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階下囚 北京申奧曾兩度拿她當牌打

更多新聞請進入文學城“六四事件”專題頁麵

現年72歲的中國資深獨立記者高瑜被控“涉嫌為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秘密罪”案，2015年4月17日在北京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宣判。高瑜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高瑜表示將上訴。2013年8月，一份關於中共“七不講”的文件在海外中文網站上廣泛流傳，引起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北京警方迅速成立專案組，最終鎖定高瑜，於2014年4月24日將其抓獲。高瑜至今三進囹圄，首次被捕要追溯到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高時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因采寫《嚴家其與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被捕。高瑜《經濟學周報》同仁、已故民主人士陳子明在《北京之春》2009年6月號發表文章《我所知道的的和高瑜》記述了高瑜在六四事件前後的種種“壯舉”，並親密稱呼高瑜為“戰友”和六四後監獄中的“難友”。陳子明透露，北京兩次申辦奧運會期間，當局為了向世界輿論和國際奧委會“送大禮”，兩次拿高瑜打“人質牌”。



1993年，高瑜曾因給境外媒體《鏡報》撰稿六被當局以“泄露國家機密罪”判監6年。圖為1995年8月31日，國際特赦組織成員在北京呼籲釋放高瑜

首先祝賀高瑜大姐有關八九民運的文章結集出版。我和高瑜曾是《經濟學周報》的同仁。何家棟先生是當時的《經濟學周報》總編輯，也是我和高瑜共同的良師益友。本來應該由何先生來寫這篇序，可惜他已經在兩年多年離開了我們。借此機會，再次緬懷何先生的思想業績以及他對高瑜和我這一代人的啟迪幫助。在這篇序中，想要談談我所知道的《經濟學周報》和我所知道的高瑜。

（一）

接管《經濟學周報》

1988年2月下旬的一天，何家棟先生托鄭棣帶來口信，讓我當天務必抽出時間，去他家商議一件非常緊急和重要的事。於是，我就和鄭棣一起趕往何先生家，看到他在北平地下工作的戰友陳英茨（《光明日報》高級記者、原群工部主任）已經在等候我們。原來，《經濟學周報》因卷入債務官司，正麵臨經營危機。《經濟學周報》的管理層，已向其上級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提出申請，尋找合作夥伴“帶資辦報”。他們首先找到陳英茨，陳英茨又找到何家棟。何先生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所以立刻找我來商議資金籌措和人員調配的可能性。

當時，我是民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何先生是所顧問。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定位是“一個以政治為靈魂、以文化為形態、以經營為後盾、有獨立意識和既定目標的自覺的團體”，旨在建立由調查、科研、教學、人才評價、編輯、出版、發行、影視等環節組成的“思想生產線和智力活動服務線”。所的社會學部兼中國民意調查中心，心理學部兼北京人才評價與考試中心，經濟學部正在尋找一個機構外化的途徑。我們素來是敢於“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但此刻尚沒有接管一家報紙的思想準備，因為這是當局嚴密控製的領域。陳英茨要求馬上就給予明確答複，我和何先生、鄭棣反複掂量，覺得此事可行，當即拍板出資辦報，並由所的經濟學部兼《經濟學周報》編輯部。

2月27日，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北京應用科技研究所、北京思創技術研究所與經團聯簽署了“帶資辦報”協議書，規定從3月1日起，出資方全麵接管《經濟學周報》的人事、編輯和經營。北京應用科技研究所（所長畢誼民）、北京思創技術研究所（所長嚴江征）均由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出資創辦，三所屬於同一“團體”。根據最初的人事安排，成立《經濟學周報》董事會，由原社長崔紹林任董事長，畢誼民任副董事長，陳子明任總經理；社長陳英茨，副社長費遠（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務委員）；總編輯何家棟，副總編輯王軍濤（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務委員）。報社實行總編輯負責製。後來，陳英茨沒有參與《經濟學周報》的具體工作，仍由原社長崔紹林掛名社長一職。

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的主要負責人於光遠、馮蘭瑞是著名的黨內改革派人士，他們批準了上述協議，為《經濟學周報》的改組承擔了政治上的責任。幾個月後，當時分管意識形態和新聞媒體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政治局委員兼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對民運“三朝元老”（四五運動、民主牆運動和高校競選運動的參加者）王軍濤任《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一事表示了關注，作為經團聯主管部門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也有意要關閉《經濟學周報》。經團聯秘書長會議頂住了來自上麵的壓力，確認周報的編輯方針沒有錯，並決定成立《經濟學周報》編委會，由馮蘭瑞任主任，戴成、陳英茨任副主任，何家棟留任總編輯，繼續主持工作。考慮到王軍濤的身份過於敏感，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團體決定由鄭棣（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務委員）頂替王軍濤的職務，王軍濤仍留在報社，繼續發揮原有的作用。

此後，為了進一步完善《經濟學周報》的形象與功能，何家棟先生邀請了羅點點（羅瑞卿大將的女兒）和高瑜（中國新聞社著名記者）兩位女將出任副總編輯。這樣，高瑜就成為我和王軍濤的同事和戰友，在“六四”以後更成為監獄中的難友。

何家棟先生後來回憶說：“我和子明、軍濤進入實質性合作始於接辦《經濟學周報》。……從這時開始，我和子明、軍濤等人才有了思想上的交鋒，在紮根民間、保持獨立，不依附任何權勢集團，以憲政民主為目標，推動政治體製變革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我雖然缺少他們所特有的突發的靈感，但不缺少抑製衝動的意誌力，頭腦也不僵化，能夠吸納來自各方的信息，他們老想怎樣開頭，我則常想如何收尾，兩代人各有所長，因而配合默契。”“《經濟學周報》1989年6月11日被迫停刊，總共出版了388期，我從324期起387期止任主編，共64期。同時編出十名青年學者的文集，準備出版‘經濟學周報叢書’，也告夭折。我對光遠、蘭瑞先生感到歉疚的是，他們辛辛苦苦創辦起來的一份報紙是在我手中斷送的。我在總結編輯工作經驗時說過：‘我的運氣不好，做什麽事十有九次要失敗，還有一次是站在失敗者一邊。’盡管如此，《經濟學周報》這一年多經曆，是我第一次和子明、軍濤合作編報，兩代人合作無間，優勢互補；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想法編報，那是一次充滿激情——歡樂和痛苦的經曆。”

新《經濟學周報》的宗旨和成績

我手頭保留著一份《編輯計劃》，這個計劃的開頭部分是：

一、目標：

1.圍繞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課題與經濟發展中現實困境的問題，在多樣化的思想碰撞與多學科的學術交流過程中，產生並促進中國經濟學理論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政策，形成有中國特色的描述概念框架及研究方法。

2.完整、準確、及時地反映中國經濟現實與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概貌，使中國經濟“透明化”，一方麵為中國各級政府提供決策信息和經濟政策的谘詢，另一方麵使中外各方麵人士和中國人民了解國家經濟的主要動向和狀況。

3.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新興社會力量的代表，表達他們的願望和思想，維護他們的權益，為他們創造輿論環境和提供發展的理論指導與依據。

4.最終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經濟形勢發展和經濟理論演變的一部活史。

在1988年3月20日出版的《經濟學周報》（總324號，改版後第一期）上發表了《致讀者》，其中寫道：

《經濟學周報》，正視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困境性問題，在多樣化思想碰撞中，探討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模式！

《經濟學周報》力圖以開闊的視野，站在人類文明的製高點上，通過各學科交流，發展中國的經濟學理論！

《經濟學周報》代表現代化進程中的新興的社會力量，表達思想，維護權益，提供幫助！

《經濟學周報》強調客觀、公正、效率構成的知識分子良知！

《經濟學周報》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在“學”上下了許多工夫，經濟學界已成為報紙的一大支柱。在物理學中三個點支撐一個物體最穩固，所以今後要在政府行政部門和企業界發展我們的讀者，創造我們的形象以形成三大支柱。

一張報紙不能沒有新聞，更不能沒有自己的特點。《經濟學周報》要走出書齋，投向整個社會。

在這一期《經濟學周報》還刊登了王軍濤起草的“本報評論員”文章《中國經濟學的變革與趨向》和專訪《有刮風的，就應有刹風的——劉力群談經濟學周報應成為經濟評論家的陣地》（劉力群是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經濟學部兼職研究員、課題負責人）。前者指出：走向實證化，困境意識，開放式探索，是今後《經濟學周報》關注的三個方麵。後者指出：《經濟學周報》作為一份民間的經濟學專業性的報紙，應具有自己的特色和個性。它既不同於《人民日報》的經濟版、《經濟日報》、《金融時報》和《經濟參考》等經濟專業報，這幾份報紙都是以反映當前經濟動態信息、宣傳黨和國家的經濟政策和改革措施為主的；同時，也不同於《世界經濟導報》，《世界經濟導報》的特點是較快地對當前經濟改革和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進行及時反映，並主要反映出對改革熱情最高、最急迫的那部分人的意見。《經濟學周報》要做一個頭腦比較冷靜，分析問題比較深刻，而不那麽趕風潮的報紙，從而在製衡中起一點平衡作用。不去趕風潮，而去潑冷水；不去搶熱門，而去找冷門；不去搶名星，而去挖隱士；不去搞宣傳，而去搞評論；雖然那是會有風險的，但隻要是社會所需要的、隻要有利於改革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就有必要辦成經濟評論家的陣地。

後來，何家棟先生在陳子華等著《浴火重生》的序中寫道：“周報的定位是民間報紙，站在民間立場，反映民間聲音，不是代表官方發言，它始終信守一條原則，要有曆史感，貼近文化層麵，雖然也有人擔心這會模糊‘改革派旗幟’，但我們並不因此而人雲亦雲。我一向認為知識分子不必都熱衷於做官僚政客的智囊、幕僚，而應該自覺自願地做社會的清道夫、守夜人。”周報不滿足於為經濟體製改革搖旗呐喊，屢屢以“打擦邊球”的方式呼喚政治體製改革。此外，周報也刊登質疑主流改革派的文章，並十分關注改革中的公平問題以及倫理和文化層麵的問題。由於沒有改革派喉舌與幕僚的心態，何先生的做法更符合新聞媒體人的行為準則。他在焦國標《討伐中宣部》的序中指出：自由出版物的四項出版原則，第一是人本原則，第二是真實原則，第三是自由原則，第四是公正原則。這正是《經濟學周報》所秉持的原則。

在何家棟先生的領導和王軍濤、高瑜等報社同仁的努力下，《經濟學周報》不僅起死回生，而且麵貌煥然一新。到1989年初，“南有《（世界經濟）導報》，北有《（經濟學）周報》”的說法已經流傳開來。胡耀邦逝世前，於3月2日委托夫人李昭代他寫信（刊於1989年4月23日《經濟學周報》首版），表達他對《經濟學周報》的期望，信中說：

首先，謝謝對他的關懷和信任。

第二，他認為周報不僅有學術研究，更有一定針對性和現實意義，會得到社會的信任。

第三，他仍在療養過程，也不具備研究的條件，他祝願周報能越辦越好，起到推動經濟健康發展的作用。

由於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係統下屬十幾個單位，當時我的精力大部分投入到策劃、組織、人事、管理、營銷等方麵，一直沒有時間給《經濟學周報》寫稿，何家棟先生對此頗為不滿。有一次他開玩笑說，要找個地方把我關起來，專心致誌地給周報寫專欄文章。我答應他，一定給他寫十篇文章。我在1989年4月上中旬，完成了三篇稿子。《經濟學周報》4月23日刊出了《學術討論應有的風度》，4月30日刊出了《新權威主義理論構造的缺陷》，第三篇《新權威主義提出了有意義的問題》還沒有來得及發表，周報就被當局下令停刊了。何先生一語成讖，半年後我果然被“關起來”了，從此開始了幾百萬字的寫作生涯。

八九民運中的《經濟學周報》

在八九民運中，《經濟學周報》主要做了三方麵的工作。一是利用當時相對寬鬆的新聞環境，如實地報道了這場運動；二是始終堅持理性的聲音，呼籲通過政治妥協來促進政治進步；三是在理論上揭示了這場運動的目標和方向。

1989年4月23日，《經濟學周報》以一種隱晦的方式首次介入運動。在首頁右上方報眼刊載了胡耀邦1981年的一段話：“當著人民內部矛盾被錯誤處理，走向激化時，我們千萬要冷靜，不要跟著起哄，需要忍耐一下，有意識地‘鈍化’一下，實行‘冷處理’。常言說，宰相肚裏好撐船，聽聽不同意見還是有好處的。根據曆史經驗，遇到這種情況，第一，不要躺倒不幹；第二，不要急急忙忙反擊。……”可是兩天後，李鵬趁趙紫陽不在國內之機，去向鄧小平匯報學運情況，並根據鄧的講話組織撰寫《人民日報》社論，“急急忙忙反擊”了。

趙紫陽回國後，公開提出要“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於是，5月7日《經濟學周報》刊登了本報評論員文章《在社會進步中實現政治穩定》，首次正麵提及學潮，指出：“不應簡單地將學潮與‘文革’期間敵對勢力活動進行類比，這種傳統心態必將導致政府與人民關係緊張；也不應籠統地將學潮看作危及現代化事業的動亂之源，這種消極評價會使政府忽視學潮中所隱含的寶貴而豐富的政治信息，從而喪失自我調整的良機。”“從學潮的基本方麵來看，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推動民主進程，是它的主調。學生們強烈要求懲治貪汙、清除腐敗，正是政府再三宣告的施政方針。”文章最後說：“4月15日以來學生的遊行、罷課等活動，向政府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課題，即如何學會用新方式來處理社會矛盾。這是一個機會，處理得當，中國將由此跨進現代政治文明之門，在社會進步中實現真正的政治穩定。”

5月14日，《經濟學周報》拿出了兩個版麵刊登有關民運的報道和評論。費遠署名的記者綜述《戈爾巴喬夫訪華前夕的北京學潮基本平息局勢趨於平緩》報道了新聞界對運動的參與：“五天以前，幾十名編輯和記者代表著來自首都三十多家新聞單位的一千多名新聞工作者向中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遞交請願書。他們在前往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西交民巷的中國記協的路途中，受到了來自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高校部分學生的夾道歡迎。”《經濟學周報》副總編輯鄭棣，正是這次新聞界請願活動的發起者之一。記者蕭柏喻、劉丹紅采寫了長篇報道《北京學潮紀實》，四個小標題是“中國魂”、“媽媽，我們沒有錯”、“理解萬歲”、“今又五四”。報道在結尾處駁斥了“動亂”之說：“從4．15到4．27，這次牽動十幾萬學生、數十萬群眾、數萬軍警的大規模運動，迄今為止，未見有關人員傷亡、損壞公物以及搶劫的報道。一位學者認為，這充分顯示了政府的空前理智，學生的空前自律，群眾的空前冷靜。這在中國曆史乃至世界曆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學者指出，這次運動所蘊藏的大量政治信息，值得社會各階層尤其是政治家和政治學家審慎地研究。”

5月21日《經濟學周報》全部篇幅的一半（四版）與運動直接相關。刊登了本報評論員文章《寫於大學生絕食第五天》，強烈呼籲：“形勢危急！我們必須找到一條出路，不能自己毀滅自己。最現實的選擇是在法律和秩序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任何人都無權對這場學運作出政治判決。我們要求全國人大立即召開特別會議，根據憲法確立的原則，通過合法程序，對學運性質進行評議。”刊登了於光遠的文章《共和國曆史上的重要一頁》，作者以“一二．九”學生運動參知者的身份指出：“兩次學生運動的性質都是愛國民主運動。”“我不認為學生的行動損害了國家的尊嚴，恰恰相反，我認為它顯示出‘五四’以來七十年中中國革命的光榮傳統，顯示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形象。”文章認為，為了走出僵局，“排除學生們對政府的不信任感，黨和政府不應該在詞句上作不必要的推敲”，“政府沒有理由為了某些措辭而使得問題得不到迅速解決。”刊登了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的呼籲書全文，丁偉誌、胡繩、劉國光、蘇紹智等社會科學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呼籲書全文，中國日報、光明日報、世界經濟導報、經濟學周報、工人日報、中國婦女報、北京青年報、中國新聞社、新觀察、政治學研究十家新聞單位部分記者編輯聯名呼籲的消息，以及嚴家其、包遵信領銜的《五．一六聲明》的全文及部分簽名的影印件。還刊登了曹思源的長文：《出路在於主動加快政治體製改革》，明確提出“民主運動爆發的主要原因在於我國政治體製改革乃民主建設的嚴重落後”，應當“主動地發展社會主義的議會民主”，“充分發揮人代會的作用，在新的現代化的方式下就不僅是可以想象的。而且是可以爭取做到的”。

5月28日，《經濟學周報》刊載了文壇巨匠巴金近日讚揚《世界經濟導報》及其總編輯欽本立的消息，消息引用巴老的話說：“報紙要為人民說真話。過去有句話，說報紙要‘為民喉舌’。這句話不錯。”

在整個運動期間，《經濟學周報》都站在理性和均衡的立場上，呼籲政治妥協與社會和解。5月7日第一篇有關學運的評論就指出：“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強烈的矛盾緩解而不是通過對抗使矛盾升級。中國極其缺乏的是自下而上的信息傳遞渠道。因此開辟各種暢通的信息傳送渠道，是達到溝通，增進理解，緩解矛盾的重要一環。我們欣慰地看到政府與學生4月29日已開始對話。這種形式應經常化，製度化。在緩解社會矛盾時，各方都應具有足夠的善意和寬容精神。寬容精神是理智和成熟的標誌。社會各方麵部應學會寬容、克製自己的情緒，訴諸理性而不訴諸暴力。一切非理性的不負責任的行為，不論以何種理由，何種名義作為借口，都是公眾所不能接受的。”5月21日的第二篇評論說：“近幾天社會形勢的發展已引起民眾情緒的分化，其中不乏激憤者。激憤情緒的發展很容易外化成缺乏理智的行為。這就給一些沒落社會勢力以可乘之機，不惜挑起事端，孤注一擲，從而激化矛盾，令各方失去克製。這是大學生和知識界必須警惕的。因此，大學生應堅持理性精神，采取明智而靈活的態度，迅速結束絕食，打開僵持局麵。”同日發表的王曉天（王軍濤筆名）署名文章指出：“堅持理性精神，不論社會多麽風雷激蕩，知識共同體應該依然冷靜地把握形勢，善意地交換思想。不應讓社會生活中的其他庸俗風氣毒化知識界，而應按理性精神改造舊的社會生活氣氛。反對彼此敵視，堅行寬容相處；不僅以文明的思想，而且以文明的方式改造中國。”6月4日，《經濟學周報》在頭版發表署名陳非的文章《中國：需要心平氣和》，指出：“不安定因素既不是來自‘反自由化’的‘不徹底’，也不是來自‘極少數’人的‘挑動’，而是來自整個社會利益關係的失衡。”“人民群眾對腐敗現象和貪官汙吏忍無可忍，而我們的社會機製既沒有為人民群眾提供表達意思的民主渠道，又不能通過民主與法治的手段消除腐敗，懲辦貪官汙吏。因此，隻好通過上街遊行喊口號的方式來表達意思了。但一個社會的發展進步，不是靠暴力鬥來鬥去，武力和武力威脅，是對付敵人的辦法，用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往往不能奏效，卻隻能走向主觀願望的反麵，隻能破壞發展進步。現代化建設需要一個穩定和諧的環境，老搞內耗不得人心。國家大事當然不可能在馬路上求得解決，隻能依靠民主和法製。一個政府一個執政黨，隻有善於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善於進行利益整合而不是固執成見，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當文章見報時，長安街上的槍聲已經響起，任何理性、善意的言辭，已經不起作用了。

在八九民運期間提出的政治主張，絕大部分是當下的、即時的要求。譬如說《經濟學周報》刊載的《五．一六聲明》，就提出了如下的訴求：“必須承認在民主程序下產生的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果斷推進政治體製改革，廢止特權；查禁‘官倒’，消除腐敗”；“實行新聞自由”、“民間辦報”，“承認並保護公民發表不同政治見解的權利”。而《經濟學周報》同仁則憑借掌握報紙的便利條件，勾畫了改革中國政治體製和重建文明模式的藍圖。

5月14日刊載的《重建文明模式》一文指出：“當前有兩大文明模式影響著中國文明的變遷。”一種文明模式“實質上是立足目前中國社會狀況，恢複舊的社會主義或幾千年封建主義模式的機製”；另一種文明模式“是使個人和法人獲得徹底的獨立自由；在公平、合理的規則控製下，每個人或法人都追求高效率、高產出的生活，並由自己對結果負責。這種文明模式要求，進一步在中國明晰和確定財產權，製定完善的法製，建立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憲政”。

5月21日刊載的由王軍濤執筆的《寫於大學生絕食第五天》，將1949年之後的體製定義為“戰爭動員體製”。“這種體製具有如下特征：（1）寶塔型單向權力關係結構，最上層是一位領袖為代表的一個政治集團淩駕在整個社會之上。（2）單一的行政隸屬關係覆蓋全部社會生活領域。（3）對人事、機構、程序、結構及規則采取權宜之計，可以任意變動。（4）大一統意識形態，維係社會成員的無條件忠誠。（5）以運動為基本行為公式，這種體製與現代化進程中各類新興利益處在緊張的摩擦式對立狀態中，經常導致社會騷亂和動蕩。（6）嚴厲、殘酷的懲罰所保障的鐵的紀律，……。”這種體製“未能適應現代化建設。因為，現代化進程是工業革命引起產業結構、社會結構、製度結構及人們心態劇烈變動的過程，必須建立一種機製，適時適度地適應變動，進行自我調整，有效地公平地整合各類利益；從而實現政治穩定。這種體製，隻能是民主憲政。所謂民主憲政，主要包含如下原則：（1）以個人作為政治活動的基本出發點和歸宿與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2）代議製與普選，（3）責任內閣的行政政府，（4）分權製衡的政治體製，（5）黨派鬥爭公開化、合法化、規則化、非暴力化與結社自由，（6）社會生活領域多樣化與政府權力有限性，（7）輿論自由與出版自由及信息開放。對於中國而言，主要指重新界定各類政治設施（黨、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公民等）權限，調整它們之間的關係，製定各自的運行規則。”這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政治綱領。

1988年11月10日至13日，《經濟學周報》與北京社會與科技發展研究所、國防經濟學會主辦的首屆全國現代化理論研討會在北京京豐賓館舉行。此次會議由閔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務委員）籌劃，由閔琦、李盛平、王軍濤、陳小平、張鋼、周舵、王蘇波、王東、王潤生、孫立平、鄭也夫、黎鳴、劉在平等負責會議的籌備工作，有於光遠、黎澍、李銳、李慎之、蘇紹智、於浩成、戈揚、丁守和、許良英、馮蘭瑞、張顯揚、嚴家其、張晉藩、羅榮渠、溫元凱等全國300多名老中青專家學者與會，是1980年代由民間組織的規模最大的一次理論研討會。會後，我和王軍濤主持了一項關於中國現代化模式的課題，在1988年11月至1989年5月的半年時間裏，組織了十幾次中小型課題討論會，擬定了總體的寫作框架。鑒於5月20日戒嚴後局勢的急劇惡化，我們準備迅速拿出一個初步成果，對5月21日文章中的諸點展開論述，以《經濟學周報》的全部篇幅（對開八版）一次性刊出。5月24日以後，由七人組成的寫作小組就一直在遠離天安門廣場的地方進行最後的討論。文章的題目確定為《中國現代化論綱》，各節小標題和執筆人如下：時代特征（陳子明），文明抉擇（王軍濤，由陳子明代），十年反思（石小敏），困難時刻（閔琦），政治改革（楊百揆），經濟改革（劉力群），社會整合（孫立平），文化重建（劉衛華）。我們於5月31日各自回家寫作，約定6月7日再次碰頭統稿。可是，我們的寫作速度沒能趕上坦克的開進速度，6月3日至4日之夜成了流血之夜，6月7日，我在得知公安局對於我和王軍濤的秘密通緝令後，已經與妻子王之虹逃亡至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雖然四萬字的理論長文流產了，但聊以自慰的是，畢竟已經有《寫於大學生絕食第五天》中的七條政綱見諸於文字。

（二）

我早已聽聞高瑜的大名，與她接觸卻比較晚。何家棟先生和王軍濤、張倫先後成為高瑜的密友時，我還沒有和她見過麵。是在高瑜來《經濟學周報》以後，我才與她建立工作上的聯係。現在，老朋友有的去世，有的亡命海外，我和高瑜在曆經劫難之後，已經成為老戰友和好朋友。

傑出女記者

1949年以前，中國新聞界頗有一些著名的女記者，但是到1949年以後，這些昔日的豔麗花朵就紛紛凋謝了。1980年代以後，高瑜可以說是中國女記者中的第一人。

高瑜1980年調到中國新聞社專稿部，開始了她的記者生涯。專稿部的主要任務是采寫專訪，這十分符合高瑜的性格與興趣。她先是采訪文化和學術名流，以後逐漸轉向采訪政治人物，並開始撰寫深度的時政分析文章。

高瑜首次專訪的對象是八十歲的作家冰心和她的丈夫、七十九歲的社會學家吳文藻。這篇專訪順利通過審稿，很快在《北美時報》和香港《鏡報》雜誌同時刊出，高瑜的名字也第一次為海外知曉。此後，她陸續采訪了巴金、夏衍、曹禺、趙丹等著名作家、藝術家，還有一批科學家、學者；以及兩位特殊人士：鄧小平的大女兒鄧林和林彪的獨生女兒林豆豆，造成了相當的轟動。高層政界人士，她采訪過陸定一嚴慰冰夫婦、萬裏、方毅、穀牧等。她的關注點逐漸聚焦於一些政治敏感人物：劉賓雁、吳祖光、張顯揚、郭羅基……。接下來，她就注意到了王軍濤和我這一輩人。

高瑜加盟《經濟學周報》後，特約了胡績偉的三篇專稿《樹立民主的權威》、《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必須同步》、《加緊新聞立法，保護新聞自由》和邵燕祥的三篇專稿《中國需要皇帝嗎？》、《久違了，王力先生》、《為新權威主義補充幾條證據》；自己撰寫了七篇文章：五篇報道和兩篇對話。五篇報道的標題分別是：《於光遠說：經濟發生困難時特別要警惕回潮》、《新權威主義是‘精靈’，還是‘老鼠’？》，《蘇紹智談深化改革的障礙》，《九十年代是政治改革的年代嚴家其提出建立“政治責任製”》，《童大林說：“人類在新啟蒙中”中國的危機本質上是人的問題》。在第二篇報道中，高瑜指出：“‘新權威主義’的主張至少有三點難以和‘舊權威’劃清界限。其一，強調的都不是政體、而是領袖，是強人政治；其二，主張民主要在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之後才能發展和繁榮，無視民主具有發育人的潛能，最大調動人的積極性，實際具有促進經濟發展和繁榮的作用；其三，主張民主實行必須在訓練之後，否則在一個民族沒有民主素質情況下一搞就亂，否定民主隻有在民主之中訓練和孕育的基本事實，包括‘五四’、‘中共奪取政權’和‘四五’這些重大曆史事件的事實。”

長篇對話，是高瑜喜歡采用的一種深度報道方式。早在1986年底，她就安排了鄧樸方拜會當代文豪、如今也成為殘疾人的巴金先生，用攝影機攝下了白發對黑發的一組珍貴鏡頭，然後寫下了一篇《巴金與鄧樸方關於人道主義的對話》，發表在《鏡報》月刊1987年1月號。高瑜在《經濟學周報》發表的對話是：《關於時局的對話——嚴家其：中國不容出現勃列日涅夫式的停滯溫元凱：改革的停滯比失敗還要嚴重》，《站在今天說話——夏衍秦曉鷹關於“五四”的對話》。兩篇對話都分為上下篇，分兩期用整版篇幅刊出。

在夏秦對話中，九十高齡的夏衍先生說：“今年是法國大革命二百周年，那時候就提出‘自由、平等、博愛’。‘五四’一方麵是愛國主義運動，一方麵是人的解放。後來我們把這些口號都還給資產階級了；實際上共產主義者正是要講平等，要講自由，要講博愛。……文化大革命就是講神道、獸道嘛。”“忽視人權、蔑視人權是公眾的不幸，也是政府腐敗的原因。”“資本主義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它有一個自我調節的功能，因為資本主義建立在科學和民主上。……過去講的資本主義那一套實際已經不存在了。‘相對貧困’已經沒有了。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的現象也沒有了。”六十多年黨齡的共產黨員說出這些話，簡直是振聾發聵。

比夏秦對話影響更大的是嚴溫對話。“六四”後《經濟學周報》被取締的直接原因就是高瑜采寫的這篇對話。1989年6月30日陳希同《關於製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稱：“北京《經濟學周報》發表了同趙紫陽原秘書鮑彤聯係密切的嚴家其（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研究員）與另一個人關於時局的對話，攻擊‘治理整頓’會導致‘停滯’，提出中國麵臨的一大問題‘就是不能重蹈赫魯曉夫、劉少奇那樣非程序權力更迭的覆轍’，‘中國不再允許像文革那樣用非程序化的方式進行權力變動’。這個對話的核心問題，就是為掩蓋趙紫陽的錯誤、保住他的權力地位、以便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製造輿論。這個對話曾經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香港《鏡報》等海內外多種報刊全文或摘要刊登。”陳希同的點名批判，正好從反麵說明了高瑜文章以及《經濟學周報》的影響力。

香港記者韋曉燕女士曾以細膩的筆觸寫下了她對高瑜的近距離觀察：

十一月她被調到著名的《經濟學周報》擔任副總編輯，我借公幹去京特意看望她。那天上午，正趕上她在寫稿，她隻給我衝了一壺茶，端了盤水果就坐到書桌前了。隻見她的筆在紙上旋動，陽光照在筆上，一閃一閃的發亮，好一幅廢寢忘食圖。中午，她的大筆己落成，封好信袋，電話通知了編輯部來取稿。她才對我說從整理錄音到動筆寫稿已三十幾個小時沒睡覺，此時她不想飽餐，隻想飽睡。事後，我才知道她那天完成的，就是轟動海內外的《嚴家其與溫元凱關於時局的對話》。這是在八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由於光遠倡導，由戈陽組織召集的另一次‘北京飯店會議’上，她利用會議休息期間，對嚴家其和溫元凱進行的一次采訪。這篇‘對話’‘六四’之後，被陳希同點名為‘動亂暴亂’的政治綱領，以筆者之見通篇勵治，無一言言亂。”

好文章是記者敏銳眼光與辛勤勞作的結晶，高瑜奉獻給世人的每一篇傑作，無不凝結著她的智慧與心血。

院外活動家

1989年4月號的《鏡報》月刊上，刊登了高瑜采寫的全國政協委員、《鏡報》主編徐四民和五位青年學者3月22日晚的座談紀要。文中所說的五位青年學者，就是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的所務委員陳子明、王軍濤、閔琦、陳小平、劉衛華。在座談中，我說：“對正在由自發階級成長為自為階級的知識分子，僅僅小恩小惠來收買，給個局長、部長當當是不行的，而且參政方式隻開後門（靠親友、秘書等關係得以打個小報告）也是不行的。要開前門，要容納具有參政意識的知識分子對國是進行公開討論”。陳小平說：“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就具體政策提建議固然重要，但是能否就人大本身改造提出問題、建議，能解決規則問題就更重要。”“‘人大’自身的改造，是建設民主政製的必要環節。……人大和政協應成立俱樂部和專家小組，應撥給經費以長期研究、提出專家方案。對‘兩會’的改造，要采取漸進式，要通過一次次技術性改造。把中國轉向民主製，既需要思想、觀念等這樣大的準備，也需要對具體的運作規則具體方案，以至很小的技術性措施進行改造，這樣實行七條、八條之後，整個國家的體製就會改觀，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就有望實現。”高瑜給這篇紀要起了一個非常響亮的題目：《將民主從街頭引向人民大會堂》。

《寫於大學生絕食第五天》再次引用了這句話。《經濟學周報》的評論員文章指出：“社會進一步的發展應該是在學生運動形成壓力後，學者來講道理，說明危機的原因，社會應怎樣發展；在此基礎上是專家拿出可操作方案，最後由政府在專家方案範圍中決策。”但是，在政府自身處於分裂的情況下，就必須由最高權力機關來決策。“我們要求全國人大立即召開特別會議，根據憲法確立的原則，通過合法程序，對學運性質進行評議。將民主從馬路上引向人民大會堂。”

將民主引向人民大會堂，意味著促進議會政治的形成。議會政治活動分為院內活動與院外活動，以及兩者之間的結合。1977年至1989年間，在這些方麵都曾經有過可貴的嚐試。

先說說院內活動。早在1977年11月，郭羅基作為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市第七屆人代會上，以北大的“揭批查”為實例，批評以吳德為首的北京市委。當時中國最高掌權者華國鋒對此表示：“一定要把他壓下去”，結果人代會延期五天，組織對他的圍攻。1980年9月，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經過於光遠等理論務虛會派的推動，北京代表團170多名代表就寶鋼工程建設問題向冶金工業部提出質詢，成為“共和國第一質詢案”。1981年2月，在北京市海澱區第七屆人代會上，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陳子明、北京大學胡平、中國人民大學韓宇紅、北京師範大學李世取、北京鋼鐵學院李訊、中央民族學院羅維慶等學生代表聯合其他代表共11人提出議案，要求將由我起草的《海澱區人民代表大會組織和議事規則（草案）》以及《對的說明》印發各位代表；並將該草案提請區人民代表大會會議討論並表決通過。鄧小平、陳雲等人用先開黨員預備會再開代表會的方法，把這種院內活動打壓了下去，直到1988年才得以複蘇。這次扮演挑戰者角色的是剛剛從台灣回來的人大常委、前立法委員黃順興，他在七屆人大一次會議大會的舉手表決中投下了“第一張反對票”，並提出如下提案：一、設秘密投票點；二、要改變人大委員長不是常委中產生而是由中共指定；三、要改變國家三個最重要的職務國家主席、委員長、總理的等額選舉。

再說說院外活動。1988年4月，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社會學部兼中國民意調查中心（理事長丁望、主任陳子明、副主任白樺、李依萍）對1172名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進行了問卷調查。調查涉及代表對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國家財政經濟政策等的意見和態度，並對他們自身的政治認知和議政能力進行了測量。調查結果的分析數據表明：人民代表的政治認知和議政能力頗不足，作為人民代表的角色感尚差，但對人民代表的職能有較清楚的認識。人民代表所關心的主要是：黨風、物價、社會風氣和教育。《人日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香港《文匯報》等報道了這次調查。這次調查既是對人民代表的一種了解，也是對他們的一種政治啟發。在掌握了全國人民代表的通訊地址後，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準備係統地向他們發送宣傳材料。1989年3、4月，四通社會發展研究所（曹思源、李曙光），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陳子明、陳小平），首鋼法律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於浩成、張宗厚）等，就民間修憲開展了一係列的文宣活動，並明確指出了“發展議會政治”的方向。

關於院內活動與院外活動的結合，也可以舉出兩個例子。一個是在1979年初夏：一批理論務虛會派的全國人大代表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對汪東興中南海超標蓋房提出質疑，民刊《北京之春》則在西單民主牆上貼出大標語和大字報予以配合。大標語是“法律麵前人人平等”，“汪東興欺騙中央動用公款七百萬元營造私宅必須受到黨紀國法製裁”。大字報是我為《北京之春》第七期撰寫的編輯部文章《對法律的嚴峻考驗》。文章“要求五屆人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撤銷往東興的代表資格，要求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全麵審查、嚴肅處理汪東興的違法亂紀行為，勒令其退賠侵吞的人民財產，並將調查和處理情況公布於眾”。另一個是在1989年初春：七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溫元凱與陳子明、曹思源等達成口頭協議，由後者向前者提供係列的議案草案及相關說明文件。

在八九民運中，院內活動與院外活動的結合，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鄧小平從全國調集幾十萬軍隊到北京，把坦克裝甲車開上長安街，不僅僅是要鎮壓學生運動，更是要恐嚇、威懾黨政軍機關尤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扼殺剛剛露頭的議會政治萌芽。在“六四”鎮壓之前，與人大常委胡績偉保持密切聯係的高瑜和曹思源成為第一批被捕的知識分子，表明“六四”黑手鄧小平、李鵬、陳希同之流，最害怕的就是院內活動家與院外活動家的聯手，用新的“議會政治”合法性來取代舊的“老人政治”合法性。

由於高瑜經常向前《人民日報》社長、現任人大常委胡績偉約稿，兩人關係很熟，因此她在八九民運中扮演了院內與院外政治聯絡員的角色。下麵是高瑜在《浴火重生》中的自述：

5月21日是星期天，早上我與胡績偉先生通電話，他要我代表他立刻去天安門廣場，去勸學生撤退，他說，隻要退出廣場，發表個聲明也可以。我回答：“今天是星期日，能不能明天多聯係幾家報社一起去。”他說：“不成，我恐怕來不及了。我的兒媳醫院已經在發救護包了，當然不是給學生預備的。”我答應了他，我在馬路上截了一輛小麵包，拿出記者證，搭車去了廣場。憑記者證我隻通過最外圍的幾道人手拉成的防線，到了紀念碑下怎麽也進不去了。我遇到一個叫李亞的科技大學的學生代表，他胳膊上有張倫用鋼筆簽的名，可代替通行證，他帶我走上紀念碑。我們找遍了也沒有找到一名負責人，隻好到廣播站廣播王丹、張倫，等了近兩個小時也沒人回應。最後，我們還是在紀念碑上一個帳篷裏，找到在旮旯裏睡覺的王丹。我對他說我是代表胡績偉先生來的，我把應該說的話都對他說了，當我說到“撤離廣場”幾個字，圍觀的一個人一把抓住我的胸口，問我是幹什麽的，王丹擋住了他的手，指著我說：“絕對可靠。”說通了王丹，他又找來幾個學生領袖，我又重複勸說了一遍。他們幾個人到一旁開了個臨時會議，開完後告訴我他們同意撤離廣場，但要發表一個聲明，聲明還要由廣場各高校的代表決議。他們責成王丹起草聲明，這時王丹對我說：“高老師，我頭痛的厲害，你就幫我起草吧。”征求王丹的意見，就叫“告全國人民書”。事關緊急，斟酌不了許多，我從地上撿起一塊大字報紙，就起草起來了，具體寫了多少條我已經忘記了，但我記得首要一條是軍隊不進城，廣場的學生組織立即組織學生撤離廣場，署名是天安門廣場高校學生代表。起草完畢王丹先拿給幾個負責人看，後來又通過廣播，在紀念碑上召集各高校代表開會議決。經過相當的爭論，最後通過了。又是李亞帶我走下紀念碑，正好遇到中央工藝美院一輛麵包車給廣場送來一筐西紅柿，李亞和我就搭這輛車一起到煤渣胡同三號《人民日報》宿舍胡績偉先生家。李亞和車上的兩個人都進去了，胡績偉見到學生是那樣熱情，連聲問：“王丹來了沒有？王丹來了沒有？”他的老伴和全家人也都迎了出來，又送麵包又送水，對待學生的誠摯和親熱讓我十分感動。我到裏屋用白紙重新抄寫上述聲明，胡老就與學生們攀談起來，宗旨就是勸學生退。我抄寫好後，正好看見胡老坐在沙發上，向學生左右揮動雙拳說：“敵進我退嘛！”我請胡老審閱，他在兩處增加了一些文字。修改好後，胡老要求我們立刻給報社送去，他說：“我可以給《人民日報》打電話。”告別胡老一家人出來後，我考慮讓《人民日報》發表有難度，就帶李亞他們直奔北京飯店香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程翔、劉銳紹都在，他們幫助我複印數份，我請他們發表，隨後到廣場把原稿和複印件交給王丹，隻留下一張又送到西長安街的《科技日報》，並給孫長江副社長打了電話。我回家時，已星夜當空……

第二天（5月22日），我和何家棟應嚴家其的邀請到社科院參加他召集的知識界座談會，那天到的人很多，一個會議室擠得滿滿的，連窗台上都坐滿了。會議當中，有人來找我，是我的一個朋友畫家劉光恩。原來早上我離家後，胡老即打來電話，要我把聲明改寫成一份同樣內容的致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交到人大常委會，這樣上下就有個呼應。我丈夫急得不知道怎麽通知我，正好劉光恩又來電話，就有勞他把胡績偉的電話內容告訴我，劉光恩當仁不讓，就趕到社科院來了。我把情況和何老交換了一下，何老表示同意，我就在會議上起草起來了，完稿後又請何老、嚴家其、蘇紹智、李洪林看了看，他們都表示同意，但卻遭到參加會議的相當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對和圍攻。我必須完成胡績偉先生交給我的任務，就和何老提前退場了。我趕到天安門，在紀念碑下隻找到前一天見過的王超華。她當即表示同意並簽了字，由幾名學生代表把公開信交給設在人民大會堂南門口的人大常委會接待處。

胡績偉曾對高瑜表示：“我己找到彭衝，要求由我們人大常委會委員和學生對話解決學潮問題，彭衝已向一常委請示。”人大委員長萬裏當時出國訪問了，彭衝是主持工作的人大副委員長。5月25日下午，高瑜接到胡績偉的最後一個電話：“我的努力失敗了，彭衝拒絕了。”

胡績偉的另一位政治聯絡員是曹思源。高瑜參與的主要活動是爭取人大常委與學生對話，曹思源參與的主要活動是爭取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曹思源和他的研究所同仁獲得胡績偉的授權，通過上門拜訪和打電話及加急電報的方式，一共獲得57名全國人大常委同意聯署呼籲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而人大常委一共隻有135人。在此之前，5月17日已有厲以寧、江平等24名常委提出建議，5月18日已有葉篤正、馮之浚等12名常委提出建議。截至5月25日，聯署者已經超過人大常委的三分之一。而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一旦召開，是有可能決定撤銷戒嚴令和解除李鵬總理職務的，一些人大常委已經將此列為緊急會議的議題。鑒於此種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麵，鄧小平才在6月2日做出“決斷”（江澤民語）：采取一切手段，立即實施天安門廣場的清場，限定兩天內完成。所以，“六四”不僅是對民眾的屠殺，也是一次針對法定最高權力機關的軍事政變。

6月3日早晨9時，高瑜被秘密綁架；同日中午，曹思源被秘密綁架。這充分說明，“六四”黑手在發動軍事政變和反人民“暴亂”之前，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切斷最高權力機構與民眾之間的聯係，遏製人大常委會依照憲法行使職權的可能性。高瑜和曹思源，則榮幸地被當局塑造成中國式院外活動家的樣板。

人權勇士和英雄

到1990年8月29日無罪釋放，高瑜被非法關押了453天。很快，她就重振精神，投入到新聞工作中。她此後的報道重點，自然而然地轉向了“六四”受難者與政治犯的人權保障問題。

高瑜在中國人民大學讀書的時候，曾是丁子霖的學生。她釋放後，首先想到的就是在“六四”痛失愛子的丁子霖夫婦。此後，她為“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形成，發揮了自己的一份作用。

8月30日我釋放的第二天，我到中國人民大學靜園一樓去看望丁老師和蔣老師。蔣老師先迎出來，隨後走出的是淚流滿麵，因吃激素渾身胖腫的丁老師。幾十年的師生之情一下子湧到我們的心底。丁老師嚎哭著，向我講述了璉璉被打死的經過。我問她為什麽《北京日報》報道璉璉是高三學生，丁老師憤怒地說：“那是他們造謠，他們想回避十七歲，未成年人的年齡，為此我去質問過我的同學，北京市宣傳部長李誌堅。”情緒稍微平靜時，她批評我：“你太不注意保護自己了。”我又告訴她我介入學生運動的經過，我說：“勸學生退出廣場，是我當仁不讓的責任，我們想阻止的就是機槍、坦克和屠殺。”我們都覺得從“六四”開始，我們師生成為有著共同苦難的人了。

以後我每月去看望丁老師一次，丁老師總是一遍又一遍向我哭訴，我一次又一次思考應該如何幫助丁老師從悲痛之中挺立起來。璉璉火化後，骨灰在哥哥的集體宿舍裏秘密存放三個月，百日之祭，父母仍然舍不得將他埋葬，而是把他接回家，安置在爸爸親手為他製作的一個木製的紀念碑裏，碑中還存放著他求學時的心愛之物，碑的正麵刻著爸爸雋秀的字體的碑文：“這短暫的十七年，你像真正的人那樣活著，又像真正的人那樣死去，你將以人性的高貴與完整刻印在曆史永恒的記憶裏。永遠愛你的爸爸媽媽，1989.9.11.”家中全部保留著璉璉的生前之物，小床、書桌、書籍都在原處放著，父母，親人永遠和這個優秀的少年廝守在一起，清明、周年忌日、冥辰、中秋、春節都要為他祭奠。璉璉的生日與亡日隻差一天，因此89年6月的掛曆也成為家中珍貴的紀念物，用鏡框鑲在牆上，2日是紅框框，3日是黑框框。我想這些都應該讓世人知道，但不是我來寫，而是讓丁老師親手蘸著流淌的心血來寫，這反而能使一顆破碎的母親的心修複創傷。

1991年春節我問丁老師和蔣老師：“你們想不想把你們的心裏話對世人傾訴？敢不敢讓世人知道真情。”他們非常勇敢地回答：“敢。”很快我就得到兩位老師完成的三篇文稿，一篇是對捷璉成長和死亡感人刻骨的記錄，一篇是他們寫給捷璉的信《讓我們再親親你》，原件已隨幼子淌著鮮血的遺體一同火化，再有，是丁子霖寫的《我的話》，公開聲討了李鵬，這是“六四”死難者家屬最先發出的聲音，我把三篇稿子一同交給了“六四”兩位最勇敢的香港記者，程翔和劉銳紹。

“六四”後他們和社長李子誦一起被迫從香港《文匯報》辭職，正艱難地辦著《當代》雜誌。全文發表之後，影響之大可以想象，全美“學自聯”最先給丁老師和蔣老師寄來信，稱：“我們都是你們的兒子。”這種安慰勝過一切。隨後，我又聯係了多家香港報紙去采訪丁老師和其它死難者家屬。1991年4月底美國ABC找到我，我建議他們去采訪丁老師，他們當然求之不得。我征求丁老師和蔣老師的意見，告訴他們“要做好開除黨籍和公職的準備”。丁老師兩個星期之後，給了我答複：“同意。”這個采訪使全美國的母親、全世界的母親都聽到了中國母親丁子霖的談話。她說：“兩年來我在生與死之間幾度徘徊，有時真想一死了之。但我終於選擇了生。我既不需要憐憫，也不需要安撫。但我要等待曆史作出公正結論。”全世界都開始聲援她，因為站在全世界麵前的是一個中國天安門母親。ABC的采訪，整個過程，每個人談的話，每個人站的位置都被匯報給最高層，以後丁子霖、蔣培坤老師將麵臨什麽樣的高壓是不言而喻的。但我相信，再殘暴的對待也比不上失去兒子的傷痛，站起來的她能夠經受一切，會勇敢地承擔起曆史的責任。

高瑜釋放的時候，大部分被抓的知識分子已經釋放；在她之後，又釋放了劉曉波等一批知識分子。最後被當局選擇為政治犧牲品的，恰恰是她在《經濟學周報》的同事——我和軍濤。高瑜說：“1990年底，大陸政治空氣空前惡化另一顯著的標誌是當局要對‘六四’逮捕的兩名四五運動的著名知識分子陳子明、王軍濤進行政治審判。陳、王都是我《經濟學周報》的同事，他們是中國知識分子階層堅持穩健、公允、平實、持久的思想路線和政治態度的代表，他們是學運高潮時中共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閻明複親自請去做學生工作的。……何家棟總編輯和陳、王的親屬詳盡地向我介紹了陳、王案情進展，我認為對我是責無旁貸。我開始陸續向海外和香港報道陳子明、王軍濤和他們案情進展。1991年初庭審達到高峰，我對陳子明、王軍濤法庭上對八九民主運動的辯護都有全麵而詳盡的報道。”高瑜為我們的審判以及獄中的待遇和鬥爭，為多家媒體寫過報道，其篇數之多，連她自己也記不住了。

高瑜在《不能因為他們對國家對社會負責任而審判他們——北京審判陳子明王軍濤內幕》中大聲疾呼：“（一九九○年）十一月下旬布什總統在剛結束的歐安會上取得英、法、蘇三國對海灣的共識之後，用解除西方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製裁的方式，換取了剩下的唯一常任理事國——中國在對付伊拉克問題上能夠與西方合作。安理會十一月二十九日召開，二十四日在中國外長錢其琛動身訪問白宮之前，中國政府突然對王軍濤、陳子明等作了審判的決定。中國利用海灣危機打出的牌是‘向來不主張以軍事武力解決國與國的爭端，主張以和平方式進行對話’，這與在國內用武力鎮壓八九民運背道而馳，但是中國政府全然不察自己暴露給全世界的矛盾形象，也絲毫不顧忌現任總書記江澤民去年上任後不久對外所做的‘中國政府沒有用任何法律手段懲處參加動亂的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的保證，現在突然要對王軍濤、陳子明一批人進行審判，就是要借國際關係的轉機，為重返國際舞台爭回麵子。王軍濤、陳子明是中國當局自己選擇的斡旋人，現在卻要被送上審判台，這究竟是為什麽？王軍濤、陳子明是中國十年改革湧現出來的優秀、傑出的知識分子的代表，他們正在中國現代化事業上起著積極的、不可代替的作用。不能因為他們優秀而扼殺他們，不能因為他能起到別人所起不了的作用而扼殺他們，更不能因為他們講理性，對國家對社會負責任而扼殺他們。”

在江澤民執政時期，針對西方國家的“人權外交”，曾以“人質外交”來回報。人們通常強調“人質外交”交換利益的一方麵，而忽略了它還有發泄憤怒的另一方麵。這種兩麵性，在我和高瑜身上體現得最清晰。

1994年5月13日，為了滿足美國克林頓政府“有條件最惠國待遇”的“條件”，當局將我“保外就醫”，而當時我本人並沒有提出過申請，在獄方文件的“保外就醫”“病因”欄寫的是“皮膚瘙癢症”。1995年6月25日，為了對李登輝訪美表示憤怒，當局將我重新收監，而此時我剛剛動過癌症手術，正在接受後續的治療。1996年11月6日（北京時間），克林頓剛剛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當局又將我“保外就醫”，為實現“克林頓—江澤民互訪”鋪下第一塊墊腳石。

高瑜的遭遇幾乎和我一模一樣。1993年，高瑜接到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生院教務長發來的親筆邀請函，邀請她去做訪問學者。《經濟學周報》的主管單位中國社科院三年沒有給高瑜安排工作，而且連她的檔案也不知去向了。此時，當局為了“申奧”向世界輿論和國際奧委會“送大禮”，提前釋放了魏京生，對高瑜也網開一麵。高瑜去找社科院，社科院這次很痛快，由辦公廳和保衛局出麵，迅速辦理了出國手續，並且答複她“補檔案十分簡單，可以給辦”。於是，高瑜訂了9月23日飛香港的機票。但這一天是中國申辦奧運會的投票日，高瑜想過了這一天再走，就將機票改在10月4日。結果，中國“申奧”失敗，當局有氣沒處撒，就拿高瑜當了出氣筒，於1993年10月2日再次將她逮捕，判刑六年。等到中國開始著手第二次“申奧”時，又拿高瑜打“人質牌”，於1999年2月15日將她提前釋放。

在高瑜喪失自由期間，國際社會給了她極高的榮譽。1995年2月，高瑜榮獲世界報業協會頒發的“自由金筆獎”，也稱為“世界最傑出記者獎”，每年隻評一人，高瑜是第四十八個。10月，高瑜獲得國際婦女報業協會頒發的“新聞勇氣獎”，該獎專門表彰那些在不尋常和危險環境底下仍有出色表現的新聞工作者。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設立了“新聞自由獎”，各國政府都推薦自己國家的記者，共有三百多候選人，國際報業組織則推薦了高瑜。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首屆“新聞自由獎”頒發給了高瑜。

高瑜出獄後，於2000年5月又獲得了一項國際新聞大獎。日內瓦國際新聞組織從1950年至2000年間選出了50個國家的50名新聞自由英雄。高瑜獲選後，香港各大報的通欄標題是《新聞自由英雄，高瑜榜上有名》。高瑜在接受多家外電采訪時，隻表達了同樣一個意思：“中國優秀的新聞記者有的是，為爭取新聞自由50年裏遭受迫害比我嚴重的有的是，至於世界選擇了我，是讓我承擔更多的責任。50年裏中國從來沒有過新聞自由，但是新聞自由同樣是中國記者建設民主化和現代化的目標和旗幟。”

“最傑出”、“自由”、“勇氣”、“英雄”，這些稱號高瑜當之無愧。嚴家祺最近寫道：“高瑜是一位有正義感的、才華洋溢的、傑出的女記者，她的作品見證了當代中國曆史，是她為正義、為新聞自由、為中國光明前途奮鬥的曆史記錄。”我完全同意家祺對高瑜的評價。爭取新聞自由和政治民主，在中國還是尚未完成的事業，前麵還有荊棘和陷阱。我們會和高瑜大姐一起，手拉手，肩並肩，在這條道路上繼續艱難跋涉，直到理想的實現。

2009.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