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在電視發布方勵之、李淑嫻的通緝令
既然中國人的理性思考和道德判斷都被情感化，因此，又會把“持不同政見者”視為“離心分子”，亦即是說：你在意見上與我不同，就是一種傷感情的“不友好”行為。——孫隆基
一九八七年秋天，剛剛被鄧小平下令開除中共黨籍的科學家和民主倡導者方勵之，認識了美國國家廣播電台夜線新聞主播布羅考，布氏剛采訪過新任總書記趙紫陽。布羅考建議，請方勵之觀看一份中國中央電視台不會播放趙紫陽的采訪錄影，因為趙紫陽談到了方勵之。於是，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方勵之置身於這家美國電台在北京的工作室，觀看自己國家領袖的談話，而談論的對象是方勵之本人。趙紫陽和藹地對布羅考說著，不時拿起身旁桌上的青島啤酒豪飲：“在美國有些人可能認為這是在鎮壓、整肅知識分子。我個人不同意。過去幾年，方勵之發表許多言論及演講，寫文章批評中國政府以我們黨的政策。……因為他有如此信念，他就不能當共產黨員。……知識分子離開黨的時候，他們仍將獲得尊敬，可以繼續在自己專業領域扮演角色。我不認為你可以把這樣稱為鎮壓。”
趙紫陽說得沒有錯。離開共產黨對方勵之本人來說，確實是一種解脫。但趙紫陽也說錯了。他沒有料到，真正的鎮壓很快來臨——就連他自己也成了鎮壓和受害的對象，在某種意義上，他也加入了方勵之的行列。六四屠殺之後，趙紫陽被軟禁在家中，方勵之則逃入美國駐華使館。這兩個希望祖國變得更自由和更民主的愛國者，各自付出了失去自由、被攻擊和誹謗的沉重代價。在那段隱身於美國使館一間小屋子的日子裏，方勵之奮筆疾書，完成了一本自傳。這本自傳塵封二十多年，直到方勵之於二零一二年在美國去世，才首度麵世。方勵之說： “我希望，我的自傳能說清楚，科學和民主到底如何引導我走上這條‘被通緝’的不歸路的。希望每個人都能在曆史中，找到自己的坐標，盡自己的責任。”這本自傳，可以讓他死而無憾。
那個時代的大學，那個世代的校長
方勵之的精彩人生是從被任命為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開始的。中共建政之後，多次整肅知識界和教育界，大學校長多半被打成“牛鬼蛇神”，受盡屈辱、苟且偷生。直到八十年代初期，有了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新氣象，也有了一批敢作敢為的大學校長，如北大的丁石孫、武大的劉道玉，當然也包括科大的方勵之。當時，方勵之與校長管惟炎一起，致力於改變毛澤東時代大學淪為愚民教育工具的慘狀。作為右派長期被下放勞改，方勵之倍加珍惜獨立思考和學術自由。他堅持認為，大學的功效是培養“人”，而不是培養“兒子”或“黨的馴服工具”。
科技大學處在較為偏僻的合肥，當時僅有學生四千人，遠不能與北大、清華等曆史悠久、規製宏大的名校相比，但在方勵之等人的努力下，科技大學成為八十年代中國思想最為活躍的大學之一。方勵之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時他們做了幾件“小事”——所謂“小事”，在今天看來，件件都驚天動地：嚴格地分開黨和政，各級共產黨組織都不得介入有關教學和研究等事務的決策；把經費的分配，教職的聘任、人員的升遷等交給由教授學者等組成的各種委員會決定；教職工代表會和學生代表會有權評議和監督學政，批評係事、校事，甚至黨事和國事；取消學生政治輔導員製度，取消對學術報告黨政治審查。
方勵之被免職時，當局給他羅織的罪名是“係統地執行一條資產階級辦學路線，把科技大學引向了自由化”。對此，方勵之反駁說：“對於我，這個‘罪名’是莫大的榮耀。一點不錯，在主觀上，我們確實想使科大成為一個學術自由的環境。”方勵之為科大帶來一股新風，但他任職時間並不長，做的事還太少，未能賦予科大以一種強烈而堅韌的校格。一旦他被趕出科大，對科大的影響力迅速消失。尤其是八九鎮壓之後，整個國家的風氣大變，科大也不可能壁立千仞，成了一所喪失人文理想和自由精神的純理工學校。
三十多年後，再回頭看那個時代的大學、那個時代的校長，讓人有恍如隔世之感。今天中國的大學，被中共管製得如同鐵桶一般嚴嚴實實，自由主義思想沒有立錐之地。隻要稍稍表達一點與官方不同的看法，教授立即遭到舉報、圍攻和解聘；學生們更是未老先衰，個個都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爭先恐後地入黨和考公務員。
那個時代，中共還不知道如何對付異議人士
在八十年代之前，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統統被歸入 “反革命”行列，當局將這一小群人肉體消滅、思想冷凍。八十年代之後，情形有了不同，方勵之幽默地表揚鄧小平：“鄧小平開放中國的政績之一，是‘持不同政見者’一詞進入了中國的社會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我也許是中國的第一名公開的持不同政見者。”當時，當局對於如何處理持“不同政見者”，舉棋不定，是打？是壓？以絕後患，還是軟處理，以示開明？黨內保守派與開明派相持不下。於是，方勵之時而是當局批判打壓的對象，時而又成了當局“款待的上賓”。
八九鎮壓之前，方勵之有三次與當局對峙的高潮。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方勵之應邀到上海、寧波的大學演講，直接監視他的人物居然是國務院分管教育的副總理萬裏。方勵之到哪裏，萬裏就跟到哪裏。萬裏向寧波大學索要方演講的錄音，大學佯稱沒有錄音，萬裏下令，若不交出錄音，他的專機就不起飛。隨即，萬裏在合肥召開高等教育座談會，並點名讓方勵之坐在他旁邊，讓其公開答覆黨的批評。萬裏希望方勵之誠惶誠恐地承認錯誤、請求寬恕。結果，麵對一百多名與會者，方勵之與之激烈辯論了一個小時十五分鍾，兩人說話越來越快，聲音越來越高。最後一個回合是：萬裏問：“你的黨齡多長了？”方勵之說：“三十年。”萬裏說：“我五十年。”這是萬裏唯一一個回合的勝利。從此細節中可發現：第一，萬裏並沒有後人描述的那麽開明，黨性是他們這一代人堅守的原則；第二，那個時代畢竟還能出現副總理與大學副校長麵對麵辯論的場景，所以那個時代仍然值得懷念。
第二個故事是，一九八七年一月，鄧小平開除方勵之黨籍的講話，被作為黨的一號文件下發。一月十二日，中央電視台的黃金時段播放免去方勵之科大副校長職務的新聞。十九日，又播出開除方勵之黨籍的頭條新聞。隨即，中央摘編十萬字的方勵之言論集，印刷五十萬份散發全黨支部。讓當局始料未及的是，很多人真是通過這本書了解、接受乃至讚同方的觀點。當局見勢不妙，又下令收回。但已經晚了，連黑市書攤上都有複製本出售。鄧小平用盡手段，仍無法將方壓服和搞臭。當方批評高幹子弟在海外有存款時，傳出鄧要到法院告方誹謗的消息。方遂聘請律師，嚴陣以待。也許考慮再三，鄧最終沒有“出此下策”。回顧與鄧小平的幾輪鬥法，方勵之說：“我應當感謝鄧小平先生，因為他很賣力氣地給我當過義務廣告員。”
最精彩的一個故事是，一九八九年二月，美國總統老布什訪華，美國使館邀請方勵之出席宴會。方向任職的天文台詢問中國官方的態度，卻不得要領。於是，當時在美國使館任文化參讚的漢學家林培瑞夫婦陪同方勵之夫婦出發赴宴，出門後才發現三環路的一段居然戒嚴了，僅僅是為了攔截他們的車輛。有一名自稱最高特工的人當場指揮攔截行動，並謊稱方不在受邀名單上，不能去參加宴會。兩對夫婦跳上一輛出租車，剛駛出幾百米又被攔下。然後，他們準備坐公交車，結果警察命令公交車不準停靠站台。他們隻好步行，一個奇觀出現了：數十名穿製服或便服的警察陪同他們在空無一人的馬路上“散步”。多年以後，親身經曆者林培瑞向我講述當時的場景，仍然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而當時還是一名大學生的鮑樸，為了抗議擔任趙紫陽秘書的父親鮑彤默許此事發生，一度與父親激烈爭執、離家出走。美國記者孟慕捷在研究美中關係的著作《轉向》中評論說：“自從尼克森開門以來將近二十年的美、中高階層來往，從來沒有出現過如此醜陋的行徑。中國政府動用情治機關的暴力，阻止一位受邀的中國貴賓出席美國總統做東的晚宴。”
由於當時中共還沒有探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維穩體製，每次行動都力不從心、弄巧成拙。二十年後，當我跟國保警察周旋時，反倒羨慕方勵之麵對的“吞舟是漏”的處境。若是換在二十年後，當局對待方的方法就很簡單了，幹脆就雇傭幾個“協警”堵住大門，不讓其出門，然後切斷電話、手機和網絡，而無需如此大動幹戈。另一方麵，中共不再大張旗鼓地發動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公開批判，而是更狡詐地將他們的消息封鎖、隔絕。即便是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消息，普通民眾亦不得而知，劉曉波的思想就更難以深入尋常百姓家了。
方勵之為何沒能成為中國的薩哈羅夫？
八九學潮，方勵之刻意疏離在外，並無積極的作為，卻仍被視為幕後“黑手”之一。軍隊開槍之後，方勵之被列為通緝犯，不得不遁入美國使館。在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進入美國使館尋求保護，當然是方勵之個人的選擇自由，一般人不可苛求他人成為殉道者。但是，受方勵之的鼓舞而走上反抗之路並為之承受巨大苦難的那些普通人，他們的異議值得注意和傾聽。比如，六四後入獄多年的“大屠殺畫家”武文建在接受廖亦武訪問的時候就說：“方勵之先生在需要他挺身而出時，卻躲在美國大使館不出來，被人家接走了。方先生曾是我最尊敬的人，他在中國科技大學說：‘民主不是考施舍，而是要靠爭取。’既然是爭取，那你就走出來呀！和千千萬萬的北京市民站在一起呀！知識分子怎麽都是些關鍵時刻掉鏈子的人。”
這本傳記的主體部分，是方勵之在使館避難的那段時期內寫成的。關於在使館中的日日夜夜，也許當時還有“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衷，方勵之的描述反倒不如親自操辦此事、時任美國駐華大使的李潔明在回憶錄中寫得細致入微。然後，中美兩國經過漫長的談判折衝，方勵之被放行，先乘坐美國軍機飛赴英國，再乘坐美國副總統的專機飛抵美國。一路的行程，比當年的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還要風光。
然而，盛名來得快，去得也快。出國之後的方勵之，未能順勢成為海外反對運動的核心人物和道德象征。中國人曆來擅長窩裏鬥，當海外民主運動逐漸分崩離析、醜聞纏身之際，方勵之精明地選擇了離開，回歸天體物理學家的本行，赴亞利桑那大學任教，遠離是非、潔身自好。早在八十年代，就有西方媒體將方勵之與蘇俄持不同政見者薩哈羅夫相提並論——他們都是物理學家，又都是人權鬥士。然而，方勵之最終未能成為“中國的薩哈羅夫”。
方勵之與薩哈羅夫是兩個很有比較意義的標杆。兩人所處的時代背景明顯不同：薩哈羅夫晚年趕上了戈巴契夫新政，在作為“準議會”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為民主、人權大聲疾呼，其凝聚的政治能量得以釋放。美國新聞記者大衛·雷姆尼克如此讚美說：“在所有曆史神話中，你經常會看見一名聖徒，矗立在一群傻瓜和自負之徒、一群飽受汙辱與滿是傷痕的人民中，他就是薩哈羅夫。他是‘毀滅之火’（氫彈）的創造者，但卻堅決地批判這個‘禮物’。他全心投入拯救‘羅得之地’的誌業，縱然隻是一場夢幻。”但是，方勵之沒有薩哈羅夫那麽幸運，當他踏上流亡之路時，中共趕上了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浪潮，由殺人凶手搖身一變成為笑容可掬的買賣人，“大國崛起”的喧囂，迅速衝澹了所有來自海外的批評者的聲音。
而就個人條件而言，在近代以來具有悠久的異議知識分子傳統的俄羅斯，薩哈羅夫有滋養他的精神資源，又有堅韌不拔的個性，最終將自己鍛造成“完美的道德羅盤”。在薩哈羅夫的葬禮上，他的好友、俄羅斯中世紀文學專家利哈喬夫評價說：“他不僅屬於我們的國家，也屬於整個世界。他是屬於二十一世紀的人，也是屬於未來的人。他是一位先知，一位古典意義上的先知，他召喚自己的同輩為了未來而進行道德改革。但就和所有的先知一樣，他不被人所理解。他居然還遭到祖國的驅逐。”也有普通人在薩哈羅夫家門口留言說：“請原諒我們對你造成的所有不幸。請原諒那些你在世時貶抑你、你離開後卻開始說好話的人。再說什麽都沒用了，我們沒有守護你的生命，但我們將扞衛關於你的記憶。請原諒我們。”與之相比，方勵之沒有那樣的文化傳統可以依托，也未能真正紮根在民眾之中。他深受儒家文化的侵蝕，更像是屈原和王陽明那樣的忠臣，總是期待明君賢相聽取知識階層明智的建議。他未能形成像哈維爾那樣的解構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思想體係，也缺乏作為民間反對運動領袖的胸襟和勇氣。當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方勵之“湊巧”去奧斯陸觀禮並撰文支持，但在文章中又不經意地透露六四前夕劉曉波去他家拜訪並順帶捎走一本書的“往事”——他的心靈格局，不若我們所期待的那麽廣大。斯人已經逝，中國的薩哈羅夫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