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國
她也有權離婚
78歲的老婦人坐在陽光裏，唱著一首60年前流行的關於新婚姻法的歌：
(女)封建製度是一條鐵鎖鏈，婦女這麽受欺騙，男女的婚姻父母包辦。
(男)裝袋旱煙倒杯茶，咱來說個知心的話，你的我的婚姻是哪樣的？凡是金花配銀花。
(合)凡是金花配銀花。
(女)毛主席頒布的新婚姻法。
自由中國
60 年前的1949年9月30日晚上6時，在剛剛閉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當選為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澤東，帶領政協會議的代表，來到天安門廣場，為人民英雄紀念碑奠基。政協會議上，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碑文。碑文最後一段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曆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從那時起到現在，中國人民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又走過了60年漫長而又艱辛的曆程。
1949年2月3日，古都北平舉行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入城式。一家西方媒體的記者，在不無酸溜溜地描寫當天的場景的同時，還注意到一個細節。一群激動的年輕人對一個身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喊道，革命了，不許穿裘皮。
革命對個人生活方式的影響開始了。
1953 年開始，隨著對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出現了政府主導經濟的一統江山。以一統的經濟基礎為後盾，1957年，通過反右，實現了輿論的一律。從那時起，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就與我們的人民漸行漸遠。每個人的生命軌跡，從一開始生為農民或生為城鎮居民，到後來的學習、就業、婚姻、生育以至出門乞討，無一不被強力主導的社會體係安排。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這種不自由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曾希望辭去一切職務，帶著家人，到延安種地當農民。但是，現實就是這樣的殘酷。此時，盡管身為共和國的主席，他已經失去了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1978 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思想的解放和經濟的多元化，讓中國人民重新擁有了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盡管現實仍有很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是，人們都在努力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許多原來被認為驚世駭俗的生活選擇，正在被人們和社會寬厚地看待和包容。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生活，我們的個人生活軌跡，表現出前所未有的豐富和多彩。這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珍惜、努力、捍衛的。
本刊記者/ 劉炎迅
她和他的婚姻“跟臨死的人喘口氣般艱難”——他是個“癱子”，他家被村裏人喚作“地主宅子”。
父親早逝，她9歲開始給“癱子”家放牛，13歲做了童養媳。成了她丈夫的“癱子”，是熟悉的陌生人。
她從沒想過與他培養感情。離婚？想都不敢想。這個後來成為日常的詞匯，在1949年前如同“火星文”般不可思議。
這位1931年出生的老婦人，麵對前來調研的申端峰——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名博士，眼神混沌，沒有表情地回憶著過去。
此時是2009年5月，她已經78歲了。坐在湖北荊門農村楚村8組的這處被陽光罩住的院子裏，日光濃烈。
單邊“解題者”
“在舊社會，還是奶娃子的時候(婚姻)就被父母包辦。”老婦人說著，嘴角的皺紋一張一合。
老婦人的父親原在靠近縣城的一個貨行裏做點運工，每月薪水勉強養家糊口，家裏的3畝3分地由母親操持。老婦人5歲時，父親因肺結核病逝，家庭的大梁斷了。母親開始嘮叨，說起楚村裏哪家閨女做了童養媳便大富大貴之類的話，“當時太小，不明白。”老婦人回憶。在老婦人7歲那年的開春，母親找到了“癱子”家，當時認為這家人有錢，孩子又殘疾，估計會好說話些。就這樣，老婦人的命運開始與“癱子”交集。
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前，女人大多隻是以附屬品的身份出現在婚姻裏。婚姻的幸福或者家庭的和諧，這些命題幾乎與女人無關，男人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解題者。
這並非一個合理的契約關係。男人可以一紙休書，再尋佳人。女人呢？除了忍受，還是忍受。
清末民初，社會大變革，家庭和婚姻也在跟著發生著變化。
維新人物康有為曾撰文《實理公法全書》，對中國傳統的婚姻模式進行了激烈的抨擊，認為“男女之約，不由自主”，全憑“父母定之”，或者“男為女綱，婦受製於其夫”，則“與幾何公理不合，無益人道。”
不久，這位充滿激情的上書人又在其著名的《大同書》中，係統提到了改革傳統婚姻的主張——他認為，青年男女滿20歲以上，其婚姻應“皆由本人做主自擇”。
婚姻自由，既是結婚的自由，也不能忽視離婚的自由，後者更顯得珍貴，考驗著一個社會的成熟度。
1900 年，蔡元培剛剛32歲，正在做紹興中西學堂的監督。他的原配妻子王氏病逝，這個中過進士的男子在當地已是名人，媒婆紛至遝來，要為他說媒續弦。在應付各路媒婆的過程中，這個多思的年輕人說了一番日後被記入曆史的話，健全的婚姻應該包括5個要素，“女子須天足”，“女子須識字”，“男方不娶妾”，“男死後女可再嫁”，“男女雙方意見不合可離婚”。
這番話，在當時可謂石破天驚，最後兩條更是“至為可駭”。
那時的女人，尚沒有“離婚”這個舶來的觀念，彼時基層治理中，是由宗族和士紳控製一切的熟人社會，年輕女人試圖自主的結束一段婚姻，危險叢生。
尤其是像上述的湖北老婦人曾做過的童養媳，女人如果不想繼續這份婚姻，隻能偷偷逃走。這是個風險很大的舉動，一旦被抓回來，除了被剝光衣服當眾毆辱外，有的女人事後還會莫名的失蹤，當時的記者總會隔三差五在寫下一些情節類似的失蹤迷案的新聞。老婦人說她膽子小，當時跟著“癱子”沒想過逃走，“其實也沒地方逃，逃出去可能連口飯都沒得吃”。
1905年，西式的婚禮已經開始為社會認可，特別是在城市中，結婚的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萌芽，有的新婚夫婦幹脆將婚禮的內容在報刊上公布周知。但此時，離婚自由的問題則依然沒有太大改變。農村和城市的差別除了財富，更深遠的是觀念和習慣，不斷拉開的鴻溝幾乎讓一些來華的外國觀察家覺得，這是兩個中國，初顯自由理念的離婚隻是出現在涉外婚姻中。中國第一例涉外離婚案發生在1908年，當事人是清廷大理院推事李方和他的英國妻子帕爾麗。
那時，國學大師劉師培的妻子何震自創的“女子複權會”的機關報《天義報》上大聲疾呼婦女解放，一夫一妻，離婚自由。最終，她自己在後來的日子裏精神錯亂。
被解放的婚姻
拜堂那天是1944年8月初八，老婦人還是少女。她當時想，“怎麽都是一輩子，熬吧，死了，下輩子不能這樣。”
“解放前女人的地位很低賤”，女孩子“落地就是人家的人”，老婦人回憶說，自己做了童養媳，基本和仆人差不多，吃飯不能上桌，不能出門，生火做飯洗衣服，走路都要低著頭，坐下來腳不能伸直。當時流行著幾句俗語“女人一枝花，照前照後吃鍋巴”，“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就是她生活的寫照。
但僅僅幾年後，她發現，“翻天覆地了”，有些事情似乎不需要下輩子。
1949年，在滿口新鮮詞匯的革命士兵和幹部的改造下，村莊的層級和財富結構瓦解重構，老婦人的婚姻也是如此——她被告知，解放了，自由了，窮人可以自己做主了。
這一年，她與“癱子”離婚。事實上，她並不覺得這是完全出於自主的選擇，因為，“癱子”丈夫被鎮壓了，離婚成了一個後補的手續。
但自由是真實的。
“婚姻關係和家庭結構是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存在形式。而革命，從微觀來說，就是要革舊時婚姻和家庭的命。”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對建國初期社會史頗有研究的河北師範大學政法學院教授張誌永說。
那些被阻斷的婚姻和家庭同樣被華中科技大學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關注。該中心博士申端峰研究湖北當地農村基層治理的問題時，意外發現了很多當年的離婚者。這位年輕的博士意識到，聚集式的離婚在基層的治理中也會造成特殊的狀態，也是他開始深入研究這個群體，以及當年的離婚潮對鄉村的影響。他認為，解放前的包辦婚姻有著特定的含義，即“搖籃窩子裏結親”“奶娃子結親”甚至是指腹為婚，包辦婚姻100%是要到位的。當時有一個“傳書”的行為，把女方的生辰八字送到男方家裏，就表示女方落到男方家裏了，這是命裏注定的，不能離婚。所以，在舊社會也就不存在所謂的離婚，《婚姻法》成為新中國成立後頒布的第一部法律，政治意義可想而知。
申端峰的調查發現，新《婚姻法》頒布後，在農村，很多家庭都是三言兩句就離婚，村裏有70%的包辦婚姻離婚。日後，這被研究者視為新中國的首次離婚潮。時間大致是從1950~1956年，當時離婚的原因是解決“先天不足”為多，即取消舊社會的童養媳婚姻、盲婚等。此外，一些幹部進城後拋棄沒有感情的糟糠之妻也占相當部分，累計約有600萬對。
當時的離婚“可不是出於嫌貧愛富，嫌美愛醜，隻是為了生活，再婚後也很遭業(方言，遭罪的意思)，但兩個人都可以勞動”。老婦人顯然是在說自己。在與“癱子”的短暫婚姻裏，夫婦並肩勞動如同天方夜譚。
對於“新婚姻法”，老婦人是受益者，她談起這段往事，終於顯出難得的精氣神。她甚至給坐在對麵調研的申端峰唱起歌來，一首關於當年新《婚姻法》的歌，她唱之前，提醒說，這是一首男女對唱的歌，“(女唱)封建製度是一條鐵索鏈，婦女這麽受欺騙，男女的婚姻父母包辦。(男唱)裝袋旱煙倒杯茶，咱來說個知心的話，你的我的婚姻是咋樣的？凡是金花配銀花。(合唱)凡是金花配銀花。(女唱)毛主席頒布的新婚姻法。”
多年研究建國初期婚姻製度改革的河南師範大學教授李洪河則表示，在離婚案件中，由女方主動提出的已經占了一定比例。其中，大多是婦女不堪忍受丈夫和公婆的虐待，或不滿足買賣包辦婚姻而提出離婚。
李洪河說，在當時陝西省安塞洛川黃陵甘泉富縣宜川等6縣的檔案資料中，1951年上半年不完全統計，法院受理一審離婚案件共291件，占同期民事案件的51.6%，而其中由女方提出離婚者達90%以上。
此外，女人在婚姻結構中的角色也不再單純是一個附屬品。以江蘇省武進縣勝東鄉為例，在解放以前，荒墩村20戶人家，19戶打老婆，隻有一戶不打，因為丈夫是個呆子。但是解放後，一切都不同了，在處理家務和生產問題上，婦女有參加意見的權利，她們也可以自由地參加社會活動。許多婦女們還擁有了家庭經濟的處理權，不少媳婦身上有了人民幣，上街趕集，合作社入股。過去男人不在家，有人借米討債，女人在門裏答複“沒有人”，現在則可做主處理。
讓婚姻自由，不隻是讓女人成為“解題者”，也是讓貧窮的男人獲得擁有命題的可能。對於貧困的農民來說，這幾乎與需要土地一樣重要。毛澤東深知這一點，1930年他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年多以後，中央執行委員會便頒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1934年4 月8日中執委又頒布了《婚姻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條例》中的重要規定包括：一、廢除一切封建的包辦、強迫和買賣的婚姻製度(第1條)；二、實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第2 條)；三、男女一方堅決要求離婚的，即行離婚(第9條)。
在建國初期的最初幾年，因為新婚姻法的刺激，離婚潮湧動，但事情的另一個極端卻是自由泛濫。
與老婦人同在楚村的付姓老人，1935年出生，有7個孩子。他1951年結婚，當時16歲，當年就離婚，1952年再婚。與同齡人一樣，他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典型的包辦，他記得那天早晨起來去離婚，然後回家吃早飯，就去參加隊裏搞的文娛活動，當時叫“出故事”。這位老人說：“當時離婚的很多就像開玩笑，‘別人都離婚了，我們也離婚去’，就把婚給離了。很多就是今天結婚，明天離婚，兩個人說笑話就去離婚，這樣的事情在當時太多了。”
另一位同在楚村的80歲周姓老人給出當時離婚的理由是，女方的眼睛、耳朵都不好，所以他提出離婚。
付姓老人回憶，當時管離婚的是區政府的秘書，離婚的很多，排隊離婚，“場麵好大”。1955年之後，政策就緊了，不簡單離。申端峰認為，在這種新的婚姻倫理的確立過程中，國家權力無疑發揮了主導性的作用。
此後，中國另外三個離婚潮分別出現在文革時期、改革開放後至1989年，以及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期間。
追求自由的代價
1952年，在當地貫徹新《婚姻法》運動中，老婦人再婚了。
如同老婦人那樣身在湖北荊州農村的女人，能夠成功離婚並再婚，在當時來說也是幸運的。“要不是癱子提前被鎮壓，離婚也不見得那麽順溜。”老婦人說。
“在農村，建國後的最初幾年裏，雖然有國家力量的推動，也有法律條文的認可，但現實中，離婚依舊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河南師範大學政治與管理科學學院教授李洪河說。封建婚姻家庭製度的嚴重阻礙，使得數萬名婦女在貫徹《婚姻法》運動中，因遭受虐待和不公正的對待而自殺或被殺。
1950 年初，山西盂縣西南溝某農民婦女，因提出離婚，被該村支部書記打了40大板；而山西省右玉縣司法科對該縣王四女因申請離婚而被其丈夫王某刀刺重傷一案，判決道：“你既早婚三載，男子不好，你應好好規勸。你不該背祖德失名聲，若非重傷，應坐同罪。念你重傷，恕不治罪，望自反省。”同年的7月，皖北臨泉縣宋集區張砦鄉王營砦王氏向鄉政府要求離婚時，該村村長李金鼎竟然召開村民大會“鬥爭”她，說她不正經，致當夜王氏被逼吊死。
更極端的例子發生在福建惠安市，該市多次發生婦女集體自殺事件。據不完全統計，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8月，惠安婦女集體自殺的有122人。而根據當時華東地區民主婦聯統計，1950年山東全省有案可查的因婚姻不自主，受家庭虐待而自殺的達1245人，蘇北淮陰專區9個縣1950年5月至8月被逼自殺和被打死的婦女達119人??
“一些區、村等基層幹部和群眾對中央指示的精神領會不夠，對貫徹《婚姻法》的目的、性質、方針和具體做法沒有弄清，因而發生了不該發生的死人現象和違法亂紀事件。”李洪河說。
身在湖北荊州的這位老婦人，多年後的今天從一個調研員口中聽到這些數字和案例，並沒有驚訝，她默默地說，她是幸運的。
為了讓死亡事件能減少，讓婚姻自由真正實施，1952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在1953年3月開展宣傳貫徹《婚姻法》運動月。1953年2月，原政務院進一步明確宣布，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宣傳婚姻法和檢查婚姻法執行情況的群眾運動，根本摧毀包辦強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義婚姻製度；樹立男女權利平等、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義婚姻製度，從而建立民主和睦、團結生產的新式家庭，以增強國家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力量。”
當時各地在宣傳貫徹《婚姻法》的過程中，利用廟會、群眾大會、農民代表會、婦女代表會、幹部會、夜校、讀報小組等各種群眾場合，舉辦講座，組織宣傳隊，並利用廣播、演劇、唱小調、扭秧歌等進行宣傳。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還擬定了有關婚姻問題的劇目——包括現代劇目“為了幸福”“鎖不住的人”“夫妻之間”等，以及曆史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柳蔭記”“白蛇傳”等。
一些個案證明了運動的效果—— 比如，河北省保定市黃莊村62歲的劉洛本一家，全家13口人。劉洛本封建家長統治思想特別嚴重，經常打罵女人——包括兒媳婦。經過工作組宣傳教育，全家召開了家庭會議。劉洛本檢討了封建家長製錯誤，表示今後改正，並主動包下看水車、喂牲口的活。
同時，為了防止自由泛濫，當時的政府嚴格婚姻登記程序，使婚姻問題真正受到法律的製約和保障。
“為了自由？我不懂，但政府說女人可以提出離婚，我覺得有救了，不用熬到死等下輩子了”。老婦人翕動著嘴唇，歲月輕輕地融化在日光中。“離婚那年，1949年，我18歲。” ★
一證走中國
那個年代，你沒有出行自由。如果不帶著介紹信，或許你會被當作“盲流”而被警方扣押。直到1985年身份證製度施行後，“一證在手，走遍中國”才成為可能。
2003年12月10日，溫家寶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演講時稱：25年間中國創造的巨大財富??為世界發展作出了貢獻。中國所有這些進步，都得益於改革開放，歸根到底來自於中國人民基於自由的創造。
除了去銀行，王學和很少用身份證幹過別的事情。“我不像你，整天飛來飛去，還要住賓館，那當然到處都要用身份證。如果有一天我也要出遠門，那肯定得帶上。”
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但這張40平方厘米的卡片，卻完全改變了他的生活。如果沒有它，或許今天的王學和還留在他的老家——湖南省麻陽縣新營村種地，而全球最為波瀾壯闊的流動人員大潮也難以形成。
“盲流”
上世紀60年代中期，王學和小學畢業後，生產隊給他的任務是看牛。十五六歲時，他開始跟著大人們出去修水庫、鐵路或者公路。以生產大隊為單位統一安排，上半年種田、下半年搞建設，是當時的典型模式。在那個火紅的年代裏，獨自外出打工如同天方夜譚。
作為新中國首任鐵道部長滕代遠的家鄉，湖南麻陽縣於1970年開始修建第一條鐵路。“懷化到吉首的那段就是我們修的。”王學和說。
這正是焦柳鐵路最重要的一段——與湘黔鐵路的交匯點，即是管轄麻陽的懷化市。1972年，當第一趟蒸汽機車吐著長長的黑煙從這段鐵路上緩緩駛過時，其悠長而淒厲的汽笛聲把年僅17歲的王學和攪得心緒不寧。他心裏納悶：這條鐵路通向哪裏？外麵的世界又是什麽樣子？
他想進城看看。
但1972年，農民依然被牢牢禁錮在土地上。如果自己進城，就會被稱為“盲流”。這個1953年首次出現的詞匯，直到1990年還出現在央視春晚的小品《超生遊擊隊》中——“盲流！你聽聽，離流氓不遠了。”
“我有親戚在洪江伐木廠工作，他希望我也去。我怎麽能算盲流呢？”王學和固執地認為，自己是“有計劃有目的”地要去洪江伐木廠務工。
為了避免像小品中的宋丹丹那樣“被鐵路候車室乘警指著鼻子罵”，王學和必須開出介紹信。1956年底的國務院頒布的《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中明確規定：工廠、礦山、鐵路、交通、建築等部門不應當私自招用農村剩餘勞動力。所以，王學和在找生產隊開介紹信時，隻能以投親為借口。
生產隊隊長給王學和開的介紹信很簡單——“茲有我生產隊富農王學和，因投奔親戚去洪江伐木廠，屬實。”隊長簽字後，找書記蓋大紅戳子。然後，王學和拿著這封介紹信到生產大隊轉開一張介紹信，最後再到蘭裏公社轉開一張介紹信。三封介紹信的內容沒有什麽差別，關鍵是公章的級別不一樣。
讓王學和耿耿於懷的，為了出行，自己的“富農”的身份被“曝光”。
由於王學和的外出可能影響生產隊的勞動，他還必須每天交給生產隊0.8元錢作為補償。在洪江伐木廠，王學和的“日薪”是1.5元，如此算來，這個最早進城的農民工每天能賺0.7元。現年72歲的王惟益還清楚地記得這一點——他是當年王學和所在的生產大隊的出納員。
在伐木場，王學和工作是放排。即把伐好的木頭紮成木排，通過水路運往下遊。放排的人在當時被稱作“排巴佬”——他們並不是正式的工人，因此單位不會給他們安排食宿。這樣的“排巴佬”多來自農村。在那個實行糧食統籌供應的年代，“排巴佬”們進城還需自備口糧，當然，他們也可以冒著犯“倒賣糧票”罪名的風險，偷偷用錢和城裏人換糧票。
“沒有介紹信，會被抓起來”
王學和在洪江伐木廠隻做了3個月，就趕上回鄉過年。等到過完年希望再回到城裏的時候，生產隊隊長卻無論如何不願意再給王學和開介紹信了。
1973年春節後的王學和已年滿18歲，隊長當然不願壯勞力離開。王學和就這樣被留在了農村。每天“麵朝黃土背朝天”，幹完活就吃“大鍋飯”。但那是一個“吃不飽飯”的年代，一家5口人，每月隻能分到約100斤口糧。
這讓王學和進城的渴望再次湧動。但“沒有介紹信，那是絕對不敢進城的，因為會被當作壞分子抓起來”。
農民們的擔心不無道理。早在1956年2月，全國戶籍管理業務統一移交到公安機關，“戶警一體”的戶口管理形式初步確立。因為戶籍本上往往同時有一戶人家好幾口人的信息，所以人們在外出時並不攜帶戶籍本，而是攜帶介紹信——城裏人需要單位開證明，農民則由村裏開證明。村裏的證明在縣級通行，跨縣就需要鄉級證明，跨鎮則需要縣級證明，跨省則要到縣裏蓋章。
現年50歲的懷化市公安局鶴城分局的民警楊義忠，在七八十年代就負責戶籍外勤。據他回憶，“我們隻要求別人出示證明——或者是單位證明，或者是工作證。如果是農民，隻認介紹信上生產隊的公章。如果我們覺得這個人可疑，即使有公章，還是要把人帶回派出所，然後再和生產大隊聯係，確認有沒有這個人。因為介紹信隻有文字，沒有照片，誰拿著都可以用。當時通訊也不方便，民警要是認真一點，可能把人一扣就是好幾天。”
“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莊院”的麻陽縣，是全國五個苗族自治縣之一，如今仍屬國家級貧困縣。一位在此工作多年的老幹部回憶，在80年代末期，這裏還“隻有縣委常委級別以上的人家才可能有電話”。
但這個農業縣也有其固有的優勢——亞熱帶季風氣候和主要由紫紅色砂質泥岩和泥質粉沙岩組成的地貌，使得此處的糧食單產比別的地方偏高。
“靠天吃飯”的日子終於在1976年宣告結束。此前一年，袁隆平摸索總結出了雜交水稻的製種技術。湖南的幾乎所有良田都成為袁隆平雜交水稻的試驗基地，而政府也給予農民高額補貼。
在王學和生活的新營村，當年的政策是“一斤良種十斤糧”，即一斤良種，可以和國家換取十斤糧食。這片號稱“湖廣熟，天下足”的土地上，再次出現了“糧食多得吃不完”的景象。而這，也為日後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打下了基礎。
外麵的世界
1978年，王學和結婚了，對象是鄰村的一個女孩。“又開了三個介紹信，才領到了結婚證。”王學和稱。這個農民曾一度滿足於“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
但外麵的世界開始躁動。1981年，新營村開始分田到組。在王惟益的記憶中，也是從那一年開始，村裏有少數人陸續進縣城做小買賣。兩年之後，新營村實現了分田到戶，按照每個勞動力分5分田計算，王學和家一共分到了一畝五分田。“家裏人多，但田少。”王學和說，自己“除了眼看著日曆被天天撕下來之外，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
“包產到戶”的推廣，使得千千萬萬曾被捆綁在生產隊的富餘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了出來；在城市，改革伊始，百廢待興。大門打開了，勞動力就像潮水一樣從農村流向了城市。
這是新中國建國60年中的第二次農民大規模進城。
第一次是在建國初期。1954年的《憲法》第九十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自由。”僅在1958年，全國工業和建築業共增加新職工1900 多萬人，其中來自農村的就占到了一半以上。考慮到糧食生產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糧食計劃供應和基礎設施不足，政府開始限製和控製農民盲目流入城市，並用城鄉二元戶籍製度，將農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1975年，“遷徙自由”在憲法中被刪除，此後一直沒有恢複。
但這一次，政策不同了。在1980年頒發的承認包產到戶合法化的著名的75號文件說：允許少數要求從事個體經營，可以在得到許可的情況下，持證外出勞動和經營。更有名的1983年1號文件也提出：農民可以按地域聯合，也可以跨地域聯合，允許勞動力一定程度的流動。
與此相匹配的是，1985年公安部製定了一項針對進城農民的管理辦法——《關於城鎮暫住人口的暫行規定》，規定對暫住時間可能超過3個月的16周歲以上的人須申領“暫住證”。
而麻陽新營鄉村“零星的幾個人”逐漸從外麵帶回來了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這讓王學和心裏開始癢癢。他覺得自己有技術，“如果出去，肯定比他們還要能掙錢”。這時候，村裏已經不再限製農民工流動，甚至不需要再開介紹信。
彼時的懷化仍然到處是蘆葦和荒地。1978年底，黔陽地區駐地由黔陽縣遷至懷化縣榆樹灣鎮，並更名為懷化鎮，後發展為懷化市——這個湘黔線和焦柳線的交匯點，被當地政府認為是一塊“風水寶地”。於是，房地產開發、市政基礎建設等領域，向周圍的縣鄉鎮村的富餘勞動力敞開了大門。
1987年，王學和帶著老婆和兩個孩子來到了比麻陽縣城更遠的懷化市，憑借戶口本辦理了暫住證。又憑借暫住證，到工商局辦理了營業執照，從此在懷化安頓下來做電焊工。
一證在手 走遍中國
王學和隻是改革開放後千百萬湧入城市的農村人之一。1982年，中國流動人口總量為657萬，雖然這個數字還比不上當年天津市的人口數量，但也足以引起公安部的高度重視。
1983年5月9日，公安部黨組在給中共中央的《關於加強和改革公安工作的若幹問題》的報告中，正式提出“提請國家立法，實行公民證製度”，隨即開始籌備頒發居民身份證工作。
次年，公安部提交給國務院的《關於頒發居民身份證若幹問題的請示》中提到，“??實行居民身份證製度很有必要(據調查，城市中要求證明居民身份的事項有幾十種)。公民有了證明身份的法定證件，有利於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辦理公證事宜；有利於公安機關嚴密治安管理，查驗流動人口，限製流竄犯罪；還便於有關部門辦理涉及公民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等權益事務方麵的工作；有利於加強人口統計，實行計劃生育、控製人口增長。”
此文件被國務院批轉的當年，北京市就試點頒發了中國第一批身份證。
身份證製度施行後，從客觀上促進了中國人“一證在手，走遍中國”。到2005年，中國的流動人口數量達到了1.47億——這相當於整個俄羅斯的人口在歐洲大陸上來回行走，其波瀾壯闊是世界曆史上任何一次民族大遷徙都無法比擬的。
王學和到懷化的1987年，該市的身份證工作還處於籌備階段。據當年參與籌備的戶籍警察舒勇介紹，1986年，懷化市政府就成立了頒發居民身份證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公安局。
在身份證頒發之前，民警們需要挨家挨戶核對戶口登記信息，並重新填寫常住人口登記表。為了換發身份證的需要，常住人口登記表由原來的三人一張換成了每人一張，內容新增了身份證號和照片。
警官們還需要把轄區內所有生日相同的人分出來，再按照一定的規則進行編碼，然後將編碼填回常住人口登記表之後，再手工填寫身份證的底證。
舒勇印象最深的就是“底證櫃”——“那一排櫃子，就像中藥行。四五百平米的會堂，被底卡櫃占了一大半。”
換發身份證前的這一係列工作，舒勇整整做了一年。最初是手工填寫，所以還一定要找字寫得好的民警，不分白天黑夜地填卡。最後底卡要送至湖南省公安廳進行翻拍，再下發到每個人手上。而這時，所有的人都有了唯一的身份證號。
懷化市的第一批身份證是1987年12月31日頒發。因為仍然是農村戶口，王學和並不在此列。
1989年9月15日，國務院批準公安部發布《在全國實施居民身份證使用查驗製度的通告》後，全國各地都製定了本地區使用、查驗身份證的具體規章製度。
很快王學和就感受到了沒有身份證的不便。“那時候生意逐漸好起來，經常要去銀行，到銀行人家就要你出示身份證。”這是他當時理解的身份證最大的用處。於是王學和回鄉，辦理了身份證，“交了兩元錢”。
此時，他的兄弟姐妹們都已經相繼離開了農村，家中隻剩下二位老人，守著一畝五分地，以及地裏的柑橘林。
如今，王學和所在的生產隊，如果繼續按照24戶老戶頭計算，人數從改革初期的180餘人上升到280餘人，但中青年人基本上“傾巢而出”打工掙錢，在外麵工作的超過100人。還留在村子裏的，多是老人和婦女兒童，偶爾有勞動力會趕回來參與秋收。以前，這裏一年能種兩季稻，如今隻種一季稻了。
王惟益還住在他家80年前修的老木頭房子裏，門前的曬穀場上，曬著鄰居家的穀子。他的孩子買了50噸的大貨車，來回拉貨。他家的田裏也已滿是橘樹，“沒勞動力再種糧食了”。
但老人們並不願意融入城市，因為覺得鄉下清淨。他們最喜歡幹的事情仍是“趕場”，各家拿著自己的東西去叫賣和交換，每周4次。
公民的概念
王學和拿到身份證是1989年年底。
他細細地查看了一遍這張小小的過塑卡片，卡片內容包括：姓名、性別、出生年月、住址、簽發時間、有效期，還有一串身份證編號。卡片的左邊，是一寸黑白照片。
“不好看，”他覺得，“臉拍得那麽大，實際上我比這照片上的帥多了。”
除了出行和去銀行，王學和不知道這張卡片還能幹什麽。但他還是很高興，因為他的身份證和他周圍的城裏人的身份證“一模一樣”——“那時候我的戶口本是紅本，而別人的是藍本。”
同時，身份證上也沒有了“富農”的字樣。
但很快他就發現，出行自由並不代表著遷徙自由。1992年，王學和以每個戶口7000元的價格給他的兩個孩子買了城市戶口，“因為孩子要在城裏讀書”。
在接下來的幾年裏，王學和在懷化買了地，蓋了房子，還把自己的戶口從農村遷到了城市，因為“後來很容易遷了”。
2006年，王學和換了第二代身份證。這一次，他是在懷化市辦的。
新的身份證比一代證精致和大方。不但有國徽，還有灰色寫意萬裏長城。盡管基本內容沒有改動，但那張一寸黑白照片被換成了彩色的——他仔細端詳，感歎自己老了。
二代身份證上的隱含信息，比一代證多了不少。“隻要報身份證號，他們就能在網上查到所有信息，還能通過照片和我本人比對。這多方便啊！”
王學和說。
而據有關專家介紹，目前二代身份證應用涉及的行業超過80個，比如金融、社保、證券、郵政、銀行、海關、稅務、工商等等，因此，它在實際上已經成為每個人與社會打交道的“名片”。
這張小小的卡片，加載了數字IC芯片並采用非接觸式IC卡技術，因此可以方便地實現個人身份的“機讀”。目前錄入到身份證中的信息還隻占到整個芯片存儲容量的1/4，留下大量的空間實現“升級”。
“身份證將向個人身份的唯一數字標識角色轉變，”懷化戶籍警舒勇說，“這意味著也許有一天，你錢包裏所有需要識別身份的卡都被身份證所取代。”
此外，王學和沒有發現的是，二代證和一代證在可視內容上有一個細微而重要的區別——“公民身份號碼”取代了之前的“編號”二字。“公民”一詞來源於古時的希臘城邦，後被引申為擁有政治權利的人。“城邦是若幹公民的組合。”亞裏士多德說。在那個時代，公民所歸屬的國家是公民共同體，他們是共同體的成員而不是任何個人的臣仆。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最珍愛的自由是可以在自己的城邦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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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做愛”不再被計劃
在中國，性的自由度一直是政府和個人力量此消彼長的過程
這是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描述的文革歲月——青年馬小軍的青春，消耗在夏日的屋頂上。他像隻貓一樣期待著自己的幻想伴侶——米蘭。那一年，城裏沒什麽年輕人，大都到農村和軍隊裏去了。
馬小軍對於性的含混不清，在這個年輕人的記憶裏那或許是夏夜裏一次莫名的勃起；也或許是那隻充滿了氣、在空中像氣球一樣飛來飛去的避孕套；更可能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裏向保爾主動獻出貞操的少女。
總之，那個年代，年輕人對於性，幻想多於實踐。
那一年馬小軍16歲。他青春期的性啟蒙被戰爭所取代。在那個年代的孩子腦海裏，戰爭永遠都是一個熱辣辣的誘惑。他熱切地盼望卷入一場世界大戰，把蘇美兩國的戰爭機器砸得粉碎。在很多人的文革回憶裏，也都渴望著那麽一場戰爭。
而“美帝”的年輕人當年卻喊著截然相反的口號，“要做愛，不要戰爭”。
要麽做愛，要麽戰爭，青春期的性荷爾蒙需要隨時排解。而當時毛澤東的做法是，上山下鄉。
但年輕人們的性幻想，並沒有被上山下鄉的熱情所淹沒。知識青年們在農村的廣闊天地裏堅持談戀愛，並且“帶壞了”農村的風氣。
依舊留在城裏的馬小軍，對“性”的壓抑已經相當嚴重。他的發泄方式，就是撬鎖，去偷窺別人的生活，“每當鎖舌當的一聲撬開，我便陷入無限的欣喜之中”。
無限的欣喜來自於無限的壓抑。社會對於性的禁錮由來已久，晚明的縱欲風氣到了清朝儼然一轉，成為“萬惡淫為首”的社會信條。乾隆治天下，以民心風俗為本，自此也開了政府幹預私生活的口子。到了“五四”，西風東漸，性文明傳到了中國，在性上人們也“拿來主義”地獲得了一些自由。
要性交不要做愛
1949年以後，以“移風易俗”和“階級鬥爭”為口號。性，逐漸被視為革命的政治敵人，最終出現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無性文化”。
這得益於剛剛進城的中國共產黨來自農村的管理經驗。在農村社會的生活中，性從來都是最嚴重的道德問題。因此，共產黨人在“性”問題上堅守始終，以為表率。
做愛是個誨淫誨盜的行為，而性交是個可以被接受的中性詞。戀愛是“小資產階級情調”，找對象可以，談戀愛不行。結婚叫“解決個人問題”，入黨則是“解決組織問題”。
這些詞語的微妙變化背後是整個社會性觀念的微妙指針。直至到了反右時期，中國人經曆了第二次離婚潮。著名性社會學家潘綏銘的著作裏曾提到：一個“右派”的妻子，在拒絕夫妻性生活的時候就說：我沒有跟你離婚，已經夠對不起黨了，怎麽還能跟你做這種事情呢？
不隻是對性的壓抑，對性別的差異在那個年代也被抹殺。這是為了充分發動“中國婦女這個最雄厚的人力資源”，把女人也投入到革命運動中去。一切能夠表現女性特征的東西都被消除了。
例如，那時候的城市女性買乳罩，都是盡量買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緊、壓扁、抹平，生怕它們凸現出來。如果男人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掃，女性就會羞愧難當，自責不已，變本加厲地束胸。
失去快樂的性，到了20世紀80年代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新的一次離婚潮預示著早已死亡的婚姻不計其數。根據80年代初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婦女在性中能夠獲得快感的，不足20%。而另一麵，不快樂的她們卻讓中國的人口迅速由4億增加到10億。
在整個70年代，禁欲日益成為社會習慣，人們已經普遍對性保持隱而不發的態度。有時候對於愛的表達竟然扭曲成了恨的形式。比如，電影《愛情的牙齒》裏，女生當眾宣讀男生遞來的情書，竟遭至男生仇恨的一記板磚。
根據性社會學家潘綏銘教授的調查，那10年，使得男人的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齡推遲。在解放之初進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人裏，平均是在18.5歲開始第一次自慰的；可是到了文革初期的那一代男人，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齡就被推遲到19.5歲，即使到了文革後期，也仍然是18.9歲，仍然晚於解放初期的那一代男人。
而在1989年之後進入青春期的這一代男人裏，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齡已經提前到17.2歲，比他們的父親那一輩提前了將近2歲半。
被計劃的安全套
文革一代的“馬小軍們”在16歲尚不知道安全套的真實含義。
那個玩意他是在父親的櫃子裏發現的，被他父親隆重地珍藏著。在他看來那或許隻是一個可以充滿氣、在空中飛來飛去的球。
因為反複的重複使用，難以避免的漏洞，最終造成了他弟弟的出生。
那個年代，安全套被嚴格地計劃著。政府通過控製安全套的發放數量，期望達到“有效”抑製性欲的目的。
當時，政府對於社會的控製力仍在逐步加大：每個公民每天吃多少糧食、每個月用幾尺布都在計劃之列。每個新生兒，隻有父母是合法夫妻，才能被納入這種嚴格的計劃體係。
安全套在中國被慣稱為避孕套，這表明了它落地中國最重要的功用。
但事與願違的是，禁欲的反麵竟然是人口的激增。
解放前，在中國安全套尚需要依賴進口，直到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大提出要開展計劃生育後，才決定在廣州建廠生產。但直到70年代初，在毛澤東主席倡議、周恩來總理親自批示下，中國開始逐步實行了避孕藥具向育齡夫婦免費供應。
在商店是買不到避孕套的，有限的“套子”由計劃生育委員會壟斷。隻能在單位的衛生員那裏按計劃領取，性的頻率因此被掌握。這一切都在傳遞著一種信號：婚外的性容易懷孕，但這樣的孩子又是不被社會接受的。
70年代在鋼鐵廠做工人，能享受到的福利是一個月定期發幾個避孕套，那時的避孕套的質地與塑膠手套無疑，強調質量過硬。據說，有人做過灌水實驗，灌一臉盆水都沒事。
根據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規劃統計司常規統計數據，80年代末中國男性使用安全套者人數已達2000萬，至90年代初，人數最高達2300萬~2400萬。這大約相當於全世界同期采用男性絕育總人數的一半。而這個數字，在進入90年代後，開始逐年下降。
這個數字的曲線發展，背後是從1975年開始提倡計劃生育，到1982年被明確寫入《憲法》。
直到1993年，避孕套作為商品才被第一次擺上了中國的櫃台。
《大眾電影》封底接吻劇照曾掀起軒然大波
人性凶猛
1979年無疑是個轉折之年，改革開放的頭一年，人性的回潮來得尤其猛烈。
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誼舞第一次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的聯歡會上。
小說家王朔當時也參加了舞會，但眼前的一切卻讓他眼花繚亂。他不會跳舞，並且穿著軍裝，說不出有多壓抑。他後來回憶，“我感到世道變了，我和我身上這身曾經風靡一時令我驕傲的軍裝眼下都成了過時貨。正在跳舞的人們已經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褲、尼龍衫，燙了頭發，手腕上帶著電子表，大概還有人在說英語。”
回到部隊，王朔放棄了入黨申請，也不搶著打掃廁所學雷鋒了。他複員後成了作家，以第一人稱回憶了自己當年禁欲的性往事，名字叫《動物凶猛》。後來被改編成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
一場圓舞曲改變的不止是青年王朔，這個國家的所有人都發覺世道開始變了。那一年，北京修了新機場，機場壁畫裏出現了裸體女人；在廣州，中國第一家音樂茶座正式營業；《大眾電影》第一次在封底刊登了接吻的劇照，引來了讀者的爭議；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觀察到，中國婦女們開始湧向百貨商店，在北京排隊最長的地方是理發店。
這一年，電影《不是為了愛情》出現了3秒鍾的接吻鏡頭，這是建國以來的頭一次。第二年，《廬山戀》的吻戲，教會了一代人如何談戀愛、如何接吻。
當年有關性的爭論相當猛烈，首都機場的裸體壁畫，被指有傷風化，在揭幕後不久，有關方麵就迫於批評壓力，用一層薄紗罩住了少女的裸體。1982年，該畫更被木板遮擋，直到1990年才重見天日。
《大眾電影》封底的接吻劇照也掀起了軒然大波。有讀者責問編輯部：“你們竟墮落到這種和資產階級雜誌沒有什麽區別的程度，實在遺憾！”後來，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大眾電影》共收到該事件的討論信超過1萬封。
好的是，反對者隻占1/3，說明大多數的人是渴望接吻的。
但整個社會對於性的寬容尺度依舊很緊，其中最明顯的表現是，流氓這個詞在那兩年，代表了很多自由化的傾向。
比如，牛仔褲、花襯衣、蛤蟆鏡就是一身流氓打扮。聽港台靡靡之音，彈吉他就是充滿流氓習氣。
社會對於任何自由化的傾向嚴防死守。在1982年，人民音樂編輯部出版了一本《怎樣鑒別黃色歌曲》，告誡年輕人流行音樂很多泛著黃色、靡靡之音是一種精神的腐蝕劑。
去流氓化的社會
而這一切自由叛逆的標誌落實到一個人身上——歌星張行。在當時的社會看來，他就是個十足的流氓。
張行是中國第一個磁帶發行量過百萬的歌星。但最終卻因為戀愛中的三角關係，被判了流氓罪，入獄3年。
張行曾是上海文藝界的風頭人物，在他還未做歌星前，白天在工廠上班，晚上在文化館跑場，每晚賺1塊錢。在人人拿30元錢工資的年代，他幾乎算得上大款了。
然而賺的錢還是不夠談戀愛的開銷，張行很招女孩子喜歡，他能歌善舞，人長得高大斯文，還會裁縫——時下流行的款式他都能自己做出來。中學時他就開始談女朋友，那時約會隻能兜馬路；掙外塊後，每周和女朋友看場電影吃碗陽春麵，已經屬於奢侈行為。那時，一些女孩子打著戀愛的名義騙吃騙喝的事，屢見不鮮。
從張行記事起，他就有個印象：戀愛談不好是會犯罪的。會被人當成流氓，那意味著要被遊街、挨打，甚至丟掉飯碗。這差不多是那一代人的集體陰影。
1979年，中國頒布了首部刑法，第160條為流氓罪，即聚眾鬥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的構成流氓罪。流氓罪成為一個口袋罪，如果被定性為流氓，就意味著蹲監甚至丟命。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高銘暄參與了首部刑法的製定。對於為什麽把罪名定為流氓罪，他說，當時的專家對於流氓這個字眼並未感覺意外，因為當時隻是“流氓行為要打擊”的意識比較突出，但流氓行為到底怎麽分解，沒法細化，所以隻能用流氓罪來概況。
但到底怎麽界定流氓罪，法律上似乎並無明顯的說明。
當時社會上對於以戀愛為名義奸汙婦女的行為視為一種新出現的流氓罪。在80年代中期的法學刊物上屢屢見到這樣的法學文章，呼籲對於這種現象保持警惕，稱這種情況為“大婚不辦小婚不斷”。張行就是中了這一招。張行隻感覺那時的社會人們都處於一種偷窺心理，隻要你在公共場合做些私密舉動，馬上就會有人跑出來充當道德糾察。
1985年，他被判3年徒刑關進了上海提籃橋監獄。
那兩年社會上治安不太好，人們對於社會風氣的普遍擔心，完全集中到自由化上，穿著時髦幾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詞，跳交誼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到了 1983年，黨內開始抵製精神汙染，社會上開始嚴打，交誼舞的熱情降至冰點。那時候，不要說在公園裏跳舞，就是晚上兩個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盤問。
1983年開展了一次中國最嚴厲的打擊犯罪行動，當時因為舉辦家庭舞會被嚴打判刑的案件不在少數。性社會學家李銀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其實這種聚會未必發生關係，隻是一些“摸摸索索”。且是成年人的自願行為，但被判了重刑，直接槍斃了。一時間，社會氛圍變得噤若寒蟬。性解放的速度至此停滯了 5年。
在監獄裏的那幾年，張行發現幾乎有一半的人是因為談戀愛發生關係被抓進來的。
到了90年代初，張行漸漸發現風氣變了，沒人再把男女之間那點事看成犯罪了。“人權”這個詞突然變得很熱，性開始光明正大成為個人的私事。
而到了1997年，刑法進行了修改，流氓罪被取消。關於流氓罪的爭議在法學界一直就有，主要是流氓罪的界限過寬，成了口袋罪，什麽罪名都能往裏扔。
1979年的刑法有個最大的局限就是它的“類推原則”——即使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隻要認為它是有危害社會性質的，也可判刑。這一點也在1997年的刑法修改中取消了。
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高銘暄告訴記者，這也是當時不得以的辦法，因為首部刑法隻有129個罪，怕漏了。
1997 年，流氓罪雖然取消了，但內容並未取消。它分解為聚眾鬥毆罪、尋釁滋事罪、猥褻罪、聚眾淫亂罪繼續留在刑法裏。性社會學家潘綏銘教授看來，現在的法律更像表態法，在刑法中表明了態度，但很少再會因為非婚性行為給人定罪了。這其實是政府態度的一種轉變，人性解放的一個標誌。
而對於已經步入中年的張行來說，這個陰影至今伴隨他左右。流氓歌星的稱呼蓋過了他的音樂才華被人記住。他常說，在中國，你不經曆那個時代，你不會明白。
1993年，一個叫文經風的下海青年開起了中國第一家性用品商店，自此竟鬼使神差地推動了安全套的市場化，後來文被人們稱為“套爺”。
避孕套走向了市場，前來看熱鬧的人把小店圍得水泄不通。文經風的店在開張16天後，一位青年人誤入其中，在目瞪口呆後，他掏出9元6角，買走了第一盒安全套。
自此，人們開始享受不被計劃的“性”。 ★
“下海”，換個活法
“下海”——這個出處可以上溯到元朝詩歌的詞語，此前是一個少有人知的行業俚語。而在上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它開始密集地使用，1993年曾在《人民日報》的文章標題裏出現了26次。與之相對，“單位”“分配”“頂替”“鐵飯碗”……由常用語漸變為曆史名詞
深圳珠寶商人莊儒平忙著布置次日即將開張的賣場，期間抽空與《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聊起了自己的下海經曆。
這是一段從中學教師到億萬富翁的傳奇。不安於現狀、敏銳、果斷、雄心勃勃、追求穩健而又富於冒險精神，莊儒平看起來與那些露宿荔枝公園的闖深圳的後輩沒什麽不同。或許唯一的差別，就在於他對於那場大潮欲來的先知先覺。“我應該是最早下海的那一撥人。” 1979年就辦理停薪留職、從汕頭小鎮跳出來的莊儒平說。盡管他回憶，自己聽說“下海”這個詞已經是上世紀80年代末。
“下海人回蕃貨賤，巡鹽軍集哨船多。”在元朝詩人張之翰的詩歌《再到上海》中，“下海”意味著出海。1997年4月第一版的《漢語大辭典》這樣解釋這個詞：1.出海；2.戲曲界稱非職業演員(票友)轉為職業演員；3.充當娼妓。而2003年7月第一版的《辭海》對其的解釋多了一個：比喻幹部等非從商人員改行經商(進商海)。
海對麵的致命誘惑
深圳，蛇口。從後海到前海的赤灣，海岸線綿延近8公裏。在成為內地的下海者淘金的目的地以前，這裏曾是一場持續數十年的“下海”潮的始發站。蛇口當地的漁民，以及來自廣東腹地、福建的偷渡者，從這裏離岸下水，遊向最近6公裏遠的對岸——香港。
1979年從上海借調到蛇口的王今貴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自己來到蛇口時，當地的村子地沒人種，全是茅草——因為壯勞力幾乎都“逃港”了。而組織部門對借調來的幹部特別強調政治素質和生活作風，因為怕幹部也逃港。
後來擔任蛇口工業區管委會副主任的王今貴，那時與開發蛇口的同事住在農民的房子裏。早晨，海岸上全是逃港的人留下的衣服、鞋子、自行車——他們大都來自外地，白天藏在山裏躲過邊防哨兵的巡邏，到了晚上偷渡過去。其中的一部分能成功抵達對岸，另一部分人中途體力耗盡或迷失方向而死在海上，屍體漂到宿舍前麵來，掩埋這些屍體是王今貴等人不得不幹的工作之一。
“也有遊了半天又遊回來的，以為到香港了，半夜來敲我們的門借電話打，我們說，搞錯了。”短短6公裏，分隔的是兩個世界。“在生產隊勞動，一天不過幾分錢；去香港打工，一天最高能掙到一兩百港幣。”王今貴說。
比王今貴稍晚了一班車的年輕人武克鋼，於1979年底從北京被借調到蛇口。他是交通部科學研究院的工程師，1980年曾獲得“全國青年優秀科學家”稱號，交通部唯一的一個。
武克鋼對社會問題很感興趣，常與他的外公、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討論價值規律、利潤等話題。來蛇口後，他因為在電視裏看到鄧麗君和港姐選美而興奮不已。這裏開放的氣場很對他的胃口。以至1982年上海某報登文《租界的來曆》影射蛇口工業區，很多蛇口的幹部又回到交通部，他扛著沒走，因此在1985年升任蛇口工業區副區長。
同在海邊，1979年的汕頭則一如既往的平靜。19歲的中學數學老師莊儒平做了一個很“新潮”的決定——把自己的課分給另外三個老師上，工資仍以自己的名義發，讓代課者平分。他自己則拿著300元錢，帶著從村裏日用製品廠批發的一些諸如皮帶、塑料梳子、蚊帳、鋁湯匙之類的小商品來到廣州，買了一份中國地圖，研究半天，決定去離家近一點的湖南轉賣。“湖南離家近，萬一錢和介紹信被偷了，回去也方便”。後來，他從倒賣木材生意中賺到了第一桶金，而這也為其日後遊向深海積累了經驗。
把檔案丟進“垃圾堆”
被武克鋼拋在身後的北京，此時正為解決待業青年的問題頭疼。大批知青的回城，加上新增的適齡勞動力無處就業，讓躁動和不安在這個群體中彌漫，並以自殺或犯罪的極端方式釋放。1979年1~5月，北京市待業者自殺人數占全市自殺總人數的18%，待業人員在全國各地圍堵政府機關的消息讓中南海十分重視。
嚴峻的形式，逼得遠離海岸線的首都也出現了一朵浪花。在工商部門向私人放開了一些生活服務性行業的準入後，1980年，北京的翠花胡同裏，“中國個體第一家”——悅賓飯館的老板劉桂仙想開家飯館，以此解決兩個孩子的就業問題。她對東城區工商局提出了開店申請。時任該局副局長的靳雲平曾對記者回憶，他們曾為此猶豫，因為按照政策，當時隻對修理業、手工業的個體經營活動有所放開。內部研究了半天，最終決定批準。
事實上，“陸地”與“海”之間的最大障礙，是職工在人事關係上對於單位的依附。這也是計劃經濟體製對於調控生產的製度保證。北京市白紙坊街道一位老街道幹部回憶說，用人單位要招工，必須經過政府勞動部門來招收；無業人員想找工作，也要先到政府勞動部門去登記，再由其安置分配工作。等待被安排工作的待業青年一旦有了工作，關係就轉到用人單位，勞動部門會將其從待業登記名單中撤銷。
在如此嚴密的人事製度下，人才流動的部門隔閡，是曾一度困擾蛇口工業區的問題。王今貴說，蛇口在“五通一平”的基建階段是在交通部內部借調，這還比較好辦，找部裏打個招呼就行。但當工業區缺乏行政和企業管理人才，需要從其他單位調人時，時任深圳市蛇口工業區管委會負責人的袁庚不得不帶著蛇口的人事幹部去北京的各大單位、高校挖人，然後用盡各種方法與所在單位反複溝通。這種單位之間的橫向調動的麻煩在於，難以協調部門利益，“業務尖子人家不肯放”，打破“幹部私有製”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來的。
作為全國率先打破檔案製的特區，時任蛇口工業區副區長武克鋼認為，蛇口的突破完全是現實倒逼的結果。蛇口工業區是最早對外資開放的地方，集中了當時全國最多的合資企業，“外商需要幹部”，而對於合資企業，顯然不能以計劃經濟那一套分配和調動的辦法來補充人。蛇口工業區於是在1984年左右掀起了一股鼓勵幹部去外企工作的熱潮，這是蛇口出現的第一撥“下海潮” ——雖然當時他們並不這麽叫。武克鋼那時拿雙份工資，也不過112塊錢，而去外企的話，一個月發幾千塊。這樣，不僅是工業區幹部，就連中學老師都爭相下海去外企。
問題在於，蛇口本來就缺幹部，經曆過這一撥下海潮後，人員方麵更是捉襟見肘。於是蛇口工業區的創建者袁庚決定冒險，在蛇口實行雙向選擇、自由招聘，無論是來開發區還是企業，都不需要檔案，自己填個材料就行。而在此前長達30多年裏，檔案是中國職工最為熟悉而又陌生的物件。它靜靜地躺在人事部門的抽屜裏，跟隨人的一生，卻永遠不可能被主人看到，隻有在工作調動時才通過內部機要送到接收單位。
“引起了現代企業，必然要帶來人事製度的變革，”武克鋼感歎，“三年困難時期，連討飯都要帶介紹信的，很多地方都出現過當地拒絕開介紹信而餓死人的事”。由此，他把下海背後的擇業自由稱為“對人的解放”。
“我們都下海吧”
1984年1月26日上午，王今貴和同事們坐在蛇口的招商局辦公樓7樓會議室，等待著他此前並不知道身份的中央首長視察。在袁庚的陪同下，鄧小平走了進來。聽完工作人員在沙盤模型上作的介紹，王今貴加入了陪同人群，陪鄧小平去參觀中外合資的鋁廠、油漆廠和集裝箱廠。
“他隻是在聽，不時地點頭，沒發表任何意見。”王今貴回憶，但鄧小平當天的“輕鬆感”顯而易見。一個細節是，平時很少喝酒的鄧小平在午飯時喝了三小盅茅台。而到了午間休息的時候，這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房間並沒有倦意，而是讓王今貴陪他到下榻的“海上世界”郵輪的後甲板轉了一圈。
這一年，22歲的莊儒平憑著下海賺到的10多萬元錢，已經在家鄉汕頭建立了自己的工廠，生產服裝、鬆緊帶之類。這是他下海以來賺錢最多的一個時期，卻感到無所適從。雖然是與深圳同時開放的特區，當地的經營環境卻無法與之相比，“官員榨你，窮人也告你”。
受到鄧小平南巡的鼓勵，私營企業的種子在這一年集中被播下。財經作家吳曉波把1984年稱為“公司元年”，因為這一年，王石、張瑞敏、柳傳誌、李經緯、史玉柱、段永平、趙新先、李東生等企業家都以不同的方式進入了自己日後的角色。在《激蕩三十年》裏，他把一句民間詞匯“我們都下海吧”，作為這一章節的引語。
而這個詞語出現在《人民日報》裏要等到次年6月27日，在第二版的評論文章《談“下海”》裏，作者鼓勵國營商店“在商品經濟的大海裏‘遊泳’”。這是《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中國官方媒體上檢索到的對於“下海”的最早表述。
這波下海潮解放的不隻是企業家，還包括內地工廠裏那些不安分的年輕人。1986年，湖北襄樊一座大山裏的三線工廠，24歲的宣傳幹事陳西峰剛剛從北京的中央工藝美院進修兩年回到廠裏。
這個從小就對美術有著興趣的年輕人感到空虛，在北京的日子，他平均每天要畫三幅作品，連周末時間也用來泡美術館和在老師家練習。但回到廠裏，他的才華隻能用來辦黑板報和出工會的宣傳海報。他隻能把自己的青春揮霍在與同事騎著“二八”自行車，勇闖神農架原始森林這樣的探險遊戲上。
這個不安於現狀的青年人決定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陳西峰對於深圳的向往是從視覺開始的。一位供職於《深圳青年報》的同學會不時給他寄樣刊，他驚訝於報紙上百無禁忌的話題和新穎的版式。於是，他請了“探親假”，把自己的作品都拍成照片，坐火車來到深圳。在他的記憶裏，1986年的深圳是個嶄新的世界，公共汽車空蕩蕩的，沒什麽人，街上能看見的人全是20多歲的，30歲以上的都很少。“這才是我要待的地方。”他這麽想。
半個月後，陳拿著自己的作品照片，直接找到香港翡翠台在深圳的分公司的港方經理，找到了下海後的第一份工作——做動畫片的背景帶片。之後，他給原單位寫了一封辭職信。開頭的稱呼“先生”，把單位領導嚇了一跳，他們把這封玩世不恭的辭職信用廠裏的大喇叭念了一遍，還商量著讓保衛科的人到深圳來把他抓回來。
坐在自己的擺放著各種藝術品和《哈佛商業評論》的風動畫工作室裏，陳西峰說，自己後來才知道那段日子父親在廠裏承受的壓力，“被人家指著鼻子罵”。
陳西峰到深圳的這一年，他逃離的國營企業終於發生了人事製度的變化。1986年7月12日，國務院發布了國營企業勞動用工製度改革的四項規定，即《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製暫行規定》《國營企業辭退違紀職工暫行規定》《國營企業招用工人暫行規定》和《國營企業職工待業保險暫行規定》。
根據這些規定，從1986年10月1日起，國營企業招用工人，“麵向社會，公開招收，全麵考核，擇優錄用”；必須實行勞動合同製，廢止子女頂替等製度。有評論說，“這基本標誌著國營(當時還不是國有)企業‘鐵飯碗’的結束。”
1987 年是汕頭的工廠老板莊儒平賺錢最多的一年，但他卻敏銳地意識到這種出口加工工廠遍地開花，已經有惡性競爭的趨勢。於是，他把老家的工廠交給了哥哥打理，自己帶著10萬塊錢來到深圳——這個地方的波瀾壯闊讓他向往已久。為了回報深圳國旅珠寶金行的一位領導，“講義氣”的他進入了這家國營單位，試圖幫助這位做行政出身的領導將企業領上軌道。在隨後的幾年裏，他利用自己的經營才能為這個國營單位帶來了營業額的連年增長，後者回饋他一紙深圳戶口，以及大把的珠寶業人脈資源。
同樣在這一年，蛇口的青年幹部武克鋼被公派到美國留學。出發前，他回了一趟北京，特意跑到著名的個體戶老舍茶館喝了一碗大碗茶。在他的印象裏，這個時候的北京人下海的渠道有限，僅限於開出租車和街邊的鹵雞蛋。“下海”還不是北京的朋友跟他侃大山時的口頭語。
全民熱詞頻頻現身《人民日報》
1988年，“下海”在《人民日報》上，一年也就出現了一兩次。《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馬立誠再三回憶，不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聽說過“下海”的說法。他對這個詞有印象是在1992年。
這一年1月，在美國待了5年、拿到政治學博士學位的武克鋼回國探親。他在深圳第二次見到了來視察的鄧小平。在深圳迎賓樓，鄧小平在幹部會議上講的“誰不改革誰下台”讓他記憶深刻。鄧小平的語氣讓他確信，中國要繼90年代初的保守思想回潮後，重回改革軌道。
1992年是中國的又一個轉折點，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被寫進了中共十四大報告，關於改革的意識形態爭論被擱置——中國跳進了大海。
此時，無論在民間話語還是官方媒體，“下海”都成為了真正的全民熱詞。1992年，它在《人民日報》的文章標題裏出現了7次，《經濟日報》是18次。第二年分別增加到26次和49次。在被《人民日報》報道過的下海官員中，北京市旅遊局前局長薄熙成是最著名的一個。而根據中共遼寧省委組織部的數據，該省在 1992年前後約有3.5萬名官員辭職下海，另有700名官員“停薪留職”去創辦企業。
這一年，武克鋼把在美國開餐館、炒股票、基金賺的錢帶回國內，辭掉了蛇口工業區的職務，開始了自己的下海之旅。他的心中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抱負，希望中國從無所不在的官本位文化走向工商文明，在這樣一個文明中，人們都依賴規則行事，而不是潛規則。他在深圳、海南、香港、武漢、大連等地轉了一圈，足跡所過之處都留下了企業。其中最著名的一個是1997年在雲南創辦的雲南紅酒業。
12年後的今天，他正為“雲南紅”的上市而奔忙。但這並不妨礙這位有著官員履曆的知識分子關注阿富汗大選和日本首相選舉。在采訪過程中，他差不多花了1/3的時間與記者探討“普世價值”的話題。
而在1992年市場經濟大潮的衝擊下，莊儒平從國營深圳國旅珠寶金行抽身出來，再次下海。原因是，他已經無法與國營企業的經營邏輯相洽合，即使這個企業在深圳。“這個企業的業務，大部分是我一個人在做。但在國營企業，你幹的再多都不是自己的，我每年都隻敢比上年多完成30%的任務，因為下一年的任務量以前一年為基礎”。
一些同事也開始打小報告，莊儒平在深圳有私家車、大哥大和六七家店鋪——雖然他已經盡量在上班期間把大哥大藏到包裏，“他們說的都是事實，但這些都是我進入企業以前就有的。”莊解釋說。
但莊儒平並沒有真正離開這家企業，而是在退出後成立公司，以掛靠的方式繼續與其合作。直到政策允許後，逐步收購其股權。回顧自己的從商曆程，他會感歎，真正受惠於下海的其實是那些“有辦法、有門路、有基礎”的人。
陳西峰也有類似的感觸。1995年，已經供職於日本最大的動畫企業朝日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他，月薪已經能拿到15000元。這一年他去日本參觀，見到了仰慕已久的動畫導演宮崎駿，他向對方談起自己的困惑：在中國，漫畫沒人關注，政府也不太重視文化產業。宮崎駿則用自己的作品《風之穀》4年無人投資的例子給他鼓勵。
“中國的情況很像日本的60年代，他對我說，堅持住。”陳西峰回國兩年後，辭職創辦了自己的風動畫公司。在這個花600萬買的辦公區裏，他一方麵為歐美和香港的動畫做前期加工——他參與前期製作的動畫片包括《麥兜》；另一方麵，用賺來的錢投入原創作品，他希望做一部給成年人看的動畫片，不是那種“蹦蹦跳跳很幼稚的”。
陳現在每年都要給仍在老家工廠上班的三弟寄些錢。三弟是車間班長，工作勤奮，每個月滿打滿算能拿到1200塊工資。他曾把三弟接到深圳學過一段時間開車，但三弟並沒找到收入足夠讓他把全家都接來的工作，沒多久又回去了。
“媒體報道的都是下海人中的成功典型，這很容易掩飾下海殘酷的一麵。”陳西峰說。讓陳西峰傷感的例子是，他妻子的一位老師，從紹興一家國有廣告公司辭掉工作，帶著畢生的積蓄來到深圳，沒多久就被騙光了，隻好黯然回到紹興。現在隻能靠幫人畫點小標誌、接點家教活為生，原來的保障全沒了。
但陳西峰仍然感激深圳——這個當年給了他和無數人弄潮機會的新世界。2009年上半年，因父親去世，他回到了很久沒回去過的大山裏的工廠。那裏已經一片蕭條，當年意氣風發建設三線的工程師們，現在都拄著拐杖在廠門口蹲著，神情木然地數著一起來的人裏誰又去世了。
“如果不是當年下海，現在的他們可能就是我人生的另一個版本。”他慶幸自己選擇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
畢業20年，激流中的自由抉擇
2009年夏天的畢業20周年聚會，讓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85級的同學得以回頭審視一下人生。中國經曆著“劇烈的變革”，他們也度過了無比複雜的青春。時代的激流提供給個體的，既有身不由己的無奈，也有更多的選擇自由
2009年7月18日，吳文健在電話中勸徐江：你還是趕快來吧！這些人，這20年，濃縮人生精華。身為作家，怎麽能缺席這樣的機會？
第二天，徐江推掉所有雜事，由天津趕到了北京。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操場上，他趕上了生動一幕——一群腿腳生硬的中年男人很欣然地踢球，倒像被足球戲弄。當衡曉帆下場時，臉色慘白，身為同學的妻子嗔怪：都“三高”了，還逞能。
畢業20年的同學聚會，北師大85級中文係的120人來了80多人，還包括一個帶孩子專程從美國趕回來、下飛機先自我隔離7天的女同學。20年前的中國，正經曆著由精神生活到物質生活的急劇轉型，而同學聚會恰是提供了一條時光隧道。
在當初上大課的教室，85級同學坐在一起，每個人到台前講一段話。幾乎所有人都坦誠得令人動容。中國經曆著“劇烈的變革”，他們也度過了無比複雜的青春。時代的激流提供給個體的，既有更多的選擇自由，也有身不由己的無奈。
文學尤其是詩歌，成了這次同學聚會的重要主題。為聚會特製的明信片上，分別印著幾位同學的代表性詩作；做生意的陳建中，像分發傳單一樣興奮地散發著新出版的詩集。詩歌，曾經是這批學生的共同夢想，代表著一段無拘無束的歲月。
在中國當代詩壇，吳文健(筆名伊沙)、衡曉帆(筆名侯馬)、徐江都是名聲響亮的人物，他們在聚會中獲得了更多敬意。衡曉帆頗為感慨地說，無論命運如何變幻，這一代中文係學生的內核還在。
1985年進入北京師範大學，一批未來的詩人有意無意間都被安排在“西西樓”305寢室。除了前述三人，宿舍裏的其他4位也都迷戀文學，孫立新甚至甘願留級一年，從物理係千辛萬苦轉到中文係，這在當時也算開了先例。
305寢室的7個人，在位於鐵獅子墳的大學裏做了4年相近的夢。夢醒之後，被投入社會的激流中，開始了看上去截然不同的人生。
對於未來，他們曾缺乏想象力
北師大85級畢業生很不幸，他們與84級同時畢業(後者是五年製)，這使得85級的就業形勢異乎尋常地嚴峻。而對於20年前的大學畢業生來說，自由擇業還是鏡花水月，分配決定了他們當時的去向。
原305寢室的諸君，衡曉帆成了北京的警察，吳文健回西安做大學教師，諶永平、但燕君、孫立新也都分配回了老家，委培生張君道不情願地回到四川大山深處的軍工廠，而徐江則自願前往遙遠的廣東三水——那邊承諾了一套住房。
因為生活習慣上的巨大不適，人民教師徐江隻在三水工作了大約半年，就返回母校等待重新分配的機會。
在衡曉帆的印象中，他們這撥人真正看到自由選擇職業的希望，始於1992年《北京青年報》向社會公開招聘編輯、記者。周圍許多朋友報了名，衡曉帆也躍躍欲試。
可單位又給他提供了到基層派出所掛職鍛煉的機會，他幾經權衡，放棄了新聞夢。
吳文健說自己大學時代沒想過未來做什麽，因為社會沒提供更多可能，不像現在，大學生也能出來做各種兼職。而從獲取信息的渠道上說，當時連上攤的報紙種類都很少，更談不上以“自由、平等、共享和全球化”為理念的web2.0。
但1992年或許是個標誌，越來越多的道路次第展開。這個階段，張君道也下決心離開了軍工廠，南下廣東做生意，最近才重新回到四川，經營一家廣告公司。
徐江則在1993年放下教鞭並就此脫離體製，他的職業履曆包括生活雜誌編輯、體育記者、廣告策劃、影視編劇，從2001年起做了自由撰稿人。
前不久的一天，這位42歲的男人偶然記起，自己中學時代的理想，是當一個自由作家。現在的生活，不正是那時想要的嗎？
徐江家客廳的整整一麵牆全是木格子，塞滿了各種CD、VCD、DVD，一天的生活通常在古典音樂的伴奏下悠然開始。此後，他會打開電腦，按計劃完成一篇用於謀生的專欄文章，或是寫下隻與理想和誌趣有關的文化筆記或詩歌。除此之外，這個丁克家庭的男主人還有大把大把的時光，他會靜靜地看書，或慢條斯理地把煙絲填到煙鬥裏，抑或在網絡詩歌論壇裏與人“掐架”。
聚會時，一個做生意的同學說，他大概有1/3的時間都是飛在天上，很羨慕徐江，能有時間看看喜歡的書和電影。
在北師大85級的120多人中，似乎還沒有第二個人像徐江這樣，成了不折不扣的自由作家；他工作變動的頻率也幾乎無人能敵。徐江並不願意簡單地把“逍遙”理解為追求自由。他說自己並不抗拒工作，想要的僅僅是一個可以讓他感到安定的環境。畢業後的那10多年裏，他沒有得到，隻好先呆在家裏。保障了寫作的夢想，就是保障了他的基本自由。
而讓他能夠自由生活的前提是，媒體的繁榮和市場化——除了幾千份報紙，還包括網絡。否則，他不敢想象一個偏居天津的人僅僅靠寫稿就可以謀生。
過去20年的社會進步，讓徐江感受很深，就是對人的身體需求的基本尊重。他說自己不信奉生活在別處，“就生活在這個時代”。
以舒服的方式表達
20年間，伊沙(吳文健)有一個輕閑的本職工作——大學教師。1992年開始的10餘年，是教師待遇相對較低而市場經濟的機會與誘惑四處閃現的階段，為了增加收入，他曾在電視台和多家雜誌社兼職，還過了一把書商癮，雖然血本無歸。
穩定的家庭和工作，是伊沙這些年一直珍視的東西。這讓他可以很安心地寫詩、寫小說，文學才是他生命的意義所在。他的觀點是，想做一個內心自由的作家，需要過正常人的生活，有穩定的生計保障。
“想過放棄寫作嗎？”麵對這樣的問題，伊沙很肯定地回答：連一個瞬間都沒有。
無論伊沙、侯馬還是徐江，在詩歌界都被劃為相同的流派——民間寫作。他們秉持的是一種與所謂“知識分子寫作”相對立的詩歌風格，題材上更貼近日常生活，語言上提倡直白與本真。
詩歌風格的選擇背後，其實是他們對自由表達的相近理解。
大學時代，朦朧詩盛行，伊沙也學著寫過幾首，他感受到的是“一種根深蒂固的不愉快”。而接觸到國外的口語詩以後，他備感親近。
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侯馬和徐江也一再強調，口語化寫作是對表達方式的解放，是自由、平等價值觀在詩歌上的一種體現。
關於生活中的自由度，伊沙覺得是一個相對概念。“有多大的願望和想象力，才決定了你對自由空間的衡量尺度”。即使存在某種限製，他也不認為構成不作為的借口。
作為作家，伊沙毫不諱言。他剛畢業那幾年，詩作很難進入官方刊物的視野，而民間刊物也一度受到限製。隻是最近幾年，民間詩歌刊物才得到了某種程度的默許。
伊沙近幾年開始寫小說，一部以西安文人圈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書稿被書商先後送到不下50家出版社，還沒有被采用。
在西安，伊沙沒有加入作家協會。但這並沒怎麽妨礙他的作品的傳播，這要感激自由市場經濟催生的圖書“二渠道”，以及互聯網的出現。在伊沙看來，網絡拯救了民間詩歌，它大大降低甚至消滅了詩人們發布作品的成本，也極大地增加了寫作、交流的自由。
像麻雀那樣活著
這種自由的源泉，很大程度上來自母校的師長。在305寢室的同學們眼裏，那個時代的北師大有太多值得尊敬的老師，既有鍾敬文、啟功、許嘉璐這樣的長者，也有任洪淵這樣有銳氣的中青年教師，他們身上無不具有讓學生欽服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北師大帶給我們這批人中國最好的大學教育，即使謙虛一點，我也會這麽說。”聚會發言時，衡曉帆說。
那時北師大中文係的自由度，不要說在今天，即使在同時期的其他院校也是難以想象的——學生隻需考試及格，修滿學分，無須忍受刻板的課堂點名。伊沙說，差不多60%的課，他都逃掉了，這些時間，他和徐江、侯馬(衡曉帆)等人也沒“揮霍”，他們除了瘋狂地踢球，就是到新街口看電影、買碟，或者沉迷於圖書館的文學名著，晚上躺在寢室的床上高聲朗讀詩歌。
從神仙般的大學生活中走出，許多人得以重新定義和理解自由。
按照慣常的眼光，305寢室的7兄弟裏，侯馬的工作最缺乏自由度，離詩意的生活也最遠——20年來一直在公安係統，最近還升任某公安分局的政委。不過，自覺的文學創作，恰恰也是在進入警界之後開始的。
在單位裏，隻要不是同事追問，侯馬不會提及自己的詩人身份。工作僅僅是工作，詩歌則是自己的信仰，是生命價值之所在，他希望把二者區分開。
侯馬並不否認的是，其工作的性質，可能會對詩歌寫作、對思維方式帶來某種限製甚或損害，他隻能力求將其降至最低。他努力留意身邊的事物，捕捉靈感，被伊沙稱為感情超級細膩的詩人。
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人生沒有價值。”侯馬清楚自省的重要性，寫詩的過程，他甚至帶有某種贖罪的心理。
有一次執勤，穿著警服的他在車禍現場嗬斥一位老人，隻因對方趁亂撿拾散落地上的礦泉水。事後，侯馬把自責寫進詩裏，他覺得那是自己對威權的炫耀，而非對道德的維護。
在侯馬的詩歌裏，麻雀是常被提及的意象，這是一種離人類很近又始終未被馴化、“奴化”的動物。他還偶爾會提到“囚徒”和“尊嚴”，在身為警察的詩人眼裏，這兩個詞語沒有必然的衝突，即使囚徒，也要維持自己的人格與體麵。
“我想，自由是與平等、獨立相聯通的。”在他看來，保持獨立人格和獨立思考，是獲得靈魂自由的前提。
周末，侯馬通常要送孩子去參加課外學習班，其間的兩小時空閑，成了他的創作時間。他會在咖啡館要一杯咖啡，把最近記錄在本子上的點滴感觸寫成詩歌。
外人難以想象，那是怎樣歡愉的兩小時，那是怎樣的一種靈魂肆意飛揚的狀態。侯馬覺得自己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內心深處有觀察、抒寫時代的使命感，在一本詩集的封麵，他把自己稱為“上世紀60年代出生人群中的精神潛伏者”。
與多數同學相比，他或許也是一個需要為了內心自由付出更大努力的一個。
未完待續
回憶青春歲月的時候，伊沙會想起1996年的夏天，他和侯馬、徐江相聚西安，30歲左右的他們在南城門突發奇想，進行短跑比賽，真像是在追逐青春的尾巴。
今年夏天的這次相聚，他們沒有比賽短跑，隻剩下對青春的審視。那個充滿理想主義光澤的年代，已經被完全替代了，所幸，他們覺得自己的理想主義，並沒有全都隨激流而去。
看看周圍的同學，多數人也未曾在這個水流湍急的大時代裏徹底迷失。
“熟悉的臉孔比原來胖了一圈，許多人的普通話大幅退步。”這是聚會之後侯馬對同學們的表麵印象，而在精神領域，他覺得大家還保有這所學校給予他們的情懷與尊嚴。曆史在帶給他們特殊的曆練的同時，似乎也給予了他們特殊的力量。
也有個別同學神情黯然，按伊沙的說法，“顯然是被社會侮辱過的”。假如在過去20年裏出現一些身不由己的遭遇，也確實沒什麽好奇怪的。
這不是一群在抱怨與沉迷中生活的人，他們知道如何理性地麵對世事，並妥帖地保管好自己的靈魂。時至今日，305寢室的兄弟們，大多堅持在寫作中尋求一種內心的自由，而且，他們想表達的不僅是私人情感。
侯馬說，他和他的朋友們經曆的是一個如此激蕩的年代，“曆史把機遇送到你麵前，不把握都不行。”
20年太長，20年太短，他們的故事，未完待續。 ★