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被軟禁期間，在家中與宗鳳鳴合影
作者聲明：本文憑記憶草成，所涉言論未與當事人核實。後果由筆者承擔。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17周年，但在筆者有限的視野內，仍有兩大懸疑未能“結案”：其一、對整個事件的結局起決定性作用的鄧小平1989年4月25日的講話中，是否存在“殺人”的內容？
其二、在整個事件中，楊尚昆由支持趙紫陽的開明路線倒向支持鄧小平的鎮壓路線，其背後，是否存在權力交易？
一、趙紫陽是否讀過《八九民運史》？
帶著這兩個問題，2006年5月24日，在江棋生先生的引見下，我們敲開了宗鳳鳴先生的家門。宗先生與趙紫陽同鄉，而且同庚，是經組織默許，陪伴趙度過下台後的囚禁歲月，並將其信息達於外界的不可多得的知情人和見證人。令我意外的是，雖然身為如此特殊的角色，肩負著難以想像的重大使命，也多次遭到組織警告，但宗先生的臉上，卻沒有留給人一點風霜感。他麵色紅潤，中氣十足；即使麵對陌生人，仍然言談自若，臉上的每一塊肌肉，都是輕鬆活潑的。這一狀況，使懷著“搶救”之念前來的我們，放下了一顆懸著的心。它證明，此前關於宗先生心髒病手術後身體狀況惡化的傳言，是不確實的。
為打消宗先生可能存在的戒備，也作為一種自我介紹，我對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您是否知道趙紫陽先生對於《八九民運史》的意見？我聽海外有傳言說，他讀過的這本書上，畫有“一百個問號”。您是否聽說過他對這些疑問的說明？或在他家見到過這本書？
宗先生的第一反應是頗感突兀，但緊接著便是茫然，他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他既沒有見過這本書，也沒有聽趙紫陽談論過這本書。
那麽，海外傳言是否不真實呢？我相信它是真實的。因為有另一渠道的朋友證明，趙的那些問號，並非全部代表“不同意”，有些是表達他的“不知道”這一意思的。而從我本身來說，也可以感到，趙通過宗鳳鳴、楊繼繩諸位先生傳達出來的信息和意見，有些是針對《八九民運史》中提出的問題的。譬如，趙是否在胡耀邦下台問題上有“落井下石”的行為？趙是否在1989年初已經失去鄧的信任，權力不穩？……前一個問題，可能因吳江的《十年的路》流傳較廣，大部分人也認為趙是針對吳書提出的辯駁；但後一個問題，似乎還未見其他公開議論。在筆者看來，既無公開議論，似乎也沒有公開澄清的必要。既然他多次強調此事，說明他注意到《八九民運史》中提出的問題。如果確有其事，而宗鳳鳴先生不知道也是真實的，這隻能說明，趙紫陽先生的事情，有些是藏在心裏的。去年初，在趙紫陽逝世悼念活動中，海外媒體曾報道說，趙紫陽臨終前，曾向前往看望的李銳先生問及宗鳳鳴、楊繼繩二先生的境況，以及他們的書是否出版，當李銳先生回答他，他們的境況還好，書已經出版時，趙紫陽說：“那我就放心了”。筆者曾打電話向李銳先生核實，李先生說確有其事。當筆者問到，趙的這個“放心了”，據您看，重心是放在前半部分，即針對宗楊二先生的書已經安全脫險，放下了他內心的最後秘密和寄托？還是放在後半部分，即針對宗楊二人處境的關心？李銳先生果決地回答說，是後者。
如果以上判斷都是正確的話，那麽，這是否意味著，趙紫陽那裏，還有尚未被挖掘出來的有價值資料呢？我和棋生，正是懷著這樣一種探秘的心理，來叨擾宗先生的。
在我和宗老又扯了一些其他事情後，棋生抓緊時間，提出了計劃中的第一個問題：宗先生，您是否知道鄧小平“四·二五”講話中，那個關於“不惜以多少人的生命換取二十年穩定”的說法？另一種說法是，此話是王震所講，您是否了解這個情況？
宗先生的表情說明，對於此事，他是胸有成竹的。思索片刻，他說，他也聽到過這種傳言，但沒有聽到過來自組織係統的傳達。我接著問，您是否聽趙紫陽提到過，他在朝鮮接到過鄧的“四·二五”講話？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反複說，趙接到的、同意的是傳達的鄧的講話，而不是“四·二六社論”的征求意見稿。於是，我又問：“那麽，趙是否講過，他看到的鄧的講話，是否有關於‘殺人—穩定’的內容？”
“沒有！”宗先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二、鄧小平“快刀斬亂麻”講話真偽追蹤
宗先生承認，他是第一次接見像我們這樣，懷著專題研究的目的，前來采訪的人。大概是出於同樣的興趣，宗先生反問我，對這件事情的調查有什麽結果？我簡述了我訪問於浩成先生後得出的印象，回答是：“極有可能。”
據信，於浩成先生是國內人中，用公開署名文章透露出鄧小平“四·二五”講話那個細節的第一人。在《五四以來中國最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見《北京之春》2001年7月號）一文中，於先生說：（《中國“六四”真相》）出版以後，特別其英文版先行問世以後，曾有一些人對書中編入文件的真實性產生懷疑，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則信口雌黃說該書是胡編亂造出來的。但是，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親身經曆過那場民運的人都確定它們是真實可信的，因為它們的記述與當時我們看到和聽到的情形都差不多。在初讀該書時原來曾對兩、三處地方產生疑竇，但經過一番思考後也都打消疑問，我就釋然了。例如：一、在《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於四月二十五日晚上即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先行播出後，筆者即聽說社論為根據鄧小平在家中聽取李鵬、李錫銘、陳希同等人的匯報時的講話所寫的。據說他在講話中說了“不惜打死二十萬人，換二十年的穩定”這樣的狠話。此話當時流傳甚廣，許多人都聽到並在一起議論過。但筆者於一九九九年來美後卻聽到有人說此話非鄧所講，乃是出自王震之口，後來偶然讀到一本香港出版的《朱熔基評傳》（作者鄭義，與寫小說《老井》的旅美作家鄭義似非一人，但筆者並未向鄭兄本人問過），書上有一段說：“二十六日下午，中共北京市委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全市中共支部書記大會，市長陳希同在會上傳達鄧小平的‘四·二五’指示，稱學生背後有後台、有黑手，要快刀斬亂麻，這位八十五歲的中共總舵主說‘不要怕流血，哪怕打死二十萬人，也要控製住局勢，贏得二十年的寧靜……’”（引自鄭義：《朱熔基評傳》，香港明窗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出版）
鄧小平是否親口說過此話，筆者一直認為是一個非同小可的重大問題，因為將學運定為動亂的錯誤定性，不惜動用軍隊血腥鎮壓的錯誤決策以及以後中共當權派及其追隨者為“六四”大屠殺一再辯護的“殺人有理”論，其源頭均出自鄧小平的這一講話。他的這句名言與五十年代毛澤東對印度總理尼赫魯所說的“我們不怕打核戰，中國即使死了三萬萬人，我們總還有一半”（當時中國總人口為六萬萬人），可以說是先後輝映，永垂史冊。此話徹底暴露出鄧小平堪稱繼希魔、斯魔、毛魔之後的另一殺人魔王的猙獰麵孔。……
……正是由於鄧小平此次講話特別重要，非同小可，在得到中、英文兩種版本的《中國六四真相》後，首先查看在鄧的講話中有無那句名言，翻閱一遍後不免有點失望，因為這句名言在兩版本中均付之闕如。後來筆者根據自己過去參與文件製作的經驗終於想通了其中的道理，秘書們在整理會議原始記錄，形成正式文件時往往要經過整理加工的步驟，有些不適宜保存的詞句，在秘書加工或交呈給首長最後核發時極有可能被刪掉，鄧的這句赤裸裸的殺人狂言，想必是由於有損鄧大人的光輝形像而被略去了。類似的情況過去並不少見，如毛澤東在一九五九年講過“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執行，何必要什麽法律。”此話多年來在大陸法學界流傳甚廣，但一直沒有在正式文件上出現過，因此大家在文革結束後批判這一觀點時隻能含糊其辭，說它是一個權威觀點，而不敢舉出毛的名字，後來有人告我，毛此話出自他於一九五九年對上海梅林罐頭廠的一個批示，但在《毛澤東文集》按年代先後出版後，一九五九年那一套中也遍找無著。看來也是在出書時被編者出自“為尊者諱”的考慮而刪除了。筆者來美後有一次讀到《海峽兩岸學術研究的發展》一書，其中收有丘宏達：《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國大陸法律學的發展》一文，其中提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在廣東出現一篇有趣的紅衛兵文件：《徹底打碎封建、資本主義及修正主義的法製》（〔反彭羅黑線〕廣州市政法機關幹警反彭羅黑線鬥批改小組編輯部編，第二期），文中說毛澤東說要人治不要法治”。由此可見，毛確實這樣講過，許多人也都聽到過，絕非以訛傳訛，但在正式文件中卻不會找到。
由於信息的阻隔，我事先並沒有讀到過於先生這篇令人信服的分析文章。為求證他的消息的可靠性，我早就打算訪問於浩成先生。今年春節後，大規模“沙塵暴”初過的第一天，天空依然灰黃，空氣中還帶著濃重的塵土氣息，仍是癱瘓的母親“不宜出行”的日子，經於先生和我的一位大朋友牽線，我抓緊這個空檔，拜訪了歸國定居的於浩成先生。
我問於先生：您當時是聽到了關於鄧小平“四·二五”講話的傳達嗎？
於先生告訴我，他當時已經被撤銷職務，所以沒有聽到那個內部傳達。但公安部係統確實做了一個傳達，有這個內容。他當時也不敢相信。後來又有人說，這話是王震講的。後來他在美國，看到一個香港記者，與鄭義同名同姓但不是我們所知道的這位鄭義所寫的一篇文章，說了這件事，是陳希同在北京市政府傳達鄧小平“四·二五”講話時傳達的。……所以他後來就寫了上述那篇文章，說了自己當年聽到的事情。……
從於浩成先生的文章和談話，我們得以知道，至少有公安部和北京市委兩個單位在內部傳達時，提到了這件事，這就是說，消息源不是一個。就此，我們可以排除“孤證”的憂慮……
幫助我們判斷那一事件真實性的另一個理由是，於先生或鄭義的文章出來後，至今並沒有出現反駁或更正的聲音，也沒有任何人找他談過此事。可見是有這件事的，隻是連他們自己也說不出口，所以沒有見於文字。
不過，我還有一點感覺蹊蹺之處，就是這句話的對仗結構。於是，我又問於先生，鄧的原話就是“殺20萬人，穩定20年”嗎？這個數字是不是……？
於先生說，他也覺得，不一定是一個對稱的數字，但有這個意思。
宗先生的觀點也一樣，他認為即使有，也不會傳達。這裏便產生一個問題，即使當日的中共黨的總書記趙紫陽，看到的鄧小平“四·二五”講話，也不是原話！而更大的問題是，一個連自己都不敢向下傳達的“狠話”、“病話”（參見陳小雅《鄧小平用兵探秘》，載陳小雅《佛之血——八九/六四研究文集》，21世紀中國基金會出版，2003年6月，紐約），居然會成為一個大國大黨在處理重大事件時的“精神”或“準則”，這不是專製製度的罪惡又是什麽？！
三、楊尚昆立場突變，是否存在“權力交易”？
在一番漫談之後，宗老說到了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信任，幾乎趙提出的所有動議，在鄧那裏都是“完全同意”。我們也順勢向宗老提出了第二個問題：既然鄧小平在十三大前後已經決定，將軍權交給趙紫陽，按照趙紫陽自己的說法，他在訪問朝鮮之前，鄧還提出過，要他接掌軍委主席職務，那麽，是什麽時候，因為什麽原因，軍隊（執行權）轉到了楊尚昆手中呢？
宗老的回答是，趙紫陽認為自己責任太重，忙不過來，所以不接。
於是，我進而問他，趙與楊對外都一直承認，他們之間的關係極好。那麽，他們之間在權力問題上，是不是存在某種默契？隻要楊不倒，趙就有翻身的機會——宗老不悅地說，他沒有聽說過。我又將這個問題換了一個角度問：在整個事件中，楊尚昆由支持趙紫陽的開明路線倒向支持鄧小平的鎮壓路線，其背後，是否存在權力交易？
宗老的神情更茫然了。隨之，他又反問我聽說過什麽。
其實，以上論題的提出，是根據三條信息成立的：其一、1989年5月16日晚，聽在中南海工作的一位朋友說到“趙萬楊聯手倒李”的傳聞。
其二、第二天，在市麵上公開提出的新口號卻是“打倒鄧李楊”！有人說，楊尚昆成了當代袁世凱。其三、有參與戒嚴行動的部隊子弟透露，楊以支持鄧的戒嚴措施，換取了鄧小平對楊白冰在軍中地位升遷的承諾。整個軍隊的調動和部署方案，都是楊與鄧交換的條件。
我取得第三條信息的時間，正好是大陸公開在電視上播出楊白冰簽署戒嚴令的鏡頭之後。地點在美國。
宗老的表情顯示，他認為外界把這些問題複雜化了。他強調了趙是一個很“純正”的人，就像“青年學生”出身的人一樣，純潔，純正……
這是他的親身感受。憑我對宗先生人品的信任，憑我們有理由采信一個與趙有著幾十年共事經曆，與他有著十幾年密切交往的見證人的證詞，在此，我們似可以排除，楊的突然轉變與趙的所謂“謀略”的幹係。但是，鄧和楊是否存在幕後交易，還有待驗證。之後，我們又談到鄧末年對待楊的態度。
宗先生認為：鄧晚年和毛晚年一樣，毛害怕百年之後有人翻文革的案，鄧則害怕身後被人翻六四的案。所以，他做了兩件事：一是“南巡”，重吹改革的春風，改善形象；二是處理那個最有可能，有力量翻六四案的人——楊尚昆。以江的實力，鄧肯定他壓不過聯手的“楊家將”。所以，鄧在身前，一定要解決楊家將的問題。
四、卸任後的趙紫陽是否“輕鬆”？
在拜訪宗先生的前一天晚上，我們因近日江湖風波，偶聚在朋友家中。在擺清了各方的情況後，大家很快便形成了基本共識。但是，我們也就用“責任倫理”評價趙紫陽問題爆發爭論。我認為，外界所說，趙以辭職反對鎮壓的事實根本不存在。理由是，第一，他從未提出過辭職申請，而是在“戒嚴令”宣布後無法執行，他也恰好修滿“三天病假”之後仍然去上班；第二，他從未有批評鎮壓的言論。而事後他的輕鬆態度，表明他當時的抉擇，有卸擔子的成分。
但是，在趙卸責後的心情是否“輕鬆”這一問題上，我的看法遭到了強烈反對。大家認為，趙的心情，不可能是輕鬆的。這樣的理解，是政治上的幼稚……。而我，則認為大家沒有注意到，在宗先生的《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顧與反思兼和趙紫陽談話的一些回憶》（新風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一書中，曾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楊得誌總參謀長曾對我說：“六四”事件後，批趙紫陽的會議，他參加了。他說：趙紫陽一定很痛苦。……但在我見到趙紫陽後，卻看到他談笑自若，我沒有感到他有痛苦的神情。（335頁）
拜訪宗老時，我重提了這個問題。宗老證實，他所見到的趙的日常心態，確實是輕鬆的。這的確是罕見的。他的解釋與許多人一樣，認為那是，趙紫陽對曆史對人民“問心無愧”的證明，那體現了一個偉大政治家的風範！
我相信，如果在民眾中進行投票，在這個問題上，同意我的觀點的，可能隻有“千萬分之一”，或者更少。正因為如此，我覺得有必要保留自己的看法。這一則是為後人的研究留下一個頭緒，二則是因為我有一處怎麽也想不通的地方，在此提出，以供評論：這件事，就好比是一個人的老爸老媽住院病危，兄弟幾個就治療方案爭持不下，那位“孝子”的方案被否決了，兄弟幾個的方案，孝子又“執行不了”，（1989年5月17日，在討論戒嚴問題時，趙紫陽的表態。見《中國“六四”真相》。）結果是老爸老媽也被治死了。在這個時候，人們攻擊這個孝子，說事情全是被他搞糟了，這個孝子即使萬念俱灰，心情也不可能是輕鬆的啊！除非他認為，不論怎樣，反正老爸老媽也免不了一死，隻要沒有死在我手上就行了。如果這樣，他的確可能懷有輕鬆的心情。但這樣一來，他可能也稱不上什麽“孝子”了。……一個政治家，麵對人民遭受的屠殺，曆史的大步倒退，如果依然能夠懷著輕鬆自如的心情，那固然也算是一種“修養”或“境界”，但不可能同時也是“無愧於曆史和人民”的。我認為，我們有很多的評論家，也不乏對於領袖的忠誠與對人的忠厚，但他們是否在把眼球目不轉睛地聚焦於領袖——“孝子”的時候，早就把老爸老媽——人民的生死拋到腦後去了呢？
請原諒我的刻薄的比喻。我想，在這個問題上，我如果對領袖不刻薄一點的話，很可能就是對人民的刻薄了。當然，這個問題僅限於意識到它的人。對於意識不到者，不存在這個問題。最後，我還向宗老求證了胡耀邦追悼會後，趙紫陽是不是去打了高爾夫球？以及和誰去打？議論了什麽事情？趙紫陽對陳小魯在1989年初香港刊物上發動“倒鄧保趙”運動究竟是什麽態度？等問題。宗老誠懇地說，他沒有聽趙提到過這些事情。由此可見，趙紫陽對外界的猜測和陳希同報告中的一些指控，是有選擇地進行了反駁與澄清：如自己到底有沒有智囊團？老鄧對自己是否信任？自己是否有意出賣胡、鄧？等等。至於那些沒有反駁，又從未提起的事情，到底是有？還是沒有？就隻能留下一些空間，供後人去“瞎想”了。
我們告別出門的時候，宗老顯得有一點意猶未盡。大概是因為他沒能解答我們所提出的一些問題，他懷著歉意地解釋說，自己隻是想充當一個幫紫陽與外界通通氣的人，並沒有對一些專門問題展開研究，因此很多事情也沒問過紫陽，希望以後能多交流。
我認為，不抱成見，無做秀意識，懷仁厚之心，實述所見所聞，正是宗鳳鳴先生的難能可貴之處。作為一個有頭腦的研究者，如果要他在“一個宗先生”和“十個滿腦子自己的模式和成見”的人之間選擇，我想，人們毫無疑問地會選擇前者。他的人格的可信度，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我們與趙紫陽這位曆史人物的距離。所以，我對宗先生說：“您是不可多得的見證人！”
2006年5月31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