不出你們父親的照片來呀”！但是她暗暗想辦法，在我們住的那一帶物色，竟然找到一個牙科醫生，年齡，外貌和父親十分相仿。一天，華燈初上時分，阿婆挺神秘地帶著我和弟弟去他的診所，要我們悄悄從窗外向裏張望，我們在暗處，診所內已開燈，從窗戶外望進去，可以清楚看到在柔和的燈光下這個牙科醫生的容貌和舉動，他正微笑著和病人說話。阿婆悄悄說，你們好好記住這個人的相貌，他很像你們的父親。我當時感到那是一個五官端正、雙目有神，身材高大的人。心想，啊，父親就是這樣子的，感到一絲寬慰……
真正見到父親時，文貫中既覺得陌生，又似曾相識。“那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談話完全是公式化的，他問兒子的學習，問阿婆的身體。文貫中記不太清會麵是在怎樣一個環境中進行的，但記憶中旁邊好象還有別的人。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不是一個自由的環境。
——他問到你母親怎麽去世嗎？
——沒有。他知道，一旦要問，阿婆一定會放聲痛哭，就會收不了場。我們不會問讓他為難的問題，他也不會問一些明知沒有結果的問題。
讓文貫中定下心來的是，在與父親會見之後，公安部一位副部長把他叫到自己的套間談話，對他說，估計你父親很快會獲得自由。
文貫中沒想到：過了一年“文革”就開始了，副部長說的“很快”，竟是十年！
洗腦
筆者問：為什麽文強會被最後一批“特赦”呢？
文貫中說：“實際上，1962年、1963年，象杜聿明這樣已被特赦的父親的朋友們，來上海參觀，當局都會通知我和弟弟去他們住的飯店和他們見麵。會麵時，他們總說，你們父親下一批就會出來了。我們盼了一年又一年。1965年見到父親時，公安部副部長也親口告訴我，‘每次報上去的特赦名單上有你父親的名字，但是最後的名單要由最高層決定，前幾次沒能通過最後一關。’那麽，是不是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將我父親卡住了？會不會他們感到將父親放出來對他們有所不便？他知道的事畢竟太多了！究竟是怎麽回事不得而知。據說周恩來自知得了不治之症之後，寫報告給毛澤東，說這些人都要關得老死了，都釋放了吧，毛表示同意。”
1975年3月的一天，鄰居來告訴整天忙於照顧癱瘓了三年多的阿婆的文貫中，說電台裏有重要新聞。他家當時已經窮得連收音機都沒有了，他便跑到鄰居家去聽，果然在報“特赦戰犯”名單。當他聽到父親的名字時，興奮極了，馬上給父親去信，文強也馬上回了信。不過，中共釋放戰犯後得好好宣傳一番，以利對台灣，對國內外的統戰，文強有一個月忙得不可開交。5月份他才來到上海，見到了阿婆和兒子們。文強被分配到全國政協當文史專員，月薪二百——在那個年代算是高薪了——後來又當上了政協委員。
在監獄裏，文強接觸到的都是中共的正麵宣傳，讓他們參觀的都是諸如南京長江大橋、上海萬噸水壓機之類的“新中國建設成就”，以證明“國民黨做不到的，共產黨做到了”。就是“文革”年月，中共對戰犯灌輸的仍是“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越來越好”。不過，他們這些戰犯被集中到大房間，騰出原來的單間來關押新揪出來的共產黨內的“叛徒”、“特務”、“走資派”。
文強後來對兒子們講述說：因為僅僅一牆之隔，晚上傳來的拷打聲、喝斥聲，受審者的嚎叫聲，以及高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和“我是革命的”這樣的表白聲，不絕於耳，非常恐怖。其他戰犯詫異共產黨怎麽打自己的人這麽狠！——文強卻一點兒也不驚訝，他跟他們不一樣，他在幾十年前當中共黨員時，早就經曆過類似的殘酷內鬥。
盡管如此，被共產黨洗腦27年的文強釋放之初，與受盡千辛萬苦的兒子常常談不到一起去。他目睹毛再次批鄧、周恩來去世，天安門悼念，簡直摸不著頭腦。文貫中對他講農村的現狀、自己的經曆，他往往要阻止，“不相信我說的，認為我過激”。但他與過去的同袍杜聿明、宋希濂等相聚，漸漸了解到，他們雖比他早十多年獲釋，卻比他慘得多，“文革”中多被整得家破人亡，幸存者也有一籮筐血淚故事。文強對自己最後一批被“特赦”本來十分不滿呢，沒有想到，監獄竟相當於“世外桃源”，“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文強猛一下接觸到真實的現實，困惑萬分，但他畢竟是聰明人，對毛有戒心，不難意識到“毛大哥”又對中國造成什麽樣的浩劫。漸漸地，他在談話時越來越少阻止文貫中對社會現狀的議論了，雖然也不表態支持兒子一些比較激烈的看法。
上天賜予文強長壽，使他在出獄之後還享有了26年時光，趕上了改革開放。1985年，文貫中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文強到美國參觀、訪問，印象特別好，回去之後到處做報告，大講什麽是現代化國家，中國以後應該以誰為榜樣——榜樣就應該是美國！他越來越認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認為雖然中國麵臨的各種問題堆積如山，但鄧小平總算為中國找到了一條自強的道路，循序漸進，堅持政治和經濟的各項改革，遲早會像美國那樣富強。文強對鄧小平非常景仰，在美國的公開場合大講特講自己有生之年要是能寫本《鄧小平主義》，“是最愉快的事情了”。
沒想到——在文強漫長的一生中，“沒想到”的事兒實在是不少——來了個“六四”。
文貫中說得很中肯：父親追求一輩子的理想無非是祖國的強盛和老百姓的安居樂業，到晚年還是將問題看得簡單化了，認為中國就應該發展經濟，經濟發展了，別的就水到渠成。“六四”給了他極大衝擊，使他明白，中國的事情沒有那麽容易！文強當時住在北京永定門，到政協去學習，開會，必須穿過天安門和長安街。在美國的文貫中時時打電話給他，擔心他的安全，他說自己沒有什麽不安全，卻為國家憂心忡忡。文強平生看過的學潮多了，可這次規模之大是他前所未見的；善於駕馭學潮的共產黨，對六四的血腥反應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文強的《鄧小平主義》沒有寫出來。或許，以他這麽豐富的閱曆，此時也看不懂究竟何為“鄧小平主義”了吧？或者對鄧小平主義究竟能不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也發生疑問了吧？
故人
筆者問：你父親跟你談起過對毛、周的印象嗎？
文貫中回憶，父子談起1949年之後毛澤東對國家、對他的黨、對自己戰友所做的事時，他親耳聽晚年的父親說過：“毛澤東在政治上是一個流氓。”文貫中解釋，“他下這個結論，意思是說，毛澤東寧使他負天下人，不願天下人負他。隻要對自己的專權有利，無論什麽手段都可以使出來，對自己出生入死的戰友也可以翻臉不認人，而且可以編出冠冕堂皇的理由欺騙天下。”
文貫中還說，“我父親不是耿耿於懷的人，平時講話比較平和。就是講毛澤東的為人，也是很客觀地說，並不滿懷仇恨。毛澤東的後人願與我父親交往，我父親對他們也非常友好，比如，毛澤東的女兒李訥好幾次與我父親一起吃飯，我在國內時也參加過一兩次。”
關於文強與周恩來的交往，文貫中說：“父親告訴我，在周恩來去世前派人派車以神秘的方式接父親到醫院去看他。據父親事後講，周恩來特別對他說，‘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啊！’”
“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周恩來這是什麽意思呢？
文貫中說，“我覺得這是對我父親的規勸，當然也反映周自己的心態。父親與周恩來的交往，主要是黃埔軍校期間，再就是南昌起義及其後一段時期。李立三、王明路線時，我父親從四川逃到上海去，想找周恩來證明他對共產黨的忠誠。後來國共合作時，共產黨人袁國平等都說，周恩來在延安給你平反了。在‘文革’這樣異常詭譎的政治氣候下，當年親手幫助平反的這位國民黨軍統高層軍官、‘甲級戰犯’，這件事會不會成了周恩來的一個心病？”
雖然文強親口對文貫中提過此事，但文強去世後，文貫中翻閱父親日記，卻找不到任何記載。當然，周有可能要文強對會麵一事保密。文貫中跟《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談起此事，根據高文謙的分析，周專門接見文強的可能性是有的。周為人處世思慮極為周密。當時“四人幫”對他發動新一輪攻擊，罪名無非就是“自首”，“叛徒”，“跟國民黨勾結”。現在，文強獲特赦，弄不好本身就可能成為“四人幫”的活靶子，並成為“四人幫”攻擊周的活材料，周極有可能先作文強的工作。文貫中說：大約八十年代初，鄧穎超跟父親有一次單獨會麵，這是許多人知道的。可是他們談了些什麽，卻不得而知，父親的日記裏也找不到記載。“非常有可能，我父親將一些事情永遠帶走了。”
關於文強與周恩來，還有這麽一段公案。趙浩生在其回憶錄裏說周恩來去世後他去北京，采訪到杜聿明和文強，他問文強“雙十協定”簽訂後是否參與“密謀刺殺周恩來”，文強立即放聲痛哭，承認有這回事，結果誤殺了李少石雲雲。文貫中對此給予強烈否定說：“我大哥還保留我父親的日記，日記中提到那天會見了趙，但根本沒提到謀害周恩來。我又去問1979年後與我父親一起生活的弟弟。他說，日常談話中提到過類似話題，但父親堅決否認，也從來沒有見到其他材料。大陸著名黨史專家何蜀曾寫專文考證，對趙浩生的說法斥為‘無稽之談’。何蜀提出幾點理由：周恩來在長達八年的抗戰期間，先在南京，後駐重慶，整天生活於軍政人員之中，真要謀害他不是很容易嗎？還要等到‘雙十協定’之後？文強在軍統內分工一直搞情報和策反，與行動無關，不可能參與謀害周的策劃和行動；文強與周恩來有師生之誼，按其性格，就是有人提出要他參與他也會拒絕；何況當時他根本不在重慶。李少石事件後來公認的說法是，司機駕車不慎，發生車禍後引起誤殺，並非陰謀，與謀害周完全扯不上關係。我不懂趙浩生為什麽要這樣寫？”
自傳
2001年10月22日，文強以94歲高齡去世。文貫中說：“近400人或對他高尚人格的愛戴，或為他傳奇而跌宕的一生所吸引，或對他生命力和才華的仰慕，或為他至死不渝的愛國情操所感動，前往八寶山參加了他的告別儀式。我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和全國政協的協助下，也匆匆從美國趕回作最後的告別。”
文強的高齡讓他幸運地趕上了中國史學界“口述自傳”這班車。林彪的女兒林豆豆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她正在發起“口述自傳叢書”，將父親的老對頭文強列入項目，可惜文強沒有口述完就去世了，《文強口述自傳》（采寫者劉延民）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筆者在讀這本書時，一方麵感到參與者為搶救珍貴史料做了一項重要工作，另一方麵也為該書的不少錯誤而遺憾：人名、地名、職務、年代……要查核一下其實隻是舉手之勞啊。
文貫中解釋說：父親對人口述，由別人記錄整理，比他自己寫負擔要輕得多。但是他雖然少小離家，卻鄉音未改，整理的人多是北京人，聽不太懂他的湖南口音，記錄下來有很多錯誤。學者何蜀寫了一篇文章作了很多認真訂證。
何蜀這篇文章筆者也查過，說該書“程國緒”應為“陳恭澍”，“張雲毅”應為“張雲逸”；書中說“‘西安事變’後不久，日本發生了‘二·二六’事變”，實際上後者在前；書中寫文強1925年從上海乘海輪赴廣州投考黃埔途中，在船上意外碰到毛澤東，是根本不可能的……
文貫中介紹說，他讀過父親生前最後整理過的一本回憶錄，有一定價值，但在國內尚沒有出版。父親生前與全國政協交涉過幾次，政協一定要他將在監獄裏麵27年的情況補充進去，但父親不願意再提這段經曆，“無論是什麽罪，總有刑期。不明不白被關了那麽長時間，他認為是不公正的。要將他認為不公正的東西正麵去寫，他並不情願”；當時文強年齡也大了，身體也不行了，就耽擱下來。現在他已去世，就更沒法補進去了。
汗青
筆者問：你對你父親一生有何評價？
文貫中沉吟一下說：“他是個血氣方剛、以救國救民為己任的人，對社會對人民十分真誠的人。這樣的人，年輕時很容易成為狂熱的社會主義者，甚至共產主義者。記得英國哲學家羅素說過，一個人如果30歲之前不是個社會主義者，他一定是個冷血動物；但是，如果30歲之後還是個社會主義者，他就是個白癡了。這話用在我父親頭上也是比較貼切的。”
文貫中接著說：“他最初的立場基於民族主義。他成長的年代，中國麵對列強種種欺負，無力應對。一代精英考慮的，就是如何找出一條新路，使中國盡快擺脫百年積弱，自立自強於世界民族之林。我父親那代人為了拯救中國，當時願意實驗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的道路，因為蘇聯體製種種惡弊尚未公之於世，人們隻看到它表麵上的蒸蒸日上。我父親其實30歲之前已經成熟起來，體會到消滅一切私有財產，提倡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這種極端主張的危害和虛無縹緲，回到執行中庸之道的國民黨一邊。目前中國所走的路線，不也是放棄階級鬥爭，提倡社會各階層和衷共濟，與各國友好相處，同意保護私有財產，集中精力發展經濟的路線麽？這其實和國民黨當年路線分別不大了。可是，這套做法還是有嚴重局限。我到美國來後，十分關心美國的治國之道，發現當年國共兩黨‘共產主義救中國’還是‘三民主義救中國’的意識形態之爭，今天來看已完全落伍。中國還是應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博愛，和依法治國的理念，在進行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的同時，不失時機地推行憲政，中國才能真正獲得長治久安，在世界上獲得普遍尊重和愛戴，進入更高境界。我的看法跟晚年的父親談過好幾次，他表示出越來越大的興趣，要我好好研究美國治國方略，真正弄懂。不管怎樣，父親一生不惜拋棄舒適生活，出生入死，上下求索，曆經種種曲折和苦難。他走的彎路，很多時候也是這個苦難深重的民族所走的彎路。他漫長而曲折的一生，其實反映了中國在剛過去的整個世紀中尋找對付內憂外患，自強自立的艱難求索的過程。”
文強很以自己是文天祥的後代而自豪，他說：“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須能背誦《正氣歌》，以背得滾瓜爛熟為榮，這是我家的傳統家風。”文貫中告訴筆者：父親獲釋前從來沒有人告訴他先祖是文天祥，文天祥那首《正氣歌》卻很小就會讀會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
不過，筆者回想文強的經曆與中國的變遷，湧上心頭的卻是文天祥另一首同樣膾炙人口的詩《過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經，幹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寫於2004年）
附錄：文強年表
1907年9月19日（農曆）出生於湖南長沙縣。
1925年6月在長沙藝群美術專科學校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長沙學生運動。
1925年8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政治科。
192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加入國民黨。
1926年3月脫離國民黨，公開共產黨員身份。7月跟隨朱德入川，在北伐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大隊工作。
1927年參加八一南昌起義，任賀龍領導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連長。
1928─1931年任中共四川江巴兵委書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
1931年8月脫離共產黨。
1931年底至1935年回長沙從事新聞工作，任少年通訊社社長。
1936年加入國民黨，任浙江中央警官學校情報參謀訓練班中校政訓員、參謀本部諜報參謀訓練班政治指導員、參謀本部的上校參謀。
1937年任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上校處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科長。
1937年11月任國民黨軍隊前方辦事處主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教導總團政訓處處長。
1940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上海統一委員會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代表軍統局駐上海，負責對東南五省日汪政權策反。
1941─1944年任駐上海忠義救國軍上海辦事處處長，忠義救國軍少將政治部主任。1942年春到重慶，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後被派往華北，任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並兼任冀察戰區挺進第八縱隊司令和第一戰區調查統計室主任。
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種技術訓練班副主任，主持實際工作，1945年春任軍統局北方區區長，兼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
1945年12月任軍統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兼任東北行營督察處處長、東北肅奸委員會主任委員、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處長等職。1946年，晉升中將。
1948年夏被程潛任命為長沙綏靖公署辦公室中將主任兼第一處處長。9月，任徐州“剿總”前線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代參謀長，11月，參加淮海戰役。
1949年1月被解放軍俘獲。
1975年3月獲特赦，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
1981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任中央委員會顧問、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1986年起任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8年任北京市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1989年任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
2001年10月22日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