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段祺瑞與鄧小平 三一八慘案PK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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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一位名叫段昌隆的年輕人於6月4 日淩晨在北京民族宮喪命。他是民國時期著名軍閥、北京臨時政府執政段祺瑞的侄孫。2004年，“天安門廣場四君子”之一劉曉波撰文《由段琪瑞的侄孫死於六 四屠殺而想到的》由此展開，將段祺瑞政府的三一八慘案與鄧小平主政時期的六四事件進行對比並直言，與“三·一八慘案”之後的媒體和知識界的表現相比，六四 事件後的中國，是個自由和良知雙重匱乏的社會。沒有媒體的公開呐喊，沒有知識界的義憤表達，更無法為亡靈舉行社會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沉默。全文如 下。

2014年4月20日，香港尖沙咀紀念六四展覽，一名學生站在中共已故領導人毛澤東和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學生領袖柴玲的相片前

六四已經十五年了。

讀丁子霖女士的《六四死難者尋訪實錄》（見《民主中國》2004年3月號、4月號），聽蔣彥永大夫為六四正名的呼喊，我再次被震撼，難以擺脫的羞恥感咬嗜著靈魂。

每年都堅持為亡靈寫點什麽，與其說是展示自己的勇氣，不如說是對亡靈的懺悔。每次坐在電腦前，墳墓的傾訴縈繞不去，耳邊響起的是這樣的警告：活人必須懷著足夠的謙卑和敬畏，傾聽來自墳墓的訴說，六四亡靈們才能教會幸存者什麽是活著，什麽是死去，什麽是雖死猶生。

一、兩個兒子和兩位母親

據我所知，在六四難屬群體中，有兩個死去兒子的家庭， 曾經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名門。一個是人們比較熟悉的丁子霖女士的家庭，其叔父是中國最著名的地質學家、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丁文江；其子蔣捷連，中彈於北京市 木樨地地鐵站口附近，年僅17歲，正在人大附中讀書，丁文江是蔣捷連的舅外公。

另一位死於六四屠殺的年輕人則比較陌生，他是周淑莊女士的兒子段昌隆，乃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著名軍閥、北京臨時政府執政段祺瑞的侄孫。段昌隆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係應屆畢業生，6月4日淩晨遇難於北京民族宮附近，年僅24歲。

據丁子霖女士的難屬尋訪錄《被害者段昌隆和他的母親》 一文介紹：“昌隆不是被亂槍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稱的‘誤傷’，而是被戒嚴部隊故意殺害的。他就倒在開槍者的跟前。”被害經過是：“昌隆是6月4日淩晨遇 難的。他左側心髒大動脈中彈，是由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致死的。據事後了解，那天晚上他出門去尋找他的妹妹和女友，當他推車至民族宮附近時，正遇上東進的 戒嚴部隊與民眾形成對峙局麵，群情激憤，情勢緊張，一場殺戮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昌隆目睹這種局麵，隨即跑步前去勸解。他當時也許想，這樣僵持下去後果不堪 設想，如果向雙方說明道理可能會避免悲劇的發生。可是他沒有想到，當他跑向戒嚴部隊前排一位看來是指揮員的軍官跟前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徹底粉碎了他的善良 願望。而這顆罪惡的子彈，就是從那個軍官的手槍槍口射出的。”（見《民主中國》2004年4月號）

過於年輕的生命，消失於劊子手的屠戮，怎能不刺穿母親 的心！兒子昌隆遇難後，悲憤的母親周淑莊變成了一位勇敢的母親。她是最早敢於麵對境外媒體說出屠殺真相的母親之一，也是“天安門母親”的骨幹。她不倦地為 那些無辜死難者及其難屬奔走呼號，從不向強權的恐怖威懾低頭。早在1993年，周淑莊就與丁子霖一起接受了《美國之音》的采訪，披露了兒子段昌隆的被害經 過，譴責六四大屠殺。1995年8月，丁子霖和蔣培坤夫婦在江蘇無錫遭到非法關押，周淑莊通過海外媒體挺身而出，譴責當局對丁子霖夫婦的誹謗和迫害，用雄 辯的事實和充分的道義維護了難屬群體的名譽。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命令中國銀行無錫分行凍結了一筆來自德國的“六四”人道捐款，周淑莊和難友們向當局 發出了強烈抗議，並一起前往國安部進行交涉。在“六四”十年祭的1999年，108位難屬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控告劊子手李鵬的起訴狀。在這一法律維權 行動中，周淑莊不顧體弱多病，多次接受海外媒體的采訪，控訴劊子手的反人類罪行。不幸的是，她終因不堪重負而突發腦血栓，從此半身不遂，至今未愈。

兩位名人之後都倒在共產黨的槍口下，兩位母親共同站出 來討還公道。這，也許是曆史的巧合，但在敵視民意的製度下，又是必然：大屠殺的發生是必然，它是獨裁強權實施恐怖統治的極端化；正如當年的周作人，在目睹 了近現代中國的各類政府的一係列殺戮之後，近乎絕望地寫道：“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殺亂黨的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黨，洪憲的殺民黨，現在的殺共黨，不 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把殺人當做目的，……盡量地滿足……殘酷貪淫的本性。”（參見張菊香編：《周作人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7年6月出版，P170）隻要獨裁製度不滅亡，恐怖統治就不會消失，濫殺無辜的野蠻也不會根絕。

縱觀中共的曆史，其對內殺人並非始於“六四”，至少從 肅AB團開始，中共就在製造大冤案，延安整風也製造了眾多冤魂，掌權之後的階級滅絕就更肆無忌憚，鎮反、三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一路鎮壓過 來，直到用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與平民。因為，暴力性的整肅和鎮壓是中共得以奪權、掌權、維權的秘訣之一。

與此同時，受難者討還公正之路的漫長和艱辛也是必然，被淩辱遭迫害的國人的自發抗爭已經持續了數代人，還將繼續下去，直到恐怖政治被終止和人權至上被確立。

二、兩大慘案和兩個政府

在眾多六四死難者中，我之所以單獨挑選段昌隆來為文，絕非因為他是名門之後，而是他的受難讓我想起中國現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慘案，並通過類似事件的曆史對比來凸現當下中國的現實。

1926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殺的63年前，中國現代史 上也發生過一次政府對學生的著名屠殺，史稱“三·一八慘案”。死於六四屠殺的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執政的北洋政府，曾在官邸前鎮壓徒手請願的學生，打 死47人，傷200多人，死難者中有一名女學生叫劉和珍，因魯迅的沉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個必須對屠殺負有責任的政權及其執政者，該如何麵對 這罪惡，不僅檢驗著政權本身的善惡，也檢驗著執政者本身的為政之德和人性之有無，更能突現出曆史的進步與倒退。毫無疑問，兩次屠殺皆是大罪惡，但兩個時代 的兩個政府——軍閥混戰時代的北洋政府與和平建設時期的中共政權——對這罪惡的態度卻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權遠不如當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盡管，當年 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獨裁和亂相頗受病垢。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 場，麵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凶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中國知識份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 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啟超（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淩叔華等著名 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為此而終止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 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諸多媒體加入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語絲》、 《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地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 “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103 篇。

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 祺瑞政府的。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 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為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 的蔣夢麟在會上沉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竟潸然 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啟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曾被譏為 “花瓶”的國會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發表正式檔認定：“此次集會請願 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為，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還多少有些議會政治和司法 獨立。最後，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執政段祺瑞頒布“撫恤令”。

盡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因為， 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為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為三月十八日 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殺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段祺 瑞政府就在遍布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於1926年4月倒台。而國民黨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持之外，國民黨相對於軍閥政權在政治道 義的優勢，也是其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總之，在發生“三·一八慘案”的1926年，中國雖然 因軍閥混戰而亂相叢生，但那畢竟還是個有些許言論自由、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的時代，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多少還有主權在民的影子，所以，踐踏了最低的為政底線 的政府暴行不可能暢通無阻，殺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權在握且滿世界招搖，並用“穩定”之類的理由來炫耀臉上的血汙。

（以上史料，請參見：傅國湧《三·一八槍響之後》，摘自“文化先鋒網www.whxf.net；吳言《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慘案七十三周年祭》，載於《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號；《”三·一八“慘案資料匯編》，江長仁編，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掌權之後，中共為了自我美化，也常拿 “三·一八慘案”大做文章。毛澤東在把魯迅塑造成革命文化的“偶像”的同時，魯迅的名文《紀念劉和珍君》也被編進了中學課本。正因為魯迅為“三·一八慘 案”寫就了這篇著名禱文，“民國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才變成民族記憶的一部分。

然而，丁子霖女士等人收集到的證詞和難屬群體長達十五 年的抗爭，蔣彥永大夫前不久給中共高層的公開信（截至3月19日，已經有上百篇讚揚蔣大夫的文章、近五千多個支持蔣大夫的簽名），多份在互聯網上流傳的當 年親曆者的回憶……已經見證：在六四慘案中，中共殺人更多、手段更殘忍，不僅有槍擊刀捅，還有坦克碾壓。

而且，慘案發生後，中共政權又是如何對待六四大屠殺的呢？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又是如何呢？中國的媒體和社會名流又有怎樣的表現呢？

在政府方麵，沒有高官的認錯悔罪，沒有政府的“撫恤 令”、沒有國會追究責任者的決議，沒有獨立司法調查，沒有懲罰任何劊子手，更沒有內閣總辭職。而且，當大屠殺的罪惡已經昭然於天下之時，麵對全國性的悲 憤，也麵對世界性的譴責和製裁，中共政權非但死不認帳，反而開動一切宣傳機器為大屠殺辯護，大搞全國性的人人過關的審查表態，並封鎖還原曆史真相的所有資 訊，鎮壓所有譴責大屠殺的良知者，連失去親人的難屬也難逃壓製；在官方的壓製和封鎖下，冤死的亡靈們及其難屬，成為難見天日的黑暗中的詞，天安門母親們從 事的“還原曆史尋求公正”的人道救助運動成為極危險的事業，難屬們無法公開祭奠親人的亡靈，堅持公開為六四亡靈討還公正，就要冒巨大的人身風險，甚至好心 人給六四難屬的人道捐款也被非法凍結和扣留。六四，這一當代中國的關鍵字，在大陸境內的所有媒體上皆被“遮蔽”，關於六四真相的言說很可能導致言說者被打 入黑牢。

雖然，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中共政權對八九運動的定 性，經曆了由“暴亂”、“動亂”到“政治風波”的轉變，但直到十五年後的今天，中共仍然不肯認罪認錯，非但從未見過現政權的任何首腦表示過絲毫懺悔，也從 未有劊子手受到過應得的追究，如，負有主要罪責的高官李鵬在權力寶座上風光十三年，甚至在下了台的今天仍然逍遙法外，過著高層權貴的安逸生活。恰恰相反， 中共的在職高官們一直強詞奪理，以“穩定第一”的借口來為大屠殺進行辯護。最新的辯護出現在3月14日下午的人大記者會上，總理溫家寶在回答美聯社記者關 於蔣彥永上書的提問時，盡管他含糊其詞地繞過官方的六四定性問題，但他的說辭顯然是早已準備好的老一套，無非是強調中國需要穩定，十五年的經濟發展證明穩 定的重要，沒有穩定就什麽都沒有，作為總理他最關心穩定……雲雲。

然而，就在溫家寶用穩定論為六四大屠殺辯護之前，人民 大會堂裏的2900多位代表，剛剛以2863票通過了“憲法修正案草案”。前一刻是以根本大法的莊嚴形式承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後一刻卻是為中共政 權的反人權罪行做辯護，豈不是自打耳光！電視直播，使全世界都看到了這種荒謬的悖論，即便修憲了，承諾了，誰會相信中共有誠意落實“憲法”承諾！

段祺瑞政府和中共政權對屠殺的不同態度，雖有兩個政權 對社會控製力不同的原因，即軍閥政權無力對社會實施全麵的嚴格控製，而中共政權則牢牢控製著全社會的主要資源。但是，正常的為政邏輯應該是：越是能夠控製 社會全局的政府，就越不應該恐懼到喪失最低理智的瘋狂尺度，越不應該采取極端野蠻的暴力手段對待自己的人民；在犯下罪行或錯誤之後，越有能力和自信麵對自 己的錯誤甚至罪惡。所以，六四大屠殺是獨裁權力的瘋狂之舉，中共的死不認賬就是罪上加罪，再次凸現了這個製度及鄧小平、李鵬等人的邪惡、殘忍和人性匱乏。 換言之，這種從不知罪認錯、從不道歉不懺悔的頑固態度，即便與當年的軍閥政府相比，也是巨大的曆史倒退。

在社會方麵，與“三·一八慘案”之後的媒體和知識界的 表現相比，六四大屠殺後的中國，是個自由和良知雙重匱乏的社會。沒有媒體的公開呐喊，沒有知識界的義憤表達，更無法為亡靈舉行社會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 年的沉默。由此，六四血案，既是中國當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也是最恥辱的一頁。這種黑暗和恥辱，不僅是獨裁政權的野蠻屠殺和死不認賬，更是媒體和知識界的 萬馬齊喑，特別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沉默。強權和懦弱的相互勾結不斷地加深著這黑暗這恥辱。

在當時的國情下，即便媒體被官方操控，無法象當年的 《京報》等報刊那樣發出呐喊，知識界也可以通過境外媒體發出良知的聲音，也可以不屈服於人人過關的大清查，用消極抵抗來拒絕與殺人者合作。然而，隻有極少 數社會名流敢於挺身而出，而絕大多數精英們，包括那些積極參與八九運動的精英們，大都被恐怖壓彎的脊梁，要麽逃亡和被捕，要麽靠出賣良知過關，至多是保持 沉默。被奉為中國知識界良心的巴金在哪裏？那些曾經反對戒嚴的名流們在哪裏？各大學的校長、教授們在哪裏？

麵對六四亡靈，這種人性的貧血，不僅是政府的死不認 錯，更是媒體和知識界的萬馬齊喑，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沉默。恐怖的大屠殺和人人過關的大清查，拷問出中國精英們的“小”來，他們最缺少的，不 是知識積累和社會名譽，也不是對醒目的常識性罪惡的判斷混亂，而是在大恐怖麵前的堅定的道義立場和良知勇氣。

而極少數敢於繼續質疑六四定性的著名知識人，象丁子霖、鮑彤、吳祖光、李慎之和蔣彥永等良知者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持，大多是盜賊般的偷偷摸摸的耳語。而一個隻要求虛偽的表態式效忠的政權，根本不在乎私人飯局上的和居家客廳中的罵娘。

六四後，從中國整體精神氛圍上看，對民間的自發正義感 和同情心的傷害之慘烈，無過於在中共的野蠻大屠殺麵前，社會的名流們和精英們的自私懦弱；無過於在隨之而來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過程中，麵對特權階 層對社會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精英群體本身的媚權媚錢的傾向。正是由於精英階層的整體性懦弱，致使殺人者在壟斷權力和犬儒主義的庇護下，不但能夠輕易地 逃避承擔罪責，而且可以繼續在權貴私有化中一夜暴富。

三、該怎樣安慰六四亡靈

如今，段昌隆的亡靈安葬在京郊的萬安公墓，就座落在他 叔祖父段祺瑞墓的旁邊。祖孫兩代人的墓碑，銘刻著中國人所經曆的大半個世紀的苦難曆程。我想，親曆過兩次屠殺的祖孫兩代的亡靈，也決不會安眠：叔祖父的亡 靈，是否會反思軍閥政治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是否至今還在懺悔當年的屠殺？而侄孫的亡靈，在封喉的製度下，已經等待了漫長的十五年之後，一定還在頑強地控訴 著暴政的屠殺。在這種來自墳墓中的傾訴麵前，劊子手必須知罪並接受法律的審判，六四大屠殺的幸存者理應打破沉默，用頑強的民間記憶來為亡靈申訴，直到曆史 真相得以還原、公正得以伸張。

現在，提起周作人，國人大都知道他是“漢奸”，但很少 有人知道“三·一八慘案”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悲憤和良知決不次於其兄魯迅。慘案發生後的半個月裏，周作人就寫下過六篇譴責北洋政府的檄文，參加了多 項要求懲辦劊子手、為死者討還公正和補償的社會性活動。周作人還屬於極少數對慘案難以釋懷的知識份子，在慘案發生的兩個月後，他又接連寫下過《閑話四則》 （5月24日）、《死法》（5月31日），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在1928年國民黨屠殺革命青年時，他又寫下《“三·一八”的死者》；在慘案過去了 二十年後的1945年3月18日的日記裏，他寫下過揪心的回憶文字：“‘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鐵獅子廣場上還躺著好些屍體，身上蓋著一層薄 雪……。”當曆史進入了毛澤東時代，就在另一場屠戮生命及人性的大悲劇——文革——即將開始的1966年3月18日，也就是距“三·一八慘案”的第四十個 祭日裏，周作人在日記裏感歎道：“今日是‘三一八’紀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現在記憶的人，已寥若晨星矣。”

而在當下中國的知識群體中，對已經過去了十五年的六四慘案，又有幾人能夠堅守類似周作人的記憶。

我們這代人，大都熟悉魯迅的名句：“真的猛士，敢於直 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卻陌生於魯迅在評論罪惡時的另一句話：“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十五年了，難道我 們這個民族虧欠亡靈的“利息”還不夠大嗎？難道我們真要讓遺忘和冷漠毒化靈魂，讓虧欠的“利息”繼續成倍成倍地積累嗎？

固然，大陸民間的力量還相對弱小，現在還無法改變獨裁 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對政權而言，中共在用刺刀戳穿了年輕的身體的同時，刺刀尖也翻轉地刺向政權合法性的心髒。野蠻鎮壓，仍然是中共政權不能不掩蓋而又 無法掩蓋的致命傷，持續的陣發性抽搐令這個表麵穩定的政權充滿了“亡黨”的恐懼；對民間而言，年輕的血，仍然是自下而上推動政治改革的最大道義資源。民 間，特別是自稱堅守民間立場的社會名流們，起碼可以要求自律，堅守住做人的底線，象珍惜自己的名譽那樣，珍惜用諸多年輕的生命換來的道義資源——民間向獨 裁抗爭的僅有的資源。

中國人不會忘記，全世界也不會忘記，在天安門附近的長 安街上，一位青年隻身擋坦克的畫麵，它已經是廣為人知的最具象征意義的六四形象。直到今天，這個畫麵還會不時地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媒體上和公益廣告中。就在 前不久，大陸央視5頻道轉播北美職業球賽時，畫麵上赫然出現這一六四形象：一邊是碾過長安街的坦克鋼鐵長龍，激起世界性的人神共憤；一邊是手無寸鐵的青年 攔截坦克的隻身血肉，感動過整個世界的抗暴英雄。

以丁子霖女士為代表的“天安門母親”，已經頑強抗爭了 十幾年；蔣彥永大夫在不久前也勇敢地站出來，以他的親曆見證曆史和呼喚正義。難道這些公開表達自己良知的行為，對那些珍惜社會聲譽的精英們，還構不不成一 種道義壓力嗎？對沉默了十五年的大多數還構不成一種道義感召嗎？麵對一無所有的、甚至其所得隻有負數的受難者，難道就不肯付出一點兒博愛之心、養成一種平 等之懷和正義之氣，為他們爭取本來應該屬於他們的公道嗎？也為自己爭得本應具有的做人尊嚴嗎？！

六四後，說當代國人不知恥辱地苟且偷生，一點也不過 分。十五年了，奔小康的熱情已經消解掉恥辱感，未泯的良心也在過久的沉默中逐漸失血，還會想到六四亡靈的人，意識到良心虧欠的人，似乎越來越少。特別是精 英們，在權力、金錢和知識的一體化結盟中，活得體麵而滋潤，肚皮的凸起和靈魂的幹癟，構成當代中國精英的標準形象。

當我們在夜深人靜單獨麵對自己的靈魂時，還有沒有來自內心深處的疼痛和道義上的負罪感？有沒有發現自己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要是有，那麽六四大悲劇還留下了點兒什麽；要是沒有，那就什麽也沒有了。

我承認，提起六四，大多數精英都有不同於官方定性的想 法，也可以稱之為良心未泯，然而，當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氣的支持，也就隻能以沉默來逃避，並自編出一套理由來為沉默辯護，以求得內心的安寧。社會名流們為 沉默辯護的通常說辭是：“對中國的改革，不光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智。中國的事情急不得，欲速則不達，要等待時機，到時候我一定會說，但不是現在，現在還不 是公開打出六四牌的時候，也就不是公開說話的最佳時機。”

悠久的士大夫傳統中，那種“殺身成仁”的殉道勇氣消失殆盡，而優雅瀟灑的明哲保身卻一代代發揚光大：遇明主逢盛世則顯，而遇昏君遭亂世則隱。多麽機智的計算，亡靈們的血變成了何時出手才最有利的政治王牌。

於是，在中共政權受到世界性強烈譴責時，也是大陸民間 發出強大聲音的最好時機，他們不說話，要等到最恐怖的逮捕、清查和審判過後，看看鄧小平的進一步動作再說，一晃就是兩年。等到92年南巡了，他們又說：隻 要鄧在，說了也沒用，要等鄧小平死後再說，一等又是五年。等鄧小平死了，中共第三代接班已成定局了，他們又說還要等等，看看第三代究竟想幹什麽再說；第三 代接班後有半年小陽春，他們剛想開口呐喊，接下來是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的肅殺之秋，他們又趕緊收聲，私下說第三代沒戲，說了也沒用，再等等，等到第三代下 台再說，一等又是七年；等到第三代下台了，李鵬全退了，與六四毫無瓜葛的胡溫上台了，他們又說六四的受益者江澤民還握有槍杆子，胡溫仍然受到很大的製肘， 胡溫究竟想幹什麽、能幹什麽，目前還不明朗，還要再等等，等到江澤民徹底退休的17大再說……

就這樣，在“等等、看看、再說”的延宕中，十五年已經 過去了，無所作為的犬儒化生存，就在對最佳時機的等待中怡然自得。然而，就算至今仍然良心未泯，但如此觀望的沉默何時是盡頭？莫非要沉默到地老天荒，讓良 心在壓抑中老死！莫非一定要等到搭便車的最好時機，才肯讓未泯的良心重見天日！

正是精英們的勇氣匱乏，才導致民間壓力的匱乏，才成全了獨裁政權的野蠻、謊言和穩定。

最後，我想重複自己在《讓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於 蔣彥永先生為六四正名》一文中的想法：放棄私下的竊竊耳語，而公開說出你的六四親曆和你對六四的內心評價。因為，對於隻有經由公開討論才能辨別是非善惡的 重大公共事件來說，私人耳語並不比沉默更有價值，久而久之，還很容易墮入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犬儒人格。如果說，在事關法律正義的司法審判中，看得見的正 義才是正義，那麽，在事關重大公益的公共討論中，看得見的良知才是良知。

對於六四，不能公開的祭奠無法安慰亡靈，偷偷摸摸的同情沒有道義力量，因為劊子手從不怕私人飯局上的詛咒。公開你的良知，讓墳墓的訴說通過公開良知公諸於世，亡靈們才能得到些許安慰。公開你的良知，讓獨裁者感到民間的勇氣！讓這個反人性製度淹沒在民間良知的洪流中。

苦難，固然是荼毒生命和人性的劊子手，但從另一種意義 上講，苦難也是一種資源，一個拒絕遺忘和肯於自省的個人或民族，就能夠把苦難變成提升靈魂的財富。讓我們這個充滿苦難的民族，感到恥辱和負罪、感到痛加反 省的必要；在反省中、懺悔中得到清明的理性和無畏的勇氣，學會去平等地關心具體人和普通人的苦難，學會做一個有尊嚴有高貴人性的人，為根絕苦難的重演而憤 起抗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