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被重判引發輿論嘩然 中國司法改革陷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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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時間4月17日上午，著名獨立女記者高瑜被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罪名是“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這一判決結果引發輿論嘩然。外界普遍認為，高瑜是因為異見人士的身份而受到當局重判。眾多評論人士認為，高瑜被重判折射出中國政法改革過程中的尷尬，當然也暴露了中國法治改革過程中的弊病。

官員舊式思維鏈難斷

據尚不確定的消息稱，高瑜從被抓，到如今被重判，中共高層一直保持關注。在高瑜被判決7年徒刑後，高層對地方司法部門的不滿也隨之達到頂峰。消息稱，去年十八屆四中全會力推依法治國與司法改革後，地方上的公檢法機構有不同的理解，官僚體製依舊在維持著舊有的思維模式與行事方式，他們更多體現的是“強有力”的專製，以及對敏感事件的泛政治化。這與習近平所要求的現代化的社會治理模式顯然還差別很大。

就如因為參與起草《零八憲章》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的劉曉波案件類似，長期以來，泛政治化的中國社會總是習慣於將任何事都與政治掛鉤，本該維持公正、獨善其身的中國司法也被侵染。這不僅容易招致國際社會的批評，也讓民眾對中共執法手段感到不滿。近年來，在中國社會發生的諸如違法拆遷、勞動教養、城管執法，以及近兩年出現的以所謂“尋釁滋事”罪抓捕各類不同意見人士等，這些法治亂象已經說明，當法治與政治掛鉤，往往扭曲了該有的社會治理框架。

在高瑜案一審宣判之前，網絡上就有“高瑜案是中共法治的試金石”的說辭。其實不僅是高瑜，之前的諸如許誌永案、劉曉波案、郭飛雄案、浦誌強案，稍微有點影響的案件，都有人搬出這個句式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反保守國家秘密法的規定，故意或者過失泄露國家秘密，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規定酌情處罰。”可見，高瑜的七年判決雖然被推到了“泄漏國家秘密罪”的最高上限，但仍然有法可循，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判決雖然嚴厲，卻體現了今天一些極其難得的“依法治國”精神，應該多少也算是一種進步。

但遺憾的是，在政治決定一切的中國，司法人員早已被官僚思維汙染，根本無從保持自身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從而導致整個司法係統出現了種種不良現象，如法官、檢察官、公安的履職能力，官員的不守法行為等。久而久之，不僅腐蝕了司法係統的公信力，還造就了國家層次上的“有法不依”現象。這對司法係統而言是非常致命的危險，因為司法底線是社會行為規範調整和國家治理規則中的最低底線，如果突破了這個底線，社會底線和黨政法治底線也會相應地被破壞，進而整個社會生活就會形成了一種“破窗效應”——社會亂象和貪贓枉法也就接踵而至。

對於高瑜一案，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刑法在該條款之中也有明確要求，“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規定酌情處罰”，其中“酌情”二字，就說明對非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高瑜的相應處罰，應該相對於國家工作人員來說更輕一些才是。尤其是對高瑜這麽一個已經71歲的老人，中國又是一個有著悠久的尊老傳統的國度，向來重視尊重老人。雖然法不容情，但在今天的中國，剛好在大力推崇傳統文化，司法判決理應對待老人適當寬容一些。同時，從司法審判的人道主義原則出發，對一個老人判七年，確實太過嚴苛，且不說對她違法的認定本身就存在巨大爭議。同時，通過該案也彰顯了地方司法官員在執法過程中難以脫離“左”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的難以斷裂，也成為當下外界質疑中國司法改革能否成功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在原中央常委、政法委書記周永康主管政法係統時期，各級官吏以政治為綱，幹預個案，影響司法公正已是公開的秘密。經過政治“化妝”後的司法權力，不但導演了諸多冤假錯案，還為體製“養”大了一隻無法無天的“政法王”，讓一個官僚淩駕於國家法治體係之上，這不僅讓政府陷入公信力危機中，還讓執政黨麵臨巨大危機。其實，當下司法人員素質低下的狀態，歸根結底是製度錯配和官僚文化的產物。要改變這種司法亂局，不僅要下重手去清除法律體係裏政治與官僚這樣的汙染源，也要打破司法官員執法時為了彰顯自己政治正確而做出的種種不作為甚至投機行為。

地方司法改革成核心

《海瑞集·治黎策》曾說，“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則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則法必不能濟。人法兼資，而天下之治成。”2014年2月，繼提出 “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後，習近平在中央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上表示，要深化司法體製和社會體製改革，就要注重改革舉措的配套銜接。毋庸置疑，法治人員的現代化治理能力也應是這一改革係統相關的配套銜接之一。

2014年11月，中共第十八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輿論普遍認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將借助該會議，全麵推行中國司法改革。但是如果沒有司法人員的治理能力現代化，諸多改革措施則很容易付之東流。“沒有高素質的司法隊伍，司法權力運行機製再科學，也難以實現司法公正。建立符合職業特點的司法人員管理製度，是建設高素質司法隊伍的製度保障，在深化司法體製改革中具有基礎性地位，是必須牽住的‘牛鼻子’。”對此，有中央司改辦官員如是說。因此，一個高素質的司法隊伍，應是習近平司法改革的基本要求。

對於此次的高瑜案審判，不僅西方媒體多有指責，甚至有消息稱，中共高層尤其是習近平對該案件中折射的地方政法官員的執法能力相當失望。中共的司法改革，畢竟不能隻靠中共中央的一紙文書就能順利實現，它需要龐大的政法係統官員不僅能理解習近平的執政理念，而且有能力將依法治國落於實處並鍥而不舍地為之奮鬥。也有聲音認為，當反腐與司法改革並行時，中共應警惕被既得利益與反對改革的官僚體係所“反向綁架”，即借用改革綁架改革。

目前，不作為、政治投機行為以及老舊“左”式思維成為影響眾多官員尤其是司法官員的三種枷鎖。如果不主動去除這種思想的枷鎖，政法官員“治理能力現代化”實現無望。從某種程度來說，具體案件的查辦與審批幾乎都在地方上，他們潑出去的汙水會讓整個司法體係蒙羞，司法隊伍素質從本質上決定著法治係統的效能，而習近平若想真正推動中國的“依法治國”，就必然要依靠這樣一批現代化的“司法隊伍”，才能保證司法改革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